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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上午,曾国藩正在审阅道州报来的告急文书,一个团丁急匆匆闯进审案局报告:“曾大人,出大事了!”

“什么事,这样惊慌?”曾国藩两眼离开告急文书,盯着那团丁问。

“大人,有人抢米行。”团丁急忙回答,紧张的神态还没恢复过来。

“有这样的事?”曾国藩颇感意外。这几个月来,长沙城闹事虽多,抢米行却还从来没有出现过。他意识到事态严重,不禁有些急迫,“抢的哪家米行?有多少人?”

曾国藩的凶恶神态,使团丁吓了一跳,一时语塞,竟答不出话来。

“快说!”曾国藩又盯了团丁一眼,心里骂道,“一个不中用的脓包!”

团丁定定神,结结巴巴地回答:“小西门,不,说错了,是大西门内五谷丰米行。人很多,很多,怕有一两百,也可能有两三百。”

“曾国葆!”国葆急忙来到大哥身边,曾国藩果断地命令,“将你的亲兵队所有团丁集合起来,带着他们立即赶到大西门内五谷丰米行,把打劫米行的歹徒一个不漏地抓住。有抵抗者,就地处决!”

“是!”国葆答应一声,转身出门。

“停一下!”曾国藩喊住满弟,“叫彭毓橘骑一匹快马,到罗山营里调一百团丁支援你!”

待国葆出去以后,曾国藩换上一件短衣,戴上墨镜,由康福、蒋益澧保护,悄悄出了审案局,抄小道奔向大西门。审案局离大西门不远,两刻钟后便到了。曾国藩见五谷丰米行前人山人海,除看热闹的外,有上百人或提着米袋,或拿着木桶、脸盆等围在米行门前,大部分是老人小孩,有人在给他们发米。人群中不断发出一阵阵哄笑声,米行四周一片乱糟糟。曾国藩小声骂道:“这些无法无天的匪徒!开仓放粮,岂不是要造反么?”

这时,曾国葆带领的亲兵队六十多号团丁由北面赶来,彭毓橘带领的罗山营一百号团丁从南面赶来,已将米行团团包围了。人们见此情景,吓得鸡飞鸭走,不少人丢下手中的米袋、木桶,仓皇逃窜。团丁们抓住了几十个背米的老人、小孩,粗暴地喝骂、拳击,被抓的人跪在地上磕头求饶,哭着叫着,呼爹喊娘,情景甚是凄惨。曾国藩命蒋益澧传令:“围观的、背米的,一律不抓,为首的、抢米的,全部抓到审案局来。”

说罢,带着康福悄悄离开现场回衙门。

一个时辰后,国葆前来报告:抓到歹徒十三名。曾国藩指示黄廷瓒立即审讯。过会儿,他又想起一桩事,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来,写着:

“叔康兄:审讯时请留意,歹徒中是否有会堂分子,或是与会堂有联系者。”

写完封好,叫荆七送给黄廷瓒,接着拿出上午未看完的告急文书,聚精会神地看起来。

深夜,黄廷瓒前来汇报审讯情况——

五谷丰米行老板吴新刚,是个贪婪刻薄、心肠阴毒的商人。多年来,他使用许多不法手腕,挤垮附近几家同行,垄断了从南门到大西门一带的米业,常常抬高市价,以次充好,短斤少两,坑害市民,聚敛了万贯不义之财。百姓背地里都骂他“无心肝”。这“无心肝”偏又最会巴结官府,寻找靠山,尽管市民对他恨之入骨,却又奈何不得。这一向,正是长沙城内缺米的时候,“无心肝”以低价从外地购得一批霉米朽米,掺在好米内,高价卖给市民。市民们受此坑害,莫不破口大骂。这时恼了一个汉子,此人名叫廖仁和,住在大西门外,是个码头上的脚夫,人生得牛高马大,好打抱不平。他一声吆喝,带着十多条汉子冲进五谷丰米行,把“无心肝”痛打一顿。围观的人拍手称快,有人喊:“廖大哥,干脆把仓库里的米分给百姓,出口怨气!”

人群中一片附和声。廖仁和平时吃了“无心肝”不少苦头,想想这不义之财,百姓取之何妨,遂应了大家的请求。附近百姓纷纷前来分米,闹成了一场大事!

