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儒家思想和孔子,每个中国人都不会陌生,我们一直都在学论语,论语也被翻译成很多种文字在全世界流传。那儒家思想到底是什么?很多人会说儒家思想就是三纲五常,但那是汉代的董仲舒加上去的,过去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儒家思想也一直在被篡改。今天的文章,我尝试来发掘一下先秦时期,孔孟那个阶段纯正的儒家。
大约在在公元前500-300年,在中国突然出现了一次文明的飞跃,诸子百家在这一时间段集中出现,同时涌现了出了孔子、老子、墨子等一批带着高超智慧的圣人。
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诸子百家
关于为什么会出现诸子百家,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不过回到当时的历史时间段,就很好理解这个现象了。
周朝建立时采用的是分封制,周天子把他的宗亲和开国功臣封到各地建国,这些分封出去的宗亲和功臣,便是后来的诸侯。西周时期,有十几个大的诸侯,每个诸侯又同样会把自己的宗亲和有功之人分配下去共同管理自己的领土。每块领土都出现了自己的领主,逐渐演变成了一个小国。所以,可以理解为周朝就是由几百个小国组成的。
在那个时代,学习的成本一定非常高,绝对不是普通人所能负担。所以,东周以前,知识处在一个上层社会垄断的状态,只有各地的贵族及其亲属后代,才有机会学习。而贵族又管理着自己的领地,他们也会负责将自己垄断的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后代。这就是周朝时期的“官师不分”制度。官师不分的意思是:官即师,师即官,官职和知识永远在小圈子里流通,和底层庶民没有任何关系,周朝就这样过了几百年。
以“周平王东迁”为起点,中国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开启了持续五百多年的乱世,一直到公元前221年,秦王一扫六合,建立了大秦帝国。这一时期的特点就是:“打打打”。战争固然很残酷,但是另一方面,它也可以带来一定的阶级流动。某些原本的贵族,会因为战败,失去土地爵位,成为平民百姓;反之,庶人也有可能因为军功,成为新的贵族。这段非常动乱的历史时期正好是和诸子百家的集中涌现重合的。
在这个阶级重新洗牌的过程中,知识的垄断就被打破了。没落的贵族,就流落在了民间。这些流落在民间的知识分子,总要谋生,有的人就开始办学校授课,有的人则被诸侯吸收成为门客,有的人则选择归隐山林。
这其中有些人精通兵法和武艺,逐渐演变成了后来的墨家;有些人精通政治,懂得如何管理人民,就成为了后来法家的前身;也有人遁入山林,成为了道家的起源。这可能就是诸子百家为什么突然出现的原因。
据冯友兰考证,儒家出自教授礼乐的人。诸子百家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传授给众多弟子,经过几百年的沉淀,出现了某些集大成者的弟子如:孔子、墨子、商鞅、老子等等。所以,孔子并不是儒家的创始人,而是先秦时期,儒家众多弟子中的集大成者。儒家的起源则是礼乐。我看完论语和易经,我认为礼乐指的是规章制度和道德风尚。
想要更好的理解儒家思想,就要回归到孔子的人生轨迹中,今天那句很流行的:“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其实是孔子的人生自传。原文如下:
这个过程大概是:孔子15岁立志好好学习,学的就是周朝先王的文明礼乐;30岁,做老师立业;40岁不被外界事物所迷惑;50岁知道自己的天命;60岁的时候能听得进各种不同的意见;70岁就可以随心所欲,从容面对,做到收放自如又不超越规矩。
这个过程我认为最关键的阶段就是“五十知天命”。天命其实就是自己人生的意义,而孔子人生的意义就是要在当时的社会,推行一套规范的规章制度和道德风尚,来恢复社会的安定。
儒家思想的针对对象
谈思想史一定要分清阶层,否则很容易牛头不对马嘴。首先儒家的成员,绝非等闲之辈。孔子的弟子里,不光有文弱书生,还有一帮能征善战的人,当时周游列国的队伍里还有五辆战车。有了这些基础,孔子在那个战乱的年代才能带着自己的学生安全周游列国;而且每到一个地方,就能受到当地最高领袖的接待,这怎么可能是普通人呢?
