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东汉初，莎车王康的父亲曾作为人质久居长安，所以他对中原的情况较为熟悉。东汉朝廷册封他为“汉莎车建功怀德王西域大都尉”。
莎车王康死后，其弟贤即位，莎车进入强盛时期，并开始了对邻近国家的侵略，这也侧面印证了匈奴的衰落。和匈奴一样，莎车也开始凭借武力苛敛他国。
龟兹也未能幸免。
为了摆脱莎车的魔掌，西域诸国再次期盼西域都护能够主持公道。然而可惜的是，经历了王莽时代的政治混乱和其后的赤眉之乱，东汉初期尚无余力回应这样的渴望。西汉都城长安在赤眉之乱后俨然已成废墟，东汉王朝甚至不得不定都洛阳。
匈奴内部在南北分裂后，南匈奴归降汉朝，已经丧失了威胁，只有北匈奴依然让西域诸国颇感压力。
东汉光武帝在位三十三年，于公元57年驾崩。其四子刘庄即位，为汉明帝。永平十六年，汉明帝终于决定派军远征西域，班超也于此时自告奋勇，加入了远征队伍。他借机出使鄯善，以“入虎穴，得虎子”的大智大勇立下了不朽功绩。
据《后汉书》记载，汉朝和西域的关系曾一度中断六十五年。这六十五年间，库车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西域诸国为求自保，想尽办法趋利避害，西汉时期龟兹国的亲汉之风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保护国家安全。后来汉朝放弃了西域，龟兹也只能另寻靠山。面对莎车的压迫，龟兹结好北匈奴也是理所当然的自卫之举。班超出使西域之时，西域各国的力量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曾经的地区霸主莎车已经被龟兹取代。既然结好北匈奴，那么就得听命于对方。因北匈奴和东汉王朝是敌对关系，所以龟兹也理所当然地成了反汉的棋子。那种遥想当年和汉朝的蜜月时光的伤感之情，自然无法在西域这片关系复杂的土地上大量出现。
在远征军出发后的第二年，东汉王朝重新恢复了荒废已久的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并继续推行屯田制。又过了一年，四十八岁的汉明帝驾崩。由于举国大丧，所以东汉王朝这时候不会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对匈奴来说，这确实是个绝好的时机。
北匈奴立刻联合车师国，包围了戊己校尉。然后，龟兹也结好焉耆，攻杀了西域都护陈睦。而当时的龟兹王建乃匈奴拥立，所以他的举动毋庸置疑是得到了匈奴的指示。
明帝之后，十八岁的章帝即位，他随即召回了戊己校尉（当时戊己校尉关雄阵亡，戊己校尉耿恭被救回），并决定不再补缺西域都护一职。
班超等人陆续平定了鄯善、于阗、疏勒等西域南路诸国。当时的疏勒王兜题是龟兹所立的库车人，所以班超平定疏勒之后，即立疏勒先王之子忠为疏勒王。疏勒人都希望班超借机杀死兜题，但班超未允。
“杀之无益。让龟兹感受大汉威德方为上策。”班超心想，他深知平定西域不能只靠武力。
如前所述，汉章帝在处理西域问题上比较消极。也许是担心孤军深入，章帝急忙传召身在疏勒的班超班师回朝。
班超领命离开疏勒，疏勒的边防大将因此悲观自杀。他觉得“汉使弃我等而去，匈奴爪牙龟兹必然反扑”。
离开疏勒途经于阗时，众人紧紧抱住班超所乘之马的马腿。
