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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句至理名言,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而世界上的折腾是无限的,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无限的折腾中去,是不可能的。
  李如松是个明白人,他知道自己是军人,军人就该打仗,打赢了就是道德,其他的问题都是次要的。
  杨镐是个搞人,而搞人,注定是要吃亏的。
  幸好,明朝也派来了一个明白人。
  万历二十一年(1593),送别了李如松后,麻贵来到了延绥,担任总兵,继续他的战争事业。在这里,他多次击败蒙古部落,立了无数大功,得了无数封赏。到了万历二十四年(1596),终于腻了。于是他向朝廷提出了退休。
  考虑到他劳苦功高,兵部同意了他的申请,麻贵高兴地收拾包袱回家修养去了。
  但工作注定是干不完的,万历二十五年(1597),第二次朝鲜战争爆发,麻贵起复。
  而他被委任的职务,是备倭大将军总兵官,兼任朝鲜提督。
  接到命令后,麻贵立即上路,没有丝毫推迟。他很清楚,几年前,那个无与伦比的人,曾担任过这个职务,并创建了辉煌而伟大的成就。
  四年前,我跟随着你,爬上了城楼,现在,你未竟的事业,将由我来完成。
  麻贵的行动十分迅速,万历二十五年(1597)七月七日,他已抵达汉城,开始筹备作战。因为根据多年的军事经验,他判定,日军很快就会发动进攻,时间已经不多了。
  但事实上,他的判断是错误的,时间并非不多,而是根本没有。
  万历二十五年(1597)七月二十五日,全面进攻开始。
  日军十二万人,分为左右两路,左路军统帅小西行长,率四万九千人,进攻全罗道重镇南原。
  右路军统帅加藤清正,统军六万五千人,进攻全州。
  从军事计划看,日军的野心并不大,他们不再奢求占领全朝鲜,只求稳扎稳打,先占领全罗道,以此处为基地,逼近王京。
  而要说明军毫无准备,那也不对,因为在南原和全州,也有军队驻守。
  比如南原,守将杨元,守军三千人。
  比如全州,守将陈愚衷,守军两千五百人。
  经过计算结果如下,攻击南原的日军,约为守军的16。3倍。而攻击全州的日军,约为守军的26倍。
  大致就是这么回事。算起来,估计只有神仙,才能守住。
  杨元不是神仙,但也不是孬种,所以南原虽然失守,却一点也不丢人。面对十几倍于自己的敌人,杨元拼死抵抗,并亲自上阵与敌军厮杀,身负重伤,身中数枪率十余人突围而出,其余部队全部阵亡。
  相对而言,全州的陈愚衷就灵活得多了,这位仁兄明显名不副实,一点也不愚忠,倒是相当灵活,听说日军进攻,带着兵就溜了,所部一点也未损失。
  南原和全州失陷了,两路日军于全州会师,开始准备向汉城进军,四年之后,他们再次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胜负之间
  杨元逃回来了,麻贵亲自接见了他,并对他说了一句话:
  “南原之败,非战之罪”。
  想想倒也是,几千人打几万人,毕竟没有投降,也算不错了。对于领导的关心和理解,杨元感到异常地温暖。
  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事实上,就在他倍感安慰的时候,麻贵在给兵部的上书中写下了这样几个字——“按军法,败军则诛”。
  所谓“非战之罪”,并不代表“非你之罪”。虽然杨元很能打,也很能逃,但城池毕竟还是丢了,丢了就要负责任。数月之后,他被押到辽阳,于众军之前被斩首示众。
  麻贵很理解杨元,却仍然杀掉了他,因为他要用这个人的脑袋,去告诉所有人:这场战争,不胜,即死!
