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上午，曾国藩正在审阅道州报来的告急文书，一个团丁急匆匆闯进审案局报告：“曾大人，出大事了！”

“什么事，这样惊慌？”曾国藩两眼离开告急文书，盯着那团丁问。

“大人，有人抢米行。”团丁急忙回答，紧张的神态还没恢复过来。

“有这样的事？”曾国藩颇感意外。这几个月来，长沙城闹事虽多，抢米行却还从来没有出现过。他意识到事态严重，不禁有些急迫，“抢的哪家米行？有多少人？”

曾国藩的凶恶神态，使团丁吓了一跳，一时语塞，竟答不出话来。

“快说！”曾国藩又盯了团丁一眼，心里骂道，“一个不中用的脓包！”

团丁定定神，结结巴巴地回答：“小西门，不，说错了，是大西门内五谷丰米行。人很多，很多，怕有一两百，也可能有两三百。”

“曾国葆！”国葆急忙来到大哥身边，曾国藩果断地命令，“将你的亲兵队所有团丁集合起来，带着他们立即赶到大西门内五谷丰米行，把打劫米行的歹徒一个不漏地抓住。有抵抗者，就地处决！”

“是！”国葆答应一声，转身出门。

“停一下！”曾国藩喊住满弟，“叫彭毓橘骑一匹快马，到罗山营里调一百团丁支援你！”

待国葆出去以后，曾国藩换上一件短衣，戴上墨镜，由康福、蒋益澧保护，悄悄出了审案局，抄小道奔向大西门。审案局离大西门不远，两刻钟后便到了。曾国藩见五谷丰米行前人山人海，除看热闹的外，有上百人或提着米袋，或拿着木桶、脸盆等围在米行门前，大部分是老人小孩，有人在给他们发米。人群中不断发出一阵阵哄笑声，米行四周一片乱糟糟。曾国藩小声骂道：“这些无法无天的匪徒！开仓放粮，岂不是要造反么？”

这时，曾国葆带领的亲兵队六十多号团丁由北面赶来，彭毓橘带领的罗山营一百号团丁从南面赶来，已将米行团团包围了。人们见此情景，吓得鸡飞鸭走，不少人丢下手中的米袋、木桶，仓皇逃窜。团丁们抓住了几十个背米的老人、小孩，粗暴地喝骂、拳击，被抓的人跪在地上磕头求饶，哭着叫着，呼爹喊娘，情景甚是凄惨。曾国藩命蒋益澧传令：“围观的、背米的，一律不抓，为首的、抢米的，全部抓到审案局来。”

说罢，带着康福悄悄离开现场回衙门。

一个时辰后，国葆前来报告：抓到歹徒十三名。曾国藩指示黄廷瓒立即审讯。过会儿，他又想起一桩事，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来，写着：

“叔康兄：审讯时请留意，歹徒中是否有会堂分子，或是与会堂有联系者。”

写完封好，叫荆七送给黄廷瓒，接着拿出上午未看完的告急文书，聚精会神地看起来。

深夜，黄廷瓒前来汇报审讯情况——

五谷丰米行老板吴新刚，是个贪婪刻薄、心肠阴毒的商人。多年来，他使用许多不法手腕，挤垮附近几家同行，垄断了从南门到大西门一带的米业，常常抬高市价，以次充好，短斤少两，坑害市民，聚敛了万贯不义之财。百姓背地里都骂他“无心肝”。这“无心肝”偏又最会巴结官府，寻找靠山，尽管市民对他恨之入骨，却又奈何不得。这一向，正是长沙城内缺米的时候，“无心肝”以低价从外地购得一批霉米朽米，掺在好米内，高价卖给市民。市民们受此坑害，莫不破口大骂。这时恼了一个汉子，此人名叫廖仁和，住在大西门外，是个码头上的脚夫，人生得牛高马大，好打抱不平。他一声吆喝，带着十多条汉子冲进五谷丰米行，把“无心肝”痛打一顿。围观的人拍手称快，有人喊：“廖大哥，干脆把仓库里的米分给百姓，出口怨气！”

人群中一片附和声。廖仁和平时吃了“无心肝”不少苦头，想想这不义之财，百姓取之何妨，遂应了大家的请求。附近百姓纷纷前来分米，闹成了一场大事！

曾国藩静静地听着黄廷瓒的审讯报告，眼睛半眯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心中在思考着如何处理这桩案子。这明摆着是百姓对奸商的惩罚，像五谷丰老板这样的奸商，比比皆是，用不着再取什么旁证，曾国藩相信审讯报告是真实的。但这桩案子闹得很大，弄得长沙城人心浮动，如果不严加惩处，不法之徒便会蜂起效尤，抢米行、抢商店、抢钱庄，那不翻了天？要彻底断绝效尤者的念头，非严惩不可！打定了主意，曾国藩问黄廷瓒：“叔康兄，你看此事如何处理？”