依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
听到这样的话，班超决定拂逆皇命。
就这样，班超一行急忙转回疏勒，此时的疏勒已经被龟兹占领，班超于是迅速肃清了疏勒国内的龟兹势力。之后的三十年，班超一直待在西域。
此时的匈奴国力日渐衰落。之前已经南北分裂的匈奴，又遇到了鲜卑和丁零等塞外部族的压迫，不得不退出西域。
匈奴既弱，一直伏于匈奴伞下的龟兹对外态度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年），龟兹臣服于东汉王朝。那一年，东汉再次设置西域都护，并任命班超担任此职，班超即决定将都护府设在龟兹。龟兹曾背叛过汉朝，并和焉耆一道杀死了前西域都护陈睦。班超将西域都护所在地设在龟兹，是为了便于东汉朝廷对这里进行管辖。三年后，班超集中了龟兹、鄯善等八国七千余兵力讨伐焉耆，以报当年杀死陈睦之仇。此战中有龟兹兵参与，不能不说是对当年战事的一种讽刺。后来，焉耆王被斩，其首级被送往洛阳。这是一场残酷的复仇之战，其间，斩杀五千余人，俘虏一万五千余众。至此，西域全境平定。三年后，甘英出使罗马。
血雨腥风的战争层出不穷，西域人民渴望的并不是因利害冲突导致的战争，而是贸易带给他们的利益。对普通民众来说，他们从根本上希望和平，希望能够和家人一起过上稳定、充裕而美好的生活。但现实往往事与愿违，于是他们不得不寻求一些内在的精神支柱。
那么古代的西域人民都有什么样的信仰呢？这里公元3世纪以前的佛教遗址无迹可寻，虽然没有遗址，并不能断定那时佛教没有传来。据说公元1世纪中叶，即汉明帝时期，佛教已传到中原，那么从印度传入的佛教，又如何能跨越西域这个地理间隔呢？
02
明帝梦金人，于是问群臣。群臣答曰：“西方有神，名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于是帝遂遣使者前往天竺求法。据《资治通鉴》记载，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明帝遣使印度叩问佛法大道。此外，该书还讲述了东汉皇族出身的楚王刘英酷爱佛法的故事。
北齐魏收所著《魏志·释老志》中，提及汉武帝时期霍去病讨伐匈奴时，曾得到一丈多高的金人。如果这个金人是佛像，那么公元前121年佛教即已传来。不过这应该不是佛像，很可能是匈奴祭天的神像，因为印度塑造佛像始于公元1世纪之后。
汉武帝时期，出使西域的张骞就听闻天竺有佛教。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从大月氏王的使节伊存那里接受口授《浮屠经》的故事，在《魏书》中有明确记载。
不管怎么说，班超率众长驱西域，西域各地战火绵延的时候，那里就已经有佛教存在了。也许在佛教之前，琐罗亚斯德教（即拜火教）就先入主了西域。这也可能是由于西域到伊朗之间交通更加便利的缘故吧。
战争持续得越久，当地人就越希望得到灵魂的救赎，所以一时间，众多信仰都应运而生。公元2世纪中期，贵霜王朝的迦腻色迦王大力推行佛教。由于当时贵霜王朝的版图已经延伸到了喀什和和田一带，所以此时的西域也洋溢着深深的佛教气息。
东汉安帝永初元年，东汉王朝放弃了对西域的控制。虽然段禧在班超之后接任西域都护，并驻守龟兹，但毕竟远在千里，西域和洛阳之间极少联络。于是王公大臣奏曰：
西域去洛阳甚远，且反乱频繁。纵有屯田之法，亦难久持。
于是朝廷决定废除西域都护。此时，距班超离开西域尚不足五年。
