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天崩地裂的农民大暴动

朱由检坐上宝座后，对人人切齿的阉党加以清算，魏忠贤和他圈圈里的人物，先后自杀或被杀，生祠也被拆掉。但朱由检虽有力量铲除阉党，却没有力量应付迎面而来的两项威胁。一项是新兴的像巨魔一样的后金汗国，我们前面所叙述的五次入塞挖心战术，就是在朱由检即位后的第三年（一六二九）开始的。另一项是民变更加严重，武装群众像野火一样，燎原并起，他们粉碎一切旧有的社会秩序，向四方蔓延。

朱由检坐上宝座的当年（一六二七年），整个北中国发生可怕的蝗灾和旱灾。普通情况是，水灾的面积比较小，而旱灾一旦形成，即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旱灾必然引起蝗灾。灾难于是扩张到旱灾以外地区，使千里之外的青青麦禾，数天之内，被吃个精光。我们在下面引用一段评议部委员（给事中）马懋才给朱由检上的奏章，代作说明：

我是陕西省安塞县人，地方官员的报告中，常说“父亲遗弃儿子，丈夫出卖妻子，或挖掘草根吞食，或挖掘白石充饥。然而所形容的距事实仍远。我的家乡延安府，自去年到今年，一年没有落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乡民争着采食山中的蓬草，虽然勉强也算作谷物，实际上跟糠皮一样，味道苦涩，吃了仅能免死。到了十月，蓬草食尽，只有剥树皮来吃，所有树皮中唯榆树皮最为上等，但仍要混杂其他树皮同吃，也不过稍稍延缓死亡。到了年终，树皮又被吃完，只有挖掘山中的石块来吃，石块冷硬，其味腥涩。只一点点，即可吃饱。但数天之后，因不能消化，就腹部发胀，无法大便，下堕而死。一些不甘愿吃石块而死的乡民，只好集结起来当强盗。另一些稍有积蓄的家庭，被抢劫一空，也变成饥饿的群众。他们知道当强盗是犯法的，非死不可，但他们与其坐着等死，宁愿当强盗犯法被处死，即令当鬼，也愿当一个饱死鬼。最可怜的是，在安塞城西一带地方，每天必有一两个婴儿或幼童被遗弃在那里，哀号呼唤爸爸妈妈。在力竭肚饿时，就拣吃地上的粪便。到明天，全都饿死。更可怕的，幼年人或独行人，一出城外，便告失踪。以后见城外的贫民用人的骨头当木柴烧，烹煮人肉，才知道失踪的人，都被饥民吃掉。可是吃人肉的人也不能维持残生，他们用不到几天，就头部肿胀，浑身燥热而死。

（奏章中所称的“石块”、“白石”，就是乡民们所称的“观音石”、“观音土”，产于黄河中游两岸地区，用水煮沸，可溶化为浆糊状态，吃下去可以压制暂时的饥饿。但不久就在胃肠中凝固，还原为石块，使人堕胀而死。）

三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仍隐约的听到那些被遗弃在荒郊的孩子们呼唤爸爸妈妈的哭声，也依稀的看到那些小身躯蹲下来拣吃粪便的背影。一个政府把人民陷入如此悲惨之境，实在是不能原谅的罪恶。善良的中国人痛苦地向上苍呼喊：“天老爷，耳又聋，眼又花。为非作歹的享尽荣华，持斋行善的活活饿煞。天老爷，你年纪大，你不会作夭，你塌了吧。”一些有头脑的饥民为了活下去，他们拒绝吃观音石，集结起来，向官员和乡绅强行夺取食物。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从陕西省到河南省一，从武昌（湖北武汉）到成都，全国沸腾。武装群众的领袖中，以张献忠和高迎样最为著名，他们正是马懋才所说的陕西省安塞县附近的饥民。张献忠是安塞县西北一百三十公里延安卫柳树涧（陕西走边东）人，号称八大王。高迎祥是安塞县东北一百三十公里米脂县人，号称闯王。高迎祥在后金汗国改称清帝国的那一年（一六三六），被明政府军生擒，送到北京，以叛乱罪用酷刑磔死。他的外甥李自成被推举继任闯王。

