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张焕芝前往邯郸，旁听了法院对王书金的判决。检察机关只对他犯下的4起案件进行了指控，而他主动交代的石家庄市郊强奸杀人案却被忽略了。

面对这种情况，张焕枝决定继续上诉。在马云龙的推荐下，律师李树亭自愿免费担任聂树斌案的代理人，随后张焕枝开始向河北省高院递交申诉材料，但每次都碰壁受阻。

2007年1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受理了张焕枝的申诉，并将案件发回河北省高院进行再审，然而河北高院却将此案束之高阁。

"每次都是自个儿去。农村老太太，没文化，出个门可不容易了。"张焕枝觉得，这些苦、难，心里倒不觉得算什么，她觉得最难的是，每次得到的那些回复都是：“回家等吧，我们正在调查。”

一次次抱着希望而去，又一次次失望而回，但张焕枝从来没有放弃过。

3月12日，王书金因故意杀人罪和强奸罪被判处死刑，但王金树对此表示不服，提出上诉称自己主动向警方交代了玉米地杀人案，构成了重大立功表现，属于自首情节，因而应当减刑。

然而，尽管经过了一审，法院依然坚持聂树斌是凶手的判决。

后来被调查并被判刑的河北“政法王”张越曾极力压制翻案。

河北司法方面的可笑场景：检方力证聂树斌案非王书金所为，而王书金的辩护方则力证王书金就是真凶。

为了给聂树斌翻案，郑成月不仅放弃了前程，还自掏腰包帮聂树斌的父母请律师。连罪大恶极的王书金得知这个消息后都大为感动嚎啕大哭，王书金居然悟了，死则死矣，也要将实情全盘托出。

王书金一定是个畜生，但彼时彼刻他是个汉子。

王书金的辩护律师朱爱民告诉网易《路标》，在2013年二审期间，河北政法委的一个工作组非法接入该案核查，将王书金非法外提，劝王书金“别蹚聂树斌案的浑水”，如果照办会给王书金被抓前的同居女友和孩子办低保。在遭到拒绝后，工作组人员进行了刑讯逼供，“在卫生间用木板抽打王书金的脚心，在讯问室的铁椅子上让王书金坐了半个月之久”。

2014年1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下称山东省高院）对聂树斌案进行复查，开启了中国异地复审的先河。2015年9月16日，山东省高院对外宣布，聂树斌案因案情复杂，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再次延长聂树斌案复查期限三个月。知情人士告诉网易《路标》，河北省政法系统个别人士在配合复查时依然态度强硬，称“这个案子就别想翻”。

虽然有人在监狱里折磨王书金，木板抽脚心，铁椅坐半月，怎么残酷怎么来。结果法庭上，王书金陡然暴起高喊：明明杀了三个人，怎么就变成两个了？

法官懵逼，全场哗然，记者争相报道，整个场面一度混乱。于是中国司法史乃至世界司法史上都绝无仅有的一幕出现了：检方力证聂树斌案非王书金所为，而王书金的辩护方则力证王书金就是真凶。

2009年，郑成月年届49岁，被免去了职务。

2013年9月27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王书金的上诉案进行了判决。法院认为，王书金与现场勘查实际情况在具体作案时间、地点、手段等细节上存在诸多不符之处，因此无法认定王书金就是石家庄西郊强奸杀人案的凶手。因此，驳回了他的上诉，维持了原判。

然而，律师认为，案件已经过去了十余年，当事人记忆中的具体细节出现遗忘实属正常。此外，王书金是根据自己的记忆描述作案过程，虽没有相关信息来源，但他所提供的细节与当年的笔录高度吻合。

尽管公众纷纷议论，但判决书依然对玉米地案件只字未提，法院认为王书金并非该案的凶手。

案件再度陷入僵局，张焕芝只得继续上访。律师建议她迫切需要获取一份聂树斌的死刑判决书。当年，聂家人尚未收到判决书，儿子便已被执行枪决。

河北高院档案馆存有这份判决书，但张焕枝的复印申请一直被拒绝。在律师界和媒体界的共同努力下，张焕枝最终获取了聂树斌的死刑判决书，并立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申诉。

