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兰克林大道旁的一家小珠宝店发生了一起凶杀案。

我们迅速赶到现场。

那一带的店铺都很小，几乎全是由一人或两人经营的。珠宝店一边是当铺，另一边是理发店。

珠宝店玻璃窗上的金字写道：“珠宝商：鲍伯和贝尔特。”

店里柜台后面的地上躺着一个人。他身材瘦长，留着长长的八字胡，像旧式闹剧中的恶棍，我猜他的年纪是四十多岁。

他僵直地向左侧躺着，双膝向上蜷着，右手捂住胸口，手臂下有一道血在流，这表明那里有洞。血流得不多，我推测他几乎是立刻死亡。

一个年约六十岁的小老头，带着满脸震惊麻木的表情站在柜台旁。守候在这里的警察说他是见证人。

我看看那小老头，他身高约五英尺六英寸，一头稀薄的头发，戴一副钢边眼镜，表情如同一只吓坏的兔子。

我和颜悦色地说：“我是凶杀组的保罗警官，你是鲍伯？”

“是的．先生。”他发着抖说，“我是店东之一。”

“他呢？”我问，同时向后面点头示意。

“他就是贝尔特。这真可怕，我们合伙十年了。”

我说：“鲍伯先生，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在这里吗？”

鲍伯惊魂未定地向我叙述了事情的经过。

早晨大约九点钟，店铺刚刚开门。鲍伯结好账要去银行，一个持枪歹徒冲进来，抢走了鲍伯手中的钱袋，又把现金柜里的钱也搜刮走了。

这时，贝尔特正好从后面走进来，紧张万分的歹徒向他开枪射击，打死了他。

我问：“这个莽撞的家伙长什么样儿？”

“他大约四十岁，瘦高个子，我猜大约有六英尺高，一百七十五磅重。左路角有一道又细又白的疤痕，一直延伸到左耳垂，这里有一个大大的、长毛的痣。”他摸摸右面颊说，“他的皮肤黑黑的，像吉普赛人，黑头发，有点儿油光光的，鼻子很大，不管在哪里，只要再见到，我就能认出来。”

“有这可能。”我对他描述得那么仔细颇感惊讶，见证人很少有这样观察入微的。

我问；“他穿什么衣服？”

“茶色长裤，茶色皮夹克，茶色毡帽，前面帽沿压得低低的，后面往上翘。哦，是的，在他持枪那只手的手背……”他停顿一会儿思考着，然后用一种很惊讶的口气说：“他的左手纹有一条蓝色的蛇盘绕着一颗红心。”

“你真是个善于观察的人。”我说，然后对另一个警察说：“最好把凶手的特征通过电台广播出去，这家伙应当比较好认。”

我开始对这个案子产生兴趣了。通常，你会发现案子无从着手，但是现在，我们有这位鲍伯对歹徒的详细描述，应当好办一些。

我问鲍伯，是否注意到歹徒用的枪？他说那是一把蓝钢的左轮手枪，但是他判断不出口径，因为他对枪不熟悉。

我问警察，在我来之前，他有没有在附近的商人或店员中查问。

“西边的理发店和另一边的当铺都听到了枪声。”那警察说，“他们以为是街上的汽车打火，没有注意。”

我来到隔壁当铺。

当铺主人名叫罗伯逊。他也说只听到汽车打火的声音，那是几点过一分的时候。他解释说，他那位替他工作的二十岁侄子没来上班，老人不停地看钟，看他迟到多长时间。

“枪声响后，你有没有看见或听见什么？”我问。

老人摇摇头说：“我没有朝外看。”

好像问不出什么来了，我道谢以后朝门外走。

“可怜的鲍伯怎么样啦？”他在我背后问。

我停住脚转身说：“他有点地震惊。”

罗伯逊叹口气说：“他是一个老好人，总是乐于助人，问问这一带的人，没有一个人会说他的不是。”

“那么贝尔特呢？”我问。

“贝尔特先生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我不喜欢讲死人坏话。但是，他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人。他报复心极重，谁和他有点儿什么瓜葛，他事后一定忘不了。”

我做个鬼脸说：“世上什么人都有。”

“我想鲍伯也不喜欢他，假如他们不是亲戚关系的话，恐怕也不会合伙这么久。”他实实在在地补充说。

我惊讶地问：“他们是亲戚？”

“是啊，贝尔特和鲍伯的妹妹是夫妻。她比鲍伯小二十一岁，她还是婴儿的时候，他们的父母就去世了，是他把她抚养大。他自己一直没有结婚，所以，宝娜和她的两个孩子是他惟一的亲人。”

我又问了理发店老板，他也认为听见的响声是汽车打火的声音。当时他正在给人理发，没有注意时间，但肯定是九点以后，因为他刚开门营业，正在接待第一个上门的顾客。

他还说，枪响后并没有注意到有人经过，因为他一直集中精神在理发。

回到珠宝店，我问鲍伯失窃款的数目。他把账本副本拿给我看。整个被劫走的数目是：现金七百四十元，支票两百三十三元。珠宝商说，这是整个星期的收入。

我问鲍伯，打没打电话通知他妹妹。

他神色惊讶地说：“我……我想都没有想过。”

