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对俄罗斯而言，联盟协议已经无效了。然而，叶利钦并不满足于俄罗斯享有更多的自治权。叶利钦把戈尔巴乔夫从政变者手上搭救出来，却让这位苏联总统成了新的囚徒。

8月22日清晨，所有赶去莫斯科伏努科沃机场欢迎总统从克里米亚解禁归来的记者和官员都看到了疲惫却乐观的戈尔巴乔夫走下了飞机。士兵手持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这一切提醒着人们——总统和他的家人刚刚经历了一场严酷的考验，危机远未结束。

和戈尔巴乔夫一起回来的有赖莎及其家人，包括他的两个外孙女克谢尼娅和阿纳斯塔西娅。赖莎看上去心有余悸，意志消沉。她的一只手还不怎么听使唤，两天后她就会住院。戈尔巴乔夫34岁的女儿伊琳娜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医生，在整个备受煎熬的软禁期间，她都保持着从容镇定，可是，当她发现自己安全地坐上了总统专车后，不禁泪如雨下。戈尔巴乔夫事后回忆，小外孙女阿纳塔斯西娅在政变最初的日子里，受到的影响最小，“她什么也不懂，到处跑，还让人带她到海滩去”。在返回莫斯科的飞机上，女孩们安静地躺在客舱里睡着了。

就在戈尔巴乔夫的家人坐在总统专车里等待时，总统面向媒体发表了演讲。他主要谈论了自己在克里米亚被囚禁的情况，并且答应过些时候再向大家进一步披露详情。同时他还评估了新的政治形势，阐述了自己肩负的任务。戈尔巴乔夫在电视摄像机前说道：“最重要的是，自1985年以来，我们的努力已经结出了果实。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已经和过去不一样了，这才是一小撮人胡作非为的最大阻碍……这是改革的巨大胜利。”他感谢叶利钦本人在政变时期所持的立场，他特别感谢了俄罗斯人民的态度。展望未来，戈尔巴乔夫强调为了克服目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需要继续加强中央和共和国的合作。他没有要求立即签署联盟协议，正是这份协议引发了政变，也因为政变而被搁置。他提到了“相互理解”的必要性。

戈尔巴乔夫在登上飞往莫斯科的俄罗斯飞机后，对他的助手说：“我们将飞向一个新的国家。”他可能没有意识到他的预言是多么精准。8月22日晚上，成千上万的莫斯科人在俄罗斯白宫附近等到大半夜，还是没有见到戈尔巴乔夫。要么是总统不知道莫斯科人民在等着他，要么就是他被囚禁了72个小时之后实在太累了，没法再对人群发表演讲。大约凌晨4点钟，俄罗斯副总统鲁兹科伊告诉欢呼的人群，戈尔巴乔夫自由了，并且开始逮捕那些发动政变的人了。就在那个夜晚，因为种种原因，戈尔巴乔夫拒绝支持政变者，从而给反对政变的人找到了逮捕行动的理由，但是他没有向那些支持他的人民发表演讲。

政变后的局势千头万绪，戈尔巴乔夫一时还不能完全理清楚。其中一个变化就是苏联政治中街头运动的力量显著增强了。在政变期间和政变失败后迅速占领莫斯科街道和广场的示威群众已经成为一派力量。他们也成了叶利钦及其追随者的强大武器，因为叶利钦可以同他们对话，引导他们的行动，在上层政治斗争中利用他们的支持。戈尔巴乔夫却做不到这点。群众的激进主义恰好是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改革和政治公开性的产物，但是戈尔巴乔夫最想看到的并不是莫斯科人在政变时期日夜守卫通往白宫的要道。人们不想“重建”旧的生活方式，他们想要构建新的生活。

在接下来的几天中，戈尔巴乔夫将错失成为新的政治家的机会，在和更有权势的俄罗斯新领导人叶利钦的至关重要的首轮角逐中彻底落败。这次失败将对苏联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

戈尔巴乔夫的回忆录中略去了8月22日这天的内容，他那时的一位重要顾问梅德韦杰夫事后认为，这一天是痛失机遇的一天。在戈尔巴乔夫摆脱克里米亚的监禁回来后的第一天早晨，他休息了片刻，因为他太需要休息了。他召集了最亲近的顾问前往克里姆林宫，中午他驱车到达了那里。最主要的议程就是干部任免问题。总统忙于把政变参与者和支持者驱逐出去，再安排他认为可以信任的人接替那些人。戈尔巴乔夫的助手当着他的面起草好了总统令，打印之后，戈尔巴乔夫立刻在上面签了字。首要任务就是替换克格勃领导、内务部长和国防部长，对此戈尔巴乔夫一刻也不能耽误。无论在危机发生时，还是面对政变的余波，这些职位都是总统权力的基石，现在戈尔巴乔夫比以往更需要这些基石。