各界共同努力下，聂树斌案迎来了转折点。2014年12月4日，这一天被确定为我国首个“国家宪法日”。最高人民法院决定进行异地复查，将聂树斌一案交由山东高级人民法院处理，以突破当地对案件审理的阻碍。

在2014年12月4日那天，得到最高人民法院决定由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聂树斌强奸杀人案件进行异地复查的消息后，张焕芝回到家中抱着老伴好好地痛哭了一场。

在重审的前一天晚上，张焕枝接到好多电话。给她打电话的人，她大多不认识，也不知道这些给她打电话的人，是从哪里弄来的她的电话号码。

但这些陌生人的电话只有一个共同的内容：鼓励她相信国家，相信法律的公正，相信山东高院的重审。

她感叹，"现在案卷终于公开了。山东高院不一样，让我律师看聂树斌的、王书金的案卷，又看了河北高院、检察院、公安的调查卷。"在此之前，聂树斌案的律师一直不被允许看任何案卷。

那天的重审听证会持续时间很长，从下午1点半，一直进行到晚上10点40才结束。

走出重审听证会现场的张焕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从前确实失望过。半年时间就把一个人都枪毙了，现在八九年了还查不清?确实我心里接受不了这个。”

说到这里，她又话锋一转：“如果不是司法改革在加大，我家聂树斌的案子根本到不了山东。那样拖下去，说不定哪天就没我们了。这一届政府，抓这么多腐败案，推动司法改革，能为老百姓做的都做了，这点老百姓都赞成。”

对于儿子案件的前景，张焕枝坚定地说：“山东高院肯定能还我儿子清白，这就是我们想要的结果。”说完，她停顿了一下，又补充道：“我认为不会太久。”

21年之后，张焕枝终于等来了那个洗脱了儿子冤屈的时刻。拿着沉甸甸的判决书，她的嘴里一直念叨着：“我就知道，我就知道啊！”

山东高院在复查聂树斌案时，发现了许多疑点：

1. 聂树斌的作案时间无法确定，花上衣的来源也无法查明，康菊花的死亡时间和原因也尚不明确；

2. 聂树斌被捕后，丢失了前五天的审讯笔录；此外，多名重要证人及案发前后五十天内的询问笔录丢失，一份关键的原始书证——考勤表也未能保留；

3. 人们对聂树斌的有罪供述的合法性和真实性产生质疑，本案是否另有他人作案也让人不禁心生疑问；

4. 原判据以定案的证据未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也未达到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的定罪标准。

5. 鉴于上述情况，原审认定聂树斌犯故意杀人罪、强奸妇女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因此不能认定聂树斌有罪。

2016年，河北“政法王”张越忽然落马。一番调查，媒体居然曝出了他在聂树斌案件之中，操控了整个司法系统。这里我插一句，当年的媒体也确实有几分风骨，如今，呵呵。

之间的过程我就不细说了，反正现在网上也有。结局就是说张越之所以插手聂树斌案，主要和另一位老领导有关。当时公检法的确提出聂树斌案证据不足，要求改判。结果那位老领导下了令，必须要杀，而且要快杀。

当时有一些传言是说为了给某位大领导换肾，不知真假。

经过两年多的审理，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于2016年12月2日做出了判决：

撤销原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

聂树斌被压抑了21年的冤屈，终于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得以昭雪。聂树斌的父母在听到这个迟到的真相和正义后，留下了欣慰的泪水。他们来到儿子的墓碑前，将这一迟来的消息告诉了他。

2017年3月20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向聂树斌的家人支付了二百六十八万元的赔偿金，至此，聂树斌的案件正式结案。

"聂树斌案"的平反，让下聂庄村这个小小的村庄一下子成了全国瞩目的热点。那些天，前来聂家采访的记者，几乎踏破了聂家的门槛。

记者们向张焕枝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你觉得这21年的辛劳奔波值不值？”

张焕枝坚定地说：“虽然儿子没了，但替儿子洗脱了罪名，当然值！”

今天张焕枝的家，在下聂庄村算是比较破旧的了。这个村的大多数村民的房子，大多都进行过装修，很多房子的外墙上都贴了瓷砖，在阳光下透着鲜亮。

而聂家的房子外墙，仍然裸露着红砖。张焕枝说，假如儿子还在，肯定也会像邻居们一样好好装修一下房子。可现在没有儿子了，只有老两口，不装了。

2014年新华每日电讯报道聂树斌案更多细节：曾参与侦破的警员都升职

(新华每日电讯特约撰稿范友峰)