汉朝退出了对西域的管控，匈奴自然闻风而动。虽然匈奴实力大不如前，但对弱小的西域国家来说，北匈奴依然是强大的敌人。
汉安帝延光二年，班超之子、西域长史班勇率军西出柳中（即吐鲁番盆地）。第二年，龟兹王白英率姑墨、温宿等国加入班勇大军，击退了匈奴。正如后世所说，东汉对西域的管控并不十分牢固，真可谓是三绝三通[指东汉从西域撤退三次，又统一西域三次，表达了统一的来之不易。]。
东汉的势力并没有占据压倒性优势，而匈奴更是力不如前。这种情形对西域而言却恰到好处。因为一来匈奴无法征收重税，二来汉使也往来较少，不会给西域带来沉重的接待负担。反之，如果东汉的力量完全从西域消失，匈奴就会借机卷土重来，不利于西域和平，甚至会导致西域产生弱肉强食的无政府状态。
西域各国并没有留下历史记录，这多少有些遗憾。如果他们有历史记录的话，很可能会将公元2世纪说成天赐良机。那时，东西贸易繁荣，入住洛阳的西域人何止千万。号称中国佛教首座寺院的洛阳白马寺，也许起初就是驻留洛阳的西域人常去朝拜的地方。
此外，柳中的屯田兵最初都是免于刑罚的罪人，但后来普通汉族百姓也加入了进来。中原战乱时，吐鲁番盆地会有更多的汉人迁移过来。
前面班超所立的龟兹王为白霸，后面参加班勇军队的龟兹王为白英。其实，龟兹王室大多都是白姓，或者是帛姓。这是因为龟兹当时使用的是接近于希腊语、拉丁语的吐火罗B系语，不可能和汉字沾边儿，所以“白”或“帛”正是汉字音译。
唐代的史料中也多有将龟兹王名写成汉字的用例。据近代学者冯承钧研究，唐史中的“苏伐勃驶”的龟兹语为“Suvαrnα puspα”，即“金花”的意思；“诃黎布失毕”的龟兹语为“Hαri puspa”，即“狮子之花”的意思。两个国王姓名中的“puspa”都为“花”之意，汉字音译过来即为“白”或“帛”。如今龟兹的白姓来源，也以冯承钧说最为有力。
据《坏目因缘经》所说，印度的阿育王将国土的一半分给王子法益，而龟兹和于阗正好被包含在内。阿育王在位时间为公元前273年～前232年[一说阿育王的在位时间为公元前268～前232年。]，适逢中国战国末期，几乎和秦始皇（公元前259～前210年）同时。阿育王所刻的摩崖文中尽列佛法弘扬之地，但却未见龟兹和于阗的一纸半字。
阿育王时期的摩崖文、火石柱文并未提及龟兹和于阗，所以龟兹是否包含在其统治之下，或者说那里是否曾有法师宣扬佛法尚无定论。不过阿育王曾派人直接或间接地到西域地区和希腊周边传扬佛教的可能性极大。
关于和田建国的传说，玄奘法师在《大唐西域记》中讲道：西方阿育王将犯罪大臣流放在那里的同时，东方皇帝之子也因罪发配至此。后来，这两股势力展开斗争，东方获胜，但西方势力也因此安居下来。
作为东西文化的中心，流放、逃亡者曾经在西域的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这个故事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在西域各地中，吐鲁番盆地在接纳自东而来的移民中贡献最大。西汉时期，这里就是戊己校尉府所在地，汉族人曾在此长期屯田垦荒。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三国时期群雄并起，中原人民广受战火的荼毒。无奈之下，他们纷纷走上了西迁之路。公元3世纪初期，广袤而肥沃的吐鲁番盆地最终成为中原移民避祸乐居的天堂。
