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必行，行必果

南怀瑾认为，中国历代都很重视“信”，信作为五常之一，对中华民族心理结构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南怀瑾是忠信思想的有力提倡者，他强调，人要言行一致，重承诺，守信用。人只有“言而有信”，诚实无欺，才能取得他人的信任。他说，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言必行，行必果”，即认为仁义君子必须“主忠信”，“敬事而信”。

孔子认为信是人与人交往相处的基础，信是实现仁德的重要途径，也是治国晋身的基本准则。比如，说了的话，一定要守信用;确定了要干的事，就一定要坚决果敢地干下去。而当权者只有守信用，才能取信于民，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相反，统治者朝令夕改，政策多变，今日是而明日非，弄得百姓无所适从，这样的统治者人民也就不敢再相信了，日子长了就会失去民心。汉代大儒董仲舒也把信列入仁、义、礼、智中，使信成为五常之一。他认为，信是不推托，有诺必践，即人应勇于承担属于自己的责任。

中国古代，一言九鼎，一诺千金重，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一串串的成语和俗语，都显示了古人对诚信的推崇。

战国时的魏文侯，有一次对管理猎场的人说：“两天后，我要到此来打猎。”

到了那一天，文侯因与臣僚们饮酒，正饮了一半，文侯停下了酒杯，说：“天不早了，我要出去。”

臣僚们惊讶道：“外面正下着雨，我们这里饮酒又很快乐，你干什么去?不要走!”

文侯说：“我两天前与管理猎场的人约好的今天去打猎，不管怎么说，不好失约啊!”说完冒雨走了。

贵为君王的文侯，如此信守与人的约会，是因为他明白信义是自古以来最重要的一条道德准则，人一旦许诺，就要做到，这样才能体现出自己守信、诚实、靠得住的形象，相反，轻诺别人，轻易食言，不仅会给自己带来不守信的声誉，更会让他人看不起，有时还会严重地伤害别人。

三国时代，吴国大夫鲁肃在诸葛孔明的说动下，一时慌乱，轻率地许诺作保把荆州借给了刘备。岂知这一许诺，使得东吴最终围绕荆州，吴蜀你争我夺，东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气死了周瑜，为难了鲁肃。

古代历史上还有一件失信的史事。

公元前408年，魏文侯拜乐羊为大将，率领五万人去攻打中山国。当时乐羊的儿子乐舒在中山国做官，中山国国君姬窟利用此一父子关系，一再要求乐舒去请求宽延攻城时间。乐羊为了减少中山国百姓的灾难，一而再再而三地答应了乐舒的要求。如此三次，三个月过去了，乐羊还未攻城。西门豹沉不住气了，询问乐羊为何迟迟不攻城。乐羊说：“我再三拖延，不是为了顾及父子之情，而是为了取得民心，让老百姓知道他们的国君是怎样三番两次地失信于人。”果然，由于中山国国君的一再失信，失去了百姓的支持，结果一战即败。

与此相反，信守承诺的晋文公即使面临泰山压顶的危机也遵守承诺，最终得到了人心，取得了成功。

《左传》记载，晋文公时，晋军围攻原这个地方，在围攻之前，晋文公让军队准备三天的粮食，并宣布：“如果三天攻城不下，就要退兵。”

三天过去了，原的守军仍不投降，晋文公便命令撤退。此时，从城中逃出来的人说：“城里的人再过一天就要投降了。”

晋文公旁边的人也劝说道：“我们再坚持一天吧!”

晋文公说：“信义，是国家的财富，是保护百姓的法宝。得到了原而失去了信，我们以后还能向百姓承诺什么呢?我可不愿做这种得不偿失的蠢事。”

晋军退兵后，原的守军和百姓纷纷赞扬道：“文公是这样讲究信义的人，我们为什么不投降呢?”于是大开城门，向晋军投降。

晋文公凭借着信义，获得了不战而胜的战果。可见信是诚的重要内容。

孔子说，“恭、宽、信、敏、惠，五者仁也，而能行五者于天下，就称得上是仁人了。”在这方面，诸葛亮的做法也非常值得一提。

三国时代，诸葛亮在祁山布阵与魏军作战。长期的拉锯战，使士兵疲惫不堪，诸葛亮为了休养兵力，每次安排把五分之一的士兵送返国内休养。

战争越来越激烈，一些将领为兵力不足而感到不安，便向诸葛亮进言说：“魏军的兵力远远超过我们的估计，以现在的兵力来看，恐怕难以获胜，恳请将这次返乡的士兵延缓一个月遣送，以确保兵力。”诸葛亮说：“我率军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凡是与部下约好的事情必定要遵守。”于是，依然如期遣返士兵休养。而士兵们听到这个消息后，都自动返回战场，英勇作战，结果大败敌军。

想到就说，朝言夕改;好夸海口，从不兑现;言不由衷，当面一套，背地一套;居心叵测，谎言哄骗，凡此种种之人都不是诚信之人，往往被人嗤之以鼻和唾弃。我们要不忘记古人的教导，重诚守信，一诺千金，这才是大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