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广德二十四日电: 伪溧阳县长茹如才，自接受伪命后，苛征暴敛，民怨沸腾，近以报告情况不确，遭日方枪决……这是则小新闻，但实在有点意思。拍电报的人慨叹道: “汉奸下场若此，足资丧心病狂者戒。” 确也不错。

不过，这也不仅是“于今为烈” ，而是“自古已然”。明白的例，前有吴三桂，后有殷汝耕。汉奸的下场，本来是大都如此; 人民固看得明明白白，就是汉奸自己也未尝不看得明明白白。日本帝国主义所为何来? 汉奸所尽何事?原来是一条桥梁，过河自然拆桥。

足戒的事，在汉奸方面，实在是不必再提了。为爱国民众的所裁制的汉奸，即在上海一隅，差不多已要超过“十全其美”了吧。这裁制，比被日本枪决的不更多吗?然而汉奸还是纷纷上场，丝毫没有戒心。汉奸之所以为汉奸，该还有它必然的社会基础:明白的说，那是已经山穷水尽的若干封建余孽的最后挣扎!那是政治上的官僚主义的末路表示!那是思想上奴才哲学的压轴戏文!

但可悲的也在这里:爱国民众的裁制，是罪有应得。在汉奸也可说“死而无怨”。因为既然以民众为敌人而上场，死在敌人手里，照一人做事一人当的原则讲，那是非常公平，颇有“战士”风度的。可是，为的是讨好主子，而主子却以奴才的血，刷清自己的罪恶，这就使做汉奸的未免凄凉了。主子的目的，本来在侵略;主子的口号:是现地主义。现地主义者，即以该地的资财的力量，屠戮该地的人民之谓也。汉奸奉承意志，苛征暴敛，也不过是这目的，这口号的兑现，并无过分之处。但民怨沸腾了，怎么办呢?还是拿奴才——汉奸开刀，这自有些悲剧味了。然而，文明国家消弭奴隶们反抗的办法，本是以奴隶总管的血，作“赎罪祭”的;这原不止是汉奸特有命运，也还是世界“大同”的。那么，所谓汉奸的悲剧性，在此也消淡了。

将汉奸的悲剧，消化而为我们民众的悲剧，那就是侵略者将汉奸的血遏止“沸腾的民怨”的那种貌为“仁政”的恶毒阴谋。民众要是没有更深澈的看法，更精阔的见解，那么象茹如才被枪决，将会发出这样的议论: “不错呀?日本军人也主张廉洁政治呀!你看，对于贪官污吏，真毫不留情呢。”那无疑是上了大当，势必至把自己也跌入在奴隶的深渊里。这样的民众的悲剧发生时，日军就得以一个汉奸的血，化作无数的汉奸——奴才了。

写到这里，想起了古诗中的咏廉吏的诗;因略套之而为一诗，诗曰:

汉奸可为而不可为，汉奸而可为者，以其藉此苛征暴敛而发财;汉奸而不可为者，以其后有民众制裁前被日军牵上断头台!牵上断头台，焚骨扬灰还是死奴才! 奴才虽死仍活该! 戮奴安民之心何险哉! 谨防扒手莫偷灵魂去，唯一的恶魔妖怪还是从那东边来……齐心喊杀莫徘徊!

(1938年11月初版《边鼓集》)

【赏析】

汉奸者，投靠侵略者，充当其走狗，出卖我国家民族利益之败类也。枪决汉奸，当是大快人心之举。然而，是不是凡汉奸被枪决都值得叫好称是?枪决汉奸者是何人?用心何在?这往往是常人很少思考的问题。本文作者却从这样一则易被忽视的“小新闻”中发掘出了一个大主题: 日方枪决汉奸，实为以“汉奸的血遏止 ‘沸腾的民怨’”的“貌为 ‘仁政’ 的恶毒阴谋”。其目的是想“以一个汉奸的血，化作无数的汉奸——奴才”，进而从思想上笼络和奴役中国人。这种入木三分的剖析，对于鼓吹“东亚共荣”的日本侵略者，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而对亿万抗日军民，则可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

从实入手，以实论虚，是杂文写作的常用手法，本文即具这一特点。对于日本强盗的侵略和汉奸走狗的卖国，作者没有空谈泛论，而是从一件具体事出发，通过对比(以茹如才同吴、殷等汉奸对比)、联想(由被枪决的，联想到纷纷上场的，再想到汉奸的“悲剧” ，主子的用心)、分析(对汉奸、对日寇、对民众心理的分析)，生发开去，揭示出隐藏在现象之下的深意，提炼出对世人极有教益的主题思想。

写好这类“以实论虚”的杂文，关键在于“大中取小，小中见大”。日本侵华收买汉奸之举可谓大矣，而作者却善于抓取最能反映本质的一人一事为由头述事论理，这便是“大中取小”; 论证中取材虽多是平常事例，却含有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道理，是之谓“小中见大”。杂文佳作，往往若此。

结尾精妙是本文写作的另一特点。文章自日方枪决茹如才写起，行文至第五段，通过旁征博引，揭露了侵略者的恶毒阴谋，已有深意，本可完篇。但作者却笔锋一转，套写一诗，以幽默辛辣的笔触指出了“汉奸而不可为”的原因，点明“唯一的恶魔妖怪还是从那东边来”，从而号召国人“齐心喊杀莫徘徊”。对敌人极尽嘻笑怒骂之能事，对人民致以语重心长之劝勉，寓庄于谐，发人深思。古人云“行文看结穴”，“一篇之妙，在乎落句”。好的结尾往往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纵观此文，即如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