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车子，就有坐车问题。早些的车子是轮不过三，力不超牛，碰上坎坷崎岖之道，更是颠簸得要命，就那样人们还是要坐。孔夫子“周游列国，运动王公”，就靠的是一车两马。如果没有车子，还可以骑毛驴。在一些人看来，坐车、骑驴总比走路强，省劲、省汗，省鞋底。

前几天，人民日报上有一篇短文，题目是“将军和车”，歌颂了红军老战士何志远少将，其中有一个不坐车的问题。从何志远想到余锡渠，这位地委书记的家风，也有个不坐车的问题。只举一例:

“又有一次，大儿子到汕头来探望他，临走时向父亲要一块钱。余锡渠只给他五角，儿子说: “这还不够买公共汽车票呢! ” 父亲说: “你可以走路回家呀! ”

(见《羊城晚报》《地委书记的家风》)

儿子想的是坐车，父亲考虑的却是要儿子走路。是没车吗? 不是，是没钱吗?也不是，是有钱舍不得花吗? 更不是。那么，有车不坐，有钱不花，是何道理?如果用单纯经济观点来看，多给五角少给五角只是五角之差，然而，用政治观点来看，这五角钱里边却包含着一个具有深刻意义的问题。孔子不坐汽车，是因为那时还没有汽车坐; 慈禧太后不坐汽车，是因为她不允许任何一点改良，“政变”不允许，“车变”也不允许。而何志远同志因私事不坐公车，却是我们党的干部艰苦朴素、克己奉公精神的体现，余锡渠同志不叫儿子坐汽车，则表现了对后一代的深情厚意。

一个人从摇篮里“毕业” 出来，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走路。任何一个父母决不会因为我们有汽车制造厂，有汽车坐，就不让自己的孩子下地学走路。可是，当孩子刚刚学会走路以后，父母对孩子走路问题却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态度:一种是让他走，象余锡渠同志所作的那样; 一种是不让他走，“车是让人坐的，钱是让人花的，可不要把咱宝贝的脚板走大了。”于是乎三轮车、四轮车、大汽车、小汽车……车来车去，慢慢慢慢就把走路给忘了。

人生道路是漫长的，革命的道路也是漫长的。通过这漫长的道路，不能靠坐汽车，重要的是靠走。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打出来的，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走出来的。红军不走二万五千里的路程，就不会有长征的胜利，人民解放军不走遍全中国，也就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谁都知道，我们战士的“11号汽车”，“赛过神行太保快如飞”。这“11号汽车”，并非汽车制造厂造出来的，而是行军路上练出来的。行军路上练了腿，也炼了人。走，可以走出英雄，可以走出胜利。

当然，这不是说都不要坐汽车，把汽车放进博物馆只让人看，或者把汽车关在仓库里坏掉，而是说该坐就坐，该走就走，可坐可走的就走，即使坐在汽车上，也切不可忘却了走路。特别是年轻人，正在锻炼自己的时期，更要少坐车，多练练自己的腿劲。

温室里的鲜花总经不起风吹，路旁的垂柳总抗不住霜降，只有在暴风雨中锻炼出来的海燕，才能承担重任。让我们后一代把翅膀练得硬一些吧!在阶级斗争中，在生产斗争中，在科学实验中，在各种锻炼中。

(1963年9月7日《武汉晚报》)

赏析 

居住在城市，出门就有个坐车问题。高兴坐车，搭个一站两站路;不高兴坐车，省个一角两角钱;坐车又有什么文章可作?可是，李明天同志的《坐车问题》却从这里挖出了一个富有社会意义的主题，即如何教育下一代的主题(又岂止教育下一代而已! )使读者潜移默化地受到了教育。

短文开门见山，一语触题，一下子就抓住了读者。通过谈天说地、讽古颂今、夹叙夹议的手法，先从孔子“周游列国”的一车两马，写到老红军何志远少将私事不坐公车，再从教育儿子不坐车的地委书记余锡渠，写到了反对“车变”的慈禧太后，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在同一个“车”字上几种完全不同的态度，讽刺了封建文人追逐名利、自我奔波的落后意识，鞭挞了封建帝王因循守旧、反对革命的丑恶灵魂，讴歌了革命干部艰苦朴素、克己奉公的崇高品质，颂扬了老一辈对下一代的深情厚意。是非清楚，爱憎分明。以下文笔自然一转，扣一个“车”字，将全文的中心——父母对孩子走路问题的态度，巧妙地结合起来了。从而提出了老一代怎样教育下一代革命、教育下一代如何革命的重大问题。妙语双关，读来发人深省。为了全面看问题，作者又从另一面作了说明，“该坐就坐，该走就走，可坐可走的就走，即使坐在汽车上，也切不可忘却了走路”，这就使得文章无懈可击。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本质总是寓于现象之中，并且常常是隐于现象之后的，这篇短文之所以获得不少读者的好评，除了作者采用了群众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和通俗易懂的语言外，更重要的是，作者从群众最常见、最熟悉，也最容易忽视的生活细节中，探明了它的本质，指出了它的社会意义，解决了人们最关心而又不知从何着手关心的大问题——这就是这篇杂文的战斗性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