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获知明朝使者到来的消息后，小西行长慌了手脚。因为在此之前，他已经从小西飞那里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却没有去报告丰臣秀吉。
　　不是不想说，而是不能说。
　　自和谈开始，丰臣秀吉就处于一种梦幻状态，总觉得人家欠他点什么，就该割地，就该和亲。如果这个时候把他摇醒，告诉他：其实你被忽悠了，人家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也不打算跟你谈判。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更为严重的是，这件事情是小西行长负责的，一旦出了事，背黑锅的都找不到。
　　那就忽悠吧，过一天是一天。
　　可现在明朝的使者已经来了，冠服也送了，诏书明天就读，无论如何是混不下去了。
　　为了自己的脑袋和前途，小西行长经过整夜的冥思苦熬，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
　　于是，在那个夜晚，他去找了一个人。确切地说，是个和尚。
　　根据丰臣秀吉的习惯，但凡宣读重要文书，都要找僧人代劳，除了日本信佛的人多，和尚地位高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和尚有文化，一般不说白字。
　　小西行长的目的很明确，他找到那位僧人，告诉他，如果明天你宣读文件时，发现与之前会谈条件不同，或是会触怒丰臣秀吉的地方，一律跳过，不要读出来。
　　当然某些嘱托，比如要是你读了，我就怎么怎么你，那也是免不了的。
　　安排好一切后，小西行长无奈地回了家，闹到这个地步，只能过一天是一天了。
　　无论如何，把明天忽悠过去就好。
　　第二天，会议开始。
　　从参加人数和规模上说，这是一次空前，团结的大会。因为除了丰臣秀吉和王公大臣，大小诸侯外，德川家康也来了。
　　作为丰臣秀吉的老对头，这位仁兄竟然也能到场，充分说明会务工作是积极的，到位的。
　　更为破天荒的是，丰臣秀吉同志为了显示自己对明朝的尊重，竟然亲自穿上了明朝的服装，并强迫手下全部换装参加会议（皆着明服相陪）。
　　然后他屏息静气，等待着那个激动人心时刻的到来。
　　依照程序，僧人缓慢地打开了那封诏书。
　　此刻，沈惟敬的神经已经绷到了顶点，他知道，奇迹不会再次发生。
　　小西行长也很慌张，虽然事先做过工作，心里有底，但难保丰臣秀吉兴奋之余，不会拿过来再读一遍。
　　总而言之，大家都很紧张。
　　但最紧张的，却是那个和尚。
　　昨夜小西行长来找他，让他跳读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事情不妙——要没问题，鬼才找你。
　　而在浏览诏书之后，他已然确定，捧在自己手上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火药桶。
　　全读吧，要被收拾；不读，不知什么时候被收拾。
　　激烈斗争之后，他终于做出了抉择，开始读这封诏书。
　　随着诵读声不断回荡在会场里，与会人员的表情也开始急剧变化。
　　小西行长死死地盯着和尚，他终于确信，忽悠这一行，是有报应的。
　　而德川家康那一拨人，表情却相当轻松，毕竟看敌人出丑，感觉是相当不错的。
　　沈惟敬倒是比较平静，因为这早在他的意料之中。
　　最失态的，是丰臣秀吉。
　　这位仁兄开始还一言不发地认真听，越听脸色越难看，等到和尚读到封日本王这段时，终于忍不住了。
　　他跳了起来，一把抢过诏书，摔在了地上，吐出了心中的怒火：
　　“我想当王就当王（吾欲王则王），还需要你们来封吗？！”
　　被人当傻子，忽悠了那么久，发泄一下，可以理解。
　　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先算帐。
　　第一个是沈惟敬，毕竟是外国人，丰臣秀吉还算够意思，训了他一顿，赶走了事。
　　第二个是小西行长，对这位亲信，自然是没什么客气讲的，手一挥，立马拉出去砍头。
　　好在小西同志平时人缘比较好，大家纷纷替他求饶，碍于情面，打了一顿后，也就放了。
　　除此二人外，参与忽悠的日方人员也都受到了惩处。
　　然后是宣战。
　　窝囊了这么久，不打一仗实在是说不过去。所以这一次，他再次押上了重注。
　　万历二十四年（1596）九月，丰臣秀吉发布总动员令，组成八军：
　　第一军，指挥官加藤清正，一万人
　　第二军，指挥官小西行长，一万四千人。
　　第三军，指挥官黑田长政，一万人。
　　第四军，锅岛植茂，一万两千人。
　　第五军，岛津义弘，一万人。
　　第六军，长宗我部元津，一万三千人。
　　第七军，蜂须贺家政，一万一千人。