《三国志》中的《魏志·倭人传》对东海岛国日本有详细记载，而且这些材料已经成为近些年日本国内关于“邪马台国论争”的重要依据。然而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虽然西汉以来中原王朝对西域多次远征，并设置了都护和校尉，《三国志》中竟然没有提及，更没有西域诸国的相关传记。不过依据《三国志》而创作的史书《魏略》中有《西戎传》一节，我们可据此得知三国时期对西域的概括。
尉梨国、危须国、山王国，皆并属焉耆。
姑墨国、温素国、尉头国，皆并属龟兹；
桢中国、莎车国、碣石国、渠沙国、西夜国、依耐国、满犁国、亿若国、榆令国、损毒国、休修国、琴，皆并属疏勒。
且志国、小宛国、精绝国、楼兰国，皆并属鄯善。
戎卢国、犴弥国、渠勒国、穴山国，并入于阗。
可见，西域诸国分属若干集团，而焉耆、龟兹、疏勒、鄯善、于阗等国作为区域霸权国，是各国的领头羊。这时，西域数十国已经没有了汉王朝和匈奴这两个超级大国的威胁，他们自然不需再匍匐拜倒。
03
关于吐鲁番盆地，史书说“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虽然吐鲁番盆地在车师国版图之内，但戊己校尉特设于此，也说明了吐鲁番在西域的重要地位。
魏取代东汉之后，魏文帝曹丕于黄初三年（公元222年）二月，鄯善、龟兹、于阗纷纷遣使来朝。
是后，西域遂通，置戊己校尉。
《三国志·魏志》虽有上述记载，但并未说明戊己校尉由谁来担任。此外，虽然曹丕已经篡汉自立，但蜀汉丞相诸葛孔明尚在，所以曹魏政权根本无暇染指西域。在当时的背景下，魏、蜀、吴三国纷纷将有才能的贤达之士召入各自政权内部，自然也不会遣使入西域。所以，当时的戊己校尉很可能由吐鲁番盆地颇具才能的汉人担当。对此，胡三省所注的《资治通鉴》就有下面的描述：
今虽置戊己校尉，亦不能如汉之屯田车师。
当时，天下纷争后三国鼎立，成为西域名义上的领导者。而三国同时遣使西域，很明显也是共同商议的结果。而对西域来说，中原是他们货物交易的主要所在，因而也觉得有必要表示臣服。
三国已代汉，故宜结好中原新皇，方可保我商队通行。
最初并没有遣使中原的焉耆，也在五年后的太和元年（公元227年）十月，将王子送入魏国。
焉耆王，遣子入侍。
将儿子派送到魏国皇帝身边，其实和作为人质并无两样。紧接着的太和三年，大月氏国王波调也遣使入朝。
魏国是个短命的王朝。公元265年，司马炎趁机取代魏国，建立了晋王朝。和公元317年偏安南京的司马氏东晋政权相对，史学家称之为西晋。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车师前部“遣子入侍”。三年后的太康四年，鄯善国亦遣子入朝，其后又过了两年，龟兹和焉耆也派出了入朝的人质。这是出自西晋王朝的诏命还是始于西域诸国的自愿，当然不得而知。
由此可见，从东汉末年到魏晋时期，中原政权虽然并不十分强大，但和西域之间的沟通往来却异常之好。
这时，佛教已经遍及西域各地，虔诚的佛教徒开始努力在新的土地上传播佛法，而佛教传播的第一要务就是佛典的汉译。
东汉末年，安世高和支娄迦谶二人便开始在洛阳倾心于佛典译注。前者据说是安息国的王子，后者则生于大月氏。月氏顾名思义和月支相同，支娄迦谶也以“支”为汉姓。此外，魏晋时期的昙柯迦罗、康僧铠、帛延、支谦、康僧会、竺法护、竺叔兰登都是西域译经名僧。
