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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伯站在门边,一只小小瘦瘦的手抓住圆顶高帽和一把折伞,另一只手搁在半开半闭的门的把手上。

“我走了,妈妈。”对着清晨的宁静喊道。

“祝你有个愉快的日子!”从后面卧室中传出来的声音甜甜的,但是没有精神。“你今晚不会迟到吧?孩子。”

“不会的,妈妈。”

“七点钟,是吗?”

“七点钟。”他心不在焉地回答着,眼睛扫过起居室,心里不觉一动,他想:我将会怀念这一切。

他看看优雅的家具,红木橱子,里面装着他母亲辛勤收集的瓷器,房角有个小饰物架,装着各色各样的小玩意儿。

这个房间——一度颇值得骄傲的房间,每一件家具在晨光中都会闪耀发光。如今,每件东西都褪色、破旧、疲惫不堪,甚至他母亲也似乎褪色、破旧、疲惫不堪。自从1929年,生意惨败,她又成为寡妇之后,她一直在工作,因为赫伯的薪水菲薄,所以她从没有舍弃那份工作。

他轻声对那个刚刚闪进厨房身披法兰绒袍子的人影道别,等候熟悉的“再见”声后,再随手关上门。

赫伯进入电梯,按“1”字的钮。这部呻吟着的老爷电梯,疮痍满目,全是年轻人的名字,唯独没有他的名字,想到这点,不禁有些伤感。在四十年的岁月中,他有三十年是居住在这幢公寓里的,但一直没有勇气在锈迹斑斑的电梯里刻上自己名字的缩写。他摸摸挂在胸前那只怀表末端的金刀子,心中有一股冲动,但是天生的胆怯和遵守秩序的习惯,使他将手从背心口袋中挪出——空手伸出来。他叹口气,永远没有机会了。

赫伯是个一丝不苟、拘泥于形式、生活规律而单调的人。这天,当他步入清晨的阳光中,计划在日落前偷窃五十万元时,他也只给自己一个秘密的微笑。

这天上午和平日一样,赫伯坐在第三车厢的后面,他的《纽约时报》整整齐齐地折叠成四分之一,试着用近视的双眼阅读新闻。

到华尔街站的时候,赫伯和许多身穿黑色哗叽呢西装,头戴圆顶礼帽,手拿雨伞的人一起下车。他步行一小段路,进入一座灰色的大厦,进去的时候,向门口的保安点点头,再乘电梯上十六层,走出电梯,在一扇不透明玻璃门前站了好一会。那扇门刻着:“泰波父子公司,创立于1848年,纽约证券交易公会会员。”

他顺着一条通道走过去,推开一道栏杆的门,几乎看都不看用粉笔记载着前一天各公司股票行情的黑板,径自进入一间小小的办公室。里面有六张办公桌,镶着玻璃的档案柜,一道墙边有一个像笼子一样窗户。赫伯的办公桌和其他人分开着,以表明他在公司做了二十三年的资历。

九点钟左右,其他的办公桌都有了人。高高的、樵悴的比利,草率地和赫伯点个头,溜到自己的座位上。他的资历只少赫伯两年。芬黛小姐是个相当有才干的年轻女人,三十岁,当她扑扑粉后,在桌子后面坐下来,她的座位在一扇通往副经理办公室的橡树门边。接下来是两位低级职员,最后进来的是劳伦斯,他是副经理妹妹的儿子。

劳伦斯刚进来,他舅舅就从里面的办公室出来,检查考勤。他对大家准时到达感到很高兴,然后向芬黛小姐点头让她进去。

十点三十分,芬黛小姐从泰波副经理办公室走出来,泰波副经理随后走出来,来到赫伯的桌边。

“早晨好!赫伯。”他假模假势地说,“一切都好吗?”

“很好,泰波先生。”赫伯回答。

“今天是星期五,特种债券下午送到,由你负责。那都是可以流通的债券,我们要存到楼下的仓库里。”

赫伯点点头。突然劳伦斯走到副经理的身旁。

“舅舅,”劳伦斯说,“我也来干吧。”

泰波副经理问赫伯,“你觉得怎么样?”

赫伯可不想再要一个人插进来,他说:“我想我一个人就行了。”

“很好,”泰波副经理说。

劳伦斯回到了他自己座位。

泰波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赫伯看看整个办公室,看到没有人注意到他,便拿起电话,打了三个电话。第一个是给他母亲的,第二个是约人在一个自助餐厅见面的,第三个是打给楼下房地产公司的。

放下电话后,他拉开办公桌中间的抽屉,拿出一叠空白收据,这是他上个月从一家运输公司弄来的,这个公司下午又要送债券来。

赫伯开始在空白收据上填写。中午时,赫伯差不多填写完了那些假收据,把它们又放回中间的抽屉锁上,然后穿上外套,戴上帽子。

他下电梯,走到街上,快步走过五条街,走到一家小自助餐馆,他选了几样食物,端着盘子来到两个男人身旁。两个男人一个很瘦小,一个很魁梧。

赫伯称他们为斯通先生和布朗先生,他们是黑社会外圈的人物,赫伯花了三个星期在纽约的酒吧里找到的。

吃午饭的时候,赫伯解释了叫他们来的原因,当他提到金钱的数目时,那两个人吃惊地互相望望。

赫伯说:“不管怎么说,这事情没有一点危险,计划得非常周密。”他探过身,说出了他的计划。

计划里最重要的是时间。赫怕知道,同事们在星期五总是提前下班,所以要斯通和布朗到楼下房地产公司假装谈业务,然后从防火楼梯离开。芬黛小姐总是在下班前五分钟到洗手问化妆,抢劫要在她不在的那一刻进行。