　　第八军，毛利秀元，四万人。
　　基本都是老相识，就不一一介绍了。
　　以上人数共十二万，加上驻守釜山预备队，日军总兵力约为十四万人。
　　相对而言，在朝的明军总数比较精确，合计六千四百五十三人。
　　日军加紧准备之时，明朝正在搞清算。
　　杨方亨无疑是这次忽悠中最无辜的同志，本来是带兵的，被派去和谈，半路上领导竟然跑了，只好自己接班，临危受命跑到日本，刚好吃好住了几天，还没回过味来，对方又突然翻了脸，把自己扫地出门，算是窝囊透了。
　　当然了，杨方亨同志虽然是个粗人，也还不算迟钝，莫名其妙被人赶出来，事情到底怎么回事，他还不大清楚，沈惟敬也不开口，但回来的路上一路琢磨，加上四处找人谈话，他终于明白，原来罪魁祸首，就在自己身边。
　　水落石出，他刚想找人去抓沈惟敬，却得知这位兄弟已经借口另有任务，开溜了。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反正也跑不出地球。杨方亨一气之下，直接回了北京。并向明神宗上了奏疏，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下皇帝也火了，立即下令捉拿沈惟敬，找来找去，才发现这兄弟跑到了朝鲜庆州，当年也没什么引渡手续，绳子套上就拉了回来，关进了诏狱，三年后经过刑部审查定了死罪，杀了。
　　沈惟敬这一生，是笔糊涂帐，说他胆小，单身敢闯日军大营；说他混事吹牛，丰臣秀吉经常请他吃饭，说他误国，一没割地，二没赔款，还停了战。
　　无论如何，还是砍了。
　　从他的死中，我们大致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启示：
　　有些事不能随便混，有些事不能混。
　　倒霉的不只沈惟敬，作为此事的直接负责人，石星也未能幸免，明神宗同志深感被人忽悠得紧，气急败坏之余，写就奇文，摘录如下：
　　“前兵部尚书石星，欺君误国，已至今日，好生可恶不忠，着锦衣卫拿去，法司从重拟罪来说！”
　　看这口气，那是真的急了眼了。
　　很快，石星就被逮捕入狱，老婆孩子也发配边疆，在监狱里呆了几个月后，不知是身体不好还是被人黑了，竟然死在了里面。
　　所谓皇帝一发火，部长亦白搭，不服不行。
　　既然谈也谈不拢，就只有打了。
　　但具体怎么打，就不好说了。要知道帮朝鲜打仗，那是个赔本的买卖，钱也不出，粮也不出，要求又多，可谓是不厌其烦，所以在此之前，兵部曾给朝鲜下了个文书，其中有这样一句话：
　　宜自防，不得专恃天朝
　　这句话通俗一点说，就是自己的事自己办，不要老烦别人。
　　而且当时的明朝，并没有把日本放在眼里，觉得打死人家几万人，怎么说也该反思反思，懂点道理。谁知道这帮人的传统就是冥顽不灵、屡教不改，直到今天，似乎也没啥改进。
　　但无论如何，不管似乎也说不过去，于是经过综合考虑，明朝还是派出了自己的援军，如下：
　　吴惟忠，三千七百人。
　　杨元，三千人。
　　完毕。
　　看这架势，是把日军当游击队了。
　　虽然兵不多，将领还是配齐了，几张新面孔就此闪亮登场。
　　第一个人，叫杨镐，时任山东布政司右参政，后改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负责管理朝鲜军务。
　　这是一个对明代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人，当然，不是什么好的影响。
　　杨镐这个人，实在有点搞。所谓搞，放在北京话里，就是混；放在上海话里，叫拎不清；放在周星驰的电影里，叫无厘头。
　　其实，杨镐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因为根据朝鲜史料记载，朝鲜人对他的印象极好，也留下了他的英勇事迹，相关史料上，是这样说的：
　　所过地方，日食蔬菜，亦皆拔银留办。
　　这意思是，杨镐兄的军纪很好，且买东西从来都付现款，概不拖欠。这么大方的主，印象不好，才是怪事。但能不能打仗，那就另说了。
　　作为万历八年的进士，杨镐先后当过知县、御史、参议、参政，从政经验十分丰富，仗他倒也打过，原先跟着辽东总兵董一元，还曾立过功。不过这次到朝鲜，他的心情却并不怎么愉快。
　　因为就在不久前，他带着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梅出击蒙古，结果打了败仗，死伤几百人，本来要处理他，结果正好朝鲜打仗，上面顺水推舟，让他戴罪立功，就这么过来了。
　　戴罪，本来就说明这人不怎么行，竟然又送到朝鲜立功，看来真把日本人当土匪了。
　　客观地讲，杨镐还是有些军事才能的，而且品行不错，做事细致，但他的优点，恰好正是他的缺点。
　　清朝名臣鄂尔泰曾经说过一句话：大事不糊涂，小事必然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