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是官僚贵族，即寒门士大夫。指出身寒微的现职官员。所谓“寒门”，就是平民阶级中的庶民，他们普通情形是，通过科举考试，如进士及第、明经及第，进入政府，担任官职。一旦担任官职，他就有资格摆脱他的阶级，而挤入统治者士族之林。他们最初不能避免的因出身太低而受到门第贵族的轻视与排斥，但借着权力和通婚——如娶五姓的女儿之类，就有机会进入门第贵族阶层。
平民，包括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庶民，即自由人。自由人中最尊贵的一个阶层是吏佐，这是一种特殊身分，介于贵族与平民之间，但本质上却是平民。用现代军队阶级比拟，吏位可称为士官，他们比士兵高一等，但他们永不能升为军官。他们只能从事诸如缮写文件，管理档案之类工作。当官员们横施贪暴时，吏佐因为多是本地人士，对本地情形比较了解，往往成为人民最大的直接灾害。他们如果想升迁到官员——士族的位置，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参加科举考试。比吏佐低一等的是农民，这个居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阶层，却跟政府最无缘分，而且在东西洋贸易中，处于被剥削的地位。只有商人是天之骄子，他们拥有比农民较好的享受，而且一旦和官员结合，还具有政治上的影响力。
第二部分是贱民，也就是奴隶，没有个人的自由。杂户，是政府直属农奴，由地方政府管辖，战时调拨入伍。音声人，地位跟杂户一样，归太常寺管辖，世代担任乐工。官户，是罪犯之家，由司；农寺管辖，男子为农奴，女子多发配洗衣局。工户，少府寺管辖，世代担任工匠。乐户，包括妓女、戏剧演员和其他游艺从业员，太常寺管辖。部曲，是贵族私人所属的农奴，农奴的后裔永远是农奴。客女，部曲家的女儿，是贵族所属的女奴。妓女，首都长安地区的妓女，原属太常寺，后来专设教坊管辖。奴婢，是最下等、最卑贱、最哭诉无门的奴隶，身体生命，全操主人之手。奴隶的地位与奋牲相等，而奴婢的地位却比吉牲还低。
贱民阶级是法律和贫穷的产物，罪犯的家属，经政府明令没入官府时，就变成贱民。然而大多数贱民都因为贫穷，农民在无法活下去时，往往出卖子女为奴为娼、或自愿抛弃自由，投奔身兼大地主的士大夫门下，充当部曲n
贵族跟平民的等级是严格的，只有“科举”一条似有似无的狭径，作为庶民爬上贵族地位的阶梯，而贱民则连这个狭径都没有。贵族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在政治法律以及风俗习惯上，都有对平民镇压性和隔离性的不平等规定。以婚姻为例，贵族平民之间，绝对禁止通婚，跟贱民尤其不行。我们可举一个著名的冤狱，作为说明。江都（江苏扬州）县长吴湘因为侵占国家钱粮下狱，仅此并不能构成死刑。但不久就查出他的妻子竟是部曲身分颜悦的女儿，这种破坏Y礼教”的罪行不可原谅，于是斩首。死了之后，后任法官又查出颜悦不但不是部曲，而且还当过青州（山东青州）官员，属于官僚贵族阶级，颜悦妻子的父母，也是士大夫，原判决错误。皇帝特地为此颁下诏书，为已死了的吴湘昭雪，并对原法官惩处。
五 文学发展
中国文学，始终在音韵作品方面迈进，由《诗经》，而《楚辞》，而《汉赋》，一脉向下传递。到了第四第五世纪，汉赋发生变体，成为花枝招展的骈体文。直到本世纪（八），再发生变化，散文和短篇小说兴起，白话文也兴起。
骈体文是一种纯贵族的文字欣赏，反复不停的“四六”字句，好像乞丐唱莲花落，使人有一种油腔滑调的感受。虽然有一部分文章家乐此不疲，但开始后不久就被摒弃。反骈体文的大将是被后人尊崇为“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大师韩愈。八代，指八个王朝：东汉、曹魏、晋、南宋、南齐、南梁、陈、隋。这正是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几个世纪骈体文盛行时代，也正是中国文学最黯淡的时代。韩愈主张恢复骈体文之前——第三世纪之前古文的体裁，即不讲韵脚，不讲对仗，有什么直说什么。这种古文。即我们所称的散文。