儒家思想崇尚君子人格,“君子”两个字在论语里出现了一百多次,那什么是君子?今天对于君子的解释有很多,但是如果放在孔子所处的那个时代,君子这个词一定和下层社会没有任何关系。结合刚刚讲的西周有几百个分散的小国,那君就是一国之君的意思,而子就是君的儿子,君子,指的是当地的当权者。所以,儒家思想一直都是针对当权者的。很多人以为儒家是麻痹老百姓思想的工具。但其实,儒家从来就不是为普通老百姓设定的。
儒家思想的核心
对于儒家思想的核心,其实是有共识的,那就是“仁”。可仁到底是什么?我觉得真正理解对的人,应该不多。其实关于仁,孔子也从来没有给出过答案,或许,孔子是希望后世的智者自己来悟。论语里,对于仁倒是有一点解释,说仁是忠和恕。那什么是忠,什么恕呢?我们看两个小故事,自己来悟!
故事一:
孔子有一个弟子叫宰我,他认为父母去世,子孙要守丧三年的规定太久了,应该改成一年。便去跟孔子辩论,他的论点非常犀利,他说:守丧期间既不能行礼,也不能奏乐。那君子三年不行礼,礼一定会败坏,三年不奏乐,乐必崩。你孔子的目的不就是要恢复社会的礼法系统吗?但是守丧这种陋习会导致礼坏乐崩啊?同时宰我还说:大自然一年是一个周期,那自然规律就是一年。所以,应该遵守自然,把守丧改为一年。
孔子回复道:食夫稻,衣夫锦,于汝安乎;你父母过世了,你吃的是白米饭,穿的是锦锻衣,心里安不安?宰我就回答:安!孔子回答:汝安之,则为之;既然你觉得心安,那就去吧。
孔子认为守丧应该是发自内心的,如果你因为父母的离世而长期失去食欲和物欲,那你就守三年。但现在既然你心安了,那就随你吧,不用去计较守了几年。
其实从这段对话里可以明白孔子对“忠”的定义;孔子所认为的忠是忠于自己的内心,以自己心安为第一原则;另外我认为这里也有知行合一的意思。内心想做什么,就坚定的去做。我不想守孝三年就不要守了,不用强迫自己刷够时间。
故事二:
孔子老年周游列国,走到魏国某地时,正好碰见当地的贵族公孙戍在招兵买马,准备有朝一日配合太子发动政变。而孔子之前就是魏国国王的座上宾,所以,公孙戍就怀疑,孔子可能是被派来探听虚实的,怕他告密,准备杀了孔子。但是孔子向公孙戍拍胸脯保证,我一定不会告密,然后公孙戍就放他们走了。但是孔子一到安全地界,立刻就去向魏王告密。
要知道,孔子可是一直教导学生要言必行,行必果,但是孔子却刚出城就背弃盟约。面对弟子的质疑,孔子回答道:这是被迫约定的盟约,并不是发自内心的,所以不算数。不是发自内心的承诺就是假仁假义罢了,没有遵守的必要。
可以发现,孔子非常的灵活。其实这个故事里,也隐藏着孔子对所谓“恕”的理解。在现实生活中,为了更好的生存下去,内心一定要保持灵活,宽恕自己为现实所妥协的标准。
所以,到底什么是仁呢?以我现在人生的阅历而言,我认为仁的秘密藏在它的写法里,一个单人旁,旁边是个二字。那也就是说,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需要有两套系统。一套为了忠于自己的内心;另一套为了适应环境,更好的生存。
如何做到仁
先来说第一套系统:“忠”;如何忠于自己的内心?
