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长先生！美国总统到！”众议院警卫官大声宣布后，众议院大厅爆发出一阵掌声。一位6英尺2英寸高的瘦削男人出现在门口，他身穿一套灰色西装，戴了一条蓝灰色条纹的领带，以今天的时尚标准看，这条领带有点窄。在几名众议院和参议院议员的陪同下，他走向众议院工作席。他微笑着握手，相互问候，不时地用手指向众议员、参议员和政府成员，大家都急切地想一睹他的风采，想跟他说上一两句话。他走到了工作席，掌声依然经久不息。在众人的注目下，他显然很高兴。他曾向大家承诺，这一天他会说些“大事”“大变革”和“大问题”。他信守了诺言。
这是1992年1月28日，周二晚上9点刚过。布什总统准备做他的第三次，也是媒体期待已久的最重要的国情咨文演讲，数以百万的美国人在电视机前观看。人们期待他不仅要回顾总统生涯和美国在整个二战后的历史中最不同凡响的一年，还期待他描绘出国家和世界未来的走势。当掌声最终落下，布什对观众们说：“你们知道，这次演讲花了很大的功夫，我希望演讲能大获成功，但是我无法说服芭芭拉替我演讲。”大厅里又一次爆发了掌声，国会上下两院联席会议的成员们起身致意。
平常乏味保守的布什显然用这句玩笑话开了个好头。有着一张宽大的、祖母似的脸庞，满头银发的芭芭拉坐在楼厅的第一排，身旁坐着国家最负盛名的福音教士比利·格拉汉姆。她确实拥有一种她丈夫没有的吸引力。但是这次他却应对自如——媒体顾问帮他准备了这份讲话，其中有的人在之前的总统选举中已对他进行了培训，这份讲话有很多强有力的台词，让听众一次又一次地站起身来。
布什在此次演讲中，阐述了自1991年1月上次国情咨文以来美国外交政策以及世界政治发生的积极变革。正是这部分内容使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纷纷急于表示他们将与总统团结一心。布什在国际舞台上的成功得到了朋友和对手的认可。布什宣布：“今夜我们相聚，在我们的历史上，在全人类的历史上，这是一个充满变革又鼓舞人心的时刻，在过去的12个月里，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他指的是1991年发生的大事。这一年的开始是美国及其盟友开展反对萨达姆的“沙漠风暴行动”，而这一年的结束是苏联解体。布什对欢呼雀跃的人群说：“今年，共产主义衰落了。”他继续说：“但是在我的生命中，在我们的生命中，世界上发生的最大的事情就是：在上帝的保佑下，美国取得了冷战的胜利。”这句话引起人们的欢呼，掌声经久不息。几分钟后，总统又强调这一点，他宣布：“冷战不是‘结束’了，而是我们赢了。”
布什继续赞扬美国士兵和纳税人为获取这场胜利做出的牺牲。最后他用感人肺腑的语言说到美国的下一代：“因此，现在，35年来第一次，我们的战略轰炸机可以解除戒备了，不用再不分昼夜地保持戒备了。明天，我们的孩子去上学，会去学习历史，学习植物如何生长。他们不用再像我的孩子那样参加空袭训练了，不用再躲到课桌下，藏起头，以防核战争爆发。我的孙子们不用这么做了，不用再像几十年前的孩子们那样被噩梦打扰了。威胁依然存在，但是长久的恐惧结束了。”大厅再一次爆发掌声。
布什宣布取得了长期冷战的胜利，他并没止步于此。他阐述了自己对于美国在新时代注定要扮演的新角色的展望。大获全胜的布什宣布：“一个曾经被划分为两个军事阵营的世界现在认可唯一一个超级大国——美利坚合众国。”他也概述了将如何运用这一新获得的权力。“只要我做总统，我会继续引领世界各地支持自由，不是因为我们傲慢自大，不是因为我们无私奉献，而是为了保障我们孩子的安全。这是一个事实：追寻和平的力量不是罪恶，追寻安全的孤立主义不是美德。”大厅又一次响起掌声，表达人们对这句话的认同。布什传递的信息响亮而明确：美国打败了苏联，成为冷战的胜利者，现在注定要统治世界。
与布什及其顾问在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辞职之前发布的那份用词谨慎谦逊的声明相比，这份讲话有很大不同。口吻的改变原因在于美国即将举行的总统大选，竞选活动正在升温。将美国曾经的敌人苏联刚刚倒下的事实与冷战结束联系在一起是新的竞选策略，而政府之前说冷战结束至少发生在一两年前。为了不让戈尔巴乔夫在国内面临更加艰难的处境，1990年德国重新统一后，布什总统没有听取一些顾问所说的“在（柏林）墙上跳舞”。当时，苏联强硬派还有可能会抵制，波罗的海共和国还在为主权而斗争，东欧仍然由苏军实际占领。但是现在这些压力都没有了，胜利的感觉比任何时候都强烈。1989年12月，布什和戈尔巴乔夫在马耳他发布冷战结束的联合宣言，还有白宫宣布1991年7月两位总统在莫斯科的会面是冷战后首次峰会，这一切都被人们抛到脑后。戈尔巴乔夫觉得自己在结束这场冲突中起到的作用被剥夺了，他大声抗议，但是无人理会，至少在公共场合确实如此。据说，布什私下对戈尔巴乔夫说：“不要在意我在总统竞选中说的话。”1992年10月，戈尔巴乔夫告诉《纽约客》：“我认为这在竞选中很必要，但是如果他们真这么想，无疑是一个大大的假象。”