曾国藩静静地听着黄廷瓒的审讯报告,眼睛半眯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心中在思考着如何处理这桩案子。这明摆着是百姓对奸商的惩罚,像五谷丰老板这样的奸商,比比皆是,用不着再取什么旁证,曾国藩相信审讯报告是真实的。但这桩案子闹得很大,弄得长沙城人心浮动,如果不严加惩处,不法之徒便会蜂起效尤,抢米行、抢商店、抢钱庄,那不翻了天?要彻底断绝效尤者的念头,非严惩不可!打定了主意,曾国藩问黄廷瓒:“叔康兄,你看此事如何处理?”

黄廷瓒想了想,说:“吴新刚为商奸诈,百姓自发起来惩处,于情理来说,百姓无罪;从律令上讲,有碍社会安定。无论如何,此风不可长。依卑职之见,这十三名闹事者,为头的廖仁和,杖责一百棍,游街三日,其余的人各杖责五十棍,释放回家。”

黄廷瓒的处理,按通常民众起哄闹事而言,完全符合朝廷律令。不过,现在是乱世,乱世办案,不能循常规。这个书呆子办事,就是迂了点,曾国藩在心里说。

黄廷瓒为人的确迂直,这一点,曾国藩与他在岳麓书院同窗时就已深知。正因为迂直,他在官场上混得不顺利。在江苏候补知州,一候就是三年,后来的早已赴任,他却一直得不到实缺,弄得衣食无着,寒酸不堪,老娘死了,连回籍奔丧的路费都没有。也正因为迂直,却被曾国藩看中。曾国藩喜欢这种不会使乖弄巧、心地踏实的人,他认为当今官场腐败,就是由于巧佞之徒太多、迂直之人太少的缘故。曾国藩将审案局的日常事务,委托黄廷瓒负责,其他委员办的事,也要黄廷瓒审查,黄廷瓒对曾国藩感恩戴德,尽心尽力地办事。一般案件,曾国藩都依黄廷瓒的处理意见,但这件事,却不能按他的意见办。

曾国藩把若此事处置不重,将会引起不良后果的利害关系,向黄廷瓒剖析了一番,终于使黄廷瓒信服了。

“重判可以。为首的囚禁三年,协从的分别囚禁三到六个月。”黄廷瓒提出了从重的方案。

“这些人与会堂有联系吗?”曾国藩不对黄廷瓒的方案置以可否,却提出了另一个问题。

“接到大人的手谕,卑职着重审讯了这件事。有人供称为头的廖仁和与串子会有些联系,但没有证据。”

“除廖仁和外,那十二名都是些什么人?”

“十二人都长住大西门一带。有四人曾被长毛掳去当过长夫,有三人原为驻守武昌的绿营,武昌被长毛攻破后,逃回来的。另外五名也都无固定职业,其中有三人因打过人,被按察使司传讯过。”

“这就对了。”曾国藩点点头,“我说这些人为何这样无法无天,原来不是游匪,便是流氓,竟无一个安分守己的良民。对付这种人,杀头也不过分。”

“杀头?”黄廷瓒大吃一惊,再重也重不到杀头呀!

“谁?”正说话间,曾国藩见窗外似有一人影闪过,“荆七,你到外面去看看。”

一会儿,荆七捧着一个纸套进来,说:“人没见到,只见门口摆着这个东西。像是信套,却又很重。”说着,双手递了过去。

曾国藩看时,是个信套。他用力扯开,只见一把明晃晃的短刀从里面笔直掉下来,刀尖插进地板中,刀把在微微摆动。黄廷瓒吓得脸色变白,曾国藩也吓了一跳,但很快镇静下来,强笑道:“谁给我送来这样锋利的短刀!”

说着从信套里抽出一张纸来,黄廷瓒凑过脸去看,只见纸上歪歪斜斜写着两行字:“放人,万事俱休;不放,刀不认人。”旁边用红、蓝、黑三色笔画了三个互相套着的圆圈圈。黄廷瓒惊叫道:“这是串子会的人干的!”

“你怎么知道?”曾国藩问。

“这三色圈圈便是串子会的标记。”黄廷瓒这几个月亲自审讯过不少案件,懂得一些会堂黑幕。

“想以死来威吓我?哼!”曾国藩鄙夷地冷笑,“本部堂兼过兵部堂官,还怕这几个草寇!”

“听说串子会有两三百号人。”黄廷瓒的心还在跳。

“两三百号人怎么样?我们有一千多号团丁,还怕他们翻天不成?”曾国藩突然略带兴奋地说,“叔康兄,你刚才还说廖仁和与会堂的联系没有证据,现在证据送上门来了。倘若廖仁和这批家伙不是串子会的人,串子会怎会送这封恐吓信?”