《易经》里有一句: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这句话官方的翻译是:德行浅薄而地位太高,智慧不足而谋划太大,能力不足而责任太大,很少能办成大事。但我认为关于“德”的翻译很有问题!德一定不是道德的意思,而应该是功德:“一个人取得过的成就”;我有一个当过兵的朋友,私下聊天的时候,他经常给我炫耀他曾经的团长。说他团长年轻的时候,曾经一个人单枪匹马深入敌后,单兵作战,一个人单挑了几十个人,完成了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这其实就是孔子所说的功德,你实现过让底下人崇拜的战绩,那下属才会服你。但是如果没有过任何成绩,那凭什么你当领导?德不配位,必有灾殃;
所以,论语里的:一个人取得的成就、积攒的智慧和个人能力,其实是让当权者要从心里客观认清自己,有多大能力办多大的事情。
认清自己之后,易经里也给出了下一步: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好学上进就能提高智慧,身体力行,亲自实践就能变得仁,懂得廉耻并能立即改正就是勇敢。这句话里,其实解释了如何逐渐走向“仁”。那就是大量学习,即刻去实践,在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发现自己的不足和过去犯的错误,能够立刻改正。
第二套系统:“恕”;降低标准,适应环境,随波逐流!
孔子的后代对自己祖先的这套系统领会的非常透彻。从秦开始,普通的官职无法世袭,而爵位可以世袭。爵位分为公侯伯子男五个等级,想要获取爵位,非常困难,尤其是最高等级的公爵。在和平年代,只有两种人,可以被封公爵,一种是皇后的父亲,皇帝的岳父,你的女儿被封为皇后,那作为皇帝的岳父,就可以被封为承恩公;另一种,就是孔子世世代代的嫡系子孙,被封为衍圣公。
衍圣公家族,是古代中国最显贵的家族,从汉代开始,孔子的后代就不断接受朝廷的各种封赏,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新中国成立;哪怕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每年还要为供养孔府拿出大量专项资金。
衍圣公家族最强的能力,并不是继承发扬儒家文化,而是做墙头草。不管你是汉人,蒙古人还是女真人,谁当皇帝我就支持谁。比如清军刚一入关,他们就率先剃发易服,喜迎王师;近代德国强占青岛后,衍圣公府直接挂上了德皇威廉二世的画像。所以不管是谁入主中原,孔子后人都可以混的如鱼得水、风光无比。
尤其是明清时期,衍圣公被册封为正一品的百官之首;放在今天就是正国级。那时山东曲阜的衍圣公府,仅家里的奴才和工匠就有一万多人。中国人讲富不过三代,但这个家族真的富了两千多年。流水的王朝,铁打的衍圣公。不得不说,孔子后人对于孔子的第二套系统,领会的太到位了。
所以一定要学会适应环境,这个世界唯有适者生存。
自汉代开始儒家文化被不断篡改的过程
我尝试来讲明白为什么今天的儒家看着这么奇怪。
孔孟代表的是先秦儒家,今天我们看到的儒家实际是被大量篡改后的儒家;两者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想要讲明白被篡改后的儒家,必须先搞明白什么是法家。
法家并不是一个明确的思想流派。其他的思想流派,儒家道家等,都有明确的开山鼻祖,有著书立说,但是这些法家都没有。大多数法家的代表人物如商鞅等都是为君王服务,管理国家的官僚人员,并不是思想家。所以,法家其实是一个工具,而且是一个可以DIY的工具。君王需要什么我就按君王的需求来设计与之匹配的主张和立场。只从本国出发,解决本国君王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法家的代表人物,主张都不一样。
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今天全球没有一套通用的法律体系,因为法家的特点,就注定了不可能有一套普适性的,放诸四海皆准的法律体系。
古代对实现依法治国的尝试
今天很多人都崇尚西方的契约精神,人人平等。但其实,在两千多年前,商鞅的很多举措就是希望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法制社会。商鞅移木立信的故事,其实就是想要推行契约精神,为了证明我说话算话讲信誉。
商鞅变法并不只是针对底层百姓,对于上层要求也是一致的。在当时,商鞅成批的杀违法的贵族,甚至连太子老师的鼻子都直接割掉。商鞅的这些行为也是在表达商鞅想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法制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法的权威高于一切。
但是很可惜,这样的设想在封建皇权时代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原因很简单,封建社会,法的权威性,来自于君王本人。那如果君王本人犯了法该怎么办?这是这套系统最大的bug。
为了解决这个bug,法家自己内部分成了三派:法派、术派和势派。刚刚讲的那些都是法派,而后两者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君王成功脱离法的约束。
势派将法上升到天理大道的高度;那法的来源君王自然就变成了神。其实董仲舒就属于势派,他第一次大规模的以政治手段向天下宣扬君权神授,把君王变成了神。既然是神,那人间的法律怎么能来约束我呢?