李自成从没有想到他会成为一个传奇人物。他本是一个安份守己的贫苦农夫，曾向姓艾的乡绅借过钱，限期到时，在大旱成了上述那种情况下，他无力偿还，艾家通知米脂县政府把李自成逮捕，拷打后戴上重枷，押到市场上，在毒烈的太阳下示众。艾家更教他的仆人们在一旁监视，不准李自成的家人给他送饭，艾家的意思是要李自成在刑具下活活饿死或晒死，用以威吓其他那些欠债的穷人。看守李自成的狱卒于心不忍，把李自成移到有树荫的地方，给他一点饮食，艾家仆人们咆哮着上前阻止，李自成悲愤地说：“我就是被太阳晒死，也没有关系。”踉跄地仍爬回到烈日之下，拒绝吃狱卒们的东西。围观的群众不胜愤怒，在呐喊声中拥上去，把重枷打碎，一齐逃到城外一带的树林中，商议如何善后。一直到这时候，他们仍没有跟政府对抗的意思。但县政府已出动军队围剿，群众知道一旦被捕后的结果是什么，于是拿着树枝木棍，从树林中一拥而出，为首的军官大吃一惊，从马背上跌下来，竟跌死了，军队溃散，弓箭刀枪，全被群众据获。他们有了杀人武器，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就在当天夜间，进攻米脂县城，很顺利地把县城占领，附近饥民们闻风而至，立即集结一千余人，进军富裕的地区。他们在战争中成长茁壮，又因为怀着过度的悲痛和愤怒，所以每攻陷一个地方，对官员和乡绅所作的报复，也非常残酷（我们不能想像那个艾姓乡绅跟他仆人们的命运）。

明政府认为这种到处觅食的武装饥民是流寇，流寇的头目都是一些本性凶恶狡狯、人人得而诛之的叛乱匪徒。明政府用两种传统的老方法对付他们，一是讨伐，一是招降。

讨伐是军事行动，但腐败的明政府军队所到之处，大肆奸淫烧杀，比饥民们仅加之于官员和乡绅身上无情的报复更甚。一六三四年，评议部主任委员（给事中）吴甘来的弹劾案，可代作说明，他在给皇帝朱由检的奏章上说；“山西军区总司令（山西总兵）张应昌兵团所杀的，一半以上是逃难的乡民，用他们的人头冒功领赏。中原（河南省）人民对曹变蚊所属军队的恐惧，远过于流寇。陛下想使人活下去而不能，军官们却一点不动心的把他们屠杀。”就在上世纪（十六），民间就有一首歌谣：“盗贼（饥民）好像梳子，军官好橡蓖子，士兵好像剃刀。”

招降是政治解决的手段，但饥民投降之后，即令幸而不被指控为“诈降”而加屠杀，也会终于被迫再叛。一六三八年，张献忠曾向明政府投降，被安置在谷城（湖北谷城）一带。第二年（一六三九），忽然呼啸着拔营而去。临走时，在城墙上公布使他们不堪负荷的勒索贿赂的官员们的名单和已经勒索到手的款数，在名单后他们声明说：“不向我们要钱的，只有兵备（中级军官）王瑞(木冉)一人。”张献忠如果不早日脱身，一旦财货被勒索罄尽，而官员们却不相信已经罄尽时，他的结局可以预卜。

朱由检也曾用严刑峻法制裁贪官污吏，但明政府已失去肃清贪污的能力，因为贪污的根恰恰就是朱由检。任何高级官员，文官包括宰相，武官包括总司令，都必须靠宦官支持，才能保持他的性命、地位和有希望擢升，而宦官的支持是非钱不行的，那些债官债帅当权之后，要想他不贪污，绝不可能。朱由检杀的贪污官员越多，贪污反而更炽，官员们互相警惕的不是停止贪污，而是不被发觉。