戈尔巴乔夫希望可以尽快填补空缺的内阁职位，他提拔了前任部长的副手，只要他确信这些人没有卷入政变。作为戈尔巴乔夫提拔的代理国防部长，莫伊谢耶夫大将在1991年前往华盛顿访美期间给老布什和他的顾问留下了深刻印象。布什在政变期间和叶利钦的通话中，两次向他询问莫伊谢耶夫有没有抵制政变。叶利钦说他没有这么做，但戈尔巴乔夫的想法恰好相反。克格勃的最高领导由列昂尼德·舍巴尔申担任，他是苏联对外情报部门的领导和中东问题专家，政变发生的第一天他还在打网球，这就释放了一个信号——他与政变毫无瓜葛。内务部长普戈在22日早些时候自杀身亡，他的职位由内务部副部长代替。现在看上去最重要的，不是戈尔巴乔夫新任命的这些官员和政变领导者之间走得有多近，而是他们和叶利钦保持怎样的距离，因为政变参与者已经不具威胁，而叶利钦又重新成为戈尔巴乔夫最主要的权力竞争的对手。

新部长的任命使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关系在政变后出现了第一个重大危机。就在戈尔巴乔夫忙于起草和签署新政令的时候，叶利钦正在召集群众。正午时分，他在莫斯科面对着成千上万的“胜利者”发表演说，宣布红蓝白三色帝国旗就是俄罗斯的“国旗”。当叶利钦的总侍卫长科尔扎科夫事后回忆起叶利钦听到戈尔巴乔夫迅速任命新部长时的反应，他说道：“这种大胆的独断专行的做法自然激怒了叶利钦。他要用自己的方式改变一切。”现在，俄罗斯总统认为他本人才是局面的掌控者，而不是戈尔巴乔夫。

掌控军队、警察和情报机构的部长们不仅可以决定国家的政治走向，还能决定叶利钦本人的政治前途。俄罗斯总统希望坐在这些位子上的人，要么忠诚于他，要么至少不完全依赖戈尔巴乔夫，也不会对戈尔巴乔夫感恩戴德。叶利钦向虚弱的戈尔巴乔夫发动反击的主要武器就是，在政变期间，他掌握了政府高级官员的动向，而戈尔巴乔夫却一无所知。当俄罗斯总统从电视报道中看到安全部门新任领导的任命情况，他立刻致电戈尔巴乔夫：“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你在做什么？莫伊谢耶夫是政变的组织者之一，舍巴尔申是克留奇科夫的亲信，也是政变的重要协调者。”戈尔巴乔夫想方设法应对这个困难局面，他说道：“是的，或许我搞错了，但是现在太晚了。所有的报纸都刊登了任命决定，电视上也都播出了。”叶利钦并不准备就此放弃，他对戈尔巴乔夫说，明天会到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见他。

叶利钦有自己的算盘，其一是让戈尔巴乔夫取消他的任命决议，其二是让苏联总统同意颁布法令，即使不让俄罗斯联邦获得完全独立，也要进一步加强它的经济自治权。戈尔巴乔夫废除了政变者颁布的法令，但是承认叶利钦在政变的非常情况下签署的法令仍然有效。现在叶利钦宣称，他在8月20日签署了一项关于俄罗斯经济自治权的法令。依据该法令，自1992年1月1日起，俄罗斯领土内所有的企业都将由俄罗斯联邦管辖和监管。俄罗斯总统还颁布法令成立海关总署，建立俄罗斯自己的黄金储备，将自然资源开采的许可权和税收权都交给俄罗斯政府。这是一种策略，迫使戈尔巴乔夫签署他本不可能同意的法令，因为该法令破坏了苏联的经济基础。这项法令根本不可能在8月20日或之前签署，没有迹象表明叶利钦在等待白宫被围攻的时候，该法令被起草完成了。

这还不是全部，8月22日戈尔巴乔夫重新担任苏联总统的这天，叶利钦签署了一项独立法令，禁止俄罗斯《真理报》和其他支持政变的报纸出版发行。叶利钦解雇了苏联国家通讯社——塔斯社的社长，俄罗斯政府将控制俄罗斯境内共产党的媒体渠道，这么做明显是越俎代庖。根据被政变搁置的协议，这些行为已经远远超越了俄罗斯共和国被授予的权力。毋庸置疑，对俄罗斯而言，联盟协议已经无效了。然而，叶利钦并不满足于俄罗斯享有更多的自治权。叶利钦把戈尔巴乔夫从政变者手上搭救出来，却让这位苏联总统成了新的囚徒。戈尔巴乔夫的助手梅德韦杰夫把叶利钦政变后最初几天的做法称为“反政府行为”。