惊现“一案两凶”

2005年3月，当时我（注：范友峰）在《河南商报》机动部担任调查记者。有天一大早，总编辑马云龙将我叫到办公室，屋子里还有跑公安线的同事楚阳。马老师以从未有过的严肃对我说：友峰，派你去河北调查一起案子。随后，楚阳详细谈了事情的经过。

2005的春节前，楚阳从河南荥阳警方获得消息，一名潜逃多年的嫌疑人王书金在荥阳落网，王书金交代了其在河北强奸5名女性并将其中的4位杀死的过程。楚阳据此写了新闻稿《河北“摧花狂魔”荥阳落网》刊发在《河南商报》。

王书金随后被移交河北广平县警方。广平县公安局副局长郑成月与石家庄公安局交换案情时才发现，石家庄公安局已侦结其中一位受害者康菊花的案件，凶犯聂树斌已被执行死刑。

一案两凶！毫无疑问，此事有着极高的新闻价值。我与楚阳随后动身开始河北调查之行。

调查充满着难以想象的困难，尽管已有心理准备但困难程度还是让人始料未及。

聂树斌是河北哪个地方的人？受害人康菊花是何地人？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的办案人员是谁？聂树斌死刑判决书是否还在？一系列的问题等待调查。

到了河北，广平县公安局不配合采访，得不到以上任何问题的信息来源。一周过去了，调查没有任何进展。

事情发生转机是十天后，我们从石家庄液压件厂附近的村庄开始，对每一个村庄开始调查，大海捞针的笨方法终于得到了回报，我们在一个村支部里打听到聂树斌家的详细地址——河北省鹿泉市下聂庄村。

来到下聂庄村，村中央的一棵老槐树有着两百多年的树龄，槐树巨大的树冠四散开来伸向天空，沧桑可见。下聂庄村的村民有了重要的事情必定在这里处理。在这棵老槐树下我们见到了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一位神情恍惚的农村老妪。

听到她的儿子的死存在诸多疑点，老人几乎昏厥过去，久久才回过神来的她哽咽着说，聂树斌被执行死刑后，全家人背负着强奸杀人这一恶行十年时间，无法面对世代而居的村里乡亲投来的眼光。她指着那棵槐树发誓：一定要将事情搞个水落石出。

“发在哪里，不告诉你”

从聂母那里得知，当年聂树斌案由石家庄市公安局桥西分局侦办。

我们从当地警方获悉，当年办案民警纷纷调离升职。当年侦破聂案的石家庄桥西公安分局已经合并。知情者透露，对此案最清楚的要数民警焦惠广。他写过一篇关于此案侦破过程的通讯。此人现为石家庄市桥东分局东华路刑警中队中队长。

事实上，曾参与聂案侦破的警员都已立功受奖、升职。

东华路刑警中队在一个独立的三层楼办公，焦惠广在二楼，简单问明了来意后，要求查验我与同事楚阳的记者证。

十多分钟后，焦惠广从一个套间里出来，他开门见山说：“我给你们报社电话查实，你们确实是《河南商报》记者，你们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马上以“准备做个‘燕赵刑警如何了得’的专题”作答，半信半疑的焦队长把记者证还给我。他说：“当年聂案发生时我确实在专案组，就是一跑龙套的，专事写通讯报道。当时发表了我的通讯稿《青纱帐迷案》”。

我们接着问发在哪家报纸上。焦一下子警觉起来，他说：“发在哪里，不告诉你。“

又与焦聊了会儿，他要安排中午吃个饭，我说晚上吧，一定还会打扰你。但心里想，这样的阵势，哪里还有再来的可能呢？

为找到那篇通讯稿，我与楚阳在《河北法制报》《河北日报》《燕赵都市报》的档案室中找了三天，无果。最终，在《石家庄日报》档案资料室中找到了当年焦惠广写的通讯，这篇唯一的官方通讯显示如下信息：聂树斌于1994年9月23被抓获，9月29日交代了作案事实。1994年10月26日，《石家庄日报》以《青纱帐迷案》为题刊登了这一新闻通讯。文中让人记忆最深的是“经过七天七夜的攻心战，这个狡猾的犯罪分子终于交代了其犯罪事实……”