黄廷瓒想了想，说：“吴新刚为商奸诈，百姓自发起来惩处，于情理来说，百姓无罪；从律令上讲，有碍社会安定。无论如何，此风不可长。依卑职之见，这十三名闹事者，为头的廖仁和，杖责一百棍，游街三日，其余的人各杖责五十棍，释放回家。”

黄廷瓒的处理，按通常民众起哄闹事而言，完全符合朝廷律令。不过，现在是乱世，乱世办案，不能循常规。这个书呆子办事，就是迂了点，曾国藩在心里说。

黄廷瓒为人的确迂直，这一点，曾国藩与他在岳麓书院同窗时就已深知。正因为迂直，他在官场上混得不顺利。在江苏候补知州，一候就是三年，后来的早已赴任，他却一直得不到实缺，弄得衣食无着，寒酸不堪，老娘死了，连回籍奔丧的路费都没有。也正因为迂直，却被曾国藩看中。曾国藩喜欢这种不会使乖弄巧、心地踏实的人，他认为当今官场腐败，就是由于巧佞之徒太多、迂直之人太少的缘故。曾国藩将审案局的日常事务，委托黄廷瓒负责，其他委员办的事，也要黄廷瓒审查，黄廷瓒对曾国藩感恩戴德，尽心尽力地办事。一般案件，曾国藩都依黄廷瓒的处理意见，但这件事，却不能按他的意见办。

曾国藩把若此事处置不重，将会引起不良后果的利害关系，向黄廷瓒剖析了一番，终于使黄廷瓒信服了。

“重判可以。为首的囚禁三年，协从的分别囚禁三到六个月。”黄廷瓒提出了从重的方案。

“这些人与会堂有联系吗？”曾国藩不对黄廷瓒的方案置以可否，却提出了另一个问题。

“接到大人的手谕，卑职着重审讯了这件事。有人供称为头的廖仁和与串子会有些联系，但没有证据。”

“除廖仁和外，那十二名都是些什么人？”

“十二人都长住大西门一带。有四人曾被长毛掳去当过长夫，有三人原为驻守武昌的绿营，武昌被长毛攻破后，逃回来的。另外五名也都无固定职业，其中有三人因打过人，被按察使司传讯过。”

“这就对了。”曾国藩点点头，“我说这些人为何这样无法无天，原来不是游匪，便是流氓，竟无一个安分守己的良民。对付这种人，杀头也不过分。”

“杀头？”黄廷瓒大吃一惊，再重也重不到杀头呀！

“谁？”正说话间，曾国藩见窗外似有一人影闪过，“荆七，你到外面去看看。”

一会儿，荆七捧着一个纸套进来，说：“人没见到，只见门口摆着这个东西。像是信套，却又很重。”说着，双手递了过去。

曾国藩看时，是个信套。他用力扯开，只见一把明晃晃的短刀从里面笔直掉下来，刀尖插进地板中，刀把在微微摆动。黄廷瓒吓得脸色变白，曾国藩也吓了一跳，但很快镇静下来，强笑道：“谁给我送来这样锋利的短刀！”

说着从信套里抽出一张纸来，黄廷瓒凑过脸去看，只见纸上歪歪斜斜写着两行字：“放人，万事俱休；不放，刀不认人。”旁边用红、蓝、黑三色笔画了三个互相套着的圆圈圈。黄廷瓒惊叫道：“这是串子会的人干的！”

“你怎么知道？”曾国藩问。

“这三色圈圈便是串子会的标记。”黄廷瓒这几个月亲自审讯过不少案件，懂得一些会堂黑幕。

“想以死来威吓我？哼！”曾国藩鄙夷地冷笑，“本部堂兼过兵部堂官，还怕这几个草寇！”

“听说串子会有两三百号人。”黄廷瓒的心还在跳。

“两三百号人怎么样？我们有一千多号团丁，还怕他们翻天不成？”曾国藩突然略带兴奋地说，“叔康兄，你刚才还说廖仁和与会堂的联系没有证据，现在证据送上门来了。倘若廖仁和这批家伙不是串子会的人，串子会怎会送这封恐吓信？”

黄廷瓒说：“大人分析得有道理，看来廖仁和是串子会里的人。”