8月23日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就部长任免问题进行密谈，戈尔巴乔夫企图玩拖延战术，面对叶利钦要求开除莫伊谢耶夫的态度，他回应说：“我会考虑该怎么办的。”

叶利钦拒绝离开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他说道：“不，我不会离开这儿，直到你当着我的面，把此事办妥为止。让莫伊谢耶夫到这儿来，告诉他让他退休去吧。”当叶利钦从警卫那里收到一张便条，上面写明莫伊谢耶夫已经下令销毁国防部卷入政变的资料时，他更来劲了。便条上还写着负责销毁文件的官员的姓名和电话。叶利钦让人们按照这个号码打过去，然后把话筒递给了戈尔巴乔夫，说道：“让这个中尉停止销毁文件，把所有文件严加保存。”戈尔巴乔夫依照吩咐下了命令。当叶利钦坚持召唤莫伊谢耶夫时，戈尔巴乔夫还是照做了。叶利钦对苏联总统说：“告诉莫伊谢耶夫，他不再是部长了。”屈辱的戈尔巴乔夫遵从了叶利钦的命令。

叶利钦推荐任命的新任国防部长是空军元帅沙波什尼科夫，他反对政变，并且向叶利钦和他的随行人员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叶利钦现在有自己人掌控苏联军队了。叶利钦还建议让戈尔巴乔夫的助手、曾在政变时期支持过叶利钦的瓦季姆·巴卡京担任克格勃主席。叶利钦还坚持解除苏联外交部长亚历山大·别斯梅尔特内赫的职务，因为政变发生时，他称病不出。同样被解职的还有戈尔巴乔夫前天刚任命的内务部长。

叶利钦回忆起他和戈尔巴乔夫讨论部长任命时的谈话：“我对他（戈尔巴乔夫）说，政变给了我们惨痛的教训，因此我坚持说，没有事先征得我的同意，他不应做出任何人事任免的决定。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神色好似陷入困境。”这确实是反政府的做法。叶利钦强迫戈尔巴乔夫要么任命他的人，要么任命他认为与之私交深厚的人。在导致苏联解体的未来数月中，沙波什尼科夫和巴卡京的任命将会是至关重要的。

戈尔巴乔夫明显退缩了。他困惑不已，人们对他在幕后参与政变的怀疑进一步削弱了他的地位。8月22日，当莫斯科日报《论据与事实》的记者在首都街头采访路人，问他们如何看待苏联总统时，这个问题的潜台词再明显不过了：人们相信戈尔巴乔夫躲在政变的幕后吗？接受采访的路人，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人不信任戈尔巴乔夫，一个人信任他，另外两个人推断他是清白的，但是不能完全相信他——毕竟政变的领导者都曾经是他的门生。

叶利钦在谈到任命新部长和中央高级官员时的一番言论是有一定道理的：戈尔巴乔夫在政变持续三天的关键时刻里被软禁隔离，现在他没有资格查验事实，推翻指控。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提到了政变后他最初任命的部长：“信息不足才导致了这种错误。几个月后大量信息才被披露出来，当时很多事情还没有完全弄清楚。”

戈尔巴乔夫回到莫斯科，不仅想要重新坐回总统的位子，还要重新做苏共的领导人。他回来那天，在电视转播的新闻发布会上，他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信仰的追随者，谴责他的亲密助手、身为“改革之父”的雅科夫列夫脱离了共产党。他彰显了继续推进党内民主化改革的决心。他在7月强力推出了苏共中央新的党纲，新党纲将按照欧洲社会民主党派的路线改革共产党。现在，强硬派在政变失败后已经离场，他相信自己的改革能够成功。

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是这样解释他当时的做法的：“党员之间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紧张对立，使得在某个阶段，共产党的分裂已经不可避免了。我主张用民主的手段推进重组：于11月召开代表大会，苏共可以和平地分裂。根据民意调查，我本人以及我的追随者提出的纲领获得了近三分之一的党员的赞成。”戈尔巴乔夫预计会有500万党内支持者。但是，他很快发现自己已经无党可依。他的对手运用街头势力阻止了苏共中央的活动。

8月22日戈尔巴乔夫回来的这天，在莫斯科就发生了重大集会示威活动。就在那天，示威的人数急剧增加，支持民主改革的自由主义者加入了集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冲突最激烈的时候没敢出来，寻求冒险和刺激的城市青年也加入其中。烈酒唾手可得，集会者因此变得更难以掌控。控制示威活动的人来自莫斯科市政府，他们都是政变期间热情支持叶利钦的人。他们成功地阻止了越来越多的激进人士涌向有神枪手守卫的克格勃办公大楼，他们提议：推倒苏联秘密警察的创立者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原苏联党和国家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曾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等职。克格勃的创始人。］的“铁人费利克斯”塑像，塑像矗立在克格勃总部前的卢宾卡广场上。这个策略生效了。