饥饿的武装群众也开始转变。一六四○年，李自成得到两位知识分子（举人）李岩和牛金星的合作。李岩所以背叛明政府，是一个另一类型的官逼民反的故事。他是河南杞县人，一位高级官员的儿子，家庭富有，属于乡绅阶层，但在遍地饥谨的时候，他拿出粮食作救济工作，饥民们感激他，互相传扬说：“李公子救了我们的命。’当时有一位江湖上卖艺走绳索的美丽女郎，名红娘子，因没有人再看她表演的缘故，她的生路断绝，就也加入饥民的行列，成为一支武装力量的首领。她在一次攻击杞县的战役中，把李岩掳去，强迫他跟她结婚。李岩不甘心做流寇，婚后不久就逃了回来。但明政府却把他逮捕下狱，通匪的证据既然如此确实，所以任何解释都没有用，他被判处死刑。在行刑的前夕，红娘子攻破县城，把丈夫救出，李岩只好死心塌地叛乱到底，劝红娘子投奔李自成，他跟另外也是举人出身的牛金星，共同成为李自成的智囊。

他们所以选择李自成，跟纪元前三世纪，张良、韩信所以选择刘邦一样。不是每一个群众首领都有政治头脑的。像张献忠，他只能成为真正的流寇。李自成在李岩、牛金星的辅助下，停止报复性的屠杀，发出“迎闯王，不纳粮”的政治号召。四年后（一六四四），李自成攻陷陕西西安，就在那个唐王朝的故都，正式组织政府，建立顺帝国，并立即北伐。

七　朱由检的下场

明王朝第十七任皇帝朱由检并不是不想把国家治理好，但他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犹如小学生没有写出博士论文的能力一样。他精力充沛，沾沾自喜于自己明智的措施，发脾气的时候不可理喻，而且几乎是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发脾气。他对自己的错误永远有动听的掩饰，绝不寻求更正，却喜欢他的部下歌颂他英明。

朱由检深知宦官的弊害，所以当权后立即把阉党排除。但他不久就发现只有宦官最最忠贞，于是一切恢复原状，而且更变本加厉，大量的派出“监视宦官”到各军区、各兵团司令部、各重要城市，去监视主管首长有没有叛变的行为和是不是尽忠职守，完全是八世纪唐王朝和他刚刚撤销的监军制度的复活。最有趣的是，在从前，所有的军事指挥官无一不反对宦官，而现在几乎一致的热烈欢迎。因为从前那些军事指挥官还希望能建立功勋，所以讨厌宦官在一旁动则掣肘，朋政府末年的一些军事指挥官已没有报国的情操，他们发现只要满足监视宦官的私欲，自己反而可以从事更大胆的罪恶行为，任何人控告军事指挥官杀人越货、贪赃枉法都没有用，监视宦官会证明绝无此事，皇帝只相信监视宦官的话。

朱由检最勇敢的一件事是杀人，在发脾气时，像一头挣脱了锁链的疯狗，人性和理性全失。一个城市沦陷，就把守城的将领杀掉，一个地方沦陷，就把守地的首长杀掉。陕西省华亭县（甘肃华亭）县长徐兆麟，到任只七天，照样依法处斩。朱由检对饥饿的武装群众恨入骨髓，坚决地指控只是一撮奸邪份子煽动起来的，有人向他提及饥懂和官员乡绅贪暴，他就发怒，发怒的原因是他无法解决，所以他不愿听到、不过他倒是确信小动作可以帮助他，确信仅只虚心假意的表演一下就能掩盖天下人的耳目，所以他不断地宣布“避殿”、“减膳”、“撤乐”，不断地声言流寇也是他最亲爱的赤子，不断地下令政府官员自我检讨（修省）。有一次还把宰相们请到金銮宝殿上，向他们作揖行礼，说：“谢谢各位先生，帮助我治理国家。”然而不久就大发雷霆，把被他谢谢的“各位先生”杀掉。朱由检的急躁性格，使他迫不及待地追求奇迹，并且认为重刑是促使他部下创造奇迹的动力。但有才干的部下又使他如芒刺在背，他只能用宦官型的恭谨无能之辈，在这种人之前，他才心情愉快。朱由检尝叹息他无缘得到岳飞那样的将领，其实，恰恰相反，他已得到了一位岳飞，那就是袁崇焕，结果却用冤狱酷刑对待他。