我说：“用电话通知这种消息并不是好办法，但总得有人告诉她，假如你愿意的话，我来替你办，反正我要去看她。”

他犹豫了一会儿说：“她住在城南，但最近住在北边第二十街我的公寓里，这事对她会是个很大的打击，警官，因为她和贝尔特吵了架。这时听到这种消息，你要原谅自己都很难。”

北二十街的公寓是一幢整洁的现代式砖造建筑，我按响门铃后，一位纤细美丽、年约四十岁的褐发女人开了门。

我摘下帽子说：“你是贝尔特太太吗？”

“是的。”

我亮亮警徽说：“我是警察局的保罗，夫人，我可以进来吗？”

她有些不解地说：“警察局？”然后退了一步，“当然，请进。”

我进入布置舒适的房间，她在我身后关上门。

房间里的沙发上坐着一个英俊的中年男人，怀里抱着一个可爱的两岁女孩。

贝尔特太太介绍说，男人是她的一个朋友，女孩是她的女儿。

然后她问：“警官，有何贵干？”

“贝尔特太太，恐怕我要告诉你一个坏消息。”我说。

贝尔特太太的脸色一下子变得苍白；她说：“是不是我哥哥出了什么事儿？”

“不。”我回答，“是你丈夫。”

她的脸色恢复了红润，给我一个印象，好像她如释重负似的。

“哦，发生了什么事？”

她的反应好像并不在乎发生了什么事，我看出不必绕圈子说出这个噩耗，所以，我直截了当地说：

“今早珠宝店遭到抢劫，你哥哥没事，但歹徒杀死了你丈夫。”

她眨眨眼睛，但脸色没有变，只说：“哦！”便沉默不语。

那男人说：“这下解决了你的难题。”

贝尔特太太责怪地说：“你怎么这么说。”

“你难道希望我痛哭不成？”他说，同时看看我，“对不起，警官，贝尔将并不是我的朋友，他在离婚起诉书中把我列为通奸的共同被告。”

我离开他们家时，已是中午，吃了午饭，我到法院去看贝尔特夫妇的离婚案子。

档案里有贝尔特的起诉书，但没有贝尔特太太的答辩书。他们之间的不合，不只是鲍伯所提的“吵架”，贝尔特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极具报复性。

他的起诉书附有他太太和她的男友在旅馆约会的照片。离婚理由是妻子与人私通，不给赡养费，同时请求将女儿给父亲监护。他请求不许孩子的母亲有看孩子的权利，理由是母亲不道德。

我离开法院后，坐在汽车里沉思了很久。

鲍伯惊人的观察力具有不寻常的意义，也许他对歹徒的详细描述根本不是观察出来的，而是幻想出来的。

我开车回富兰克林大道，珠宝店的门上挂着“暂停营业”的牌子。

我走进隔壁的当铺，问老板：“你知不知道隔壁他们是不是有枪？”

他有点儿吃惊，然后想了想说：“嗯，是的，好久以前，他们一开业，贝尔特先生就在我这儿买了一支枪，说是放在店里以防抢劫，是的，我确信是贝尔特先生买的，而不是鲍伯买的。”

“你的记录还留着吗？”我问。

“当然。”他说，“我们一年还卖不到一打枪。”

他从柜台下面拿出一本账本，一页页翻着，用食指指着每一行名字，最后终于停住。

“这里，”他说，“十年前的九月十日，贝尔特，伊金街一七二六号，点三八口径，柯特牌左轮，制造号码二三一八四O。”

我抄下这个资料。

“你为什么要知道这个？”老板好奇地问。

我回答得很含糊：“只是例行公事。”

业余凶手通常不懂得处理凶器。为了防备万一，我安排人去珠宝店后面细查各个垃圾筒。他们没有发现什么。

在没有获得贝尔特死干什么口径的子弹之前，我无事可干。

第二天上午，我收到化验室的检验结果，死者身上的子弹是点三八口径的铅弹。

我还收到一个有拉线的皮袋，袋里附着邮局的信。信上说，这是从距珠宝店两条街远的邮筒里拿出来的。袋子里面装有存款的原条——副本在我手里——两百三十三元的支票，还有现金。

我和组长到地方法院去了一趟，离开时我口袋里有三张搜查证。

我打电话找到鲍伯，他说他准备股东下葬后再重新营业。

“我要再看看你的店，行吗？”我问他。

“当然，”他说，“现在吗？”

“是的。”

他开了店门领我过去，我开门见山地说：“我要看看你们留在店里的点三八左轮枪。”

鲍伯迷惑地看着我说：“警官，这里没有枪。”

“鲍伯先生，你妹夫在你们开业后就在隔壁买了一把枪，他说是准备店里自卫用的。”