另一类术派则追求驾驭和管理群臣百官;他们认为君王犯法,非旦不用与庶民同罪,反倒应该自己主动犯法,借助破坏法,践踏法,藐视法来彰显自己的特殊性。特殊性越强,自己的权威就越高;另外术派认为国君应该变得喜怒无常,不要让人摸清你的脾气,说话不要说明白,让所有人都只能战战兢兢的揣摩你的意思。所以,中国人的语言艺术起源其实是在这里。尤其是明清时期,术派被皇权大肆沿用。
其实秦代一直都是采用法家治国,法家的一个代表人物“李斯”,后来做到了大秦帝国的丞相。但是依法治国最大的问题是:想要确保法的高效执行,必须要有庞大的官僚系统,用法家治理国家,就需要付出大量的行政和人力成本。今天并没有资料记载秦朝具体有多少官员,但是却有大量的史料可以表明:秦朝的官僚体系非常庞大,尤其是有着巨量的基层官吏。要养这么多的官吏会严重拖国家的后腿,二世而亡就是很好的证明。
法属于肉体控制,有用但成本太高。汉朝深刻吸取了秦朝的教训,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汉武帝重新实现中央集权后,就把儒家搬了出来,希望从精神上控制。从这以后,儒家开始和法家相结合,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外儒内法。
我昨天的文章里讲了,儒家讲究的是礼乐,礼乐就是规章制度和道德风尚。在群体里,用礼乐来约束家庭成员,规定家族里每个人都要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和义务。儒家可以潜移默化的约束每一个人,儒和法的结合,可以大大降低国家的行政成本。
自汉武帝开始,儒家的时代风口到来了。但其实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帝王从来没有用过真正的儒家,用的都是被篡改过的儒家。我们今天看着特别奇怪的儒家,其实是跟法术势三者结合,又不断被歪曲篡改后的一个四不像产物。孔子要是穿越回来看到后来的儒家形态,估计能当场去世。
对儒家的篡改,从韩非子时期就开始了。比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原意是每个人都要尽到自己的责任,君要像君,臣要像臣。但是韩非子就改成: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天下治,三者逆,天下乱;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又提出了三纲五常。三纲指的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指的是仁、义、礼、智、信。这时候的儒家已经表现出很明确的社会层级特点。
儒家被篡改的地方太多了,今天重点讲几个对后世影响特别大的篡改点。
儒家篡改史——仁义道德
我在昨天的文章里详细论述过,儒家真正想表达的仁和德是什么意思。但是从汉代开始,就在大肆宣扬字面意思上的仁义道德。我们来看司马迁《史记》中的两个故事。
故事一:舜帝道德非常的好,所以,无论他在哪耕田,大家都会自愿让出田地,甚至自愿把自家的房子让给舜帝;这个故事是想表达:只要一个人的道德好,就能获取成功。
故事二:我们初中语文课本上学过的“孟子见梁惠王”;孟子在带学生见梁惠王时,对梁惠王讲:只有国君仁义,老百姓才会拥护你,这个仗才能打赢;这个故事是想表达:只要国君仁义,这个国家就一定会繁荣富强。
从这时候开始,仁义道德成为了占据制高点的利器。
其实稍微有点脑子就能明白道德这套逻辑纯属是胡扯,另外所谓的有德者居之,这个道德的标准是什么?怎么判断谁德高?就算有了标准,谁来执行这个标准?儒家从来就没有把这些事情解释清楚过,全是一些空话套话。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用所谓“道德”的标准选出的官员,都是一群虚伪趋炎附势的人,在外都要装的道貌岸然,面子工程一定要做好,到处都是说一套做一套的伪君子,形式主义在中国的官场纵横了几千年。
我严重怀疑,尧舜禹所谓的禅让,就是汉武帝时期编出来的故事。
儒家篡改史——适应八股文
南宋的朱熹搞出了一套宋明理学,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里的天理就是三纲五常,只是更极端,成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完全就不是孔孟思想,但却非常符合帝王的立场。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全按朱熹的注解为准。这时,儒家文化对中原大地的影响,就要看有多少注解是对的了。但其实朱熹对于论语的注解,曲解的非常多。