从姓氏判断，帛延应是龟兹人，也有人说他是龟兹王子，曾译《首楞严经》《须赖经》等。此外，西域僧人帛户梨蜜多罗译有《大灌顶经》《孔雀王杂神呪经》等密教经典，《梁高僧传》中说他的身份也是王子。如果真如《梁高僧传》所说，那么根据姓氏来看，他也应该是龟兹人。
除译经僧外，中国佛教史上声名远播的佛图澄也俗姓帛，所以他应该也是龟兹人。他曾在克什米尔学习有部派（佛教部派）的小乘佛教，后经敦煌来到洛阳。
佛图澄到洛阳六年后，西晋灭亡。司马氏皇族中的一人仓皇出逃，在南方建立了偏安一隅的东晋政权。与此同时，华北地区出现了五胡十六国，塞外民族在此争斗不休。来洛阳时，佛图澄已经年近耄耋，为了弘扬佛法，他打算奉献余生的光和热。
后赵的建立者乃是匈奴羌渠部的族长石勒，他和前赵军的激战简直残酷至极，手下将士几乎与野兽无异，那时的华北就像是一幅惨绝人寰的地狱图景。
看到这样的场景，佛图澄决心以教化之法救济众生。他的言语感动了石勒的部将，也获得了石勒的信赖。后赵也因此广建寺院，引得万余弟子入其门下。其中，道安和安令首这两位中国高僧就曾受教于他。虽然他没有翻译佛教经书，但却身体力行，将现实中的众多苦难者从地狱中救赎了出来。从西域到洛阳，很多僧人都慕名前来拜会他，而龟兹人自然也不在少数。
据说佛图澄具有神力，后赵皇帝石勒及其养子石虎对他言听计从、尊崇至极。传说他曾以一己之力救醒了已命归黄泉的石虎。还有一个怪异故事，说他左乳下方有孔，平时都用棉花堵上，夜晚便拔掉诵经，这时孔洞就会发出奇妙的光，照亮整个房间。有时候他会行至水边，将腹中脏器取出清洗，然后再安放回去。陕西省澄城县西边就有一条洗肠河，据说就是佛图澄清洗脏腑之所。
要在黑暗混乱的世道中广施救济，就必须了解当权者的心思。所以，佛图澄可能也使用了一些奇术吧。早些时候，西域就有很多善用幻术的方士奇人。
佛图澄以一百一十七岁的高龄寿终，他的弟子道安在他之后正式开山立宗。公元379年，前秦皇帝苻坚攻陷襄阳，就是为了将高僧道安及其百余弟子吸入彀中。在苻坚的盛情邀请下，道安前往长安一边注释佛典，一边竭力发展佛教信众。洛阳陷落时，道安的弟子中有一个没有前往长安，而是南下庐山，他就是慧远。
中国的佛教经佛图澄——道安——慧远这一脉络绵延发展，后又传至日本。通过佛教传承的纽带，日本和佛图澄的故乡库车也结下了深深的缘分。
之后，鸠摩罗什将这个缘分进一步升华。以《妙法莲华经》为首，《大品般若经》《阿弥陀经》等在日本广受佛教徒诵读的经典，都是以鸠摩罗什的汉译为蓝本。说得极端一点儿，日本的佛教几乎就是鸠摩罗什佛教。
04
关于鸠摩罗什的生卒年，学术界众说纷纭，大体上在公元350～410年。鸠摩罗什的父亲是印度贵族，母亲是龟兹王妹。出生于库车的鸠摩罗什七岁出家，九岁便前往克什米尔，十二岁时复归库车途中在疏勒停留了一年，接受了佛教的衣钵大化。他在克什米尔师从小乘佛教泰斗槃头达多钻砺小乘之学，后又拜须利耶苏摩深研大乘佛法。
也许是当时鸠摩罗什的父亲已经回到印度的缘故吧，有一天，鸠摩罗什的母亲决定丢下孩子前往印度寻夫。临行之前，她问孩子：
方等深教，应大阐真丹。传之东土，唯尔之力。但于自身无利，其可如何？
鸠摩罗什回答说：
大士之道，利彼忘躯。若必使大化流传，能洗悟蒙俗，虽复身当炉镬，苦而无恨。
天才鸠摩罗什的名声很快在西域传开，不久又传到了前秦皇帝苻坚的耳朵里。前秦乃藏族一支建立的王朝，以长安为国都。当时，占卜师太史向皇帝觐言：“臣观星宿亮于他国，其地必有大智者也。若得之，可辅佐我皇帝业。”
听了太史的话，皇帝心想：“朕闻西域有鸠摩罗什其人，莫非彼乎？”