黄廷瓒说:“大人分析得有道理,看来廖仁和是串子会里的人。”

“是串子会里的人,就更应该重判了。事不宜迟,我看明天一早就把这批人押到红牌楼去杀头示众。”

“全部杀头?”黄廷瓒惊疑地问。

“全部杀头。”曾国藩沉下脸。

“其中有一个十七岁的孩子、一个六十二岁的老头,是不是从宽处理?”

“不分老少!这种人,留下一个,就留下一个隐患。与其日后为害国家,不如现在杀掉了事。”

曾国藩的态度如此坚定,黄廷瓒不敢再说什么了,只是期期艾艾地嘀咕:“一次杀十多个人,审案局成立以来,在长沙城里还没有过,最好先跟骆中丞打个招呼,请来王旗再杀人,省得以后招致口舌。”

“你说的有道理,倘若没有这封恐吓信,是应该先告诉骆中丞,请来王旗。但现在却不能按常规办事了,早杀早安宁。万一明天夜里串子会冲进审案局抢人,怎么办?杀这种会堂匪徒,骆中丞不会不同意的。”

“我看,五谷丰老板吴新刚也要抓起来,不抓不能平民愤。”黄廷瓒又提出一个问题。

曾国藩沉吟良久,默不作声。黄廷瓒似乎得到了鼓舞,颇为激动地说:“大人,骚乱要镇压,但贪官污吏、奸商恶棍也要惩办。”

曾国藩点点头,说:“叔康兄,你的话说中了要害,但眼下我无权办这种事啊!我不过一在籍侍郎,暂时奉命帮办团练,只能镇压匪乱,无权惩办腐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呀!”

曾国藩抚着黄廷瓒的背,凝视着窗外漆黑的夜景,略停片刻,轻轻地说:“叔康兄,有朝一日国藩能任一方督抚,一定请你前去襄助,我们齐心合力,清除贪官污吏,打击奸商恶棍,先从自己做起,兢兢业业,克勤克俭,为皇上办事,做全省官吏的榜样,整顿纲纪秩序,扭转不良风气,做一番移风易俗、陶铸世人的伟大事业,方不负我们当初在岳麓书院的寒窗苦读。”

黄廷瓒浑身热血奔腾,他紧紧握着曾国藩的手,激动地说:“好!到那时,廷瓒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黄廷瓒走后,曾国藩从地上抽出那把短刀,细细地看看摸摸,然后放进信套,一起锁进柜子。这一夜,曾国藩不住原来的卧室,拣了一间衙门中最不起眼的小房间睡下,叫康福、蒋益澧等人睡在他的旁边。

第二天,当天色尚未全亮的时候,曾国藩命国葆带领一百五十号团丁,押解廖仁和等十三名抢米行的犯人前往红牌楼。国葆不解:“大哥,天尚未亮,不可以晚一点吗?”

曾国藩严肃地对满弟说:“你还年轻,不懂得世事的复杂。这些人既然与串子会有联系,难保串子会不中途拦抢,还要提防他们劫法场,所以要愈早愈好。你一到红牌楼,就命团丁将四方路口堵好,不能放一人进来,一交卯正,便发令行刑。”

国葆押解犯人走后不久,荆七便慌慌张张进来禀报:“大人,衙门外黑压压地跪着一大片人,口口声声要见大人。”

“是些什么人?”曾国藩警觉起来,心想,“难道是串子会的人来了不成?”

“大半是老头老太婆,看来不像是歹人。”荆七回答,“要么,大人下令,叫康福带团丁轰走算了。”见曾国藩在犹豫,荆七自作主张地说:“我这就去叫康福。”说完扭头便走。

“回来!”曾国藩吼道。他对荆七这个行动甚为恼火,荆七惶恐地站在原地,等候训斥,但曾国藩并未训斥他,只是吩咐,“叫康福带着蒋益澧、萧启江等人跟着我,我要亲自见他们。”

曾国藩整了整衣冠,迈着稳健的步伐,不慌不忙地走出衙门外,果然见外面跪着几十个头发斑白的老翁老妪。那些人见曾国藩一出来,便乱哄哄地喊着:“曾大人,曾大人。”头不停地叩着。曾国藩和颜悦色地说:“诸位父老乡亲,不知唤鄙人出来有何赐教?”

