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三 关于上甘岭战役的回忆和评价
王近山：范佛里特在我上甘岭阵地开刀了，用美7师和伪2师在金化以北地区发动攻势，支援进攻的大炮1500余门，坦克120辆，还有一个航空兵大队。据情报，美40师已至芝浦里地区，其企图是首先攻占我上甘岭东西各高地，进而夺取五圣山这个战略要点，为进攻平康地区创造有利条件。敌人胃口很大，把这一攻势称之为“铁三角”战役，想把铁原、金化、平康这一三角地一口吞下去。美国通讯社宣称：“这是一年来，‘联军’向中国军队主要防线所发动的一次猛烈的进攻。”你们45师的任务是坚守阵地，争取在一线打垮美7师、伪2师，准备美40师也来。[1]
王近山：上甘岭地区形势十分严峻，敌人投入了空前多的兵力、火力，向五圣山前沿疯狂进攻。……这一地区的战斗，已发展成为战役规模，敌人的意图是战略性的。从各方面情报看，敌人在后期，还将投入更大兵力向我进攻，战斗将更激烈残酷。我们的决心是坚决守住上甘岭，寸土不让！前沿阵地一丢，敌人会乘势攻占五圣山，从我中线突破，那将使整个朝鲜战局改观，绝不能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要把敌人消灭在最前沿，不准它前进一步！每一个阵地上都要和敌人反复争夺。在激烈残酷的战斗中，要十分注意研究敌人的进攻特点，讲战术！以最小的代价，给敌人以重大的杀伤。[2]
志愿军第3兵团副司令王近山
志愿军第3兵团副政委杜义德
杜义德：历时43天的上甘岭战役，是在仅有的3.7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区进行的，称得上是一奇。而敌人先后投入的部队有美7师、美航空团、南朝鲜的2师和9师，埃塞俄比亚营、哥伦比亚营，共11个团2个营，在战役进行中又补充新兵9000余名；另外还有18个炮兵营，拥有105毫米以上的大炮300余门，坦克170辆，出动飞机3000余架次，总兵力6万余人，由美第8集团军司令官亲自指挥。敌人投入这么大的兵力和火炮，向我两高地发起团以上兵力冲击25次，营以下兵力冲击650次，发射炮弹190万发，飞机投弹5000余枚，最多的一天居然向我阵地倾泻炮弹30万发，飞机投弹500余枚。结果如何呢？两个小山头土石被炸松一两米，山下的树木全被炸光，两个小山头上连根草茎也没有。1958年我志愿军归国，两个山头仍是一片焦黄的土，一根草也没有长。美军最大的收获是丢下了25000多具尸体，却一步也没有前进，美梦告吹。[3]
杜义德：你们是志愿军代表队，一定要打出个样子，要不惜一切代价狠狠地打，就是45师拼光了，打垮了美军两个师，守住了阵地，也是光荣的。[4]
志愿军第15军军长秦基伟
秦基伟：上甘岭的胜利是毛泽东主席英明的战略指导思想的胜利。是志司、兵团贯彻“持久作战，积极防御”方针的胜利。五次战役后，我们落实毛主席的指示“零敲牛皮糖”不断地消耗低人，积小胜为大胜，争取时间。毛主席的这个指示通过实践证明是很英明的，特别是在1952年以后，朝鲜战场上不断成排、成连、成营地歼灭敌人，不仅从实力上削弱了敌人，更从心理上威慑了敌人，为上甘岭战役取得全胜奠定了基础。在上甘岭战役过程中，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始终对战事进展密切关注，不断发来电报，进行战役指导，对我将士给予了巨大鼓励和鞭策。志司和兵团直接调兵遣将，全力支援上甘岭，给了我们无限的力量和信心。
一切参战部队发扬了高度的团结战斗精神，表现了特殊的英勇顽强与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造成了为国争光慷慨赴死的壮烈气氛。邱少云、黄继光、孙占元等人的壮举，不仅使敌魂惊魄动，就是在我军战史上，这样的行为也是不多见。他们表现了志愿军战士的伟大气魄，在战斗异常紧张艰苦的情况下，表现了勇敢和智慧相结合的作风，作战技巧出神入化，献身精神一往无前。有如此奋不顾身浴血奋战将士，敌人焉有不败之理。[5]