“冷战胜利”的竞选策略并没奏效。国家陷入了经济衰退，民调显示总统在不到一年前还是极受欢迎的——他在海湾战争后不久得到89%的民众支持率——却在1992年总统竞选即将到来之际迅速失去支持：据《华盛顿邮报》的一篇评论布什的国情咨文的文章所说，超过一半的民调受访者并不认可他的表现。布什和另一位战时领袖丘吉尔一样，外交上的成功没有给他带来帮助。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选民们都希望在国内实现变革。
同之前的丘吉尔一样，布什希望民众记住这场在他的努力下结束的战争。他与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合著了一部回忆录。毋庸置疑，他们试图尽可能地保持客观。但是他们叙述的时间框架是根据布什总统任期时间界定的，这就决定了其自身的逻辑。在这一框架内，把冷战结束说成1991年底苏联解体而不是1989年柏林墙倒塌就可以讲得通了。他们的回忆录《重组的世界》以1991年圣诞节戈尔巴乔夫最后一次打电话给布什总统结束。
20世纪90年代，布什政府的成员们纷纷出版回忆录，接受采访，他们关于冷战结束的叙述是将其与苏联解体直接联系在一起，把这两个事件混淆在一起，并且没有把后者归功于自己（因为白宫曾试图挽救苏联）。一些政府成员觉得他们都被剥夺了当之无愧的胜利感。盖茨在他的回忆录中恰巧也以1991年底的事件为结尾：“布什拒绝‘在墙上跳舞’，他不准备宣布冷战的胜利。不会举行像波斯湾战争之后的全国庆祝……我们赢得了冷战，但是没有游行庆祝。”据盖茨所说，没有进行全面的庆祝有一个简单的原因，就是“在1991年12月，华盛顿还没有对美国是否在事实上帮助苏联过早地走入了坟墓达成一致”。
杰克·F.马特洛克在1987年到1991年间是代表布什政府驻莫斯科的大使，在8月政变之前离开了莫斯科，他一直重申冷战结束、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是相关联的事件，但是并不相同。马特洛克曾经说过：“美国对这三个事件的态度有很大区别，我们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同的。”据这位前任大使所说，美国为冷战结束谱了曲，通过宣扬人权打垮了苏联共产党，但是冲突的结束对苏联人也有利，苏共的倒台主要是苏联人的功绩，而不是美国人的功劳。对于苏联解体这件事，美国政府支持波罗的海共和国独立，但是希望苏联其余部分能长久存在下去。马特洛克说：“问题是我们没有打垮苏联，尽管一些人现在想要邀功，俄罗斯的一些沙文主义者也想谴责我们，但这并不是真的。”
如果苏联解体并非是，或者说并非主要是美国政府的功劳，苏联解体也并不等同于苏联共产党的解体或美国取得冷战胜利，那么是什么导致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轰然坍塌？冷战中最聪慧的实践家和学者乔治·凯南在1995年写道：“回顾现代国际关系史，可能从17世纪中叶到现在，我觉得很难想象，相继以俄罗斯帝国和苏联著称于世的大国在1987年到1991年间突然从国际舞台上彻底解体并消失了，很难有比这更令人奇怪、令人吃惊，乍一看更令人费解的事情了。”
凯南当时无法解释的事，对戈尔巴乔夫以前的顾问们来说却算不上个难题。切尔尼亚耶夫后来在总结1991年的事件结局时写道：“那一年，苏联实际上发生的事和过去其他帝国在‘他们的年代’里——当历史的潜能耗尽之时——发生的事情是一样。”以这个逻辑推理，苏联的垮台只是结束了某种进程，这种进程肇始于20世纪之初，而两次世界大战加速了这一进程：世界帝国的解体及其从政治地图上消失。沙皇的继任者们追随哈布斯堡王朝、奥斯曼帝国、大英帝国、法国、葡萄牙和几个较小的海陆帝国统治者的脚步，最终失去了帝国。苏联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很少有人在其存在时期将它看作帝国，也很少有人不将其视为一个民族国家。即使是切尔尼亚耶夫也是在苏联解体之后才作出以上评论。
不论苏联是不是一个帝国，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仍在继续，可是，它的灭亡却是帝国特有的方式——沿着大致由民族和语言界定的边界分崩离析。虽然世界上其他帝国解体的方式与苏联解体很不相同，但还是有不少显著的相似之处，苏联和英国的经历尤其如此。1945年，斯大林为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要求并获得了两张议席，雅尔塔会议的参与方把这两个共和国与英国属地一样对待。它们与英联邦国家，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自主和自治不同，它们的民族构成与俄罗斯不同，也与典型的美国各州不同（在雅尔塔，罗斯福总统试图将美国的两个州加入联合国——这一想法被美国民众否决）。
和英国属地一样，苏联各共和国在自己“本土”领导人和机构的带领下，于1991年脱离了莫斯科。与其他20世纪属地和殖民地一样，苏联的几个共和国脱离苏联不但没有违反主导国的意愿，反而迎合了主导国的意愿：俄罗斯联邦的领导人希望乌克兰脱离苏联后，中亚各国也要离开。并且，与其他欧洲帝国一样，将公民权，尤其是投票权，扩大至苏联各共和国居民，才是帝国无法继续以现有形式存在的原因。