那场攻心战又是一个怎样的七天七夜？其间发生了什么？没有人得知。

“你们怎么能信记者的话”

在王书金没有出现前，张焕枝就不相信儿子做了恶事。那年，聂树斌才20岁。他们听说，被害人已经38岁。张焕枝一直后悔没有亲口问儿子。

聂树斌被公诉至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后，由法院指派某司法局的工作人员张景和为辩护律师。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张景和没有律师资格，这一点，后来张景和也承认。

张景和家住在市内一排平房区，聂母张焕枝、姐姐聂树慧一行多人见到了张，表达了对案件的疑问。张景和高高的个子，他对着聂家人愤怒地说：“你们怎么能信记者的话？记者的话能信吗？”聂母回问：“那我们该信谁的？”张景和大声地说：“你们应该信政府。”

张景和说，当年自己是被指派才任聂树斌律师，做的是有罪辩护。他说聂树斌自己承认杀了人，从来没有说过自己冤。

聂母流着泪说：“我儿子口吃，你问过他此事是不是他做下的？我付你2000多元律师费，你为我儿子做了什么辩护？”张景和没有说话。

说到判决书，张景和说，现在已退休，挪动办公室时，不知那个判决书丢到了哪里。但他表示是尽了他所能做的。

时间、地点、作案过程，每次不一样的交代，聂案细节确实让人疑窦丛生。还原聂树斌抓捕前后，梳理聂树斌被认作嫌疑人的经过让人深思。

康菊花被害后，石家庄市郊区公安分局在下聂村一带有一个侦察组，每天询问可疑人。

聂树斌骑着他的那辆山地车，不时地从办案组那里经过，并多次打听并问“抓到了吗？”接近此案的警方人士指称，聂树斌的举动引起警方办案人员注意。在办案毫无头绪的情况下，聂树斌此举无疑是送上门来的。于是，对聂进行了调查并将之拘捕。

胆小且有口吃病的聂树斌在七天七夜的突审中终于招供。有没有逼供嫌疑，不得而知。

王书金招认后，会不会是两人共同作案或者先后作案？在我的采访中，警方排除了这种可能。

之后，《一案两凶，谁是真凶》于《河南商报》刊发。到了第三天，河北省高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史贵中对全国媒体承诺：重新调查，尽快向媒体公布真相……

“一案两凶”离奇胜过三言二拍让众多媒体跟进报道。就在公众惊叹聂案的离奇情节之时，2005年4月，湖北佘祥林杀妻案真相大白，又一桩司法丑闻将公众视线从聂案上移动。聂案至此被搁置九年。

马云龙后来解释说，此文一夜之间全国皆转发，这是此案造成全国热点新闻的主要举措。可以这样说，没有马云龙，就没有这篇稿子的问世。

见报第二天，马云龙带队亲赴河北。马云龙见到张焕枝时向她表示：等到聂案昭雪的那天，他会到聂树斌的坟墓上去看看。

2014年12月17日,聂母张焕枝(左)、范友峰(中)与马云龙(右)在一起。

被制止认罪的“凶手”

九年中，尽管有众多的媒体不断报道，诸多律师、学者关注，河北省法院再无任何举动。河北公安厅的承诺也没有兑现，张焕枝未能等来一个最后的说法。

作为首次公开报道聂案的记者，面对老人时有些愧疚。或许没有我们的报道，老人虽然背负这个恶名，但至少不会每隔几天往返于村庄与省高院之间。张焕枝一家活得如此艰辛又如此无助，他们忍受着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

现实就是这样，真相可能会残酷。作为调查记者，选题范围有近半是问题性报道，过多的负面让人生活在一个灰色的世界里。但聂树斌、佘祥林案让我重新审视，这个世界到底怎么啦？我们的司法制度是否在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天色湛蓝迅速地变回了灰色，岂止是灰色的。每天行走在灰色之中，这种灰色感知深入骨髓如影随形。

