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南怀瑾在《南怀瑾讲述生活与生存》一文中说，“孔子说，富与贵，每个人都喜欢，都希望有富贵功名，有前途，做事如意，有好的职位，但如果不是正规得来的则不要。相反的，贫与贱，是人人讨厌的，即使一个有仁道修养的人，对贫贱仍旧不喜欢的。可是要以努力的办法上进，脱离贫贱，而不应该走邪路、弯路。”南怀瑾认为，对权力、财产，世上没有一个人不喜欢的，这当然是很正常的事，但如果过于迷恋权力，只看到了权力所带来的好处，却忘记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古训，最终也会害了自己。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说君子固然可以喜爱权力钱财，但如果不是通过正当途径得来的则不应该要，如像那些坑蒙拐骗、损人利己、以权谋私的谋取钱权、地位的做法，只会留下千古骂名，遗臭万年。

历史上因为追逐权力、以权谋私而最后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的人比比皆是。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我国明代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奸臣，他就是严嵩，他出生的时候是明宪宗成化十六年，弘治十八年他幸运地考中了进士，被朝廷授予庶吉士的官衔，并入翰林院编修。

严嵩的人生最得意和最风光的时候应该是在明代嘉靖皇帝时期，当时他深受嘉靖皇帝的宠幸，得到莫大的殊荣，一路平步青云，风光无限，官职升到大学士，最后被任命为内阁首辅大臣，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

严嵩授任内阁后，牢牢地把持着内阁大权，培植亲信，排斥异己，也开始了利欲熏心的权钱交易。明朝每年都会对官员进行考察，称为“京察”，接受考察的各地官员都会聚集京师，接受朝廷的考察，他们会携带自己当官一年以来的成绩来作为自己继续留任或升迁的资本。严嵩也瞅准了这个机会，在“京察”过程中，他指使吏部对一些反对自己的官员进行大清除，很多曾经反对过他的人或是不满他的人都受到了严厉的处分，轻则降职、贬谪，重则下狱等候问罪。可见当时，朝廷内外被严嵩搞得乌烟瘴气，人人自危。

时任兵部员外郎的杨继盛，见严嵩的所作所为，知道他是祸乱国家的大奸臣，心里对严嵩痛恨不已，发誓必欲除之而使人心大快。出于为国除奸的一片忠心，他愤然上疏参劾严嵩。在奏疏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方今在外之贼为俺答，在内之贼为严嵩。必先除内贼然后外贼可除。”并罗列了严嵩的十大罪与五大奸。十大罪主要是：将皇上所行善政尽归于己，掩主上之治功;纵子窃权;子孙未涉行伍，却冒领军功;纳贿营私，任用奸人;阻止抗击俺答，贻误国家军机;中伤、陷害言官;严嵩柄政以来，朝野上下贪污贿赂成风，以至失天下人心，坏天下风俗，等等。五大奸主要是：厚赂皇帝身边的太监，使之成为严嵩本人的耳目;控制了负责向皇帝呈送奏章的通政司，使之成为严嵩玩弄阴谋的机构;勾结、拉拢厂卫官员，使之成为严嵩的心腹;笼络言官，使之成为严嵩的走狗;网罗官员，结成私党。这本奏章对严嵩的罪行揭露得淋漓尽致，忠愤之情，溢于言表。

但世宗皇帝对严嵩倍加宠信，接到这份奏疏后大怒，立即下旨命令锦衣卫将杨继盛逮捕，廷杖一百后下狱。杨继盛每次出庭受审，内臣、士民都夹道而观，异口同声称赞他是位了不起的义士。有人指着他戴的枷具说：“为什么不将它戴在严贼头上?”杨继盛在狱中被关了3年，世宗本来没打算杀他，但是严嵩后来在另一个重要案件中找了个理由把杨继盛给牵扯了进去，然后把他给杀害了。

在陷害忠良、残害忠良的同时，严嵩还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贪污纳贿，卖官鬻爵，大树私党、培植党羽，在国家一些重要的部门安插亲信，谋取私利。这些人一个个气焰冲天、嚣张跋扈，大肆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和严党搜刮民脂民膏。每当吏、兵二部选拔官员，严嵩都要亲自安排二十余个名额，每个名额索取贿赂数百两黄金。礼部员外郎项治元贿赂严嵩一万三千两黄金升任吏部主事;举人潘鸿业贿赂严嵩二千二百两黄金被任命为山东临清知州;甘肃总兵仇鸾因罪下狱，后通过家人贿赂严嵩之子严世蕃三千两黄金即被释放并保荐为边将。