虽然戈尔巴乔夫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平衡，但是竞选民主最后还是与苏联国家的继续存在无法调和。人们常常忽视了苏联解体是竞选政治的结果。自1917年圣彼得堡发生布尔什维克革命后，这是第一次在罗曼诺夫王朝曾经统治的地方引入半自由形式的竞选，不到几年，苏联这个巨人轰然倒下。苏联的覆灭是1991年12月1日乌克兰公投的直接结果，有超过90%的乌克兰人投票支持独立。投票推翻了前一次1991年3月公投的结果，当时有超过70%的乌克兰人投票支持在广泛改革的条件下继续留在苏联。苏联的存亡取决于民众的选票。即使是1991年12月三位斯拉夫国家总统秘密做出的解散苏联的决定，也获得了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民选议会多数人的批准。与此相反，试图挽救旧式苏联的努力并没有通过民主渠道，而是以政变的形式进行，政变三天后就在俄罗斯议会大厦的台阶上失败了。
民主选举的到来极大地改变了苏联的政治面貌，影响了领导人的决策，领导人现在需要依赖民众支持和精英认可才能继续执政。尽管民主限制了新领导人的选择范围，却使受到选民拥戴的领导人可以大权在握了。尽管人民是投票者，但是设定公投问题并诠释公投结果的却是苏联中央和苏联各共和国的政治领导人。正如戈尔巴乔夫多次所说，苏联的解体从来没有付诸公投。让乌克兰独立投票就意味着苏联解体吗？这个问题由领导人来决定。民主将在竞选过程中没能获得统治权的领导人拒之门外。民众选举出来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和议会选举出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之间竞争的结果——这一斗争在1991年的最后几个月中达到了高潮——展示了选举政治对事件中的各位主角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
戈尔巴乔夫发起的改革表明，现代革命往往会自食其果。如果说法国大革命带给布尔什维克灵感，那么西方自由主义则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提供了思想和言论支持。与之前的俄罗斯领导人一样，戈尔巴乔夫向西方寻求解决国家问题的答案，这就表明苏联无法在经济、社会和军事方面与西方竞争。自18世纪彼得大帝统治以来，俄罗斯精英一直试图采用西方模式来赶上西方。而这些模式一次又一次地与俄罗斯社会和非西化的民众产生冲突。俄罗斯一些精英不断试图通过军事政变如1825年12月卫兵策划的政变，自由改革如19世纪下半叶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发起的改革，或流血革命如1917年列宁领导的革命，来寻求改变。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最后一次试图模仿西方并赶上西方的努力。
同他的前辈一样，戈尔巴乔夫没有想过他生在一个帝国，并统治着这个帝国。他试图中央集权，扫清中亚共和国的腐败，引入一批新的俄罗斯管理者，包括叶利钦和他曾经的导师根纳季·科尔宾，但这只会使得共和国精英们对他敬而远之，引发几十年来第一次反对莫斯科的暴乱。戈尔巴乔夫还进行对外开放，让党接受媒体批评，强迫共产党精英在竞选中赢得当政的权利。这些措施进一步把共和国领导人及其幕僚越推越远。当俄罗斯地区和非俄罗斯的共和国精英面临民族主义叛乱和民主对其权力的挑战时，他们越发依赖投票箱，不再依赖克里姆林宫的最高领导人。他们挑战莫斯科的统治，要求自治、要求独立也只是时间问题了。当精英反对他，民族主义者和自由知识分子要求更多的自由时，戈尔巴乔夫很快就发现他只能依赖军队了。在苏联最后的年月里，据称在总司令不知情的情况下，军队屡次在多个共和国中出现。1991年3月，军队开进莫斯科街头，恐吓叶利钦及其支持者。
直到8月政变，戈尔巴乔夫不仅担任苏联总统，还是共产党总书记，这让人们很难将苏联共产党覆灭和苏联垮台区分开来。有人认为苏共像胶水一样把各共和国粘在一起，苏共被查禁之后，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把联盟凝聚在一起了。实际上，到了8月政变之时，苏联共产党已经无法再起到凝聚作用了，因为各共和国的领导人纷纷成为各共和国议会领导人，有些领导人还成为总统，不再向莫斯科负责。已经成为或即将成为总统的共产党领袖，如乌兹别克斯坦的伊斯兰·卡里莫夫，现在不是推动共和国独立，就是推动对苏联进行邦联制重组。
叶利钦对苏联共产党的禁令并没有切断连接莫斯科与各共和国之间的纽带，因为共产党在苏联军队和克格勃之外已经不再重要，这场禁令却引发前共产党精英的反叛，他们认为这是莫斯科针对他们进行的一场新政变。在查禁共产党之后，一方面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进行谈判，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和其他共和国领导人的协商依然继续，此时谈判所遵循的既定轨迹与共产党或其统治机构做出的决定再无任何关联。共产党在俄罗斯被禁之前，戈尔巴乔夫早就设法把共产党赶出了最高权力的舞台——因为共产党主要由克格勃和军队高层领导，所以很容易成为政变的靶子和替罪羊。