“真凶”王书金落网后，一度被关押在广平县。

作为“真凶”的王书金，他也应享有辩护权利。马云龙与有关人士商议后，决定为王书金聘请律师。希望能得到王书金的真实口供，争取打开聂案的突破口。

王书金在荥阳落网前，与一湖北女子马金秀同居并育有一儿一女，马金秀代表王书金子女在委托协议书上签字。此举后来被证明是个明智之举。

2005年8月，“真凶”王书金在河北广平受审，朱爱民作为王书金律师到庭为其辩护。这次开庭被称为是聂案的一次突破口，如果公诉机关对王书金自首杀害康菊花一案进行公诉，聂树斌案将会得到重审。

开庭当天，邯郸市检察院公诉书称，王书金于1993至1995两年时间里，对4名妇女进行强奸并将其中3名杀害。公诉书并未提及杀害康菊花这一案情，律师朱爱民向法庭陈述王书金交代的杀害康菊花一案有自首情节，被法庭制止。王书金在法庭也多次提到如何杀害康菊花的过程，但都被法庭制止并当庭宣布：王书金所坦白的在石家庄强奸杀人一案，在本次起诉书中并未提及，所以与本次公诉案件无关。这证实了开庭前“有关方面将避开聂树斌案”的判断。事实也是如此。

我在法庭上看着王书金，不高的个子，消瘦的脸呈黑黄色。我在想，这个心理变态的杀人者此时是何样的心情。当法庭多次拒绝王书金交代其在石家庄液压件厂附近杀人经历后，王书金一脸茫然地回望律师朱爱民。最后陈述时，王终于等来这个机会，他将在液压件厂强奸杀害康菊花的过程一一供述。陈说完毕，王书金坐了下来。他如释重负，或许他认为和盘托出所犯罪行能减轻他并未完全泯灭良知带来的不安。

不能接受这样的死法

至此之后，聂案再无任何进展，张焕枝与村民多次到河北省高院要求重审聂案，但被河北省高院以没有当年的判决书为由拒绝。

众所周知的是，当年聂树斌被判死刑的这份判决书就在河北省高院的档案中存放。张焕枝无数次的要求复印均遭拒，她质问河北高院的一位主要领导时却又被告知：是存在档案里，就是不给你！

这个判决书成了河北省高院乃至最高法不给立案的理由。在此，我不得不提到对被害人康菊花家属的采访，我试图通过做通康的家属的工作获得那份判处聂树斌的死刑判决书，都被康的家属拒绝。我最后一次与康的家人致电时说，“或许，你们认为事情已完结，但若你女儿地下有知，她将死不瞑目。这样你们更对不起长眠于地下的康菊花。”但仍然无果。

为了聂案的重审，律师界与媒体试图努力从各种渠道争取到这份判决书。直到一天，张焕枝终于接到了一份特快专递，里面装的正是当年的那份判决。在众多猜测下，张焕枝对我说，我们应该感谢那些有良知的人，我首先要感谢康菊花的家人。我们有理由相信，正义与公理存于人心。也正是这份判决书的获得，最高法院于2007年1月5日受理了聂家的申诉，并批转到河北省高院重新审理。但河北省高院迟迟未启动对此案的审理。

这让聂家一直等到如今。承诺如同那薄烟一般随风而散。生者逝者、人世阴间，说法了无，情何以堪！

2011年9月11日，长期关注该案的学者、律师及其他社会人士共60余人，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就该案以及该案反映出的刑事诉讼的问题召开研讨会。研讨会前，在网络上公开了呼吁书。

参加研讨会的李金星律师表示，虽然截至目前还困难重重，但我还是谨慎地乐观，主要是我们将会持续不断地关注。没有什么不能够改变。

尽管没有任何结果，聂树斌还没从法律上得到平反，但由于媒体报道，聂家在村民心目中已不像原来那么不堪。

聂树斌、佘祥林案的出现，引起最高层的注意。没多久，最高法将死刑复核权从各省收回，审慎的司法制度体现了对人生命的尊重。每想及此就会有些许希望……

一直寄希望于最高法的张焕枝如今还在等待一个结果。最高法指定该案由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异地复查，让聂家及长期关注此案的公众、学者、司法界人士感到欣慰并看到了希望，真相昭示于大白或指日可待。