散文出现，对骈体文是一个大的伤害，骈体文逐渐萎缩到只限于一小撮士大夫圈子，专供皇帝诏书或大臣奏章之用。大多数士大夫逐渐采用散文，而且很有成就。如韩愈的《祭十二郎》短文，以平铺直叙的结构，表达他丧侄的沉痛。柳宗元的《永州八记》，以同样笔法，表达他对风景的印象，都是骈体文无法表达的作品。
除了散文，同时也产生了从前所没有的短篇小说。这个突破眼科举制度的不够严肃有关，唐王朝的考试不如后代慎重，政府权贵人物，如公主、亲王之类，往往事先指定人选，甚至指定名次。应考士子的激烈竞争，不在试场，而在试场之外的权贵之门，他们不惜用种种方法，博取有权大佬的垂青。其中一个方法是，把自己写的文章，先行送请权贵鉴赏。
文章与文学不同。文章是表达思想的短文，形态类似现代中学生课堂上的“作文”，字数从几百字到一两千字左右不等，堆砌经文典故，发扬儒家学派的仁义道德。诸如皇帝诏书、政府文告、大臣奏章、书籍序文、坟墓碑文、应试议论，以及文章家所写的一些论说，都包括在内。所以，无论用骈体文写的文章，或用散文写的文章，其枯燥无味则一，除非不得已，没有人要看。而应考士子的文章向权贵之门集中，堆积如山，权贵人物，更不会有胃口过目。为了引起权贵的注意，士子们在进呈他们的文章同时，另附一篇或数篇趣味浓厚的故事，即我们所称的短篇小说，希望从第一句起，就抓住读者——权贵人物，使他不能不看下去，这正把握了短篇小说的特质。
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文学作品，最初都以神怪为主。如《白猿传》，叙述一个女子跟白猿同居，生下一个儿子，这儿子长大后在唐政府做到将军之职。但大量的生产使它的取材越来越广，如《枕中记》，叙述一个落魄少年，遇到一位老翁借给他一个枕头，他在梦中娶崔家（五姓之一）女儿为妻，又进士及第，一帆风顺，官至宰相，然后年老逝世。大梦随着他的死而惊醒，发现借给他枕头的老翁正在他身旁烫酒，还没有烫温哩。这可看出道教思想已影响到知识分子的人生观。又如《莺莺传》、《霍小玉传》，提出社会问题，两篇内容相似，叙述男女恋爱故事，最后女主角都被海誓山盟的男主角抛弃。抛弃的原因是，唐王朝阶级森严，寒门士大夫不愿跟平民缔婚，以免葬送跟世家士大夫缔婚的机会。
无论散文和短篇小说，都是文言文写成，所以它们只是贵族文学，跟占全民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平民无关。平民文学一直是一片空白，但时机已经到来，一种专为平民服务的白话文写成的散文小说，大概在第五世纪就开始出现。一旦出现，即迅速传播。这种白话文作品，当时不称白话文而称“变文”，大概是由艰深变钱易，由文言变口语之意。白话文的对象不是贵族，贵族也瞧不起白话文，白话文的对象是广大的民众群。
白话文起因于佛教的传播，佛经虽然大量译成汉文，但用的是文言，文言本已深奥，再加上很多新的名词和新的语法，遂使译出来的佛经成为一种洁屈聱牙的天书，只有士大夫阶级中少数受过特殊训练的人，才看得懂。在这种情形下，要想民间接受，就必须靠文言文的再翻译——译成白话文，即变文。然后根据白话经文，用口头向民众宣讲。这些经文，每一篇或每一部（长篇）都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如《维摩诘变文》，叙述居士维摩诘生病，释迦牟尼派他的门徒之一文殊前去探病，在探病时，维摩诘大显神通。如《大目乾莲冥间救母变文》，叙述目莲到地狱中，千辛万苦，把他母亲救出苦海。这些白话经文在寺庙或街头宣讲时，听众心惊魂骇，恐怖和懊恨使他们痛哭流涕，沉湎于历历不爽的因果报应之中，不知不觉皈依佛法。
白话文因传扬佛教而发生，最初只限于对佛经的再翻译，后来逐渐脱离佛教，逐渐出现中国人自己的创作，完成纯白话文学，内容就更丰富。社会、爱情、战争，都成题材。如《列国传》，叙述伍子胥为父报仇的故事。《明妃传》，叙述王昭君嫁匈奴单于的故事。白话文学是大众文学，爱好它的人数远超过爱好贵族文学的人数，文言文学一直跳不出官僚的小天地，白话文学则植根民间。
六 唐诗
文学中的诗歌部门，本世纪（八）有惊人的成功。在中国第二个黄金时代鼎盛时，同时兴起诗的黄金时代。到了政治性黄金时代结束之后，诗的黄金时代却仍然继续下去，保持二百余年的巅峰。