比如我们学论语的第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从小老师教的都是:学习之后经常复习之前所学的知识,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吗?这里的“时”被注解成了经常的意思;“习”被注解成了复习的意思。
但是台大的傅佩荣教授在研究后发现:学而时习之的“时”,在论语里出现了11次,但是没有一次指时常,经常。在论语里面,时这个字只有两个意思:“季节”或者“适当的时候”。比如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在适当的时候说话,别人才不讨厌你说话。
而且学而时习之的“习”注解也是错的,他并不是复习的意思,而应该是“练习、实践”的意思。所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真正意思是,把学的东西,在适当的时候去练习实践,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吗?
所以,学而时习之的本意是“学以致用”,但是要按照朱熹的注解来读书,一本书读无数遍,还要不停的傻乐,那读书人就全变成书呆子了。
几乎每个人都学过论语,但是从来没有人怀疑过自己学的对不对。我母亲就是高中语文老师,她就常年被这个错误的注解所误导,我小时候她经常给我说的一句话就是:一本书你看个一百遍学不好才怪。我那时其实对此就很纳闷,读书不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吗?尤其是读过的书还要重复读好几遍,为什么会很快乐呢?类似被曲解的的语句在论语里还有很多。
朱熹这个人,坑害了无数中国学子上千年。但是如果回到八股文的应用场景,这个注解就很合适,本身八股文就是一些假大空的东西,根本就无法学以致用,只需要不停的背就好。这其实也是现今应试教育最大的问题!
儒法结合=人格分裂
儒法合并会造成严重的价值观混乱;举个例子:如果亲人犯罪,按照儒家的标准,可以包庇;但是按照法家标准,就要大义灭亲。这两种观念非常冲突。所以,过去两千多年的外儒内法,等于把牛头和马嘴强行装在了一起。
那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到底应该信奉哪一套标准呢?我要是信法,我就是儒家里的小人;可我要是信儒,法又容不下我。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非常容易双标。经常会用贱人的要求来要求自己,用圣人的要求来要求别人。如果自己亲人犯罪,就认为难得糊涂,网开一面就好;但要是别人的亲人犯罪,就必须要大义灭亲。
要承认,几千年的法儒结合,给现今中国建设法制社会带来了非常大的阻力。
儒家思想对中国的危害
儒家思想用三纲五常的伦理,君君臣臣的等级秩序,把每一个人都框死在固定的位置上。儒家强调服从,严禁质疑,导致在古代中国,身份高的人、年纪大的人永远都对。这种风气即使在今天的中国,依然很明显。上位者在用各种大义凛然的说教PUA下位者,让你失去思考能力,去认同他,拥护他,一切都变得固化僵硬。
所以古代中国不可能有科学的土壤,因为科学的动力就在于怀疑,科学的进步就在于否定前人。但是你都不敢怀疑,科学怎么进步呢?
近代史中,中国被世界潮流所抛弃,儒家思想要负很大的责任。
人们学习哲学经典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学习到圣人们的智慧,但是很可惜,很多人学的都是为了迎合政治,而被篡改过的“智慧”,学这种智慧只会让人变得更迷茫。
我写完这两篇文章我悟出了一个道理,我们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从来就不是真正的智慧,真正的智慧也没有人会教你,只有靠自己去悟。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每个人的命运都只能靠自己去争取。真正能帮你改变命运的,是你自己积累的智慧。
来源:白霞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