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这儿还有钱呢，有种的到俺这儿试试——咱们今儿个算个总账！“
她扬长而去。人们在背后望着她，以为她会武术；那老妇人千里攥着那两块钱，比丢了钱时还发懵，竟忘了追上去向她道谢。
可杏儿走迷了路。越迷她越慌张，毕竟她是头一回出那么远的门。
当太阳渐渐睡进远山，田原的色彩变得暗淡时，她急得流出了眼泪。
终于，绕了好大一个弯子，她才认准了回村的路。天眼看就要黑下来了，杏儿的心象吊桶一般上上下下。她突然感到她十八年所生活的村落是那么渺小，离开城市竟有那么遥远。她从未有过的那么一种孤独感、空虚感袭上了心头。她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一个趔趄没立住，摔倒在地，筐子滚得老远。她爬起来，就势坐在一个土埂上，爽性哭出了声来。
就在这时，有一个声音传入她的耳中：“郭——杏——！”“杏儿——姐！”
这亲切的声音给了她无限的温暖，无限的力量，她一下子跳起来，迎着那声音跑了过去......
当杏儿终于和枣儿汇合到一起时，她见到的是枣儿一张惶急烦怨的脸。当她和枣儿进到家门时，娘二话没说，伸手就给了她脸上一巴掌。这是多少年来娘头一回动怒打她，可她觉得这一巴掌是那么甜蜜，蕴含着那么多深切的关怀和难以形容的挚爱。她迫不及待地扑进了母亲的怀抱，尖着嗓子大叫了一声：“娘！”
第二天娘原谅了她的一切，包括那舍出两块钱的慷慨行为。
八○年麦秋后，他们村实行了包产到户的责任制，二十岁的杏儿成了家里名副其实的顶梁柱。枣儿高中毕业，试着考了大学，没考上——原也没指望考上，但杏儿一定要枣儿去试试，结果那回他们那个区没有一个人考上，所以大家都心平气和。杏儿和枣儿不让娘再下地干活，杏儿把地里的活儿包了，由她做主，让枣儿在家里养上了鹌鹑。
枣儿有文化，买了养鹌鹑的书，能看懂，能照办，还能针对当时当地的情况灵活掌握，结果成了村里的小专家，带动起五、六户一块儿养起鹌鹑来。县里的食品公司跟他们订了合同，他们不但提供鹌鹑蛋，还提供种鹌鹑和肉鹌鹑。娘在家里专管做饭，还喂了一口猪、十来只鸡，那猪喂着为了过年时宰来自家吃，那鸡喂着为了自家吃蛋。杏儿家眼见着富裕起来，到杏儿进京之前，她家原有的三间房整修了不算，还给枣儿盖齐了三间带廊子的新瓦房。枣儿成了村里最拔尖的几个姑娘的争夺对象，只要他自己下定决心，挑准了人儿，娘和杏儿立时就能给他风风光光地办妥喜事。
是秋收后一个天高气爽的日子，娘、杏儿和枣儿坐在院里柳树下吃饭，杏儿问起枣儿：“你究竟想把谁娶到娘身边来啊？要是红玉，俺可别扭。”红玉是红桃的妹子，随红桃到石家庄去给干部当过保姆，杏儿觉得她们姐俩都太张狂，过去一心想嫁个城里人，如今红桃嫁了村里腰包最鼓的张木匠，红玉一天恨不能往枣儿的鹌鹑窝边来三趟。
枣儿红着脸，笑着说：“姐你放心，她是剃头匠的挑子......”说到这儿，朝杏儿望望，脸更红了，终于，把憋在肚子里多少天不好意思说出来，可又不能不说的话吐出了口：“姐，不办完你的事儿，俺的事儿说啥也不能办。”
娘也望着杏儿，叹出了一口气来。
杏儿心里热烘烘的。娘早私下跟她盘算过。娘也曾提出来，先把她风风光光地送出去，再把枣儿的媳妇风风光光地接进来。杏儿跟娘表白过：“俺不是还没恋上哪个人儿吗？再说，不把枣儿的事从头到尾操持完了，您说俺能先走吗？俺走了就是人家家的人了，回来操持碍手碍脚的，哪能象现在这样甩得开？”娘听了点头。就在那种情况下，娘开始提到了荀大爷，提到了荀大爷生下的跟杏儿同年的磊子哥，提到了杏儿她爹跟荀大爷的非同一般的关系，自然也就提到了当年两个口盟兄弟的“指腹为婚”。在以往生活贫窘的情况下，娘没心思提起这些事，偶尔提及，也只作为一种单调生活中的玩笑式的点缀；然而当家里生活富裕起来以后，娘便觉得原有的差距大大地缩短了，因而那梦幻般的设想，也似乎有了一定的可能性。近来娘嘴里常忽然间冒出这类的话来：“你们荀大爷不知道是不是还住在钟鼓楼那边？”“你们磊子哥不知道找上个什么工作？”“荀大嫂不知娶进了儿媳妇没有？”......
