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纪跃一点也不羡慕这位兵团战友。他觉得他们从来就不是一种人，因而用不着去同他相比。兵团里还出了另外一些人才，有后来考上研究生的，有成了著名演员的，有写出整本书来的......但薛纪跃知道，那些战友的父母几乎都是知识份子，有党内的知识份子（还担任着一定的领导职务），有党外的知识份子，学校停课了，人家家里没有停课；薛纪跃这号的市民子弟带到兵团的木箱里只装着薛师傅、薛大娘这种市民家长为他准备的换洗衣物和日用杂品，而那些兵团战友带到兵团的行李中有整箱、整捆的书。当年在兵团搞宣传、写材料、参加文艺宣传队的编写演出的，其中有一些是他们；前几年在报上、刊物上发表作品对那段生活进行无情揭露、深刻反思的也多半是他们；而近来迸发出强烈的回归情思的，又有一些是他们......他们有着一种精神上的优势，在兵团的几年生活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宝贵的体验，他们从而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资本。但他们毕竟是少数中的少数。绝大多数的还是薛纪跃这类的青年，几年的兵团生活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荒芜，使他们本来就不丰腴的灵魂变得更加贫瘠。
几年单调、枯燥的兵团生活中，有两件身外事给薛纪跃留下的印象最深。
一件，是在伙房里收拾鲜鱼时，视觉上所受到的强烈刺激。他们连队附近有一个水泡子，水泡子里有一种鱼，能长到一尺来长，有点象胖头鱼，可没那么肥实。当地的农民都不吃那种鱼，据说他们有一种迷信心理，认为吃了那鱼不吉利。连队后来实在没有荤菜吃，连长就发动兵团战士们破除迷信，撒网打那鱼吃。网上的鱼送到了伙房，薛纪跃负责收拾那鱼，剖开第一条以后，他看见那鱼从嘴巴到肠子根里，寄生着一种白乎乎的条虫，让他禁不住一阵恶心；他以为那不过是碰巧了，谁知剖开第二条、第三条......每一条鱼肚子里全寄生着那样的条虫；他拒绝再剖下去，并建议不要给大家吃那些鱼，谁知连长却满不在乎地说：“怕什么？鱼肠扔了就是，鱼肉照样吃！”
薛纪跃回到北京以后，直到现在还怕吃鱼肉，他一见到鱼，就不免立即联想到那些条虫，有时他在噩梦里，还会被蠕动的条虫吓得叫喊起来。
另一件，是连队里的一对老兵团战士结婚。连长主持了他们的婚礼，大家胡吃海塞了一顿，喝了整整一打白酒。第二天一早，那新娘子找到连长告状，告她的爱人，什么罪名呢？她气愤地对连长说：“连长！他......他昨晚上要跟我耍流氓！”连长先是楞住，随后便忍不住仰脖大笑起来......这事半小时内便传遍了连队，薛纪跃也随着大伙哄笑了一阵，但笑完了他心里也怦怦乱跳。说实在的，对这男女之间的事情，他的无知程度与那位新娘子其实相差无几......
在许多年里，我们对青年人实际上是进行着一种清教徒式的教育，“文化大革命”当中这种教育方式达到了巅峰状态，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等一大批社会科学学科固然早经取消，到后来连对青年人进行必要的生理知识传授也没有了，这就导致了三种结果：一种是反而造成了一部分青年人因为性放纵而堕落；另一种是造就了一小部分真诚的性封闭、性冷感的无知、畸形青年，那位认为丈夫的爱抚是“耍流氓”的兵团新娘，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第三种是绝大多数，他们只好靠着本能、靠着揣测、靠着长辈及过来人的暗示，从混混沌沌逐渐朝明白处摸索。当然，许许多多的人最后都无师自通，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了，不过也有一些人在摸索中受挫，形成心理障碍，又找不到办法排除，于是便会陷于深深的苦闷与惶惑。
此刻的薛纪跃，恰属于第三种人中的后一类。
......那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兵团已经土崩瓦解，薛纪跃也已办妥了回城手续，在一个风雪之夜，纯粹是出于女性方面的主动，薛纪跃陷入了那种事里，但他没有成功。这次惨痛的失败在他心里留下了一个难以愈合的伤口......