计划很简单,当赫伯带着债券进入副经理办公室时,斯通和布朗要跟进去,拔出手枪,抢过债券,打昏副经理,为了掩人耳目,他们也要打赫伯,不过赫伯警告他们说:“绝对不许伤人。”

斯通问:“如果那个叫芬黛的女人回来得早,那我们就麻烦了”“是啊,”布朗说,“如果封锁全楼,进行搜身,他们就会找到债券。”

“不,他们不会找到。”赫伯胜利地宣布道,“因为你们身上没有债券。”

两个歹徒扬起眉毛。

“那是最后的一个细节,”他示意两个人靠近些,“现在你们听仔细了,当你们抢到东西之后,在离开时,把两卷债券扔进废纸篓里,我会在桌子上留一些废纸,你们可以顺手一扫,盖住债券,然后你们从防火楼梯出去,摘掉面罩,乘电梯下楼。”

布朗说:“那么就是警铃响了我们也没事,对不对?”

“对。”

“不见得,”斯通说,“债券怎么送出大厦?”

“简单得很。警方会问我话,当然会发现我是无辜的。当他们离开后,我就从纸篓中取出债券,放进手提箱,离开。”他很骄傲地说。

“真是太妙了,”布朗高兴地说。“我们抢五十万,连被抓到的机会都没有。”

斯通更实际些。“那些债券我们可以卖多少钱?你说它们很容易兑成现金。”

赫伯说:“可以卖二十五万元。现在,我们把时间弄清楚。”

他们们聚在一起,重新说了一下各个步骤,然后赫伯站起来,戴上圆顶帽。

“再见,”他严肃地说。“四点五十八见。”

三点三十分,特别债券送到。

四点时,他默默祈祷那两个人已经来到楼下。

四点十五分,他拿出一张黄色的收据,放在写字桌上,开始登记伪造的项目。劳伦斯已经离开,另外两个年轻职员也走了,最后是比利。

赫伯看看时间,惊讶地发现,已经四点五十五分了,正是斯通和布朗离开楼下办公室的时间,也是芬黛化妆的时间。

那位秘书小姐从抽屉取出一只大手提袋,向洗手间走去。经过他身边时,冲他微微一笑。

他迅速将纸篓放到最方便的位置,小心地把十来张废纸放在办公桌边,部分罩在纸篓上。然后,看了看,觉得很好。接着,用橡皮筋把债券捆起来,压得紧紧的。又瞧瞧钟,四点五十八分,那两个人该来了。

赫伯紧紧地闭上眼睛,再缓缓张开。这时,门边闪进两个带面罩的人。

抢劫完全依照计划实行。

赫伯从他俯卧的位置,看见债券被丢进废纸篓,废纸滑落,盖住债券,四条腿跑开了。

立刻出现了穿着丝袜的两条腿,芬黛小姐的尖叫声在四墙回响。

一个小时之后,警官问完芬黛小姐和泰波副经理,转而问赫伯。

“这么说,你描述不出歹徒的模样,赫伯先生?”警官坐在赫伯桌子的角上,两脚悬空。

“是的,”赫伯回答说,”一个矮胖,一个瘦高,两人都戴着面罩。”

警察手里拿着一张号码单问:“这是被抢债券的全部号码吗?”

“是的。”

“你还要问我们话吗?”泰波副经理问。

“我想不要问了,我再问问这位赫伯先生就没事了。”

“那么我们先走了。”泰波副经理和芬黛小姐走了出去。

警官在问话时,来回摆动他的脚,踢到了纸篓,纸篓摇摆一下,差点翻倒。

赫伯屏住呼吸,现在有一捆从废纸篓中露出来了!

警官站起身,沉思地望着副经理办公室,赫伯用手肘把其余的纸从桌上推进纸篓。

警官带他向副经理的办公室走去,赫伯看见一个粗麻袋被放在一辆推车上,推进办公室,车后是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女人。

警官看了那老女人一眼说:“是清洁工。”说着拉赫伯走进办公室。

赫伯向警官叙述当时的情况,他听到擦桌子的声音,听到纸篓被拿起来,倒进大麻袋。

当他们从副经理办公室出来的时候,赫伯急忙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低头往下看。

纸篓空了!

当清洁工推着车穿过门,进入走道时,他眼睛一直盯着她的背影。

半小时后,警官才结束谈话,和他一起乘电梯下楼,到了街上。

警车一走,赫伯立刻跑到拐角叫了一辆出租车。

当出租车在机场停下时,赫伯跳下车,跑进候机室,喇叭正在播报:“最后一次播报,飞往里约热内卢的706航班的旅客请走4-C门。”

赫伯看看机场的钟,七点。从早晨起床到现在,刚好十二个小时。

在4-C门前,他走到一位穿黑大衣、戴花帽子的人身边,那人背对着他,看着两个行李箱。

赫伯拍拍那人的肩膀说:“妈,我正好赶上。”

“好极了,孩子。”声音仍然是甜蜜蜜的,但有精神多了,“一切顺利吗?”

“是的,妈妈,非常顺利。”

赫伯拿起行李,向登机口走去,他笑了,从今以后,妈妈不用再在泰波父子公司当清洁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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