杏儿越来越成为一家之主，她早用不着在娘和枣儿面前害臊，这天枣儿既然当着姐姐面提起了姐姐的婚事，她便爽性给他们一个明确的回答，并提出了自己的计划：“枣儿的事俺操持，俺的事说实在的也不宜再拖。俺虚岁都上二十四了，咱们村有几个俺这么大还没出阁的？两个巴掌都凑不齐了。可你们也知道俺眼皮沉，心气高。俺要找就得找个可心可意的。俺这辈子还有个心愿，就是进趟北京城。所以俺打算大秋以后去趟北京，一来看望看望荀大爷荀大妈，二来为枣儿置办点鲜亮的家当，三来呢......也撞撞俺的大运。“
娘和枣儿听她说一句点一下头。就这样，杏儿进京了。她提了老大一个旅行袋，旅行袋里有十盒鹌鹑蛋。按说她出了火车站该直奔钟鼓楼那边去，可是走到公共汽车站一看，站牌上写着的站名里净是让她心荡神驰的站名：王府井、天安门、中山公园......她不由得自己不直奔天安门。她在天安门前排队照了两张像，一张用天安门作背景，另一张用人民大会堂作背景。照后一张时，她下意识地想：“这张该是两个人并排站着照啊......”她提着个大旅行袋逛了中山公园，又拐进了故宫，糊里糊涂地从东华门钻了出来，正懊悔自己不该瞎胡窜时，偶然听到身旁的人谈话，才知道王府井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于是她兴致勃勃地走到了王府井，无限激动地走进了百货大楼，她一口气登上了三楼，还下意识地在三楼那儿跺了跺光亮如镜的水磨石地板，内心里得到了一种极大的满足。她从三楼往一楼逛，她想起了娘告诉她的话：“你荀大爷喜欢喝酒，你荀大妈最喜欢吃甜的。”于是她在一楼买了四瓶最贵的白酒，想方设法把它们塞在了旅行袋的边上，又去买了三个装在漂亮的盒子里的花蛋糕。这样尽管当她走出百货大楼成了一副怪样子——一手里直提着个鼓鼓囊囊的旅行袋，一手弯臂提着三盒捆扎在一起的花蛋糕，行走格外累赘，她心里却美不可言。她想她这样走进荀大爷家门时，该可以完全问心无愧了。
她在热心的人们指引下，来到了8路汽车站，并且恰好遇上了一辆不算太挤的车，又顺利地坐到了鼓楼跟前。剩下的事，就是找那条胡同和那个院门了。
啊，这就是鼓楼。鼓楼比她想象的还大，这让她高兴。在鼓楼后身她发现了一口大铁钟。那一定是打钟楼上取下来的。大铁钟也没个亭子存身，就那么暴露着，让她觉着可惜。她看见了钟楼。她觉得钟楼真秀气。不知为什么，她觉得可以把钟鼓楼比作一对夫妻，鼓楼是夫，钟楼就是妻。他们永远那么紧挨着，不分离。她经过了一个叫“一品香”的小烟酒店，问了好几次路，拐了好几个弯，才终于找到了荀大爷住的那条胡同。
当她走进那条胡同时，她不禁有些惊讶，原来北京不尽是那么宏伟壮丽，也有这种狭窄、灰暗的地方......她找到了那个院门，院门口站着一群人，其中不少是小孩子，有个孩子用一根竹竿挑着一挂鞭炮，仿佛随时准备燃放。她很快便看见了大门两边贴出的红喜字。不知怎么搞的，她的心下意识地一紧，一路上她都没觉得手里的东西沉重，刹那间却顿感胳膊疼痛......怎么这么巧，今天磊子哥他——“
“你是贺喜来的吧？”挑着鞭炮的小竹主动跟她搭话，“快进去吧，新娘子这就快到啦！”
这时薛纪跃的大姑一家早已到达，并站在了等候迎亲小轿车的人群中。那大姑看出来这位姑娘不象城里人，而且薛家亲朋中并无这样一个角色，便走拢前去问她：“姑娘，你找谁呀？”
杏儿回过神来，对她说：“俺找荀家，荀兴旺是俺大爷......”
