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牙医生真是贵得吃人。

拔掉一个牙齿照例要取六块钱，取脱后要换上一个，不消说又要格外取钱了。

我还好，算没有一个虫牙，不怕牙医生的价钱就如何高抬，他总抬不到我名下来的。但是我的女人却是受罪了。

她一口几乎都是虫牙，等到身上有孕的时候，更千灵万验地大概有虫牙发作。现刻又是她虫牙发作的时候，晚上每每痛得不能就枕。要想去就医，但我们那有许多钱去进贡呢?没有法子只好弄点“可克因”①来时时涂抹，作些对症的疗法。

今天清早她的牙齿又痛得不能忍耐，连“可克因”也不能奏效了。没有法子只得教她安睡起来，不消说是只睡在地板上的。

今年是旧历的正月初三了，我生怕有人到我家里来拜年，因为我家里毫没有可以坐人的地方。楼下的客堂里面，祝君的家族还是寄居着的。楼上不消说是不好见人的。

但不幸，其实是意外的荣幸，在午前十点钟的时候，有人在我的后门上敲门了。

我把后门打开的时候，看见来的是T君和G君，他们一看见我便“拜年，拜年”，但我着急了。到底请他们在甚么地方坐好呢?

当我还在踌躇的时候，T君又对我说:

——“还有客，还有女客。”

我听了这话更骇得手慌足乱了，啊，到底怎么好呢?

果不其然，从前门外又转过来了G君和T君的夫人。

G君的夫人是去年才从美国回来的，我只看见她一身的狐皮，没有看见她的面孔。她到我家里来，这回要算是第一次。

T君的夫人是在日本留过学的，她和我的女人也很熟，她一见到我便很关心地问道:

——“你的夫人呢?”

我说:“牙痛，在楼上躺着。”

她听我说了，便要上楼去看她，她把她的高跟鞋一脱，已经登上了两级楼梯了。啊，怎么得了呢? 怎么得了呢?

——“要脱鞋吗?”G夫人问。

——“他们的生活是日本式的。”T夫人反替我说明了。

——“要脱鞋，那我就不能上去。”

啊，谢天谢地! 我心里不消说是感谢T夫人，但我实在更加五万倍地感谢G夫人了!

G夫人一说不上去，大家都停止着了，T夫人又退下了楼梯来。

我到这时候脑筋好像才活起来的一样，我提议说:

——“我们到法国公园去坐好吗? 我家里实在没有坐的地方。”

但是T君和G君都推却了，他们说还有别的地方要去拜年，我们就只好告别了。

啊，我真感谢G夫人，我真感谢她那双高跟鞋! 万一她们果然上了楼，看见了我那和猪狗窝一样的楼房，和叫化子一样的妻子，她们假使要动怜悯，那是伤了我的尊严; 假使不动怜悯，那不是伤了她们的尊严吗?

啊，我真感谢G夫人，我真感谢那双高跟鞋! 是日本的风俗救了我，上楼定要脱鞋。也是西洋的风俗救了我，女人不容易脱鞋。好的，甚么都是好的。两种全不相容的风俗，在这儿却恰好融汇起来解救了我。我这又该感谢甚么人呢?

衣敝緼袍要与衣狐貉者立而不知羞耻的②，决不是寻常的人所能办得到的事。

我自己天理良心地说一句话:

我自己的物质欲望并不比一般人低，而我自己的羞恶之心也并不比一般人不锐敏。

孔二先生哟，孔二先生哟，我到今天才深深知道你要赞美子路的苦心了!

【赏析】 

这是一篇典型的“自叙小说”。“自叙小说” 是二十年代包括郭沫若在内的“创造社”成员常采用的一种小说形式，这种小说的特点是注重表现作者自己的生活经历，自觉地以作者自己的身边琐事为小说题材，故而又被称之为“身边小说”。

这篇小说虽不乏艺术加工、艺术夸张和艺术虚构的成分，但主要是以作者自己的一段生活经历为基本内容的。当时作者的生活状况正是如此，他以卖文为生，生活非常窘迫，“的确是走到了人生的歧路”。用作者自己的话说，是“人在落魄的时候，也就如有甚么伤痛的神经一样，感受性是倍加锐敏的”(《创造十年》)。因此，朋友拜年的区区小事，却触痛了他那因生活落魄而变得过于敏感的神经，于是他把这段小小的经历作为题材写进了小说中，以此抒发自己对于生活的慨叹。

这篇小说最大的特点是真率。作者没有羞于表现自己生活的窘状，而是如实地一一写来;并且在叙述事件经过的同时，也不忌讳袒露自己的内心世界：自己的确并不能做到 “衣敝緼袍与狐貉者立而不知羞耻”， 因为“自己的物质欲望并不比一般人低”，其“羞恶之心也并不比一般人不锐敏”。由于作者的真率，增强了作品的实感，读者所感受到的不是那种道貌岸然、纯化得难以接受的“崇高”人生，而是一个真实的、与生活非常贴近的普通人的人生。在这篇作品中，作者可以说是“尽情地把以往披在身上的矜持的甲胄通统剥脱了”(《创造十年》)。这使作品能够产生一种特有的艺术魅力: 一种对读者不加任何掩饰的真诚情感的流露，消除了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心理距离，从而使读者产生由衷的感动。

这篇小说在写作上，似乎并不讲究艺术构思，不大注意剪裁和提炼。作品先由上海的牙医“贵得吃人”写起，接着写自 己的女人患牙病而无钱去看牙医，再由此写到自己的女人因牙痛而至于大年初三卧床不起，这已花去了三分之一的篇幅;随后仅花三分之一的篇幅写主要事件: 朋友拜年时自己的窘况;最后再以三分之一的篇幅发着感慨。整个作品在布局上不太精心，结构显得非常松散，简直就是随意道来。然而，这种 “随意道来”的写作方式正是“身边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作者在这篇小说中的自觉的艺术追求。作者并不重视外在情节线索，甚至故意让事件进展呈“生活流”状态。不过，外在事件尽可以散漫无序，但它们却总是围绕着贯穿作品始终的潜在情绪线索的。作品中无论是叙述自己的女人看不起牙医，还是写朋友拜年时的窘况，或是作者自己所发的感慨，其实都是在围绕着一个统一的情绪来进行的，这个情绪就是作者对于生活现状的诅咒! 因此，这篇作品事实上也还是讲“结构”的，只不过不是通常小说所采用的情节结构的方式，而是采用的情绪结构的方式。

此外，很值得注意的是，这篇作品安置的“矛盾的统一”这个细节:日本的风俗是上楼要脱鞋，西洋风俗是女人不轻易脱鞋，这种看似矛盾的两种风俗却在解“我”出尴尬境地这一点上“统一”起来了。这个极具“幽默”色彩的细节，运用得非常成功，它不仅使平淡的小说叙述的进程中，忽起一个小小的波澜，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承载了“我” 的一种无可奈何、哭笑不得、自我解嘲的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