  现在,摆在麻贵眼前的,是一个极端的危局。
  攻陷全州后,日军主力会师,总兵力已达十余万,士气大振,正向王京进军。
  此时,另一个坏消息传来,朝鲜水军于闲山大败,全军覆灭。
  虽然朝鲜打仗不怎么样,但必须承认,搞起政治斗争来,他们还是很有点水平的。第一次战争刚刚结束,就马不停蹄地干起了老本行。
  这次遭殃的,是李舜臣,击退日军后,李舜臣被任命水军统制使,统帅忠清、全罗、庆尚三道水军,大权在握,十分风光。
  十分风光的结果,是十分倒霉。还没得意几天,就有人不高兴了,同为水军将领的元均看他不顺眼,便找了几个志同道合的哥们,整了李舜臣一把。这位革命元勋随即被革职,只保住了一条命,发配至军中立功赎罪。
  而元均则得偿所愿,官运亨通,接替了李舜臣的位置。
  但可以肯定的是,元均同志的脑筋并不是很好使,因为他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而明显的问题——在享受权力的同时,还要承担义务。
  万历二十五年(1597)六月,元均走马上任,七月七日,日军来袭。
  从技术角度讲,打仗是个水平问题,能打就打得赢,不能打就打输。而元均,就属于不能打的那一类。
  日军的水军指挥官是藤堂高虎,就其指挥水准而言,他比之前的九鬼嘉隆要低个档次,但很不幸的是,和李舜臣比起来,元均基本算是无档次。
  双方交战没多久,不知是队形问题,还是指挥问题,朝军很快不支,死伤四百余人。元均随即率军撤退,并从此开始了他的逃窜生活。
  七月十五日,逃了一星期后,元均被日军追上了。双方在漆川岛展开大战,朝军再次大败,元均再次逃窜。
  七月二十三日,又是一个星期,元均又被日军追上了。这次作战的地点是巨济岛,朝军又大败,但元均终于有了点进步,他没有再逃下去——当场战死。
  经过几次海战,日方不费吹灰之力,击沉船只一百五十余艘,朝鲜海军被彻底摧毁。
  朝军完了,明朝水师人数很少,日军就此控制了制海权,十二万大军水陆并进,扑向那个看似唾手可得的目标——王京。
  镇守王京的将领,是麻贵,他已经调集了所有能够抽调的兵力,共计七千八百四十三人。
  对于这个数字,麻贵是很有些想法的,所以他连夜派人找到了直属领导,兵部尚书兼蓟辽总督邢玠,请求放弃王京后撤。
  邢玠的答复很简单:不行。
  既然领导说不行,那就只有死磕了。毕竟杨元的例子摆在前面,自己可以杀杨元,邢玠就能杀自己。
  但手下就这么点人,全带出去死拼,拼未必有效果,死倒是肯定的。琢磨来琢磨去,麻贵决定:打埋伏。
  经过仔细筹划,埋伏的地点设在王京附近的稷山,此地不但地势险要,而且丛林众多,藏个几千人不成问题。
  九月六日夜,麻贵亲自选派两千精兵,深夜出城,前往稷山设伏。
  他很清楚,这已是他的全部家底,如伏击不能成功,待日军前来,就只能成仁了。
  生死成败,一切都在冥冥之中。
  九月七日,日军先锋部队一万两千人到达稷山。
  在日军指挥官看来,眼前形势很好,不是小好,是大好,十几万大军对几千人,无论如何是赢定了。
  上级领导的乐观也感染了广大日军,他们纷纷表示,在进入王京时,要全心全意地烧杀抢掠,绝不辜负此行。在这种情绪的指导下,日军各部队奋勇争先,力求先抢,军队的队列极其混乱。
  这正是明军所期待的。
  拂晓,日军进入伏击圈,明军指挥,副总兵解生发动了攻击。
  没有思想准备的日军顿时大乱,明军又极狡猾,他们并没有立即冲出来肉搏,而是躲在丛林中发射火枪火炮,所以虽然杀声震天,人却是一个皆无。挨了打又找不着主,日军越发慌乱。
  第三军军长黑田长政闻讯,当即带领三千人前来支援,可慌乱之间毫无作用,自己的军队反而被败退的前军冲乱,只得落荒而逃。
  眼看时机成熟,解生随即下令发动总攻,两千明军全线出击,奋勇追击日军。
  这是日军的又一次崩溃,简单说来,是两千明军追击一万五千日军,且穷追不舍。这一景象给日军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在相关的日本史料中,留下这样的记载:稷山之战,明军投入了四万大军,布满山林,不见首尾(遍山盈野)。
  只有鬼才知道,那多余的三万八千人,是从哪里寻来的。
  就这样,日军大队被两千明军追着跑,损失极为惨重,追赶鸭子的游戏一直进行到下午四点,直到日军右路军主力到达,才告结束。
  此战,日军大败,阵亡八百余人,伤者不计其数,史称“稷山大捷”。
  这是极为关键的一战,虽然日军仍占有绝对优势,但麻贵的冒险迷惑了对手。几乎所有的日军指挥官都认定,在王京等待着他们的,是一个更大的陷阱。
  于是他们停下了脚步。
  这是一个极为错误的军事判断,此后,他们再也未能前进一步。
  虚张声势的麻贵赢得了时间,而不许后退的邢玠也没有让他失望。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他已完成了部署,并抽调两万余人进入朝鲜作战,加上之前陆续赶到的部队,此时在朝明军的数量,已经达到五万。
  错失良机的日军这才恍然大悟,但已于事无补,随即全军撤退,龟缩至南部沿海釜山一带,离下海只差一步。
  战争的主动权再次回到明军的手中,麻贵知道,该轮到自己了。
  为了让日军毫无顾虑,放心大胆地下海,麻贵制定了一个全新的作战计划。
  四万明军随即分为如下三路:
  左路军,统帅李如梅,杨镐,一万六千人,进军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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