“啊，你是荀师傅的侄女呀？对对对，是这个院，你进门往右边拐，你大爷就住右边那个小偏院。”
杏儿便进院去了。她仍未从误会中解脱出来，但她已经恢复了自尊。她想她一定不能透露出半丝不自然的神情，她一定要大大方方、诚心诚意地给磊子哥贺喜，并且她决心给磊子哥补上一份厚礼。
在那古老的门洞里，两只毫无用处但又舍不得毅然扔掉的藤椅吊在上方，在那个位置上，今天早晨里院北屋纤秀的大学生张秀藻曾经有过短暂的停留，并产生过剧烈的感情波动；此刻却又是另一个姑娘——从几百公里外的乡村来到的粗壮的郭杏儿，右手提着沉甸甸的旅行袋，左手拎着三盒捆在一起的花蛋糕，止步凝神，心头掀动着凤风雨雨......
劈劈啪啪，门外猛地响起鞭炮声，迎亲的小轿车到了。
13
婚宴上来了一位不寻常的食客。你知道当年北京的“丐帮“吗？
北京市民的嫁娶风俗，到了一九八二年，还是薛纪跃、潘秀娅式的居多。“旅行结婚”主要还是流行于干部和知识份子子女之中，“集体婚礼”虽经报上一再宣传提倡，参加者在嫁娶的总人数中所占比例究竟寥寥。当然，正象每棵柳树都不仅不同于杨树、桑树、榆树......
它们与别的柳树又有所不同，薛纪跃潘秀娅式的嫁娶一般都分下列步骤：一、小轿车迎亲。车到男方门口要放鞭炮、撒五彩纸屑。门口自然要贴红喜字。二、在男家成亲。主要招待男方的亲友，其中主要的亲友要留下吃饭。女方家如离得远，一般只有女方的送亲人员（一般是嫂子、姑姑、姨之类人物）到场，女方的父母及其他亲友该天一般并不到场。三、当天或第二天男方随女方“回门”，“回门”一般就不坐小轿车而改为骑自行车或乘公共电汽车了。女方家里招待女方的亲友，其中主要的亲友一般也要留下吃饭，但排场花费一般都逊于男方家中。四、一般在一周后，两对亲家和一对新人，加上最直系的亲属，在一起聚餐——自然以在男方家中居多，但也有汇聚到女方家中的。
到此，嫁娶活动也便“曲终奏雅”了。
在这同一流派中自然又有对各个环节的不同处理方式：有的迎亲时绝不满足于一辆小轿车而要搞成一个“车队”——那自然都不是租的出租汽车而是动用公车，一般是一至二辆小轿车，外加二至三辆“小面包”或小吉普；有的不是在男方家里摆宴而是到饭馆包席，以这种办法行事时，一般男女双方的家长和双方的至亲好友都同时到场，“回门”的环节依然保留，但一般也就不再宴请来客，而只以茶水糖果招待——采取这种方式时，在饭馆包饭的花费双方家长都要负担，当然，一般男方要出大头。
薛纪跃成亲这天，不算担负迎亲任务的嫂子孟昭英，头一个到达的亲友竟是卢宝桑，这实在是一种不祥之兆。
薛纪跃看见卢宝桑不仅扫兴，而且厌恶，但他无可奈何，只好强颜欢笑，从五斗橱边走开，招呼卢宝桑说：“你呀！坐吧！吃糖！”
卢宝桑不仅穿得邋邋遢遢，而且胡子拉碴，毫不掩饰他对主人尊严的漠视，一屁股歪坐在新沙发上，望望茶几上的糖果碟，甩着嗓门说：“谁他妈吃你这破糖！送我包烟是正经。”
薛纪跃扔给他一包过滤嘴的“礼花”，他接到手里一看，撇撇嘴，把那整包烟往茶几上一撂，伸直脖子抗议：“就他妈给我抽这个？去去去，把你那三五牌的掏出来，我知道你小子有，你他妈不给我抽留着给谁抽？”
薛纪跃确实有几包三五牌的英国烟，是潘秀娅的娘家人捣腾外汇兑换券买来的，可他实在不愿意拿出来招待卢宝桑，便沉下脸说：“你别嘴里不干不净的好不好？就这个，不爱抽你别抽！”
卢宝桑瞪了薛纪跃一眼，“噗哧”一声乐了，歪头又从茶几上抓过那包“礼花”烟来，打开取出一支，从兜里掏出个打火机来，“吧哒”打出老高的火苗儿，点燃了那支烟，遂舒舒服服地仰脖靠在沙发上，小孩嘬奶般地抽了起来。薛纪跃注意到他手里玩弄着的那只打火机，是只外国造、超薄型的，也不知镀了种什么合金，表面光滑铮亮。这只高级打火机和他那身邋遢的衣装，在薛纪跃眼里不但并不显得矛盾，而且，薛纪跃感到两者配在一起，倒恰恰最能体现出卢宝桑之为卢宝桑。