李德生：上甘岭战役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同敌人打得最漂亮的又一次战役。整个朝鲜战争，是中朝人民军队，以劣势装备，同有着陆海空军优势、武装到牙齿的以美国为首的侵略军的一场大较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性的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历时3年，最后以中朝人民的胜利而告结束。中朝人民及其军队抗美战争的胜利，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打破了世界上不少人的“恐美症”。战争的胜利，再次证明毛主席的英明论断：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历史向人们展示，正义战争必定战胜非正义战争，共产党员领导下的人民及其军队，是不可战胜的！[6]
志愿军第12军副军长李德生
上甘岭前线的坑道生活是非常艰苦的。坑道低矮，纵深很浅，战士们在表面工事上与敌人反复拼杀后，又累又饿，坚持在坑道里，虽然可以抗击敌人的炮火，但是坑道里条件极差，人多了空气稀薄，呼吸都比较困难，大小便也没有专门的场所。有时后方食物供应不上，吃不上饭固然是个难题，更为难的是没有水喝，到最困难时，喝尿也喝不上，只好舔舔湿润的岩石。但是，干部战士以惊人的毅力，战胜敌人，战胜困难，始终保持乐观情绪和英雄气概。我们的干部战士，不愧为“最可爱的人”。[7]
志愿军第15军45师师长崔建功
崔建功：坑道防御战，古今中外都没有这种战例。……我们不是孤军作战，我们有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战略指导，有志司强大的后勤保障，有星夜赶来的12军战略预备队。……祖国人民慰问团在我们最艰难的时候来到了五圣山，大大鼓舞了全师指战员的士气。师党委相信，我们有黄继光的英勇献身精神和第一流的意志，敢为人类的生存极限创造一个制高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战士，熬得住这个苦，一切为了全局胜利！我们一定能守住坑道，我们能创造攻不破的防线这个战史奇迹！[8]
在上甘岭战役中，我感受最深的是：第一，胜利是全体参战部队英勇献身的结果。从孙占元、黄继光、牛保才到龙世昌……都自觉地用自己的生命去争取胜利。全师上上下下，前方后方，都是一个心思。第二，上级指挥正确。军关于坑道阵地的结构设计，阵地为家，持久作战，消灭与消耗敌人，保存与提高自己的作战指导思想，对形成整体防御功能，起了根本作用。在最困难的时刻，军、兵团调来了二梯队，给我师补充了人员和弹药物资，增加了炮兵，起了关键作用。第三，战斗受到联司和军委关怀和鼓舞，得到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大力支持，也是我军长期爱国主义、国际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以及军党委倡导的艰苦顽强精神的结果。第四，从美军那里学会了战术计算。敌人虽然也善于计算，但他无法计算我军将士的勇敢与智慧，无法计算我思想政治工作的威力。上甘岭战役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国威，形成了一个上甘岭精神。[9]
美韩将领对上甘岭战役的评价
克拉克：原来计划用两营人，一营属美7师，一营属韩2师，夺占两个相距约2000米、防守严密的山头阵地，一个是位于左边的三角山，另一个是右边的狙击兵岭。敌人利用这两个阵地，可以详尽地俯瞰我们后方的金化谷地，打击我们的主补给线，并由此给“联合国军”造成人员伤亡。支援我们步兵攻击的是16个炮兵营，约有280门从105毫米到8英寸口径的大炮，并准备以数百架次战斗轰炸机来确保最大限度的近距离火力支援。承担这次作战任务的野战指挥官们估计，此役需5天时日，付出约200人伤亡的代价。在攻击发起的当天，投入的步兵就翻了一番，增加到4个营，每2个营攻击1个目标，总兵力共约4000人。接下来的战斗成了自前一年伤心岭战斗以来“联合国军”发起的最艰难的战斗。中国人掘壕固守，打得顽强而出色。他们的火炮即使不比我们的多，也可算是旗鼓相当。敌人后方两英里半处是3500英尺高的制高点爸爸山，这使他们拥有观察之便利。最初只是一个有限目标的攻击，后来竟成了一场严酷的、保面子的恶斗，一方暂时稍占上风，另一方便加大赌注。激烈的战斗接连打了14天，又间歇性地延续了一个月。我们攻占了三角山的一个角——珍妮·罗素山，还占了狙击岭的大约一半。我们死伤的人数在8000以上，大部分为韩国人，得不偿失。我认为这次作战是失败的。[10]
