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邻居们

我刚刚从汶林路的一个朋友家里，迁居到现在住的地方时，觉得很高兴;因为有了两个房间，一作卧室，一作书室，显得宽敞了多了;二则，我的一部分书籍，已经先行运到这里，可读可看的东西，顿时多了几十倍，有如贫儿暴富;不像在汶林路那里，全部是书，只有两只藤做的书架，而且还放不满。这个地方是上海最清净的住宅区。四周围都是蔬圃，时时可见农人们翻土、下肥、播种;种的是麦子、珍珠米、麻、棉、菠菜、卷心菜以至花生，等等。有许多树林，垂柳尤多，春天的时候，柳絮在满天飞舞，在地上打滚，越滚越大。一下雨，处处都是蛙鸣。早上一起身，窗外的鸟声仿佛在喧闹。推开了窗，满眼的绿色。一大片的窗是朝南的，一大片的窗是朝东的;太阳光很早地便可以晒到。冬天不生火也不大嫌冷。我的书桌，放在南窗下面，总有整整的半天，是晒在太阳光下的。有时，看书看得久了，眼睛有点儿发花发黑。读倦了的时候，出去走走，总在田地上走，异常地冷僻，不怕遇见什么熟人。我很满足，很高兴地住着。

正门正对着一家巨厦的后门。那时，那所巨厦还空无人居，不知是谁的。四面是墙，特别地高，墙上装着铁丝网，且还通了电。究竟是谁住在那里呢?我常常在纳罕着。但也懒得去问人。

有一天早上，房东同我说：“到前面房子里去看看好么?”

我和他们，还有几个孩子，一同进了那家的后门。管门人和我的房东有点儿认识，所以听任我们进去。一所英国的乡村别墅式房子，外墙都用粗石砌成，但现在已被改造得不成样子。花园很大，也是英国式的，但也已部分的被改为日本式的。花草不少;还有一个小池塘，无水，颇显得小巧玲珑，但在小假山上却安置了好些廉价的瓷鹅之类的东西，一望即知其为“暴发户”之作风。

盆栽的紫藤，生气旺盛，最为我所喜，但可知也是日本式的东西。

正宅里布置得很富丽堂皇，但总觉得“新”，有一股无形的“触目”与触鼻的油漆气味。

“这到底是谁的住宅呢?”我忍不住地问道，孩子们正在草地上玩，不肯走。

房东道：“我以为你已经知道了;这是周佛海的新居，去年向英国人买下的，装修的费用，倒比买房的钱花得还多。”

过了几个月，周佛海搬进宅了;整夜地灯火辉煌，笙歌达旦，我被吵闹得不得安睡。我向来喜欢早睡，但每到晚上九十点钟，必定有胡琴声和学习京戏的怪腔送到我房里来。恨得我牙痒痒的，但实在无奈此恶邻何!

更可恨的是，他们搬进了，便可调查四邻的人口和职业;我们也被调查了一顿。

我的书房的南窗，正对着他们的厨房，整天整夜地在做菜烧汤，烟突里的煤烟，常常飞扑到我的书桌上来。拂了又拂，终是烟灰不绝。弄得我不敢开窗。我现在不能不懊悔择邻的不谨慎了。

“一二·八”太平洋战争起来后，我的环境更坏了。四周围的英美人住宅都空了起来，他们全都进了集中营。隔了几时，许多日本人又搬了进来。他们男人大都是穿军装的。还有保甲的组织，防空的联系，吵闹得附近人家，各个不安。

在防空的时候，他们干涉邻居异常地凶狠，时时有被打的。有时，我晚上回家，曾被他们用电筒光狠狠地照射着过。

有一天，厨房的灯光忘了关，也被他们狠狠地敲门窗的骂了一顿过。

一个早晨，太阳光很好，出去走走，恰遇他们在练空防，路被阻塞不通，只好再回过来。

说到通路，那又是一个厄运。本来有一条通路，可以直达大道，到电车站很近便。自从周佛海搬来后，便常常被阻塞。日本人搬来后，索性地用铁丝网堵死了。我上电车站，总要绕了一个大圈，多花上十分钟的走路工夫。

胜利以后，铁丝网不知被谁拆去了。我以为从此可以走大道了。不料又有什么军队驻扎在小路上看守着，不许人走过。交涉了几回也没用。只好仍旧吃亏，改绕大圈子走。

和敌伪的人物无心地做了邻居，想不到也会有那么多的痛苦和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