卢宝桑那么大模大样、心安理得地坐在沙发上，带着最佳竞技状态的食欲和一副功能健全的肠胃，准备在婚宴上大吃一顿，在他自己来说，也实在是具有最最充分的资格。
卢宝桑的父亲叫卢胜七，卢胜七的妹妹嫁给了薛纪跃大姑妈的小叔子，所以卢宝桑也管薛纪跃的大姑妈叫姑妈。依此类推，他管薛纪跃的父亲叫大爷，管薛纪跃的母亲叫大妈，他跟薛纪徽和薛纪跃也就是平辈的兄弟了。自家兄弟今儿个结婚，他难道不该来吗？
还不光是这么一层关系，如今他跟薛纪徽、孟昭英在一个单位，所以他又是薛纪跃兄嫂的同事——还不光是一般的同事，薛纪跃、潘秀娅置办家具时，他这个搬运工可尽了大力，往这屋里搬那三开大立柜时，摆放时，都是他吆喝着指挥的。难道他还不够哥儿们吗？
卢宝桑今年已经二十九了，还打着光棍。在他身上，家庭——或者说家族——的那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很明显的。
似乎还没有哪个社会学研究者，来研究过北京的市民。这里说的市民不是广义的市民——从广义上说，凡居住在北京城的人都是北京市民；这里说的市民是指那些“土着”，就是起码在三代以上就定居在北京，而且构成了北京“下层社会”的那些最普通的居民——这“下层社会”自然是一个借用的语汇。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北京城的任何一个居民，人格上都是平等的，并且已不存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层次区分，因此，要准确一点地表述，就应当这样概括他们的特点：一、就政治地位来说，不属于干部范畴；二、就经济地位来说，属于低薪范畴；三、就总体文化水平来说，属于低文化范畴；四、就总体职业特征来说，大多属于城市服务性行业，或工业中技术性较差、体力劳动成分较重的范畴；五、就居住区域来说，大多还集中在北京城内那些还未及改造的大小胡同和大小杂院之中；六、就生活方式来说，相对而言还保留着较多的传统色彩；七、就其总体状况的稳定性而言，超过北京城的其他居民——因为不在“官场”所以没有“宦海浮沉”的戏剧性变化；因为不涉“文坛”一类的“名利场”，所以也没有多少荣辱明灭的敏锐感觉；他们离政治较远，既没有被当作过打击、批判的重点，也没有被当作过平反起复、落实政策的对象。文学艺术也很少把他们当作描写重点。有的人干脆鄙夷地称他们为“小市民”，或一言以蔽之曰：芸芸众生。
但他们的存在及其素质，实在是强有力地影响着北京城的总体社会生态景观，所以倘全面致力于北京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提高，就不能不研究他们、体察他们，从而引导他们、开化他们。请每一个自我感觉是外在于“小市民”的“大市民”考虑一下：你的生活离得开“小市民”吗？你不可避免地要在商店里遇见他，在公共电汽车上遇见他，在人行道上遇见他，在公园里和影剧院里遇见他，在饭馆里和冷饮部里遇见他......一句话，你其实是离不了他。你之所以能保持一种“大市民”的优越感，恰恰是由于有许许多多的“小市民”在社会上为你以及你引以为同类的人，填补着你以及你引以为同类的人所不甘、不屑去填补的社会空隙——并且绝非小而无碍的空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