那天日暮时分，美国大使馆前往克格勃大楼的工作人员目睹了当时的场景。他们中有个人告诉示威者自己是美国人，之后他才能够穿过人群，来到广场中央，得以在第一排看清整个事件经过。起初抗议者企图用卡车推倒塑像，但是莫斯科当局告诉大家塑像实在太重了，让大家等起重机开过来。如果塑像倒掉的话，可能会砸烂地面，破坏莫斯科的地铁。警告见效了，几小时后克虏伯起重机运走了塑像。

美国外交官向华盛顿报告：“在午夜前，最后的螺栓被拧断了，起重机已经就位，把塑像连基座一起提了起来。当塑像被连基座一起吊起时，人群爆发出阵阵欢呼声，他们喊着‘打倒克格勃，打倒苏联，打倒刽子手’。在事件的整个过程中，三幢克格勃大楼一直漆黑一片。每当办公室的灯亮起时，人群就指向它，大声喊叫，直到灯光熄灭为止。集会者说：‘他们害怕我们。’”当夜没有骚乱，也没有发生重大事故。

8月23日的黎明如期而至。叶利钦的副官们好像掌控了集会人群，他们已经意识到了，此时此刻示威者发挥着重要的政治作用，所以他们并不急于送这些人回家。他们警告集会人群，强硬派准备向白宫发起新的进攻。即将在数小时内被任命为国防部长的沙波什尼科夫元帅为了应对谣言，命令空军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与此同时，有一群人聚集到了彼得罗夫卡广场的警察局，胆大的人已经开始翻越大楼周围的铁栅栏。要是拥有武器的话，一场骚乱即将发生。此外，管理警察局的最高权力机关也没有到位：内务部长普戈已经自杀身亡，戈尔巴乔夫任命接替其职位的人选，遭到了叶利钦的反对，而叶利钦提名的人尚未得到戈尔巴乔夫和共和国其他领导人的认可。局势很可能会失控。

反对政变、深得民心的莫斯科市政府掌控着局面，就像它在前天晚上的做法一样。避免局势失控的一个方法是让群众把注意力转向离警察局只有几公里远的苏共总部。市政府的一位官员对集会的人群说：“市长需要你们的帮助，大家都去苏共中央吧。”许多示威者很不高兴，因为他们差不多就要控制警察局，拿到武器了，但是集会中大多数的莫斯科人一直把共产党视为权力的象征和源泉，所以他们遵从了召唤。

虽然集会人群最初发泄的目标——克格勃和警局，已经直接或明显地卷入了政变，然而，苏共的领导层从未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但苏共仍然是一个更大的战利品。抗议者反对的不仅是政变当局，他们还反对苏共领导下的苏联。在过去的几年里，反党标语动员莫斯科人参加集会，举行示威活动，现在他们的做法正是莫斯科市政府所希望的。人群朝着苏共中央大楼所在的老广场进发。

就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在克里姆林宫就部长职位进行交涉之际，国家和首都的真正权力却掌握在46岁的根纳季·布尔布利斯的手中。布尔布利斯是拉脱维亚移民的后代，在叶利钦的家乡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长大。他曾是一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大学教授，自戈尔巴乔夫改革以来，他一直是民主运动的组织者、彻头彻尾的反共人士，最近，叶利钦任命他担任俄罗斯第二高官——国务卿。这样一来，他就能控制总统府和大部分政府机关。

8月23日，布尔布利斯在白宫内处理俄罗斯事务。他先和叶利钦交谈了一会儿，然后在克里姆林宫和戈尔巴乔夫及其他共和国领导人进行磋商会晤，他还让警卫把便条交给了俄罗斯总统。正是布尔布利斯告诉叶利钦国防部销毁文件的消息，这才使叶利钦有了依据，让戈尔巴乔夫开除其任命的部长。

布尔布利斯曾指责国防部销毁文件，掩盖参与政变的事实，现在他故伎重施，他要斩断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势力，关闭苏共中央，因为叶利钦在数年前已经退出了苏共，其他共和国的领导人在苏共也没有真正的影响力。

布尔布利斯递给戈尔巴乔夫一张便条（随后他向叶利钦进行了汇报），上面说苏共官员正在粉碎证明他们卷入政变的文件，要求戈尔巴乔夫暂时关闭中央委员会。粉碎文件确有其事，不过当苏共官员急于销毁他们参与政变的所有痕迹时，机器出现了故障，纸夹取不出来。戈尔巴乔夫似乎是想取悦叶利钦，他签署了文件，授权关闭苏共中央办公大楼。戈尔巴乔夫作为苏共领导人的使命结束了，作为总统的职位更加岌岌可危了。