戈尔巴乔夫在公开声明和后来的回忆录中，几乎把自己刻画成苏联的捍卫者。他声称签署联盟协议是拯救苏联的唯一途径，而他的对手们不仅想逮捕他，还想毁掉苏联。这种说法对，但不全对。莫斯科真正的斗争并不是支持或反对既有苏联，而是在两种关于苏联未来的设想之间存在分歧。政变之后，戈尔巴乔夫拒绝了叶利钦顾问提出的将苏联转变成一个邦联制国家的想法。
戈尔巴乔夫在形式上不得不接受叶利钦提出的邦联制作为未来对苏联命运谈判的基础，但是实际上，直到《别洛韦日协议》签署之前，他一直抵制这一想法，但那时邦联制都为时已晚了。对于苏联未来两种不同的设想，不仅在戈尔巴乔夫阵营和叶利钦阵营之间存在支持者与反对者的分界线，就连戈尔巴乔夫自己的阵营都分成了两派。对他们上司试图让共和国领导人签署新联盟协议的做法，戈尔巴乔夫的助手沙赫纳扎罗夫和切尔尼亚耶夫持怀疑态度。苏联最后一位国防部长沙波什尼科夫元帅认为戈尔巴乔夫没有严肃考虑邦联制是他犯的一个大错。沙波什尼科夫在90年代末写道：“如果戈尔巴乔夫当时迎合了邦联想法这个趋势，达成关于中央必须掌管通信、交通、防卫、共同外交政策，以及就共和国其他共同的社会生活和活动达成共识的话，谁会知道我们现在将生活在什么样的国家结构之下。”当戈尔巴乔夫在《别洛韦日协议》之后，寻求军队帮助他拯救他的联盟模式时，沙波什尼科夫和其他高级军官都加以拒绝。
在我们对苏联最后几个月历史的重构中，叶利钦成为一个更加复杂的人物，而不是大众眼中的共产主义的掘墓人、毁灭苏联的凶手、现代俄罗斯的奠基人。叶利钦及其顾问对苏联的感情比一般评论要深厚。即使是叶利钦最激进的顾问，原来也没把苏联解体提上日程。“起初，我们的任务不是毁掉苏联，”最具影响力的顾问布尔布利斯回忆说，“我们的任务是根据有效政府的所有规则，找到可以管理俄罗斯联邦的能力和资源的办法。”1990年春天，据布尔布利斯所说，因为无法通过保守的联盟议会带来变革，所以民主反对派领袖才被迫专注于俄罗斯政治。叶利钦当选俄罗斯议会议长，就将议会变成了民主代表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
直到政变之前，叶利钦的目标都是从中央取得尽量多的权力和资源，包括对俄联邦巨大自然资源的法律所有权。叶利钦在1991年7月底达成了这一目标。政变威胁到了他新获得的权力和对俄罗斯资源的控制，他现在已经是俄罗斯总统。但是政变失败给了叶利钦及其顾问们一个机会，使其以胜利的姿态回到他们之前放弃的全联盟政治空间里，并且在整个联盟内实施他们的改革。叶利钦阻止了政变策划者们挽救苏联的努力，现在他却自己肩负了这个任务。中央政府已经落败，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影响式微，叶利钦的支持者们强势夺取了苏联机构。他们原本不能也不想接管这一切，比如查禁俄罗斯共产党并不在计划之内。一个比戈尔巴乔夫更有权力、更有活力的领导人强势夺取中央，引起其他共和国反叛，纷纷宣布独立。叶利钦不得不作出退让。原来试图夺取苏联的计划就变成了对建立一个邦联制国家的谈判，因为这么一来，俄罗斯就能拥有足够的权力，自行推进经济社会改革，而不受到其他共和国的保守精英的限制。
叶利钦的顾问和支持者把俄罗斯设想成一个拯救苏联新生民主以及实现其经济改革计划的诺亚方舟。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很像列宁时代的布尔什维克，他们当初也把俄罗斯看成是拯救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以及实现全面社会经济转型计划的诺亚方舟。两个设想的区别在于1917年列宁说为了世界革命，多民族的俄罗斯帝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凝聚在一起，而现在俄罗斯民主人士相信他们自行努力的胜算更大。这从经济的角度看可以讲得通。在俄国革命中，列宁说没有乌克兰的煤，革命就无法成功。到了1991年，苏联的巨大财富，尤其是巨大的矿产资源，都在俄罗斯联邦境内，不在共和国境内。苏联的灭亡与其他帝国有所不同，其他帝国覆灭时，资源丰富的都市一般都切断了自己从以前的殖民地获取资源的便捷路径。可是俄罗斯比起过去任何帝国，从失去的帝国领土中得到的收获更多。叶利钦及其手下不仅深知这一点，还指望依靠这一点。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个人斗争对于苏联覆灭的重要性有夸大的嫌疑。两人在当时或后来都从未羞于表达对彼此的不满。俄罗斯总统在回忆录中写明了他不愿意重蹈戈尔巴乔夫的政治覆辙，不愿取代他在苏联掌舵的心理原因。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则谴责叶利钦解散苏联只是为了不让他当苏联总统。他显然无法接受成为俄罗斯和叶利钦主导的邦联的傀儡。当代一些俄罗斯作家往往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斗争看成是苏联覆灭的主要原因。还有一些人，如8月政变中的铁腕人物瓦连京·瓦连尼科夫大将，相信不只是叶利钦，其他共和国领导人也都不听戈尔巴乔夫的话，因为他一次又一次地愚弄他们。毋庸置疑，叶利钦觉得被共产党领导层，尤其被戈尔巴乔夫误会，这一点在他接受俄罗斯民主议程上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总体而言，正是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民主议程推动他出台政策，也确定了他的政治选择。