“是串子会里的人，就更应该重判了。事不宜迟，我看明天一早就把这批人押到红牌楼去杀头示众。”

“全部杀头？”黄廷瓒惊疑地问。

“全部杀头。”曾国藩沉下脸。

“其中有一个十七岁的孩子、一个六十二岁的老头，是不是从宽处理？”

“不分老少！这种人，留下一个，就留下一个隐患。与其日后为害国家，不如现在杀掉了事。”

曾国藩的态度如此坚定，黄廷瓒不敢再说什么了，只是期期艾艾地嘀咕：“一次杀十多个人，审案局成立以来，在长沙城里还没有过，最好先跟骆中丞打个招呼，请来王旗再杀人，省得以后招致口舌。”

“你说的有道理，倘若没有这封恐吓信，是应该先告诉骆中丞，请来王旗。但现在却不能按常规办事了，早杀早安宁。万一明天夜里串子会冲进审案局抢人，怎么办？杀这种会堂匪徒，骆中丞不会不同意的。”

“我看，五谷丰老板吴新刚也要抓起来，不抓不能平民愤。”黄廷瓒又提出一个问题。

曾国藩沉吟良久，默不作声。黄廷瓒似乎得到了鼓舞，颇为激动地说：“大人，骚乱要镇压，但贪官污吏、奸商恶棍也要惩办。”

曾国藩点点头，说：“叔康兄，你的话说中了要害，但眼下我无权办这种事啊！我不过一在籍侍郎，暂时奉命帮办团练，只能镇压匪乱，无权惩办腐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呀！”

曾国藩抚着黄廷瓒的背，凝视着窗外漆黑的夜景，略停片刻，轻轻地说：“叔康兄，有朝一日国藩能任一方督抚，一定请你前去襄助，我们齐心合力，清除贪官污吏，打击奸商恶棍，先从自己做起，兢兢业业，克勤克俭，为皇上办事，做全省官吏的榜样，整顿纲纪秩序，扭转不良风气，做一番移风易俗、陶铸世人的伟大事业，方不负我们当初在岳麓书院的寒窗苦读。”

黄廷瓒浑身热血奔腾，他紧紧握着曾国藩的手，激动地说：“好！到那时，廷瓒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黄廷瓒走后，曾国藩从地上抽出那把短刀，细细地看看摸摸，然后放进信套，一起锁进柜子。这一夜，曾国藩不住原来的卧室，拣了一间衙门中最不起眼的小房间睡下，叫康福、蒋益澧等人睡在他的旁边。

第二天，当天色尚未全亮的时候，曾国藩命国葆带领一百五十号团丁，押解廖仁和等十三名抢米行的犯人前往红牌楼。国葆不解：“大哥，天尚未亮，不可以晚一点吗？”

曾国藩严肃地对满弟说：“你还年轻，不懂得世事的复杂。这些人既然与串子会有联系，难保串子会不中途拦抢，还要提防他们劫法场，所以要愈早愈好。你一到红牌楼，就命团丁将四方路口堵好，不能放一人进来，一交卯正，便发令行刑。”

国葆押解犯人走后不久，荆七便慌慌张张进来禀报：“大人，衙门外黑压压地跪着一大片人，口口声声要见大人。”

“是些什么人？”曾国藩警觉起来，心想，“难道是串子会的人来了不成？”

“大半是老头老太婆，看来不像是歹人。”荆七回答，“要么，大人下令，叫康福带团丁轰走算了。”见曾国藩在犹豫，荆七自作主张地说：“我这就去叫康福。”说完扭头便走。

“回来！”曾国藩吼道。他对荆七这个行动甚为恼火，荆七惶恐地站在原地，等候训斥，但曾国藩并未训斥他，只是吩咐，“叫康福带着蒋益澧、萧启江等人跟着我，我要亲自见他们。”

曾国藩整了整衣冠，迈着稳健的步伐，不慌不忙地走出衙门外，果然见外面跪着几十个头发斑白的老翁老妪。那些人见曾国藩一出来，便乱哄哄地喊着：“曾大人，曾大人。”头不停地叩着。曾国藩和颜悦色地说：“诸位父老乡亲，不知唤鄙人出来有何赐教？”

一个须发皆白、身穿旧布长袍的老者，拄着拐杖站起，说：“曾大人，各位公推老朽说几句话。”

老者刚一开口，便咳嗽起来。曾国藩高喊：“荆七，拿条凳子来，让老伯坐下说话。”

