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 亲临上甘岭
孟昭瑞
1952年10月中旬，祖国第二届赴朝慰问团来到朝鲜志愿军总部桧仓驻地，志愿军第一副司令邓华将军，在慰问大会上向祖国人民报告时讲到，我志愿军在金化以北五圣山一带的上甘岭地区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进行浴血奋战，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特级英雄黄继光更是志愿军战士革命英雄主义的集中代表……
当时，慰问团副总团长、解放军总政文化部部长陈沂同志，告诉我们——解放军文艺社的陆柱国、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谢杞宗及助理和我共4人，立即到上甘岭前线采访。邓华副司令亲自为我们联系去上甘岭的车辆，因为小车实在抽不出来，我们4人乘了一辆卡车，只好躺在“硬卧”上睡大觉。由于道路不平，车摇煤球似的滚来滚去，经过两个夜间的颠簸，凌晨3时左右快到第15军前线指挥部时，汽车在一座山上攀行，可能是司机同志开车疲劳，车突然翻下山去。车翻过来转过去地往下滚，我们4人相依为命地抓住车梆子，幸亏一棵大树挡住了，才使我们死里逃生。大家都受了轻伤：不是手腕扭了，就是头碰个大包，还有的脚关节扭伤。这时，空中来了敌机，车灯还亮着，喇叭关不上，司机好不容易爬出来，慌忙用大衣盖住两个车灯，以防不测。我们只好走下山找部队，恰好碰上了第15军后勤部的同志，他们得知是祖国慰问团的，格外亲切，还给我们找医生看了伤。
天一亮，我们就来到江水岱附近的一座小山上，森林密布，空气格外新鲜。这就是志愿军第15军前线指挥部。秦基伟军长与其他军首长接见了我们，为我们设宴洗尘。宴席虽然简单，没法跟现在比，但在战争环境中，能吃到可口的饭菜已数难得。我坐在秦军长的左边，在交谈中，他知道我是解放军画报社的记者，更增添了信任感。他蓦地从木屋里取来一台德国制的康泰克斯照相机递给我，询问照相机的使用方法；光圈、速度、距离的关系，室内如何曝光等，以及平时维护照相机的事项。当天下午，我们参加了秦军长与上甘岭战斗中坚守坑道14昼夜的英雄8连代表的会见，并听取了英雄们的战斗事迹。秦军长详细询问了8连指导员王土根的战斗过程：怎样英勇顽强地与美国侵略军战斗的？如何打退敌人数十次进攻？特别是到后来——水、食品都缺乏的情况下，怎样一边战斗，一边克服艰难险阻，最后取得胜利的？……王土根和8连战士异口同声地回答是：“为了祖国和朝鲜人民。”秦军长激动不已，高度赞扬了8连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对祖国人民的忠诚。
在战士带领下，我们步行穿过数道封锁线进行采访，不时地利用地形，躲避炮弹的着落点，又过起了战地生活。这也是作为部队摄影记者的“家常便饭”。我们终于来到五圣山前线火炮阵地指挥所，这里24小时都在打炮，震得地动山摇，但逐渐也就习惯了。在这里，听到的英雄事迹感人至深，如某营电话班长牛保才在检查电话线时，两条腿被敌人炮火炸断，但仍拖着断腿爬行到断线头，用牙咬着把断线头连接在一起，让信号通过自己的身体，保证了战斗命令的顺利下达，使部队取得了歼敌500多人的胜利。在一次反击战中，敌人残存的火力点以密集的火网把我突击队压在山脊上，连续组织三次爆破都没成功。离天亮只有40多分钟了，如不尽快炸毁敌人中心火力点，反击任务便难于在天明前完成。在这关键时刻，营部通信员黄继光挺身而出，当接近最近一个地堡时，黄继光已负伤七处，他咬着牙投出最后一颗手雷，敌人机抢炸哑了，黄继光也昏倒了。但是当突击队跃起来刚要冲锋的时候，敌人的机枪又响了。倒在血泊中的黄继光一跃而起，扑向地堡，用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机枪射孔……在“为黄继光同志报仇”的呼喊声中，突击队迅猛地冲上山顶，0号阵地又回到我军手中……志愿军这种视死如归的英雄壮举，令贪生怕死的敌人胆战心惊，他们感到不可思议。美国前线指挥官惊呼：“中国军队为什么不怕死？可能是服用了什么药物吧！”
上甘岭战役，虽然是在一个很狭小的阵地上进行的，但它的激烈程度与志愿军的勇猛顽强，在世界战史上少有。敌人为着争夺面积不过3平方公里的几个山头，投入了两个多师的步兵，100多辆坦克和美第8师的炮兵总预备队，每天发射的炮弹平均24000多发，最多的一昼夜将近30万发；每天平均出动飞机63架次，投掷重磅炸弹500多枚和许多凝固汽油弹；坦克每天出动30至70辆，使狭小的两个阵地597.9与537.7山头被削低了2厘米，山上的岩石被炸成1厘米多厚的黑色粉末碎石，许多岩石坑道被炸短了三四厘米。但是，打了一个多月，敌人付出了死伤25000多人和毁伤飞机200多架的代价，阵地仍在我军手中。
注：本文作者为原解放军画报社资深军旅摄影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