虽然他不怎么喜欢戈尔巴乔夫，但是叶利钦在前往比亚沃维耶扎之前确实曾与戈尔巴乔夫进行了一番商量，并且在谈判伊始就向乌克兰的克拉夫丘克提出戈尔巴乔夫批准的苏联改良计划。在12月1日乌克兰公投支持独立的情况下，乌克兰领导人的立场成为决定苏联命运的关键。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都无法想象一个没有乌克兰的联盟存在。无论是在人口方面，还是在向苏联国库进贡方面，乌克兰在苏联都是仅次于俄罗斯的。俄罗斯领导层早已对承担帝国成本颇有疑虑，只有与乌克兰一起承担，他们才愿意这么做。此外，正如叶利钦之前好几次对布什说的那样，如果没有斯拉夫人占多数的乌克兰，俄罗斯在数量上和票数上会被中亚共和国超过，而大部分中亚共和国，除了哈萨克斯坦之外，都依赖苏联中央的巨额补贴。
当人们指责或称赞是谁造成苏联解体时，一般都将矛头指向俄罗斯及其对中央的反叛。这个因素显然很重要，但却将我们的视线几乎完全转到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对立上，随着8月政变逐渐被淡忘，这个因素在决定苏联命运中已经不再重要。到了1991年12月，俄罗斯实际接管了苏联机构，或是让它们在没有俄罗斯同意和支持下就无法运转。俄罗斯和苏联中央斗争的结果其实早在1991年12月1日乌克兰举行公投和当年12月8日《别洛韦日协议》签订之前就已见分晓了。事实证明，在苏联帝国存在的最后几周里，俄罗斯与苏联第二大共和国乌克兰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与奄奄一息的苏联中央的关系，才是具有关键作用的。
克拉夫丘克生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波兰，指挥了乌克兰的独立运动，这个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与波罗的海共和国极其相似。乌克兰西部与波罗的海共和国一样，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都不属于苏联，1990年的民主选举将当地曾经的精英分子悉数赶出了政府。乌克兰西部是在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之后被苏联兼并的，一直没有被苏联这个巨人完全消化。如果斯大林当初没有在1939年8月与希特勒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并得到半个东欧，不难想象苏联今日仍然会以某种形式存在。如果斯大林在雅尔塔接受了罗斯福将利沃夫市归于波兰的建议，虽然没有了波罗的海各省，苏联却仍然可能还在。斯大林坚持将该市交给乌克兰。20世纪80年代末，利沃夫成为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动员独立的中心。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利沃夫的乌克兰会走向独立，正如人们很难想象1991年秋冬之交，苏联失去了乌克兰。
如果说乌克兰西部的情况让人想到波罗的海各国，东部则与莫斯科、列宁格勒（圣彼得堡）和俄罗斯矿业地区的情况很相似。乌克兰中东部最初就是苏联的一部分，旧日的共产党精英为了生存，镇压了顿巴斯地区煤矿工人罢工和开明知识分子领导的日益激烈的反对运动，这场运动夺取了几个大工业中心的市政府。因此，无论是在东部，还是在西部，旧日的乌克兰精英觉得被苏联中央抛弃了，他们要想继续执政，就不得不与反对势力打交道。
回溯到1922年，苏联是在满足乌克兰要求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联盟在最初10年里，中央的首要目标是把乌克兰人留在联盟内，打压曾经的主导民族俄罗斯人。1932-1933年乌克兰大饥荒后，乌克兰共产党人数大减，二战后，乌克兰共产党精英分子卷土重来，成为俄罗斯治理苏联帝国实际上的（不是法律上的）小伙伴。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乌克兰精英在莫斯科即使算不上占统治地位，也是很有影响力的，戈尔巴乔夫当政时却将他们赶出权力中心。