老者连称不敢，见荆七真的搬了凳子来，也便坐下。康福也为曾国藩搬了把太师椅，但他并不坐。

“各位乡亲都说，曾大人这几个月来，严厉镇压匪乱，长沙风气大为好转，这是曾大人的功劳。不过，”老者又咳起来，吐了一口痰说，“昨天，大西门内抢米之事，实乃奸商吴新刚逼出来的。廖仁和等为受害四邻打抱不平，开仓放粮，也是应百姓所求。且吴新刚仓中堆积的谷米，完全是这几年盘剥市民所得，现将它还给市民，亦不能称之为犯法。老汉今年八十了，年轻时也读过几年书，《礼》曰，‘贼贤害民则伐之’。吴新刚一贯害民，廖仁和等施以惩罚，亦合古训。望大人怜抢米者事出有因，宽恕其举措不当，释放廖仁和等十三人，以孚众望。另外，昨日数百名得米者亦惶惶不可终日，一并求大人开恩。”

老者说完，跪着的人一齐喊：“求大人开恩！”

曾国藩冷冷地扫视着人群，心里狠狠地骂道：一群糊涂人！他强压恼怒，仍旧用平缓的口气说：“各位乡亲父老们，鄙人奉圣旨办团练，目的在镇压骚乱，保境安民。刚才这位老伯说的，几个月来长沙风气有所好转，鄙人深谢各位的支持。五谷丰老板吴新刚贪婪害民，鄙人亦有所闻。倘若昨日抢米者果真出自义愤，尽管举措不当，造成骚乱，鄙人亦可考虑从宽处理。但是，乡亲们，”说到这里，曾国藩提高嗓门，语气变得冷峻起来，“你们都受欺骗了，廖仁和等十三名罪犯，根本不是见义勇为的豪杰，而是会堂匪徒！他们都是一批狼心狗肺的土匪！”

阶下人群莫不惊愕万分，纷纷交头接耳，小声议论起来。

“本部堂有铁证在此。”曾国藩转脸对荆七说，“将昨夜串子会送来的恐吓信和短刀拿出来，让这些好心的父老们见识见识。”

荆七将刀和信拿了出来。曾国藩将刀一扬：“这就是串子会昨夜送来扬言要刺杀本部堂的短刀。”又拿起信说，“这就是他们的恐吓信，大家不妨看看。”

信在人群中传阅，有的叹息，有的点头，有的摇首。大家都被这封信给镇住了。

“各位父老乡亲，这些人从来就不是安分守己的良民，他们都是串子会的骨干，借百姓对五谷丰米行的怨恨，乘机行此不法之事，妄图扰乱人心，破坏秩序，以便乱中起事，附逆长毛。这等会匪，不杀何以平民愤，何以护纲纪？至于昨日不明真相、贪图小利的百姓，”曾国藩停下来，换成较为和缓的语气说，“烦各位父老转告，请他们放宽心，本部堂一概不追究。大家回去吧！”

见阶下人并无起身的样子，曾国藩突然大声说：“诸位到红牌楼看热闹去吧，十三名会匪的头颅已挂在那里半天了！”

众人惊惶不已，这才纷纷起身，向红牌楼奔去。刚才说话的老者边走边摇头，自言自语：“事情真蹊跷，怎么都成串子会了，先前从没听说过呀！”

旁边一个老妇人说：“阿弥陀佛，造孽呀，造孽，一下子砍掉十三个脑壳，这杀人就跟剃头一样。”

另一个老婆婆气愤地说：“么子曾大人，曾剃头！”

老妪无意间给曾国藩起了一个形象的绰号。从那天起，“曾剃头”一词，便在长沙城里四处传开。

过了几天，五谷丰老板吴新刚买了几丈黄绫，做了一把硕大的万民伞，带着米行十几个伙计来到审案局，要面谒曾大人，谢谢他救了米行，并请他下令收缴那天被分出去的米。当王荆七将吴新刚的来意禀告曾国藩时，他气得扫帚眉倒竖，三角眼冒火，恶狠狠地说：“这个奸商，本部堂暂不动他，他倒翘起了狗尾巴！本部堂要他什么万民伞！你去正告他，今后若不改恶从善，老实经商，再有不法情事出现，本部堂将查封米行，严惩不贷！”

吴新刚听完王荆七疾言厉色的正告，吓得万民伞也顾不得拿，带着伙计们抱头鼠窜。曾国藩吩咐，就在门外将万民伞烧掉。

又是杀头，又是烧万民伞，长沙市民都摸不透这位团练大臣——曾剃头的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