“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
“联合国军”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
范佛里特：“为了扭转局势，我们必须首先采取小规模的进攻行动，使敌人陷于被动的防守地位；目前我们都是为应付敌人的进攻而采取防守行动，致使我们遭到了1951年10月和11月以来所有战斗中最惨重的伤亡。”
为避免这一趋势继续发展，范佛里特建议采纳第9军团名为“摊牌”的行动计划。他认为那样将会改善金化以北防线的情况。范佛里特指出，在该城以北不到8英里的地方，第9军团敌人的军队都没有工事，双方间隔只有200码。在598高地和该高地东北面大约1英里多的地方有一条从西北伸向东南的狙击岭山脉，那里的敌对力量正好卡住了我方的咽喉，故死伤就相应要大得多。假如能把敌人驱逐出这些山头，他们将不得不后撤到1250码以外的另一个防守阵地。考虑目前弹药库存所能提供的最大火力以及空中力量的最大近战支持，第8集团军司令对“摊牌”的可能性是乐观的。[11]
丁一权：美7师尽管受到重大损失，却始终未能坚持守住三角高地地群。美军感到束手无策，请求我师担任此项任务，我师下属第17、第31、第32、第37等4个团，就答应了。对此，接替我担任韩第2师师长的姜文奉认为：“那本来是预定由美第7师担任的进攻任务，可是他们每天付出200多人的伤亡也夺不回来，受到报纸的抨击。因此，把这项任务交给了我师。换句话说，是叫我们当美国兵的替身。所以在接受换班命令时，我就感到美国人、南朝鲜人同样都是人，这不是叫我们替他们牺牲吗？当然我们也认真地攻打过，但我不愿意以无谓的牺牲来换取名誉……这样一连攻了3天，一无所获，每次都受到重大损失……因此，决心停止进攻。……要我的士兵去替美国兵牺牲，我不干。”[12]
韩2师师长丁一权中将
【注释】
[1]聂济峰：《浴血奋战上甘岭（上）》，《军事史林》，1994年第2期，第16页。
[2]李德生：《在上甘岭前线》，《李德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294页。
[3]杜义德：《在滚烫的日子里——忆上甘岭战役》，《杜义德文集》，长征出版社1997年版，第247页。
[4]聂济峰：《浴血奋战上甘岭（上）》，《军事史林》，1994年第2期，第16页。
[5]秦基伟：《鏖战上甘岭》，《秦基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405—406页。
[6]李德生：《在上甘岭前线》，《李德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312页。
[7]李德生：《在上甘岭前线》，《李德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308页。
[8]崔露编著：《我的1950年代：上甘岭亲历记》，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98页。
[9]崔露编著：《我的1950年代：上甘岭亲历记》，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314—315页。
[10]Mark Wayne Clark，From the Danube to the Yalu，New York，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1954，pp.78-pp.79.
[11]沃特尔·G.赫姆斯：《“摊牌”战役》，《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第一卷）》，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46—347页。
[12]李庆山：《志愿军抗美援朝纪实》，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411—41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