莫斯科市政府的官员拿着戈尔巴乔夫签署的文件冲到了苏共总部，要求困惑不解、恐惧难安的苏共官员锁上办公室回家。人群围住了办公大楼，倒戈的呼声在天空回响。当苏共中央管理事务局局长尼古拉·克鲁奇纳对莫斯科官员说，他不能停止整个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时，莫斯科市政府官员指向窗外的人群，其中一人对着克鲁奇纳叫嚣道：“除非你们安静地离开，否则我们会把这里的每个人都撕得粉碎。别再做蠢事了，照我们说的做！”共产党的高层官员明显动摇了，脸涨得通红。这里没有足够的克格勃警卫来组织有效的抵抗。克鲁奇纳妥协了，他让副手把莫斯科市代表领到大楼的民防广播站发表声明：“经由总统同意，鉴于目前的局势，当局已经作出决定关闭大楼。你们只有一小时的时间可以离开。你们可以带走私人物品，但是其他所有的东西都必须留下来。”

人群发出了欢呼。苏共官员开始走出大楼，市政府官员要求示威者“不要给他们任何制造混乱的借口”。当数以千计的苏共工作人员极其羞辱地离开大楼时，莫斯科市民高喊道：“耻辱！耻辱！”莫斯科市委书记尤里·普罗科菲耶夫曾在政变的最后一天让政变者给他一把手枪，让他好开枪自杀。其实他也就是嘴上骂几句，抱怨一下，最终在警察的保护下，乘坐出租车离开了。示威者展示了他们在苏共官员离开后搜查办公室时缴获的战利品——一些官员试图偷偷带出去的熏鱼和香肠，这可是当时难得的美味。

莫斯科市中心苏共中央办公大楼的关闭与戈尔巴乔夫漫长的政治生涯中最严重的一次公众危机发生在同一天。当日下午，戈尔巴乔夫会见了俄罗斯议会代表团，这本是一次非正式会谈。可是事实上，电视却进行了转播。戈尔巴乔夫感谢俄罗斯议会和叶利钦本人反对政变的立场。他透露准备将政变时担任上校的鲁茨科伊提拔为将军。为了安抚叶利钦，戈尔巴乔夫大声朗读了8月19日内阁会议的部分会议记录，根据这部分内容，除了两人以外，其他的部长都支持政变。

然而，苏联总统还是渴望挽回他仅剩的权力。他让俄罗斯议员帮助他拯救苏联：“在政变过去后的今天，俄罗斯人必须和最高苏维埃其他加盟共和国及其人民团结起来，否则他们将不再是俄罗斯人。”这里暗指俄罗斯在沙俄和苏联时代中一直扮演的帝国角色，但是戈尔巴乔夫的一番言论可不讨代表们的欢心，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要求俄罗斯和其他共和国一起行动，是想把俄罗斯绑在苏联的车队上，从而阻止俄罗斯发展民主以及进行市场化改革。

代表们向戈尔巴乔夫发动了攻击，质问他是不是政变的同谋，要求宣布戈尔巴乔夫真正的权力基石——苏联共产党是有罪的组织。戈尔巴乔夫继续为自己辩护。他对代表们说：“现在，这么做是另一种肃清运动和宗教战争。我理解的社会主义是人类的一种信仰，我们不是唯一的信仰者，别的国家也有，不仅今天有，其他时候也有。”

接下来的提问是关于俄罗斯联邦境内苏联财产的所有权问题，以及叶利钦签署的俄罗斯经济自主权的法令问题。叶利钦说道：“你今天说过要签署法令，承认我在那段时间发布的所有政令。”他指的是在政变期间已经签字实施的措施。

戈尔巴乔夫知道自己有麻烦了。他回答道：“你带我来这儿，不是为了陷我于困境吧。”戈尔巴乔夫继续说道，他会签署法令承认叶利钦在政变时期签署的所有政令，但处置苏联财产的政令除外。他对叶利钦说：“签署联盟条约后，我会颁布这项法令。”这不仅是拖延战术，戈尔巴乔夫还想让叶利钦上钩：先签署联盟条约，然后处置财产。

俄罗斯总统并不满意。他想让自己所颁布的政令能够回溯生效的企图破产了，但是他还握有一张王牌，他知道要怎么打好这张对付戈尔巴乔夫的牌。叶利钦在摄像机前宣布：“现在，讨论个轻松点的话题，我们可以颁布中止俄罗斯共产党从事活动的法令吗？”叶利钦用了“我们”，来指代他自己。戈尔巴乔夫惊呆了，俄罗斯所有的共产党组织突然被放在了砧板上。失去了党组织，他已经日益衰微的权力就所剩无几了。意识到将要发生的事情，戈尔巴乔夫问他的“盟友”：“你在干什么？……我还没有……我们……我还没看到这些。”