一个须发皆白、身穿旧布长袍的老者,拄着拐杖站起,说:“曾大人,各位公推老朽说几句话。”

老者刚一开口,便咳嗽起来。曾国藩高喊:“荆七,拿条凳子来,让老伯坐下说话。”

老者连称不敢,见荆七真的搬了凳子来,也便坐下。康福也为曾国藩搬了把太师椅,但他并不坐。

“各位乡亲都说,曾大人这几个月来,严厉镇压匪乱,长沙风气大为好转,这是曾大人的功劳。不过,”老者又咳起来,吐了一口痰说,“昨天,大西门内抢米之事,实乃奸商吴新刚逼出来的。廖仁和等为受害四邻打抱不平,开仓放粮,也是应百姓所求。且吴新刚仓中堆积的谷米,完全是这几年盘剥市民所得,现将它还给市民,亦不能称之为犯法。老汉今年八十了,年轻时也读过几年书,《礼》曰,‘贼贤害民则伐之’。吴新刚一贯害民,廖仁和等施以惩罚,亦合古训。望大人怜抢米者事出有因,宽恕其举措不当,释放廖仁和等十三人,以孚众望。另外,昨日数百名得米者亦惶惶不可终日,一并求大人开恩。”

老者说完,跪着的人一齐喊:“求大人开恩!”

曾国藩冷冷地扫视着人群,心里狠狠地骂道:一群糊涂人!他强压恼怒,仍旧用平缓的口气说:“各位乡亲父老们,鄙人奉圣旨办团练,目的在镇压骚乱,保境安民。刚才这位老伯说的,几个月来长沙风气有所好转,鄙人深谢各位的支持。五谷丰老板吴新刚贪婪害民,鄙人亦有所闻。倘若昨日抢米者果真出自义愤,尽管举措不当,造成骚乱,鄙人亦可考虑从宽处理。但是,乡亲们,”说到这里,曾国藩提高嗓门,语气变得冷峻起来,“你们都受欺骗了,廖仁和等十三名罪犯,根本不是见义勇为的豪杰,而是会堂匪徒!他们都是一批狼心狗肺的土匪!”

阶下人群莫不惊愕万分,纷纷交头接耳,小声议论起来。

“本部堂有铁证在此。”曾国藩转脸对荆七说,“将昨夜串子会送来的恐吓信和短刀拿出来,让这些好心的父老们见识见识。”

荆七将刀和信拿了出来。曾国藩将刀一扬:“这就是串子会昨夜送来扬言要刺杀本部堂的短刀。”又拿起信说,“这就是他们的恐吓信,大家不妨看看。”

信在人群中传阅,有的叹息,有的点头,有的摇首。大家都被这封信给镇住了。

“各位父老乡亲,这些人从来就不是安分守己的良民,他们都是串子会的骨干,借百姓对五谷丰米行的怨恨,乘机行此不法之事,妄图扰乱人心,破坏秩序,以便乱中起事,附逆长毛。这等会匪,不杀何以平民愤,何以护纲纪?至于昨日不明真相、贪图小利的百姓,”曾国藩停下来,换成较为和缓的语气说,“烦各位父老转告,请他们放宽心,本部堂一概不追究。大家回去吧!”

见阶下人并无起身的样子,曾国藩突然大声说:“诸位到红牌楼看热闹去吧,十三名会匪的头颅已挂在那里半天了!”

众人惊惶不已,这才纷纷起身,向红牌楼奔去。刚才说话的老者边走边摇头,自言自语:“事情真蹊跷,怎么都成串子会了,先前从没听说过呀!”

旁边一个老妇人说:“阿弥陀佛,造孽呀,造孽,一下子砍掉十三个脑壳,这杀人就跟剃头一样。”

另一个老婆婆气愤地说:“么子曾大人,曾剃头!”

老妪无意间给曾国藩起了一个形象的绰号。从那天起,“曾剃头”一词,便在长沙城里四处传开。

过了几天,五谷丰老板吴新刚买了几丈黄绫,做了一把硕大的万民伞,带着米行十几个伙计来到审案局,要面谒曾大人,谢谢他救了米行,并请他下令收缴那天被分出去的米。当王荆七将吴新刚的来意禀告曾国藩时,他气得扫帚眉倒竖,三角眼冒火,恶狠狠地说:“这个奸商,本部堂暂不动他,他倒翘起了狗尾巴!本部堂要他什么万民伞!你去正告他,今后若不改恶从善,老实经商,再有不法情事出现,本部堂将查封米行,严惩不贷!”

吴新刚听完王荆七疾言厉色的正告,吓得万民伞也顾不得拿,带着伙计们抱头鼠窜。曾国藩吩咐,就在门外将万民伞烧掉。

又是杀头,又是烧万民伞,长沙市民都摸不透这位团练大臣——曾剃头的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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