虽然乌克兰共产党员对这位新领导和他的政策颇有微辞，但是在8月政变之前，他们对联盟还是很忠诚的，有些人在8月政变之后甚至也依然如此。叶利钦在政变失败后试图夺取中央政权，这威胁到了乌克兰精英，因为中央一垮台，他们将一对一地面对一个摆脱了束缚的强大俄罗斯。尽管戈尔巴乔夫仍然试图在一个全联盟框架中与乌克兰人合作，在政变之前把党内二把手的位子给了乌克兰共产党官员，后来又把未来联盟总理的位置留给乌克兰政府官员，要知道叶利钦可没有这种计划。但是乌克兰人对此没有兴趣了。乌克兰精英坚持国家独立，除了一个导致苏联覆灭的、俄罗斯主导的邦联制国家之外，俄罗斯精英不愿也无法给乌克兰领导人一个具有吸引力的统一计划。
政变之后，俄乌妥协已无望。1991年8月底，叶利钦派往基辅的亚历山大·鲁茨科伊代表团没有达成目标，也没有阻止乌克兰走向独立。到了10月份，克拉夫丘克不再前往莫斯科，而12月他与叶利钦在比亚沃维耶扎的决定性会面也只能由白俄罗斯从中斡旋安排。
苏联从未效仿过奥匈帝国，19世纪，奥匈帝国通过让奥地利和德国精英与匈牙利人共享治理帝国的权益和责任而延长了自己的寿命。一些人相信索尔仁尼琴描绘的斯拉夫联盟图景会在《别洛韦日协议》签订之后实现，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建立大俄罗斯的蓝图，既没有承认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差异，也不是提议一种伙伴关系。乌克兰民众以令人惊奇的一致立场投票支持独立，克拉夫丘克给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展现一个既成事实——乌克兰即将脱离苏联。在比亚沃维耶扎，俄罗斯和乌克兰总统就退出条件和建立一个新的妥协模式展开了讨论。
戈尔巴乔夫无法在政变后重掌权力，叶利钦最初接管苏联中央的计划失败了，后来他决定不管其他共和国而继续俄罗斯的经济改革，最后，还有克拉夫丘克固执地坚持独立，上述事实让大部分还未准备宣布离开联盟的共和国处于一个艰难的境地。主持比亚沃维耶扎峰会的白俄罗斯领导人告诉叶利钦和克拉夫丘克，不论两人作出什么决定，他们都会支持。私底下他们知道，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得跟随俄罗斯，因为他们的共和国依靠俄罗斯的能源供应。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主持了12月21日的阿拉木图会议，他也持有这一立场。他心里想的不是俄罗斯的资源，而是在他的共和国里，俄罗斯人和斯拉夫人比名义上的国民哈萨克族人要多。这是一个连锁反应：乌克兰不想留在联盟里，俄罗斯无法想象一个没有乌克兰的联盟，而其他仍然想留在联盟里的共和国无法想象没有俄罗斯的联盟。中亚共和国领导人就是这样被赶出帝国的，现在他们只能加入独联体，别无选择。
与苏联不同的是，独联体结构在确定各共和国之间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融合程度上允许更大的灵活性。非俄罗斯领土与帝国中央的融合程度不同是区别前罗曼罗夫帝国与苏联的主要因素。在俄罗斯帝国，芬兰或波兰王国拥有俄罗斯或乌克兰各省无法享有的特殊权利和权益；而在苏联，所有共和国，小至爱沙尼亚，大至俄罗斯，都享有宪法上的平等权。给爱沙尼亚的权利必须同样也给俄罗斯。一旦波罗的海、乌克兰西部、高加索和摩尔多瓦的独立运动加速，苏联联邦制的这一特点让苏联的解体变得不可避免。
苏联领导人无法在宪法上对各加盟共和国作出区别，这是布什及其华盛顿顾问从未完全了解的苏联政治生活现实。他们一直推动波罗的海共和国独立，相信苏联没有它们会存在下去，还会繁荣昌盛。他们强调的是公平和合法性：美国从未承认1939年后苏联对波罗的海国家的兼并，认为现在应该解放它们。其他共和国应该保留原状。这个提议很难让其他共和国信服。布什在乌克兰议会上发表的懦弱讲话没能达到这一目标，但是他成功地让戈尔巴乔夫很难运用自己尚且掌握的国家强权在波罗的海实施长期军事管制，虽然这并非绝不可能。任何外科手术式地动用武力都不能再起到什么效果。在西方国家的施压下，长期诉诸武力所要付出的代价使得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戈尔巴乔夫只能根据宪法规定行事，别无他法。
最终，布什的政策也为苏联覆灭作出了贡献，但是大多并非出于布什政府的本意，甚至与他们的本意背道而驰。美国采取的行动，其后果是难以预料的，推动波罗的海独立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毋庸置疑，为了拯救政变后的戈尔巴乔夫，美国敦促叶利钦与他合作，这么做阻止了叶利钦全权接管苏联中央，但没有迫使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9月或10月就邦联协议进行谈判，而此时克拉夫丘克和乌克兰其他领导人尚且参加戈尔巴乔夫召开的共和国领导人会议。11月，乌克兰公投前的数周，布什政府继续给叶利钦施压，试图阻止他解散苏联政府，尤其是外交政策部门——外交部。到了11月底，布什政府才允许透露即将承认乌克兰独立的消息，把垂死挣扎的苏联推下悬崖。这一次，布什政府知道他们的行动会产生什么后果。