一六四四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立顺帝国政权后，即出发北伐，穿过山西省，直抵首都北京城下，几乎没有遇到抵抗，连最著名的九边之一的军事重镇大同（山西大同），都望风投降。最使人奇怪的是，各地主张投降最力的，却是那些被认为最忠贞的监视宦官。李自成于同年三月十七日到达北京，明政府用以保卫首都、但却五个月不发给薪饷的十万人的防卫部队（京管），霎时叛变。在宣府（河北宣化）投降的监视宦官杜勋，告诉城上的宦官同僚说：“我们的富贵，另有地方，不要太死心眼。”次日（十八）夜晚，监视城防的宦官巨头曹化淳大开城门，迎接顺兵团进城。像铁铸一样坚固的北京城，没有经过战斗，就告陷落。

朱由检听到消息，乘天还未明，企图逃走。他抛下妻子儿女，手提着一支当时最新式的武器三眼枪，率领十数个还接受命令的宦官，宦官们都手执利斧（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不能每人发一支三眼枪。也不明白朱由检何以众叛亲离到如此程度，身旁连一个追随的将领都没有）。朱由检跑到东华门时，守门的宦官用乱箭阻止他逃走。朱由检再跑到齐化门，齐化门的守将是朱由检最亲信的朱纯臣公爵，朱由检找到朱纯臣的住宅，朱纯臣听说皇帝驾到，这在平时是稀世的荣耀，他会狂奔出来跪在门口迎接，可是现在他下令不准开门。朱由检再奔向安定门，安定门的守军已全部溃散，没有人在那里，城门封闭的很坚固，朱由检手下宦官们的利斧也无法把它劈开。这时已到了十九日的拂晓，大火四起，顺兵团搜索前进的声音渐渐逼近，逃既逃不掉，朱由检只好重返皇宫，在一座名为煤山的人工山之上，自缢而死。他在自缢之前；留下一份下列的遗书：

逆贼直逼首都，固是由于我的品德不足，上天才降下惩罚，但也是群臣误我。我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请去掉我的帽子衣服，把头发披到我脸上。任凭逆贼割裂我的尸体，不要杀伤人民一人。

这份遗书可能是后人伪造的，但也可能是真的，因为它充分显示朱由检用小动作掩人耳目的伎俩。他把失败的责任一古脑儿推到别人身上，自己责备自己品德不足，并不是真心的承认错误，而只是用以烘托群臣的罪恶。问题是，群臣中没有一个人出于民选或老天爷派下来的，全部由朱由检任用，中国那时有六千余万人口，不知道他为什么专挑选一些“误他”的人当他的政府官员。朱由检要求“逆贼”不要伤害人民，他也知道“这贼”不会听他的，这种廉价的文章，不过企图留下他非常慈悲的印象。那些在安塞县荒郊哭泣爸爸妈妈和蹲在地上吃粪土的孩子，以及被明政府军屠杀的难民饥民，恐怕不会同意朱由检有此悲天悯人的胸襟。