世界上任何文学作品都可以译成其他文字，只有诗不能。即令有绝世奇才能译其他国家的诗，也不能译中国的诗，中国诗是世界上唯一无法翻译的文学作品。因为中国诗的主词是隐藏的，译时必须加上主词，就意味全失。而汉文方块字是中国诗的主要成分之一，靠方块字的排列组合和含糊模棱的意思，即产生一种绘画般的诗意。抛弃方块字而译成其他文字，就像美女抛弃了容貌一样。所以中国诗不但不能译成外国文字，也不能译成中国的白话，诗是汉文所发挥的最高艺术。
在纪元前十二世纪《诗经》时代，只有三言四言（三字一句或四字一句）。到纪元后四世纪大分裂时代，才进步为五言。第六世纪隋王朝统一中国，才再进步为七言，完成诗的形式。上世纪（七）女皇帝武(上明下空)把诗列为科举考试中的主要课目，诗遂成为知识分子必修课程，就如春花争放，更为普及。
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有半数以上出生在唐王朝。我们用三位诗人作代表，说明诗黄金时代的成果。
岑参南阳（河南南阳）人，他的英雄气概使他的诗气吞山河，在帝国不断对外战争中，他歌颂荒漠中捍卫国土的战士。中国是一个战争文学最贫乏的国家，岑参悲壮的感情，在诗的领域中开辟一个新的天地，使一些斤斤计较私人感情的诗人，黯然失色。所以我们称他为“诗雄”。举他的《走马州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一诗为例；
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搬砚水凝。虏骑闻之应胆慑，料之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仁献捷。
（走马川，位于车师前王国故地（新疆吐鲁番市）西境。雪海，指沙漠。轮台（新疆轮台），西汉王朝时中国在西域屯垦区中心。金山，即阿尔泰山。五花、连钱，都是名马。旋，马身上旋毛。）
李白一个身世可悲的浪漫诗人，他原籍成纪（甘肃秦安），但生在西域碎叶城（吉尔吉斯托克马克城），母亲可能是外国人。他幼年生活在绵州昌明县（四川江油），以喜欢饮酒闻名于世。李白是乐天的，在他诗中很少与人生相连的现实情调。他有丰富的想像力，又对儒家学派的始祖孔丘，轻蔑嘲笑，这两者都是传统知识分子所缺少的东西，因之他对一般人所重视的权力和财富，视如浮云。他一生中从没有担任过公职，而只把生命贡献给诗。他操纵诗句像魔术师操纵手帕一样，翻腾变化，运用自如，中国人尊称他为“诗仙”。下面是他的一首《将进酒》：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邱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这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金樽，即酒杯。岑夫子，诗雄岑参。丹邱生，李白好友之一元丹邱。陈王，曹植，三国时代曹魏帝曹丕的弟弟，名诗人。平乐，宿教庙院平乐观。）
另一位与李白齐名，但身世更可悲的伟大诗人杜甫，巩县（河南巩县）人，但他曾祖父时代原籍襄阳（湖北襄樊）。他比李白小十一岁，在监督院（门下省）做过微不足道的低级官员（左拾遗）。中年后遇到安史兵变和更大的贫穷，致使他的爱子饿死。他的诗对于权贵人物穷凶极恶的奢侈浪费，以及平民所受的剥削迫害，有沉痛的反应，大多数诗句都为此呼号呐喊。杜甫的诗不单靠他的天才，而靠他的千锤百炼，一字一心都苦苦地追求工整，一丝不苟。所以他被尊称为“诗圣”。举他《石壕吏》一诗为例，这首诗写在第二个黄金时代结束之后，中国正陷于混战：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人，唯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邺城，即邺郡，今河南安阳市，九节度使在此围攻安庆绪而大败。河阳，河南孟县。）
