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素养是成功企业家的必备素质

作者丨史有春

01.

哲学素养及其重要性假设

有人说“好像哲学系毕业的学生中创业成功的比较多”。他们的潜台词是，创业或是做企业是要求比较理性和严谨的，类似的还有法律、数学等专业的，一位因忙于上市没能接受专访的双创优秀校友，就是南大数学系毕业，数学当然更要讲究理性和严谨的。说者无意听者有心。

据了解：郭广昌是复旦哲学系的；科沃斯创始人钱东奇是南大哲学系的；正威国际集团创始人王文银也是南大哲学系的，等等。

在国外也有类似情况：领英的创始人雷德·霍夫曼是牛津大学的哲学硕士；亿万富翁彼得·蒂尔既是风险投资家，又是贝宝的联合创始人，他学的是哲学和法律；彼得·蒂尔在帕兰提尔技术公司的合伙人、首席执行官亚历克斯·卡普曾获得法学学位，随后又获得了新古典主义社会理论的博士学位。放眼硅谷，许多科技典范所受的教育，都建立在质疑和严谨思维的基础上，许多技术公司的建立也都是基于文科教育所教授的哲学。

哲学素养并非主要体现在对一些哲学思想流派的了解上，而主要体现在具有理性和严谨的自觉态度和习惯上，主要体现在较强的逻辑分析能力上，最终体现在善于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把握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能力上，以及可能的单刀直入、干脆利落的行事风格上。哲学素养高的人，既能领悟大道至简，又擅长把一个微小的东西解构为一个十分庞大的体系，也即既能简单，也能繁复。

按照林语堂的理解，哲学还总带有一种如梦初醒的意味，哲学家是隔着一层薄纱或一层烟雾看世界的，这种看法使生硬的人生琐事变得软化，容易使我们看出其中的意义，这就和彻底的现实主义者完全相反，后者整天忙忙碌碌，以当前成败利钝为唯一目标，最终可能无药可救。由此看来，哲学素养就是善于把事情看透、想明白、做事干净利落、比较超脱、能知道整个事情来龙去脉的一种认知结构和能力。

“好像哲学系毕业的学生中创业成功的比较多”的例子很多，如果这一假设成立，那是什么原因呢？已作古的复旦管理系原副系主任、我们的老师、尊敬的史景星先生曾多次强调要多学哲学。当时的理解是，提升哲学素养对做学问、写文章会有很大帮助，至于对创新创业活动等其他方面的影响没有多想。现在，借此机会应该重新思考了。

02.

哲学素养在企业经营活动中的作用

虽然成功的企业家及其合作者需要许多能力，包括在创意创新过程中所需要的发散思维能力，需要具有较高人文情怀、艺术眼光、审美能力的所谓“文艺呆”，但在头脑风暴之后和广泛的机会面前，以及在众多创意创新面前，最终还得要进行一系列理性、严谨的分析、决策等活动，这就需要较高的哲学素养了。具体而言，较高哲学素养在企业经营活动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层面：

第一，有助于进行理性、严谨的决策分析活动。在创新创业活动过程中需要不断做出一系列决策，包括确定发展战略、商业模式、组织结构、新产品开发、目标市场等等。做出正确决策有两条主要途径：一是通过一系列正规、理性、严谨的分析来达到；二是主要凭借多年积累起来的经验和直觉，这是需要长期修炼或是一种天生的能力，并非能轻易获取。这两种途径貌似差异很大，但若要做出正确决策，在本质上都依赖较高的哲学素养。

正规的分析若要得出正确的结论，不仅需要掌握一系列分析工具和方法，比如PEST分析框架和五力分析模型等，更重要的是在运用这些方法和工具时，不仅需要熟悉相关的背景知识，而且还必须具有很高的逻辑分析能力，否则，或是不理解各种资料的实际含义，或是不清楚各种资料或各种要素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进而会得出完全错误的结论。这种情况在我们各类学员的论文中是屡见不鲜的。比如，哪些属于机会、哪些属于威胁，似乎是一目了然的，其实不是，因为“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要厘清各种关系实际是很困难的，必须把主次关系以及时间等多种变量加进去，才能得出较为正确的结论。由此，没有很高的哲学素养，怎能分析的清楚？

凭借多年积累起来的经验和直觉所做出的决策，是没有经过一系列完整、显性的分析过程的，因此似乎并不依赖什么哲学素养。其实不然。当决策者运用经验和直觉来做出思考和判断时，隐含了一系列显性和默会知识的运用以及实践逻辑的沿用和延伸，只是这些知识比较片段化、逻辑链条比较简单，但哲学素养和智慧的光辉依然在熠熠闪光。一种常见的场景是，一批擅长运用战略分析工具的年轻人仍举棋不定之时，而年长领导的敏锐直觉往往能一语中的，只能自愧不如。随身听的开发决策过程就是这样的。不过，另一方面，能经常依赖敏锐直觉降低不确定性、不断取得成功的企业家，又往往迫切需要了解相应的分析工具、显性知识以及成功背后能上升到理论层面的原因，从而能更好地指导企业实践，这也正是他们花代价来读EMBA的重要原因。