据《晋书·鸠摩罗什传》所言，苻坚为了迎接这位大德高僧的到来，曾派骁骑将军吕光率七万大军讨伐龟兹。在出发前，苻坚命令吕光：“若得鸠摩罗什，速命驿卒传之于朕。”
不过《晋书·苻坚传》中却说是因为车师前部王和鄯善王来长安请求出兵，苻坚才派吕光率军征伐西域：“请天朝仿汉例设西域都护，然后讨伐诸逆。如此，我等愿为导向。”
公元383年正月，吕光从长安出发。其实就在那时，苻坚已经做好了和东晋决战的准备。对此，他动用了步兵六十万、骑兵二十七万，号称大军百万。远远望去，旗鼓遮天蔽日，军队绵延千里。既然要率大军南下，就需要预防西边掣肘，所以苻坚大概也是从攻防有备的角度考虑，才有了命吕光西征的诏命。
设置西域都护和恭迎高僧鸠摩罗什也许是前秦一统天下的“副产品”，而不可能是其出兵远征的最终目的。
面对苻坚的执意南下，已经归顺前秦的吕光曾苦谏于他，但苻坚并没听从。他认为：若天下统一，则可解民众之苦难。流离于江南之人亦可回归故土，正顺乎天意民心。
前秦大军八月从长安出发，十月即到达淝水，但不料被谢玄率领的东晋军队所败，苻坚本人也身中乱箭，仅率千骑，负伤奔逃。出征时的九十七万大军，回到长安时已不到十万。经此大败，前秦政权也即将面临灭亡的命运。几乎与时，吕光率军穿越流沙进兵西域。焉耆不战而降，但龟兹负隅顽抗。鸠摩罗什遣使送信给龟兹王白纯：吾国衰弱，今又逢强敌，只可恭顺从之，莫可逆鳞而行。
龟兹王没有听取鸠摩罗什的劝言，于是吕光采取了围而不攻的战术。对此，龟兹王只得以重金珠宝换取狯胡王的援军。被重金收买的狯胡王派出其弟的十二万人马，并纠集温宿、尉头等国兵，总计七十万和吕光展开激战。面对这样的严峻形势，吕光依然赢得了最终的胜利。龟兹王白纯逃走，吕光随即进入龟兹城。史书记载：
城如长安市邑，宫室甚盛。
龟兹当时的富庶情况由此可见一斑。此外，《晋书·四夷传》中关于龟兹，也有如下描述：
王宫壮丽，焕如神居。
既能获取产品交易的利益，又没有超级大国的榨取，所以龟兹是一个物阜民丰的国家。也许正是如此，国王白纯才有胆量和长途跋涉、穿越流沙的吕光大军一决雌雄。
据说当吕光率军到达位于吐鲁番盆地的高昌时，才听说前秦大军意欲平定江南的消息，于是，他便决定暂时留守高昌等待诏命。但部下杜进建议他“应继续进军”，权衡利弊之后，吕光听从了部下的建议。据《晋书·吕光传》记载，吕光是在高昌才听说皇帝要平定江南的消息的，这着实有点儿不可思议。按道理来说，吕光远征西域属于苻坚统一天下的第一步，作为西征军总帅的他怎么可能毫不知情呢？
苻坚曾在太极殿召集群臣议事，问道：“朕掌乾坤近三十载，四方皆已平定，唯东南一隅不从王化。今朕欲率雄兵百万御驾亲征，不知卿等以为如何？”
群臣都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并纷纷赞同。此事发生在吕光从长安出发的三个月之前，也是其兵力人数安排妥当的一个月后。皇帝苻坚所率领的九十七万大军当然不包括吕光的西征大军，而太极殿议事之时吕光也应该在场。吕光麾下部将主要有姜飞、彭晃、杜进、康盛四人，以杜进最为激进。这一点，通过前面他的觐言就可以发现。
前面提到，龟兹王白纯倾国中财宝换来了七十万援军，与之相比，吕光的区区七万（《资治通鉴》中记载为十万）军队岂不是以卵击石？在这种情况下，吕光仍敢摆开阵势，并最终以少胜多，真是不可思议。为了渲染这次胜利，《晋书》说吕光夜晚曾梦见金象飞越城外。对此，吕光认为：此乃佛神离去，龟兹必亡。
