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过五十的老先生，大概总读过韩愈的《师说》。这篇文章里很有几句值得今天当老师和学生的想一想。例如他说:
“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韩愈的原意，是因为自己接受了门徒，为了抵制当时舆论的非议，所以写这篇文章自解。他的意思是说，自己虽是作了先生，并不一定样样贤于弟子，从他学习的人不一定不如他，人们不必因此而大惊小怪。本来，只要是一个闻道在先，不管他是什么人，都可以拜为老师。要学习的是知识，用不着问他“生乎吾前”或“生乎吾后”;也用不着要求老师精通百般武艺，只要他有一门是比自己好的，就应该认他为师，向他学习。这是讲给求学的人听的。但也可以反过来讲给“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们听。
“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是一个真理，并不是瞎说。老师和学生并没有什么绝对不可逾越的界限。在这门知识上老师高于学生，在另一门知识上，学生也可能高于老师; 今天老师高于学生，明天学生可能高过老师。这也是辩证法，对立面的统一。老师和学生可以互相转换: 学生要向老师学习，老师也有需要向学生学习之处。
《礼记》的《学记》有一段着名的话，意思也和这相近:“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 教学相长也。‘说命’曰‘教学半’ 。其此之谓乎! ” 《礼记》的话着重在自反自强，不如韩愈说得更彻底。但是它所说的 “教然后知困” ，“教学相长” ， 所引的， “��学半” (就是教学各居其半，相反而相成)，就是在今天看来，也还是颠扑不破的。
做先生的必然同时做学生，或者首先做学生，象马克思所说的 “教育者必先受教育” ，这个道理说来很浅显，但是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却很不容易承认。特别是当老师当久了的人，或者象韩愈所说的 “术业有专攻” 的人，就很不容易接受这点辩证法。
老师们不容易接受这个道理，倒也事出有因。“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虽是封建思想的代表者韩愈所提出来的一个观点，但是在封建时代却并不通行。正好相反，“天地君亲师” ，在封建时代，老师是同 “天地君亲”在一起，居高而临下，弟子哪里能同老师上下平等而又矛盾统一呢?老师毕竟是老师，师道尊严，神圣不可侵犯，弟子毕竟是弟子，怎可以超过老师? 这个观点相沿成习，直到不久以前，还有许多人没有料到千古以来的老师和弟子，会有一个伦常大变的时候。
新的师生关系，倒真象韩愈所说的，是“不耻相师”。就是互为老师，互为学生，彼此平等，不分尊卑，真正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谁有学问，谁就是老师。
当然，学术思想批判和教学改革，是应当有方针、有目标的，方针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目标是提高学术和提高教学，不是为批判而批判，为改革而改革。从学生方面来说，应该有“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尊重真理的精神，从老师方面来说，也应该象孔夫子那样，有一点“三人行，则必有我师”的雅量。
韩愈援引孔子的先例，作出判断说，“圣人无常师”。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真正聪明有学问的人，没有一定的老师; 见人有学问，不管是谁，就认他为师。我想还得给他添一句: “师亦无常道”，就是当老师的并不经常等于真理。一个当老师的人，既要勇于坚持自己的真理，也要勇于承认自己的非真理。只要能作到这样一点，他就是“常师”和“真师”了。要保持师位的，不妨试一试这条方案，同学生们一道来为科学真理奋斗。
在另一方面，当学生的也应当了解: 既然师和弟子的关系并不以师必贤于弟子、弟子必不如师为条件，那末，今天的学生在看到老师的某一方面的短处以后，也就不应该马上得到结论说，老师再不能作老师了。某一方面的短处并不等于一切方面的短处;反之，某一方面的长处也并不等于一切方面的长处。即令把学生和老师换个位置，对于比自己多一些知识的人也仍然应该“不耻相师”。何况位置还并不能互换;何况今天的学生担负着重大的使命，更应该深切地认识自己知道的还很有限，还必须虚心地向一切有所知、有所长的人学习，特别是向“术业有专攻”的老师们学习呢!
这就是我的《师说》解。
(1959年1月20日《人民日报》)
赏析
《〈师说〉解》是一篇有影响的、受到读者推崇的优秀杂文，它是建国后杂文史上的典范作品。它通过对韩愈的名作《师说》的解释和补充，并赋予其新意，阐述今天应该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的道理。
韩愈的《师说》是一篇脍炙人口的名篇，它对于学生和教师的关系及教师作用的分析是得到后人赞赏的。廖沫沙同志在教学改革的高潮中，为了辩证论述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从谈论名篇《师说》入手，解说古人的杰作，这自然引起了读者阅读的兴趣。廖沫沙同志学识渊博，他对我国古代文化有精深的研究，因而，援古以证今，成了他杂文的常用写法。廖沫沙同志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所以他能鉴别《师说》中的精华和糟粕，他肯定和发展了韩愈的“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不耻相师” 、“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观点，并作了阐释和补充，提出新型的师生关系应是“互为老师，互为学生，彼此平等，不分尊卑”。教师应该谦虚谨慎，“同学生们一道来为科学真理奋斗”。学生“必须虚心地向一切有所知、有所长的人学习，特别是向 ‘术业有专攻’的老师们学习”。在一九五八年后的学术思想批判和教学改革运动中，作者能够抵制一些“左”的做法，辩证地提出了这些观点，指出“不是为批判而批判，为改革而改革”，师生要互相尊重。这确实是令人敬佩的。这表现了一个杂文家的“胆”与“识”，以及其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廖沫沙在文中所表达的观点，是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的，在今天看来，无疑也是正确的。
廖沫沙的杂文善于运用史实和典故，议论精辟，语言练达。他引用原文，简明扼要、恰到好处，某些地方还能作些解释和引申。文风持平、态度诚恳，这是他的杂文拥有较多读者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