为什么布什及其顾问要做这些事？布什个人对戈尔巴乔夫有好感，敬重他的为人，认为他是个优秀的政治家，这只是部分原因，更为重要的是，布什政府希望戈尔巴乔夫和苏联尽量延长生命。贝克在1991年初制定的短期目标是从这个奄奄一息的苏联巨人那里获取武器控制和国际关系的最大妥协，这一策略非常奏效。苏联取消对古巴和阿富汗的援助，莫斯科同意大量减少核武库，戈尔巴乔夫还对美国提议和平解决阿以冲突表示支持，这些都是1991年秋天布什的苏联政策的主要功绩。
但是美国最关心的是苏联核武器的安全，华盛顿相信核武器在苏联军方的集中管控下会更加安全，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和其他美国指挥官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一直与苏军保持合作。在这一点上，布什政府的政策也取得了成功。1991年12月，叶利钦在比亚沃维耶扎致电布什时，首先就告诉他几位斯拉夫总统一致同意对苏联核武器进行联合集中的管控。最后顾忌的是苏联和平解体的问题，尤其是还涉及到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这些拥有核武器的共和国。虽然戈尔巴乔夫非常担忧此事，还做出了悲观的预测，但是苏联没有变成拥有核武器的南斯拉夫。俄罗斯没有成为塞尔维亚，叶利钦也与米洛舍维奇有所不同，他从未试图用武力夺取其他共和国占有的领土，虽然许多俄罗斯人认为这些领土在历史上都属于俄罗斯。
苏联和平解体主要应该归功于叶利钦的政策，以及克拉夫丘克和纳扎尔巴耶夫对俄罗斯少数民族持有的谨慎态度。但是美国对这一进程的贡献也绝非无足轻重。通过与西欧领导人协调立场，布什成功避免了南斯拉夫一幕的重现，当时德国鼓励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争取独立，而其他西方大国还没有拿定主意。在苏联这个问题上，布什把所有西方领导人都拉上，成为他们共同立场的发言人。为了获得西方的认可，共和国领导人在核武器、边境和少数民族问题上只得听从于布什。1991年初秋，贝克说出了美国的期望，获得了苏联共和国领导人的肯定，虽然没落实在字面上。
虽然美国在拯救苏联的战斗中失败了，但是布什政府促成了它的和平解体。这是一个不小的功绩，特别是当你想到其他帝国经历的流血的终结。在一定程度上，历史确实走到了终结——并非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日裔美籍学者。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美国国务院思想库政策企划局副局长。）在他的畅销书《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宣称的那样，自由主义获得了最终胜利——而是旧的欧洲帝国消失了。美国因反叛帝国而诞生，并成为全世界殖民主义的头号敌人，没有想到自己主导了被称为最后的世界帝国的解体。自此美国人完成了他们的反帝目标，虽然他们从未有过这个打算。
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将1991年看成世界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在后苏联时代的地区，这一点似乎尤为明显。在那里，如今许多国际关系、国内政治和经济趋势还在那一年的阴影下继续发展，一些人把这一年称为“奇迹之年”，还有一些人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内，将这一年看作”20世纪最重大的地缘政治灾难”。
俄罗斯领导层于1991年制定了使用武力的政策，这一政策一直延续至2008年俄罗斯和格鲁吉亚战争的爆发。虽然联盟共和国可以不用打仗就脱离联盟，但是像车臣这样的自治共和国则不可以。俄罗斯领导人从苏联覆亡中汲取了教训，建立了一个新的联邦体系，其中一些俄联邦成员，如车臣或鞑靼斯坦，比其他成员拥有更多权利。这个体系帮助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最艰难的10年里维持了一定的统一性。强制性和灵活性成为俄罗斯对待叛乱自治区的新政策的标志，尽管后者尚显不足。当俄罗斯领导人镇压了本国自治地区谋求独立的企图时，他们还从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和1991年的所作所为那儿吸取了教训，当时戈尔巴乔夫曾利用俄罗斯自治区领导人反对叶利钦，并试图支持其他后苏联时代国家，包括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以及莫尔多瓦的德涅斯特河沿岸。