“哦，那把呀！”他用一种豁然开朗的神情说，“好几年前他就拿回家去了。我反对把枪放在店里，枪使我神经紧张。”

我很遗憾地掏出搜查证，他很不喜欢，但又无可奈何，我彻底地查看一番，没有枪。

我来到他的住所。贝尔特太太和女儿已不在那里，鲍伯说他们昨晚回家去了。我也彻底地搜查了公寓，那里也没有枪。

我们又去了他妹妹那里，同样仔细搜查一番，没有任何结果。

贝尔特太太很想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她哥哥没有显出这种好奇心，我相信他心里明白。

我坦率地向他们兄妹解释我的看法。

我说：“鲍伯先生，对这件案子，我有不同的看法。昨天早晨你到店里结了一周的账，只是你没有把现钞放进皮袋里，只放了存款和支票。然后，你开车到两条街以外，往邮筒里丢下皮袋，在你妹夫走上班前回到店里。我认为你根本没有开店门，一直到你开枪打死了他，藏好枪后才开的店门。因为你不愿冒被顾客发现的风险。”

贝尔特太太低声说；“你一定是疯了，我哥哥不会伤害任何人，他是全世界心肠最软的人。”

“对你和你的女儿他是一个心肠最软的人，当他所钟爱的人受到威胁时．他就会变成老虎。贝尔特太太，我看到了你丈夫的离婚起诉书。”

贝尔特太太看看她哥哥．想从他那里得到证实，后者勉强装出微笑。

“你知道我不会做那种事的，”他说，“警官猜测错误。”他挑战地看着我，“警官，枪在哪里？”

这是个难点．我找不到证据。

我把他带到局里审问了半天也问不出名堂。我们让他重复地说他幻想中的歹徒，说了十几遍，没有一个细节不一样。

最后，我们不得不释放他，开车送他回家。

我和我的同事们忙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十点钟，我打电话给鲍伯说：“鲍伯先生，我向你道歉，我们已经抓到杀你妹夫的人。”

“什么？”

“他还没有招供，不过，我们确信他是我们要逮的人，你能来局里指认吗？”

他回答前沉默了很长时间：“我就来，警官。”

我们让这位矮小的珠宝商仔细辨认玻璃窗后面的五个瘦长身材的人。他们全都穿着茶色长裤和茶色皮夹克。

头一个人有着一头油渍渍的黑发，黑皮肤，鹰钩鼻子，在嘴角到左耳有一道细细的白疤，右面颊有一颗带毛的痣。他站在那里，双手下垂，左手背上纹有图案，是一条蓝色的蛇盘绕着一个红心。

我瞥了一眼鲍伯，他的双眼瞪得溜圆。

我向组长喊道：“让我们听听他们的声音。”

按惯例我们有一套问话，是让证人辨认声音的。通常只是问问姓名、年龄，可是现在组长没有问平常的那套例行问话。

他说：“曼尼，你在哪里工作？”

“福利建筑公司工人。”

“你结婚了吗？”

“结婚了。”

“有几个孩子？”

“五个。”

“他们几岁？”

“最小的两岁，最大的十三岁。”

“你有过前科吗？”

“没有。”

“好，”组长说，“退后，第二个。”

他用同样的话问其他四个人，但是鲍伯没有注意听，他只是端详着第一个人。

嫌疑犯全部带走后，鲍伯和我留在办公室，他坐在一把椅子里，抬头看着我。我站着。

珠宝商舔舔嘴唇说：“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你们逮捕头一个人，他的确符合歹徒的容貌，不过，我很抱歉，他不是凶手。”

我不带任何表情地摇摇头说：“你在富兰克林街的朋友和你妹妹都说你是个软心肠的人，鲍伯先生，不过，这事儿可不能软。他和你形容的那个人一模一样，也是个左撇子。”

“可他不是那个人。”他声音颤抖地说，“那只是一个巧合。”

“是啊，”我说，“是难以相信。但你不要被他的没有前科和五个孩子弄得心软。”

我打量了他一会儿，耸耸肩膀说：“我们反正会使他就范的，鲍伯先生，曼尼不像你，是有影响力的公民，他是个穷困、无知的贫民，而且不是美国公民，只是个墨西哥移民，不认识任何律师，我们处理他不必用文明条例，就像我们对你做的一样。”

“他没有做！”鲍伯几乎大叫，“你不能那样对待一个有五个孩子的无辜的人！”

他的脸色苍白，一个字一个字往外吐着说：“我要招供，警官，我要招认谋害我的妹夫。”

我在四楼的洗手间遇到身材瘦高的大卫。他已经摘掉黑色假发和假鼻子，正在洗掉手背上蛇和心的纹身。

我看着镜子中的自己，没有那种破案后涌上心头的快感。

好几年来，我利用人们的贪婪、恐惧、报复等心理使嫌疑人就范，但是，这是我头一次利用嫌疑人爱护别人的心理破案，我真不明白，我为什么干这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