据当时记载，每日到严嵩府上行贿的人络绎不绝。有些人为了见到严嵩父子，先买通他的家人。家人严年倚仗主子的权势索贿受贿，积累家财达数十万金之多。至于严嵩父子贪污受贿积累起来的家产更是不可数计。仅他们在北京附近就有庄田一百五十余所，袁州一府四县的田竟有百分之七十为严府私田。至于鲸吞的金银财宝更是十分惊人。严嵩父子担心自己的罪行有朝一日败露，将大量金银珍宝偷偷运往江西老家藏起来。

后严嵩罪行败露，世宗下诏，将严嵩父子财产全部抄没，严嵩及其子孙都削籍为民。严嵩垮台后被抄家，共抄出黄金二百多万两，白银二百多万两，其他珍宝价值白银数百万两。85岁的严嵩在失去生活依靠后，只得寄食门生故旧家里度日。两年后死去。

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即“如果富贵合乎于道就可以去追求，虽然是给人执鞭的下等差事，我也愿意去做。如果富贵不合于道就不必去追求，那还是按我的爱好去干事”。孔子的这段话告诉我们：不管干什么事情，都不能把钱看得太重。在生活中，人们应该有更长远的目光，应该有更高尚的追求，这样的人才堪称君子。

萧何曾任沛县功曹，勤奋好学，思想机敏，对历代律令很有研究，并好交朋友。刘邦当时为小亭长，平时不拘小节，经常惹事。萧何曾多次袒护他，故两个人交情很好。

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萧何和曹参、樊哙、周勃等人商议形势，并和早已起义的刘邦保持着联系。当时的沛县令也想归附陈胜，保住官位，就和萧何、曾参商议。萧何建议赦罪重用刘邦。他们就到芒砀山去找到刘邦。当他们回到沛县后，县令却变卦扣押了萧何。刘邦知道后大怒，带兵打回沛县，杀县令，救萧何，共谋大计。后萧何向大家宣布，公推刘邦为起义的首领。

公元前206年10月，刘邦率军由蓝田至霸上。秦王子婴乘素车、白马，把印绶系在脖子上，封好秦皇帝的玺、符、节等，在轵道(今陕西西安东)旁向刘邦投降。至此，秦灭亡。刘邦率军进入咸阳，将士们都抢掠金银财物，当刘邦看到秦宫中华丽的装饰，成堆的金银珠宝，还有一群群的美女，也不觉飘然起来。

唯独萧何，进入咸阳后，一不贪恋金银财物，二不迷恋美女，急如星火地赶往秦丞相御史府，将秦朝有关国家户籍、地形、法令等图书档案都收藏起来，待日后查用。同时告之刘邦，以国事为重，勿贪恋金银珠宝及美女。萧何做官多年，认为收藏律令图书更为重要，为日后给刘邦参谋天下的关塞险要、户口多寡、强弱形势、风俗民情等做了提前准备，同时他仔细研究，做到对这些都能了若指掌。

刘邦重入关中后，萧何采取措施，协助刘邦收拾关中的残破局面。一方面重新建立已经散乱的统治秩序，另一方面则安抚民心。他先颁布法令，重新建立汉的统治秩序和统治机构，修建宫室、县城等。又开放原来秦朝的皇家苑囿园地，让百姓耕种，赐给百姓爵位，减免租税等，并让百姓推举年龄在五旬以上、有德行、能做表率的人，任为“三老”，每乡一人;再选各乡里的“三老”为“县三老”，辅佐县令，教化民众，免去他们的徭役，并在每年的年末赐给他们酒肉。

楚汉相争的关键时期，萧何坐镇关中，刘邦把关中事务全部托付给萧何。萧何主持关中，征发兵卒，运送粮草，供应汉军;侍奉太子，制定法令规章，建立宗庙秩序。他将事项报于刘邦，刘邦总是允许照办，也可先行再报。刘邦几次战败，弃军逃跑，如若萧何稍有二心，便可置刘邦于死地。可萧何每次都稳坐关中，忠心耿耿，征发关中兵，补足汉军缺额。刘邦也因此得以重新振作，多次转危为安。

公元前203年，项羽因连年战争，陷入兵尽粮绝的困境。而汉军因萧何坐镇关中，不断输送粮食兵力，形成了兵强粮多的好形势，终于逼得项羽兵败垓下，自刎乌江。

萧何独具慧眼，不贪钱财，对刘邦“定帝业”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生活中，人们在面对利益时一定要本着取之有道的原则做出正确的抉择，不能贪图一时的私利而败坏了自己的品德，要把目光放得长远些，不义之财不去取，不仁之事不去做，这样才能内心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