那件事，当然纯属他和她个人生活中最最隐秘的部分。至今他不怨她，相信她也不会怨他。当然他愿今生今世再不与她相逢，相信她也抱着同样的愿望。他将永不说出她来，她也将永不说出他去。
然而这件事却给薛纪跃带来了永无休止的自疑、自卑以及随之而来的心理反馈——强作自信与强摆男子汉气派。
粉碎“四人帮”以后，爱情恢复了它在社会生活中和思想言论中的正常位置，《什么样的爱情最美好》这类小册子应运而生，大受欢迎，也解决了不少青年人的不少问题；然而对薛纪跃这种心态的青年人进行心理治疗的紧迫性，似乎尚未被普遍地认识，或者感觉到了，而又迫于一种世代相传的习俗不能有所行动——据说，清朝的小皇帝大婚前还要到喇嘛庙里看“合喜”金刚，以接受这方面的启蒙教育，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为薛纪跃这样的社会成员，提供方便而可靠的咨询方式呢？
此刻站在新房的五斗橱边的新郎薛纪跃，只觉得心里头往外涌着一种异样的滋味，那似乎本是这个日子里所不该有的......
他抬眼望着挂在五斗橱上方墙壁的十六寸着色结婚照，那是在潘秀娅他们照相馆，动用了最好的人力和最充分的物力，经过反复布置、摆弄才拍成的。披白纱着长裙、怀抱花束的潘秀娅，满脸洋溢着真正的幸福感，而西服革履、油头粉面的自己呢？现在望去，那份自豪和自足的劲头却透着虚伪......
其实他才二十五岁，何必那么着急？潘秀娅也二十五岁，她那个二十五可比不了自己的二十五，她着急，她抓住了“牌子不硬，可好赖是四喇叭”的货色就不撒手；自己多半是在一种古怪的心理状态下才顺势走到今天这一步的：要向各方面，向自己，证明薛纪跃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男子汉......
“嘿，哥儿们，发哪门子呆哪！”忽然响起一个粗鲁的声音，薛纪跃转回身去，他看见一个粗短的身躯，一张粗俗的面孔，不禁一惊。
来的那个人是卢宝桑。
12
一位农村姑娘带着厚礼走来。
郭杏儿手腕上有表，可她还没养成伸腕看表的习惯。再说她双手都拿着东西，想看也费力。她习惯性地凭天光估量着：几点啦？她望着高耸在眼前的鼓楼，心里盘算着：这时候也不知人家在不在家？闯进去合适不合适？
冬日温柔的阳光，亲吻着郭杏儿汗津津、红喷喷的脸庞。
郭杏儿一大早就抵达了北京站。光是出站通过的那条镶着瓷砖的长长地道，就给了她一种新奇而神秘的感觉。那条地道的尽头处装有日本精工表的灯光告示箱，上面有一行四方四正的黑字：“欢迎您到北京来！”这个告示箱据说是日本商人“免费赠予”的，其实是让人家不花钱而作了大广告，并伤害了中国旅客的民族感情，难怪许多人忍不住给有关部门写信，给报纸写文章，强烈要求撤换那份广告，后来那份广告也果然被撤换了；不过，郭杏儿路过那份广告时，却并没有产生类似的义愤，她只朦胧地感到那种灯光广告发散着一种她以前未曾体验过的城市气氛（用她的语言说就是“城里味儿”），而这种气氛是她梦寐以求的。
郭杏儿落生以后直到如今，不光是头一回进北京，而且是头一回进城。当然，如果把到过只有一条“大十字”街的县城也算作进城的话，那么勉强可以算是第二回。其实村里跟她那么大的姑娘，没进过城的多矣，本没什么好惭愧的，问题在于郭杏儿的父亲郭墩子是一九六○年打城里返回村里去的，而且，严格来说，郭杏儿是她娘在城里就怀下的，她得算是城里的姑娘落生在了乡村。自打她懂事以后，她就不断听父亲讲起城里的事——而且不是一般的城里，是首都北京！
父亲经常这样开口讲话：“这事要是到了北京呀......”“这东西要搁到北京去呀......”“这干部要跟北京的干部比呀......”“这个理要拿到北京去论呀......”使得郭杏儿在意识里不仅觉得北京的人和物非同一般，就是道理，好象也另有一个，更神圣，更伟大。
但是郭杏儿命苦。她娘生下她以后，就一直是病病歪歪，隔一年生下她弟弟枣儿以后，更是整整有一年卧病不起，虽有她爹拼命地挣工分，生产队对他们也算相当照顾，但是整个村的生产始终上不去，连没灾没病的人家都受紧，他们那日子穷窘得就更没法提了。好容易她娘缓过劲来了，她爹那茁壮的身子，有一天却突然垮了下来——他全身浮肿，一直肿到连眼睛也睁不开，终于在杏儿九岁、弟弟枣儿七岁的时候合了眼。那正是“文化大革命”闹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他们那个村里也闹腾了一番什么“夺权”、“反夺权”，把生产队的干部也挂牌子斗了一通；高音喇叭就安在杏儿她家墙外的电线杆上，整天哇啦哇啦吵个不停......后来杏儿、枣儿大了，她娘告诉他们说：“你们爹生是让那高音喇叭气死的！”娘又叹息说：“亏得你们爹脾气倔，回村以后指派也好、选举也好，让他当那队干部他死活不干，要不，病成那样说不定也得揪出去斗......”