现在被认为是普京的发明——将前苏联共和国融入共同机制，反对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加入北约和欧盟机构的攻势性政策——也可以追溯到1991年的事件。叶利钦的许多顾问都不把独联体看成是分离的工具，而把它看成是俄罗斯控制后苏联时代的方式。他们认为俄罗斯需要从支持一个传统帝国的重负下解脱出来，但是20年后，当它从经济政治问题中恢复过来，各共和国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重新回归俄罗斯。一些共和国，如白俄罗斯，确实回来了，还加入了俄罗斯领导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组织。但其他共和国没有，2003年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2003年11月22日在格鲁吉亚发生的反对当时总统谢瓦尔德纳泽及其所领导政府的一系列示威活动，其领导人、反对党领袖萨卡什维利每次公开露面都拿一枝玫瑰花，因此被称为“玫瑰革命”。）之后，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一场新冷战几乎卷土重来，这场革命将受过西方教育的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推上总统之位，2004年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又译“栗子花革命”，指2004年至2005年，围绕2004年乌克兰总统大选过程中由于严重贪污、影响选民和直接进行选举舞弊所导致的在乌克兰全国所发生的一系列抗议和政治事件。）也让亲西方的维克多·尤先科打败俄罗斯支持并资助的竞争对手而当选总统。今天，正如1991年一样，曾经的共和国中，在政治上与俄罗斯最疏远的还是波罗的海国家，而最有望重新融入莫斯科支持下的后苏联空间的国家依然是乌克兰。
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里塑造国际关系的美国政策也可以追溯到1991年，当时贝克说服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取消对阿富汗纳吉布拉政府的支持。阿富汗很快就成为一个无主之地，一个军阀混战的国家，最后由塔利班挽救其于混乱和暴力之中。由宗教狂热分子带来的国内和平却给国外带来了毁灭，奥萨马·本·拉登将苏军昔日的坟场变成自己的后院。美国第43届总统乔治·W.布什政府在应对“9·11”挑战时采取的措施，也深受他的政府成员在1991年事件中经验和教训的影响。
在1991年的最后几个月里，苏联的崩溃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摄像机前拉开了序幕，布什政府的专家们已经着手为建立一个新世界而做准备，在新世界的政治关系中，苏联的影响将会下降，甚至可能完全消失。这个计划交到国防部长切尼手里，并且由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直接负责计划的监督和领导。五角大楼专家制定的新原则反映在1992年布什国情咨文演讲中说明的观点：我们并不是结束冷战，而是赢得冷战。作为当今唯一的全球超级大国，美国在世界上有了一项新任务。曾经的冷战对手给这个想法强加了地理和政治限制，现在这些限制已经不复存在了。
在布什1992年1月演讲几周后，当沃尔福威茨主义（也称“新保守主义”。沃尔福威茨是“单边主义”的鼓吹者，宣称一定要防止美国潜在的竞争对手在区域性或者全球事务中起主导作用，其思想和政策观点深刻影响了乔治·沃克·布什总统。他策划推出的先发制人、单边主义的布什主义，极大地改变了全球政治生态。）的原则透露给媒体时，人们发现这个特殊任务不仅仅是要像总统宣称的那样支持全世界的自由，还要防止世界舞台上出现任何潜在的对手，如果有必要还会采取先发制人的战争。这是小布什采用的外交政策模板。2003年3月，他命令美军进入伊拉克阻止一个从未存在过的威胁，所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直没有找到。这场侵略把萨达姆·侯赛因赶下台，但是最终却造成了19万人死亡，并破坏了该国和该地区的稳定。美国也有近4500名士兵和至少3400名雇佣兵失去生命。
小布什相信美国赢了，他赞扬带来这场胜利的“道德明确性”。2003年11月，在攻打伊拉克获得最初成功之际，布什为庆祝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成立20周年致辞。在讲话中，他赞扬了美国的坚毅，因为“与苏联的全球核对峙和平结束了——苏联也解体了”。通过这一事件，他为自己的计划找到了灵感——把民主带入中东并转变穆斯林世界。“当今，在属于我们的时代中，我们必须吸取这一教训，”总统在讲话中又说，“我们来到了又一个伟大的转折点——我们所展示的决心将会塑造下一个阶段的世界民主运动。”
下一个阶段却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旷日持久、血腥残忍的占领伊拉克的噩梦。从许多方面看，通往伊拉克战争之路始于1991年。2003年3月，影响人们作出美军进军伊拉克的决定的，不仅是推翻萨达姆政权以结束海湾战争的愿望，还受制于根深蒂固的信念——作为把自己主要对手赶出世界版图的冷战赢家，相信美国有实力这么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