俄罗斯总统从容不迫地签署了法令，暂时禁止苏共在俄罗斯境内开展活动。当戈尔巴乔夫告诉他不能这么做时，叶利钦回答说，他只是暂时中止他们的活动罢了。俄罗斯代表鼓掌欢呼该法令的签署，他们继续质问处境艰难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发现要从叶利钦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很不容易。他事后回忆：“那种情况下，叶利钦带着施虐的愉悦，显得幸灾乐祸。”

这是叶利钦性格的另一面，不为公众所知的一面，此时他既不是善于把握大众情绪的受欢迎的领导人，也不是权衡别人是否效忠于自己的工于心计的政客，也不是一个在意他人感受的敏感的人，叶利钦是一位掠食者。叶利钦一位重要的顾问事后回忆起他的老板忽然向苏联总统发难时，说道：“这场景冷酷、恶毒、充满歹意。”

叶利钦在和戈尔巴乔夫争夺权力的竞争中还取得了另一项重大胜利。随着安全部门的部长任命被推翻，苏共的活动被中止，戈尔巴乔夫几乎失去了他在国家的所有影响力，以及他的权力基石。

法令刚一签署，叶利钦就向他的受害者施展魅力。会议快要结束时，大获全胜的叶利钦公开将戈尔巴乔夫置于他的保护下，他向代表们保证苏联总统在政变中确实受到了沆瀣一气的阴谋者的迫害。会议一结束，叶利钦就对戈尔巴乔夫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们经历了这么多、这么多事情，这么多动乱！你在福罗斯度过了艰难时刻，还不知道特别委员会的政变会带来什么后果呢，让我们搞一次家庭聚会吧，奈娜、赖莎……”

戈尔巴乔夫惶惑地望着叶利钦，可能他不知道是不是该把他的话当真。他对叶利钦说：“不，不适合搞这个，现在不是时候。”

8月23日晚上，老布什和斯考克罗夫特在收看戈尔巴乔夫和俄罗斯代表会谈的电视转播时，看到了叶利钦对自己对手的羞辱。斯考克罗夫特评论道：“一切都结束了。”他告诉美国总统，戈尔巴乔夫“再也不是一个独立的表演者了，叶利钦在操控他。我想戈尔巴乔夫可能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布什表示赞成：“我担心，他可能已经懂了。”苏共的查禁是美苏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竞争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像老布什和斯考克罗夫特这样的冷战斗士有足够的理由拍手称快，然而，此时此刻更重要的是，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生涯还能否继续。

布什已经预见了这个时刻的到来。初露端倪的莫斯科新政局开始于8月21日，随着欢欣鼓舞的叶利钦在政变后第一次在白宫发表演说，事态就变得愈加明朗。他听上去像是掌控全局的人，事实也确实如此。叶利钦在简短地打了招呼后，说道：“现在我来通报一下最新情况。”

布什回答：“请说吧。”

叶利钦开始说道：“俄罗斯总理西拉耶夫和副总统鲁茨科伊把戈尔巴乔夫总统毫发无损、健健康康地带回来了。我还向你通报国防部长亚佐夫、总理巴甫洛夫和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都被监禁了。”西拉耶夫在白宫被围的关键夜晚待在家里，第二天回到了他的总统身边，现在他已回到了行动的中心。布什偶尔说上两句，表明他对此感兴趣，接着鼓励叶利钦继续往下说。叶利钦接着说：“根据我的命令，经我的批准，苏联首席检察官已经开始向所有政变参与者提起了诉讼。”

苏联的首席检察官依据俄罗斯总统的命令行事，可见此时的苏联很明显已经不是原来的苏联了。但是当时大家都忙于庆祝政变失败。布什对叶利钦说：“我的朋友，你在这儿收获丰厚，你尊重法律，支持民主。祝贺你，你身处一线，坚守路障，我们所做的只是支持你而已。你还把戈尔巴乔夫安然无恙地带了回来。你让他重新掌权，你在全世界赢得了许多朋友。我们支持你的所作所为，祝贺你勇气过人。如果你现在愿意接受朋友的建议的话，那就休息一会儿，睡一会儿吧。”

睡觉是叶利钦最后想到的事情。这次电话的通话时间是美国东部时间8月21日晚上9点20分，地点在肯尼邦克港，莫斯科时间是8月22日清晨。叶利钦刚刚宣布了政变失败，感谢了白宫守卫者。摆在叶利钦前面的是崭新的一天，他渴望在这天巩固他的权力，他不再和政变领导者相抗争，而是要和戈尔巴乔夫展开竞争。他们的战场不仅在莫斯科、俄罗斯和苏联，他们的战场还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国际组织提供的平台。叶利钦的支持者们不仅让俄罗斯和苏联公众陷入了空前的进退两难之中，对于西方领导人来说也是如此：要么支持叶利钦作为民选总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要么仍旧忠于戈尔巴乔夫，向民主和改革说再见。