李自成坐上朱由检坐的宝座，把顺政府由西安迁到北京。明政府的那些烂污官员，包括拒绝朱由检进门的朱纯臣公爵和另一位吴襄伯爵，他们一窝蜂投降，跪在李自成面前，歌颂他的功德，并争先恐后贡献扫荡明政府残余势力的计策。不过顺政府的反应大出他们的意外，新王朝的官员们把旧王朝的官员，当然包括二人在内，全部投入监狱，苦刑拷打，追缴他们在明政府时代贪污所得的赃款。

八　清军入关

顺政府当时虽占领了北京，但事实上他们只控制了华北的一部分，明政府一支最强劲的边防军，由蓟辽兵团司令官（蓟辽总兵）吴三桂——吴襄的儿子，率领着从他的防地宁远（辽宁兴城），正向北京驰援，先头部队已到达距北京一百五十公里的丰润（河北丰润）。

顺政府这时正陷于狂欢的追赃行动中，不能冷静下来考虑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同时，他们从拷掠第一个贪官起，就重蹈九世纪时变民领袖黄巢所犯过的错误，那些饥民出身的新官僚在使人眼花缭乱的珠宝金银之前，几乎是一霎时就把最初起事的精神，丧失殆尽；在宦官和宫女包围的皇宫中，李自成无法跟往常一样的同他的高级干部生活在一起。

吴三桂得到李自成即位的消息，决定投降。他父亲吴襄正好也派遣仆人到军前劝他入朝。但经过下列一段对话后，吴三桂的态度立刻转变。他问他父亲的情形，仆人说：“已被逮捕。”吴三桂说：“我到北京后，就会释放。”又问他的财产，仆人说：“已经没收。”吴三桂说：“我到北京后，就会发还。”又问他美丽的爱妾陈圆圆，仆人说：“已被宰相刘宗敏抢去了。”吴三桂火冒三丈，下令他的军队为死去的皇帝朱由检穿上白色丧服，誓言为朱由检报仇，在答覆他父亲的信上，慷慨激昂说：“父亲既不能当忠臣，儿子自不能当孝子。”他知道不能两面作战，于是，转过脸来，向昨天还是敌人的清帝国投降，请求清帝国派遣军队入关（山海关），联合剿匪。

——不久，诗人吴梅村写了一首史诗，名《圆圆曲》，描述这件事，其中有两句：“痛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家家传诵。吴三桂那时还在云南昆明，既不能用诬以谋反冤狱的手段于万里之外杀吴梅村，只好送黄金一千两给他，请求把两句删掉或予以修正，吴梅村拒绝接受。

清帝国一六四二年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入塞大掠。到次年（一六四三）初夏，才满载而去。就在当年（一六四三）秋天，第二任皇帝皇太极逝世。皇太极是暴卒的，没有人知道是不是出于谋杀。当十七年前（一六二六）努尔哈赤死时，为了争夺宝座，曾引起一场风暴，次子代善以下都被排除（长子早死），而由第八子皇太极继位。皇太极之死，使风暴再起，他的长子豪格以下都被排除，而由六岁的第九子福临继位。这种反常的继承，说明争夺的激烈。皇太极的亲军曾包围皇室会议，提出警告说，如果不立福临当皇帝，他们就得跟皇太极同死。以致亲王们纷纷逃席，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遂顺利地达到当摄政王的目的（他的目的最后当然仍是金銮殿，但他入关后就死了）。亲王硕托跟另一位亲王之子阿达礼，企图发动政变罢黜多尔衮，被多尔衮先发制人杀掉，但内战随时可以爆发，清帝国正进入危险的瓶颈时代。

而就在这个时候，福临即位后第八个月，吴三桂求援的文书到达，清政府才知道中国发生巨变，宁远城（辽宁兴城）已空，数十年可望不可即的山海关，现在大开关门欢迎他们莅临。命运之神像母亲照顾婴儿一样照顾这批鞑靼，霎时间满天云雾消散，一个新的、使人兴奋的奋斗目标出现面前，内争平息，多尔衮亲王下令入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