在排兵布阵方面，吕光认为“敌众我寡，不宜分兵击之”。于是他将部将招来，商议使用“勾锁之法”。至于“勾锁之法”是何种战法尚不可知，但结果是大获全胜。
以我所见，在龟兹城攻防战中，吕光军队应该不止七万或十万。《晋书》所说之数是他从长安出发时所带的，书中并没有言明兵临龟兹城下时的具体兵力。
之前请求前秦在西域设置都护的车师前部王和鄯善王都曾表示愿做西征向导，他们自然也会提供参战兵力。此外，长安以西有大量前秦军据守的军事要塞，高昌国内还有前秦太守驻扎。所以随着吕光军队的西进，其兵力也在不断增加。据说，焉耆国王甚至“率其旁国请降”。可见，不仅仅是本国，就连自己势力圈内的其他国家也被动员起来，派兵加入了西征队伍。
从发生在公元384年的龟兹攻防战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出一些端倪。龟兹王白纯所依赖的狯胡、温宿、尉头等多在龟兹以西，而吕光阵营的车师前部、鄯善、焉耆等国位于龟兹以东。可见，西域诸国其实是以龟兹为战场，借助吕光的力量展开了一场东西力量的角逐。
为了请求支援，龟兹散出了大量金银财宝，当城破之时，龟兹王白纯又携带大量珠宝潜逃。尽管如此，城内仍留有不少奇珍异宝。龟兹果真是富庶。入城之后，吕光大摆庆功宴。他惊叹于龟兹宫室的奢华，于是命参军段业作《龟兹宫赋》，以讽刺龟兹王的骄奢淫逸。
胡人（龟兹）奢侈，厚于养生，家有蒲桃酒，或至千斛，经十年不败。士卒沦没酒藏者相继矣……
05
据《晋书·吕光载记》所说，吕光的军队沉醉于美味葡萄酒者甚多。西域本是葡萄产地，所以对于经年饮用毫无质感的粗酒的东方士兵来说，这里的葡萄酒就好比是琼浆玉液。
后来，吕光立白纯之弟白震为龟兹王。西域诸国惧怕吕光之威名，于是都将汉朝时期汉朝所赐的节符和印绶交给吕光，以此来表示恭顺臣服之心，吕光随后将提前准备好的前秦所制节符和印绶交予他们。
吕光攻陷龟兹发生在公元384年6月前后。此时，他已经离开长安有一年半的光景。
在淝水之战中大败而归的前秦皇帝苻坚已经丧失了往日雄视天下的气势，而在西域征战中连战连胜的消息无疑给他带来了无尽的欣喜，于是他敕封吕光为：散骑常侍、都督玉门以西诸军事、安西将军、西域校尉。
遗憾的是，由于道路阻隔，这道任命并没有传到吕光手中。长安的西边是一直以来都臣服于前秦的羌族，就在此时，族长姚苌开始趁机谋划独立之事，所以前秦所派出的使者也很难从这里通往西域。
苻坚兵败后为姚苌所杀，姚苌因此于第二年建国称帝，是为后秦。
前秦也好，后秦也罢，当时两者立朝时国号都是“秦”或者“大秦”，“前”和“后”乃是后世史家所为，目的是为了与六百年前秦始皇所建立的大一统的秦国区分开来。
吕光占领龟兹是在淝水之战的八个月后，所以那时他必然已经知道了苻坚战败的消息。他觉得虽然前秦尚未灭亡，但国运已日趋倾颓，也许早已无力顾及西域了。这该如何是好呢？吕光陷入了沉思：眼前已经和长安失去了联系，也该考虑考虑自己的出路了。先前曾命人对龟兹的奢侈之风大加嘲讽，如今这里的富庶似乎又让他感怀。
“莫如在此自立。”吕光心有所动。他觉得自己的军队已经威服西域，无论如何都可以保全龟兹，以享太平。只是在一点上依然有些顾虑，那就是西域诸国虽然臣服，但很可能是因为他们惧怕其背后的前秦朝廷，如果前秦灭亡，有可能会再起干戈。
吾既无蓬勃野心，保却龟兹当非难事。
吕光思虑再三之后，决定留在龟兹。鸠摩罗什提出了异议：此乃凶亡之地，长居恐不益。向东行，方是福地。