有人来劝杏儿、枣儿娘改嫁，她给人家沏上茶，还留人家吃饭，可任凭人家千言万语，她只是一句话：“俺一个人能把杏儿、枣儿拉扯大。”杏儿早熟。她十二岁就不再去学校上学，天天坚持下地干活。她很快成了枣儿的另一个家长，而且往往比娘还更显得强而有力。
杏儿争强好胜。当她只能拿“娃娃分”（即队里给未成年的劳力定的低值工分）时，她去找队长争辩：“俺干的一点不比大嫂大姐们少，干吗少给俺工分？”可是当她十四岁上终于拿到“妇女分”（即队里给妇女壮劳力定的低于男劳力的工分）时，她又去我队长争辩：“俺干的比哪个大小爷儿们差？干吗不给俺满分？”所以“批林批孔”那阵，公社把她树成了“争取男女同工同酬”的典型。结果却使得队里干部对她极度反感，于是专派她去干那最脏最苦最累、而且往往是妇女不适于干的活。当然也不能只派她一个去，每次总要搭配上几个其他的女劳力，这样又弄得那几个女劳力对她不满：“让杏儿一个人去‘典型’吧，俺们不要这路同工同酬！”事实证明，“大锅饭“形式的”同工同酬“除了具有理论上的某种瑰丽色彩而外，并不能真正调动起农村妇女的劳动积极性。有一天杏儿也不干了，她跑去找公社书记说：”俺要求同酬，可不能完全同工！“书记大吃一惊，忙问：”怎么啦？“杏儿瞪圆了眼睛说：”没什么，就因为俺是个女的！“她这个”典型“因而崩溃。
杏儿想多挣工分，早点让家里富裕起来，确实并不是为她自己，她是为了枣儿，为了枣儿也就是为了娘。她知道娘的心思，娘再疼她，也跟疼枣儿有区别。她早晚是要离开家的，而枣儿却必须永远留在娘的身边。她和娘供枣儿上完小学，又供他上中学。她和娘为枣儿攒着一笔钱，从一块钱起头，慢慢地往上增添......
村里有的姑娘，七竿子八棒槌攀上了城里的亲，还并没能嫁到那里去，只不过去逛了一趟，回到村里那劲头啊，就象当过了西太后似的。有一回下地当中打歇儿，一个叫红桃的姑娘——她不久前刚到石家庄去过一趟——掏出一张照片让大家伙传看，那可是在城里照的！
背景是座高楼，有人数了数，足足有六层。再高的楼他们也从电影上见过，问题是红桃就站在那高楼前头，并且说她在石家庄的那几天就住在那楼里，这就不一样了；据红桃说，楼里人不睡炕，睡床，那床软得不行，她睡不惯，人家就拿来个大铁篦子似的东西，只有半人高，说让她睡那个，那咋睡得下呢？她正疑惑呢，人家就把那“铁篦子”打开了，敢情那叫“折叠床”，连支子都是现成的，睡着不那么软了，可也不踏实，她到第三夜才习惯下来......她还形容了半天无轨电车。
有个人问她：“咋叫无轨呢？”她眨了眨眼，笑着说：“破除迷信呗，没有鬼，不闹鬼呗！”在一旁早就见不得她那张狂劲的杏儿忍不住开口了：“你懂啥呀？无轨就是没有轨道！”可有人问：“啥叫轨道呢？”轮到杏儿眨眼了，她只觉得心里头有那么个意思，可嘴上就是讲不出来，憋了个大红脸。这样，不但红桃扬着声音嘲笑她，在场的人也都哄笑起来。杏儿急了，便大声嚷：“俺爹还去过北京呢，你们忘了俺家有他的相片啦？”她家躺柜上头的镜框里，正当中的两张就是她爹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照的。一张背景是天安门，单是她爹一个人，另一张是她爹和荀大爷，两人表情过分严肃地站在那里，毫无必要地采取了严格的立正姿势......凡到过她家的乡亲们自然都见过那两张照片，可这毕竟不同于杏儿自己去过北京，因此他们还是都捧着红桃而鄙夷杏儿。