一位长期关注聂案的学者说：民众不愿看到一个年轻的生命这样逝去，因为他们不能接受聂树斌这样的死法。

而聂母张焕枝，时常在那棵老槐树下久坐，她有时也在想儿子那辆山地车。那个骑着他心爱山地车的农村青年，却永远回不到下聂庄村了！

张焕枝和“恩人”郑成月的一点后续

2018年，“聂树斌案推动者”郑成月因身患多种疾病住进了医院后，张焕枝在那年中秋节特意赶到广平县看望了正在住院的郑成月。

看到郑成月“病得哈着腰，拄着拐”，张焕枝后来回忆说：“以前的他中等个子，胖胖的，看着特别壮，一直挺精神的，没想到现在成了这个样子，病情发展得太快了。”

在那次看望中，张焕枝拉着郑成月的手大哭了一场。她永远也不会忘记，在自己最难熬的那些年里，郑成月曾特意来聂家看望他们夫妇，“当时他讲了很多关于法律的东西，还安慰鼓励我们，告诫我们别急，一点点来。”

回忆起往事，张焕枝眼圈泛红，“当时很迷茫，他给了我们安慰，让我们觉得更有力量”。

对于郑成月这个“恩人”，张焕枝的心里一直充满了感激。在郑成月重病住院期间，张焕枝曾去医院探望过郑成月，对郑成月的妻子说：“我的心特别痛，看到好(好的)人病成这样了。”

张焕枝临走前，还给郑成月的妻子留下了一点钱，说是希望恩人能早日康复——没想到这竟是两人的最后一面。

2022年5月6日，郑成月因病去世。

郑成月去世之前，留下了遗言：埋到聂树斌的坟墓旁边，树一个碑，写上人民警察爱人民。

王书金于2018年8月24日被执行死刑，聂树斌的父亲聂学生因意外摔倒于2021年2月2日去世。

“河北政法王”张越受贿1.569亿元，于2018年7月12日一审获刑15年。

聂树斌虽命运多舛，但亦属幸运，他的父母坚定不移地相信儿子无罪，并为此奔波半生；遇到了公正无私的人民警察郑成月和勇于伸张正义的河南日报记者马云龙；还有律师们前仆后继地为张焕枝进行申诉，才最终使得聂树斌得以洗清冤屈。

"聂树斌案"的反思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法院依法纠正了多起有重大影响的冤错案件，"聂树斌案"只是其中之一。

在该案复查结束后，多位法律界人士表示："聂树斌案"的依法纠正，彰显了司法机关直面历史疑案、坚决纠正错案的决心，充分展示了司法体制改革的成果。

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今天，落实罪刑法定、证据裁判、疑罪从无等原则显得尤为重要，而这在聂树斌案中都有生动体现。

一位著名的律师在接受采访时感慨地说：“聂案自1994年案发至2016年再审改判无罪，其间不仅国家和社会发生了沧桑巨变，我国刑事诉讼法也经历了1996年和2012年两次较大规模的修订。

聂案如一座墓志铭，不仅记载了当事人命运的悲歌，映射出我国刑事司法理念与制度存在的缺陷，也在呼号程序法治、司法文明与公正。”

近年来曝光的有影响的刑事冤错案件并不只有聂权斌案这一件，余祥林案、赵作海案、干英生案、呼格吉勒图案等等都是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的错案。

对于这些案件的当事人来说，有人身陷囹圄，有人被剥夺生命，这样的结局对于我国司法形象和司法权威的破坏力十分巨大，甚至会动摇普通公众的法治信念。

为防范刑事冤错案件的发生，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收回了死刑复核权，2010年"两高三部"出台《两个证据规定》，以及2012年修改《刑事诉讼法》，都是为了最大程度地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口号后，刑事冤错案件的纠正与防范已成为我国新一轮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

聂树斌案的再审改判，表达了最高人民法院有错必纠的立场和态度，凸显了纠正冤假错案的决心与担当。

最高人民法院在复查和提审上非常下功夫，特别是对证据里面存在的一些问题给出了合理解释，而不是为当时的历史条件原因而开脱责任，这是一种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聂树斌案不仅以其案情复杂离奇、平反过程曲折引起世人瞩目；而且能够起到警示、宣传、教育的标杆作用。所以司法界人士普遍认为，这个案件是一个可以载入史册的案例。

永远诅咒那些刑讯逼供屈打成招制造冤案者，他们将永世受到良心的谴责。

永远感恩仗义执法伸张正义者，他们是社会稳定国家安康的保证。

来源：百度，搜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