龟兹出身的佛图澄曾用神异之法救醒死者，并从乳下之孔掏出脏器清洗。在当时，人们多认为佛僧或能幻化奇迹，或能占卜吉凶，或能预言未来之事。既然鸠摩罗什这样的高僧都断定这里乃“凶亡之地”，吕光自然不敢在这里多做停留，于是带着手下人等向东行去，这里面也包括鸠摩罗什。远赴印度的母亲早就预言鸠摩罗什命中注定要去东方传播佛教大道，所以鸠摩罗什不但不担心与吕光随行会发生什么，反而可能是借恫吓之言让吕光东行，从而实现自己的宏图大志。
东归的吕光可谓行囊满载。除两万余头骆驼、一万余匹骏马和各种外国珍宝外，还有奇伎异戏、珍禽异兽千余种；马戏杂耍、异能之士以及中原未见之物也应有尽有。
吕光一行从龟兹出发，向东行至吐鲁番盆地。和西域其他地方不同，前秦早已在吐鲁番盆地设置高昌郡，并命杨翰为太守。在到这儿之前，吕光就听说长安形势风雨飘摇。他似乎对吐鲁番盆地起了垂涎之心，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完全可以和龟兹相媲美，且吐鲁番以东毗邻甘肃，那里是前秦凉州刺史梁熙的势力范围。吕光和梁熙曾同殿为臣、同食君禄，但如今王朝危如累卵，二人也将成为水火不容的宿敌。
“纵使我军不胜，其责亦不在我。梁熙绝非善类，望将军速击之，意图东进。”部将杜进向吕光进言。
这时，凉州刺史梁熙以“未奉皇命，轻易退军”之名首先问罪吕光。吕光则反言其“国家倾颓之际不顾主上安危，且欲阻归还之军”。总之，二人各怀心思，在甘肃玉门展开激战。后来，梁熙兵败被俘，吕光取得了胜利，他以姑藏为中心，成为河西一带的实际统治者。
当然，鸠摩罗什也被带到了这里。吕光对传教布法并无多大兴趣，他最初只是奉命行事而已，如今他却看重高僧鸠摩罗什占卜吉凶的非凡之能。占领龟兹之时，吕光就命鸠摩罗什饮酒，又将龟兹王之女嫁给他。从佛家戒律来说，吕光这么做已经使他破戒，但这样一来也同时开启了他的学者之路。
公元395年，吕光在平定河西之后自称“三河王”，实现了从地方政权到割据王朝的转变升级，史称“后梁”。第二年，曾作《龟兹宫赋》的段业举兵造反，后梁国运也逐渐走向衰落。吕光死后两年，即公元401年，其侄儿吕隆即位。同年，后秦皇帝姚兴率军击破吕隆政权，将鸠摩罗什接到长安。
三十五岁就被吕光带离龟兹的鸠摩罗什，在其五十二岁时才如愿以偿地开始在长安翻译佛经。而在河西之地的十七年，他既没有机会布教，也没有条件译经，几乎可以说那是他人生的空白期，但值得庆幸的是，他熟练地掌握了汉语。
我在前面提到过，当时的库车地区都在使用印欧语系中的吐火罗B系语。鸠摩罗什的父亲是印度人，而他又曾在印度学习过，所以他自然精通印度语。在后来的语言运用中，他也应该以吐火罗B系语和印度语为主。虽然东汉曾在龟兹设立西域都护，但时间较短，所以汉语尚未普及。如果说鸠摩罗什在龟兹就接触到了汉语，那么充其量也不过是初级水平。所以换句话说，在河西的十七年间，看似是鸠摩罗什的人生空白期，实际也可以称之为后期大有作为的酝酿阶段。
鸠摩罗什步入中年才真正开始研习汉语，从而翻译佛教主要经典，这反而是一种幸运。那时长安的译经派别众多，但鸠摩罗什的翻译以自己对经文的充分理解为基础，成了群星中最为闪耀的一颗。
后世玄奘的译经以精准著称。与之相比，鸠摩罗什的翻译虽然也有逐字逐句翻译的问题，但他大胆意译的精神在当时堪称绝技。特别是他译的《妙法莲华经》，其译文极富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