红桃更火上浇油地讥讽说：“杏儿你别在姐姐前头夸见识，你连咱们县上还没去过吧？有鬼没鬼还用不着劳动你来给大家伙嚼舌头！”
杏儿打那天起就下决心一定要进城。七七年麦秋以后，听说县里设了自由市场，杏儿就挽上一筐鸡蛋，要去县城。娘不让她去，说就在五里外的公社镇上卖了算了，可她偏要去二十多里外的县城。她果然一步一步地走着去了，并且在县城边上的自由市场很快卖完了她的一筐鸡蛋。她原不是为卖蛋而来的，所以卖完蛋她就赶紧进城去逛——县城让她失望，因为那县城除了一处叫作“大十字”的街道以外，其余的地方并不比公社所在的镇子强。那“大十字”不过是以四座三层楼房为标志的一个十字路口，各自向东西南北延伸出几十米的商业区，便消融在农村式的房屋中了。杏儿进了东北角的“百货大楼”，倒是有不少让她眼儿发亮、心儿发痒、拳儿发紧的新鲜商品，特别是那薄得透明，或红或绿之中还闪着金丝银丝光芒的纱巾，红桃脖子上常示威性地缩着一条——是她从石家庄带回来的。杏儿真想买下一条呀，红桃那条是浅粉的，自己要买就买上一条碧绿的，跟她斗斗，看谁的俏、谁的艳——杏儿手里卖蛋得来的钱有二十来块呢，买下一条那样的纱巾不成问题；可想到家里的情况，想到枣儿下学期的书本费，想到枣儿嘴唇上滋出来的小胡子，特别是想到为枣儿盖房子攒下的钱还不够买砖瓦的数儿，杏儿便强咽着唾沫，离开了那挂着一溜纱巾的柜台......杏儿不知不觉地登上了三楼，忽然有人大声地斥责她：“你怎么上这儿来啦？下去！”杏儿这才发觉三楼原来是办公的地方，而且在二楼通往三楼的楼梯那儿立着个木牌子：“顾客止步”。她脸红耳热地赶紧转身返回二楼，让她不堪忍受的一声呵斥从她背后传来：“真不懂事！瞎胡窜！“
杏儿的头一回入城经历给她心灵上带来的不是慰藉而是屈辱。她一边往家走一边重整她的自尊心。如果说她爹给予了她一笔可贵的遗产，那么这遗产就是一种高度的自尊，而同自尊相联系的便是一种甘愿为比自己弱小的人提供援助的豪爽。她想那粗暴斥责她误上三楼的人才是真正地不懂事——她爹跟她讲过，她印象很深，北京有条大街叫王府井，王府井当中有座百货大楼，百货大楼从一层到三层都卖货；准是那关于北京百货大楼的印象使得她朝三楼走去，只怪这县里的“百货大楼”没气派，也是暴露出这县里的人没见识——在北京王府井的百货大楼，人人自然都一直要逛到三楼的！
当她路过城边的自由市场时，只见围了一大群人，她本能地挤过去看，只见当中是一个比娘还老的妇人，在那儿向围着的人哭诉——她好不容易卖出了两只活鸡，得了四块钱，为的是给老伴买药，却不想一出市场，那四块钱就让人给掏了......杏儿没有诉诸理智，她只是被老妇人那只皱缩得象鸡爪子似的手，以及那只手所擦拭的翻着红眼睑的一双混浊的眼睛所打动，便一下子挤到了最前面，从怀里取出包钱的手绢包，打开手绢，从自己的那一叠里，取出两块钱来，递到了老妇人手中。她只简单地说：“大娘，俺给您补上一半。再多俺也不能了。俺娘还等俺送钱回去呢。”旁边的人嗡嗡地议论起来，杏儿一边挤出人群一边高声地说：“不要脸的贼儿，良心让狗给叼了！瞅见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