就在那天，叶利钦年轻的外交部长科济列夫应欧洲理事会的邀请，到达了斯特拉斯堡。他要向欧洲领导人传递的主要信息是：“是时候区分苏联政治的真伪了。”这番讲话和他几天前的发言大相径庭。首先，新的发言里没有对戈尔巴乔夫的善意表示。根据美国的外交报道，情况正好相反，科济列夫“反复批评‘某些人’身居要位，却不致力于维护民主，他们从来都不是经选举产生的，所以他们的任职缺乏合法性”。这番话显然是针对戈尔巴乔夫的，他是议会选出的总统，而不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这与叶利钦不同。

科济列夫还怀疑戈尔巴乔夫是否“有进行彻底改革的心理上的准备”。科济列夫继续演说：“据说戈尔巴乔夫受到‘综合恐惧症’的困扰。”科济列夫说，戈尔巴乔夫会为了改革做任何事，但是这些事都必须在体制之内。“他担心如果现在支持他们的体制崩溃了，他和他的家人将一文不值，甚至无法活下去。”

8月24日星期六，苏联总统彻底垮台了。那天早上他和叶利钦参加了在8月20日夜晚保卫白宫的战斗中牺牲的3位青年的葬礼。戈尔巴乔夫想利用他自克里米亚回来后首次在莫斯科人民面前公开亮相的机会，表达他对那些民主捍卫者的感激之情。他还想展示苏联国旗，并且追授3位青年“苏联英雄”的荣誉称号。人们都被感动了，但是，抵抗政变的真正英雄——叶利钦并没有感动，他成功地抢走了戈尔巴乔夫的风头。俄罗斯没有这类奖章，戈尔巴乔夫也无权授予奖章。叶利钦只是请求3位青年的母亲原谅他，未能拯救他们的儿子。结果叶利钦又一次占了上风。

葬礼结束后，戈尔巴乔夫前往克里姆林宫签署了许多法令。其中一项法令解散了内阁，取而代之的是以叶利钦的总理西拉耶夫为主席的委员会。在另一项法令中，戈尔巴乔夫提到了苏共领导层在政变中的态度，辞去了苏共总书记的职务。他还建议他以前的党内同事解散苏共中央，让地方党组织自行决定各自的命运。作为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签署了法令，将苏共的资产交由地方苏维埃管控和保护。戈尔巴乔夫不准备继续领导一个对其没有威胁，但是被禁止开展活动的政党，尽管他曾以为苏共会对自己构成威胁。在他政变后立刻开始的政治斗争中，苏共没有什么价值。他在回忆录中用了数页的篇幅去证明，在1991年8月是苏共背叛了他，而不是他背叛了苏共。

在1991年夏天，苏共党员因为士气低落，组织涣散，而无法成为真正的领导者，他们只是战士，无法成为驱动政变的力量，在紧急委员会向人民发出的号召中，没有提到任何与苏共或是其政策和理念有关的内容。是克格勃和军官领导了这次政变。然而，苏共官员作为一个团体，却是政变成功的最大获益者，一旦政变成功，将可能推翻叶利钦禁止国企成立党组织的命令。

1991年8月13日，也就是政变前五天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苏共领导们商谈了应对叶利钦此项条令的办法。政变似乎是重塑苏共政治垄断的唯一方法。但是，随着政变的失败以及戈尔巴乔夫辞去苏共最高领导人的职务，苏共曾用威权统治国家，手握武器凝聚起来的政治力量，将会兵不血刃地走向失败。当然，鲜血还会喷涌，但那是苏共高层想以自杀结束自己的性命，而不是接受审判。

第一个死去的人是内务部长普戈，他领导的警察机关和部队直接参与了政变。8月22日早晨，俄罗斯官员打电话给尚在家里的普戈，让他去开会。当包括戈尔巴乔夫的经济顾问格里高利·亚夫林斯基在内的4个人来到了普戈家时，一位神情呆滞的老人给他们打开了大门，他们走进了屋。这位老人就是普戈的岳父。有人看到地上有一摊血迹。他们进入了卧室，54岁的普戈躺在床上，饮弹自尽了。他不愿被捕，所以选择了自杀。床边上，靠着他的是身受重伤的妻子。她还有意识，但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普戈的妻子很快在莫斯科医院去世。在那天早晨自杀前写的遗书中，普戈请求家人的原谅：“我犯了错，有负于我一生的清白。”