唐王朝的诗，被称“唐诗”。一直留传到二十世纪仍可查考的，诗人有二千三百余人，诗有四万八千九百余首。上自帝王将相，下到践民阶级的妓女奴婢，都有很成熟的作品，可称为中国文学史上最光辉的时代。从此之后，直到二十世纪初期，一千三百年之久，诗和知识分子不可分。凡是知识分子，差不多都是诗人，他们或多或少都有他们的诗篇或诗集，只不过很少能超过唐王朝诗人的贡献。所以对中国诗人而言，如果说他的诗像“唐诗”，他会大大欢喜。如果说他的诗像“宋诗”、“明诗”，他恐怕要嗒然若丧。
七 五十年代对外挫折
现在，我们回到政治领域。
上世纪（七），唐政府在边疆曾设五个总督（都护）。本世纪（八）更在五个总督之外，增设十个战区，战区司令官称“节度使”或“都护”。十个战区名称，列于下表：
总督只负责军事，而战区司令官（节度使、都护）除了军事外，还掌握行政权和财政权，战区所辖各州，州长（刺史）以下官员，节度使都有任免之权，税收田赋也不向中央政府缴纳，留下来作为军费。目的在于集中力量，发挥高度战力。时人称之为“藩镇”，意思是国家的屏藩和重镇。当十节度使设立之初，共拥有步骑兵四十八万六千九百人，中国重兵百分之九十都在边疆。
但在如此注意边疆之际，边疆却不断遭到挫折；
首先是云南地区。纪元前二世纪时，西汉王朝曾在滇国（云南晋宁）设立益州郡。纪元后三世纪时，蜀汉帝国宰相诸葛亮曾在那里七擒蛮族的酋长孟获。但大分裂时代后期，终于脱离中国。诸部落互相并吞，到了上世纪（七），只剩下六个部落，六个酋长都称自己是王。当地语言，“王”的发音为“诏”，所以中国就称之为“六诏”。本世纪（八）三十年代，六诏中最南的一个“诏”皮罗阁，统一了其他五个“诏”，建立南诏王国，定都太和城（云南大理），向中国朝贡，请求册封。中国于七三八年册封他为云南王。
南诏王国的建国，正逢中国第二个黄金时代末期，酒肉宰相杨国忠任用大酷吏鲜于仲通当剑南战区（四川成都）司令官（节度使），鲜于仲通任用小酷吏张虔陀当云南郡（云南姚安）郡长（太守）。云南郡距太和城直线只有一百公里，是南诏王国到唐王朝的必经要道。使节入境之后，依南诏的礼节，夫妇要共同拜会地方首长，于是，张虔陀就留下使节的妻子陪宿。又一再索取南诏王国无法供应的巨额贿赂，稍不如意，就派人到太和城辱骂，又不断向中央政府诬告南诏王国种种罪状，要求惩处。南诏王国第二任国王阁罗凤忍无可忍，于七五○年，奇袭云南郡，把张虔陀杀掉。明年（七五一），鲜于仲通动员八万大军进攻，阁罗凤表示谢罪，并表示愿意退出所占领的土地。他警告说：“如果唐逼我太甚，我就投降吐蕃王国。那时整个云南地区，恐怕都非唐所有。”鲜于仲通这种昏暴人物是不会为国家着想的，他继续进兵，结果被南诏兵团诱到洱海旁，全部歼灭，士卒死亡六万余人，一万余人被俘。阁罗凤乘胜占领现在的云南省全境。他在太和城下立了一个石碑，叙述事件经过及原因。他说：“我的后裔终有一天仍会归附中国，到那时可把这个碑指给中国使节看，让中国知道，我们今天这样作，不是我们的本心。”杨国忠接着发动了一连串攻击，每次都在万山丛中被击败，前后共死二十余万人。历史上有一个现象，腐败的政府很难产生杰出的统帅。当时所派遣的将领，全是用不尊严手段达到尊严地位的饭桶，根本没有取胜的可能。只为了张虔陀和鲜于仲通两个酷吏，使唐王朝所能征调的最精锐的部队，死亡殆尽。
眼云南地区挫折的同时，在遥远的中亚荒漠草原上，唐帝国也受到同样打击。七五○年，安西战区（新疆库车）司令官高仙芝（他是朝鲜人）攻陷石国（乌孜别克塔什干布），俘虏了它的国王和王子。但王子在途中逃走，宣称高仙芝如何伪订和约，如何乘石国不备发动奇袭，以及如何屠杀老弱和劫掠财物。中亚诸国被这位能言善道的王子所激怒，他们知道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和中国为敌，就向西方的阿拉伯帝国（黑衣大食）求援。阿拉伯帝国认为灭亡中国的机会已到，立即派出一个强大的兵团东征，并下令军中说，最先进入中国的将领，即被任命为驻中国总督。高仙芝得到消息，于七五一年，率三万余人的洋华混合兵团，向西迎战。在但罗斯（哈萨克江布尔市），跟阿拉伯军团二十万人相遇，血战五日，不分胜负。可是高仙芝所属的葛罗禄部落派遣军叛变，与阿拉伯内外夹攻，唐帝国洋华混合兵团崩溃。高仙芝狼狈逃回死伤二万余人。
这是一次重要的战役，阿拉怕帝国虽然胜利，但胜利的过度艰苦，从此打消征服中国的念头。而唐王朝也从此止步，无力再向西开拓领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