另一位政变的支持者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几天后在他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自杀。他曾是参与苏美削减武器谈判的专家之一。8月19日，也就是政变发生第一天，时任戈尔巴乔夫军事顾问的68岁的阿赫罗梅耶夫中断了在索契的休假，回到了莫斯科，他向自己的新领导——代理总统亚纳耶夫作了汇报。他对亚纳耶夫说他赞成紧急委员会的决议，准备为决议的实现提供帮助。阿赫罗梅耶夫被交予的任务是搜集和分析有关各地局势的情报。亚纳耶夫还让他准备为自己起草一份面向苏联议会的演讲。阿赫罗梅耶夫充满热情地做着自己的工作。

在元帅自杀前写给戈尔巴乔夫的信中，他解释了支持政变的原因：“从1990年初直到现在，我都相信我们的国家正在走向毁灭。它很快就会瓦解。我要寻找一种方式大声疾呼……我明白作为苏联的元帅，我违背了军人誓言，犯下了军事罪行……除了为我所做的事负责以外，我没有其他选择。”除了遗书外，他还附上了50卢布的支票，那是他欠下的克里姆林宫食堂的饭费。

戈尔巴乔夫的助手梅德韦杰夫早就认识普戈和阿赫罗梅耶夫，后来他评价他们的自杀：“我理解他们的悲剧：我很清楚鲍里斯·卡尔洛维奇（普戈）是一个正直的人，他有自己的方式，他献身于某种思想，不接受政治阴谋和发迹主义。我对阿赫罗梅耶夫的正直诚实也毫不怀疑。”普戈和阿赫罗梅耶夫都相信共产主义，认为苏联不能分裂。阿赫罗梅耶夫在二战时期就为此而战斗。普戈是“拉脱维亚狙击手”的儿子，他的父亲是列宁麾下效忠于革命的精锐部队的成员之一，普戈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掌管着拉脱维亚克格勃和拉脱维亚共产党，镇压民族主义者。政变曾给予他们希望，认为自己可以拯救那个他们赖以生存的世界，在那里他们得到事业发展的机遇，拥有了高官厚禄，在一定程度上还给予了他们某种认同感。对于普戈和阿赫罗梅耶夫这样的人而言，政变的失败既是他们个人的惨败，也是他们信仰的世界的崩溃。自杀使他们从现实世界得到解脱，因为在这个世界没人会把他们视为英雄，而把他们看作反对人民和背叛总统的罪犯。

8月25日星期天晚上，也就是戈尔巴乔夫辞去苏共总书记、签署转移苏共财产的第二天，叶利钦签署了法令，获取了苏共的财产，63岁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克鲁奇纳回到他以前的办公室和莫斯科政府的代表讨论财产转移的事项。晚上9点会议结束，此次会议开得让人并不高兴。克鲁奇纳是个友善的人，当他返回中央委员会时，惊讶地发现他的克格勃警卫没有像以前那样同他打招呼。克鲁奇纳神色沮丧而孤独，他回到了自己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高档公寓，他向妻子说了声晚安，对她说他还有些工作要做。8月26日凌晨5点，克鲁奇纳走上了自家的阳台，跳楼身亡。

克鲁奇纳自杀不是因为他对共产主义所抱有的信仰破灭了，不是因为苏共领导人和党员的所作所为，而是因为他认为自己违背了对领导人效忠的誓言，从今天获悉的信息可知，他还担心对党内财务的调查。8月25日晚上，在那个使克鲁奇纳感到意志消沉的会议即将结束时，他感受到了一个令人非常焦虑的信号：作为负责苏共经济的人物，他签署了几乎所有重要的文件，这些文件授权苏共资产秘密转移到了国内外企业的手中。莫斯科市政府官员瓦西里·沙赫诺夫斯基那日晚上会见克鲁奇纳时，对他说：“我们需要就苏共资产召开特别会谈。”苏共事务管理局局长的脸色立刻变得苍白。他意外地结束了对话，承诺第二天再讨论这个话题。对他而言，这一天永远不会到来了。

苏共的资产是其领导人不想和俄罗斯官员讨论的话题。后来的调查显示，苏共的部分资金已经被转移到了国外，根据克鲁奇纳签署的备忘录，这些资金用于“正义”的共产主义事业，包括用于暗中支持全世界的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运动，从美国到阿富汗都有。但是，大部分资金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最后两年中，转移到了苏共官员与其商业伙伴新创立的商业银行和可疑的公司里。苏共官员已经遭到算计而下台，他们想把自己的政治权力转化成经济资源。这个办法可以让他们在党外也过上舒适的生活，同时还可以把国家从各派系之间无休止的、可能引起流血冲突的斗争中解救出来，不然的话，他们在国家过渡时期，将会失去一切，却一无所获。然而，这个过程并非完全不流血。克鲁奇纳就是第一个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