第二，有助于分析或直观把握决策结果本身的逻辑性。不仅是在决策分析过程中需要依赖很高的哲学素养，而且由于在要确定的发展战略、商业模式、营销模式、管理制度等决策结果本身也隐含了一系列构成之间的逻辑关系，而这些逻辑关系是否有缺失或是否自洽，也是需要直接作为对象加以分析和验证的，也必须以较高哲学素养为基础的。例如，为了能永续发展，企业制定的业务战略应该包括核心业务、增长业务和种子业务三个层次；为了能平衡各种导向的关系，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必须要同时兼顾股东、顾客、员工、环境和社区等四个主要方面，必须同时兼顾生产、科技、管理、市场以及社会责任等各个方面；为了提高统一管理的效率并能同时发挥基层组织的积极性，就要兼顾集权与分权的关系，等等，最为突出的大概是商业模式。

商业模式是解决任何企业问题的被抽象化的方法，是一种包含了一系列要素及其关系的概念性工具，用以阐明某个特定实体以及特定问题的商业逻辑，一种商业模式只要在一些关键要素上存在逻辑上的失调和矛盾，这种商业模式就不能给企业带来预期的盈利。在双创活动中除了技术创新之外，最为活跃的就是商业模式创新；在企业咨询和商业案例分析中，其核心往往就是商业模式咨询和分析。经验表明，大量商业模式存在似是而非的逻辑问题，但很不容易察觉，这就表明没有很高的哲学素养是难以胜任这些活动的。例如，一位企业领导曾有这样的商业模式构想：他建立的婚庆摄影基地将能做到本地最好，进而将以十分优惠的合作方式吸引各婚庆影楼带最多的顾客前来摄影基地，摄影基地进而可以把这些年轻顾客还要购买的其他大量结婚用品和服务收入囊中，进而全面进入极其庞大的婚庆市场，而摄影基地本身是否赚钱并不重要……这种推演非常类似于鸡蛋可以孵小鸡、小鸡以后可以孵小鸡的那个故事，逻辑似通实不通，因为每一个环节都存在极大的或然性，这种商业模式的成功假设是建立在累卵之上的。按商业模式九要素画布来分析，该模式若要广泛进入婚庆市场，企业既没有为客户提供其他婚庆产品的独特价值主张，更缺乏关键资源、关键流程的支撑，是理想化的畅想曲。如果有较高的哲学素养，是不会被这种畅想自我陶醉的。

经验丰富、直觉敏锐的企业家虽然并不一定熟悉各种分析工具和方法，决策分析过程可能难以显示其哲学素养，但他们对决策结果的逻辑性应该是能直观地整体把握的，他们的哲学素养主要体现在这个层面上。

第三，跨界者的某些素质可能更高，有助于更透彻和超脱地理解商业活动。按照德鲁克的说法，企业的活动一是创新，二是营销，这可能不太容易理解；换一种说法可能容易理解些：企业的活动一是做产品，二是做管理。相对于做产品的相关工科和做管理的商科来说，来自于其他专业的人，他们从事双创活动、独立创办一个企业，可以说是一种跨界行为。跨界者虽然没有相关工科和商科的人那么熟悉双创活动，但他们既然敢于跨界到企业界，就可能有如下三种潜在优势：其一，他们的创新潜力可能更高。跨界者是属于那种不安于现状的人，是勇于用生命来探索这个世界的人，因此他们的创新动力和潜能都会比较高；其二，他们先是作为旁观者，然后伺机跨界的，因此他们可能对商业活动的本质看得更清楚，“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句话同样适合商科专业的学生；其三，一个领域的边界通常都是有由多个领域的知识和技能推进的，而跨界者是夹带着原来所属的专业素养进入商界的，因此他们多半能在企业经营活动中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创新之举。

商科毕业的学生读了过多的经济管理课程，虽然这十分有助于对经济管理领域中许多细节的了解和把握，进而有助于这些学生能较快熟悉某个岗位的工作甚至很快成为专家，但对细节的过多了解可能并不有助于对事物整体和本质的把握，恰恰会容易成为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者，也更可能缺乏胆量进行双创活动，所谓“近乡情更怯”。

哲学素养高的人开始作为旁观者不仅能更透彻地理解商业活动，而且还可能更超脱地理解和对待企业，这往往有助于企业的长期健康发展。在企业理念设计、文化建设中都会涉及到企业使命、愿景、经营哲学等内容，人们公认这些活动有助于企业的长期健康发展。这些涉及企业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哲学命题，谁最为拿手，当然是那些哲学素养高的企业领导。许多领导把企业文化建设当成一种附弄风雅的时髦事情来做的，但哲学素养高的人可能更相信文化的力量，更会踏踏实实地践行企业文化。我们去宁波调研过方太集团，重点是调研方太的企业文化，本不指望子承父业的董事长茅忠群会亲自接待介绍，但他听说我们是要了解企业文化，觉得其他领导可能讲不清，在百忙之中给我们足足介绍了一个半小时的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企业文化建设的来龙去脉，言谈中我们明显感觉到茅忠群对儒家文化精髓的深刻理解和自信以及他较高的哲学素养，不愧是毕业于上海交大的本科、硕士工科生。

确定企业的使命和愿景，实际要跳出较为“俗气”的商业藩篱，既要“在商言商”，又要善于“在商不言商”，当经营者有更多哲学思考时，他的视野和追求必然更为高远，对内对外也更有号召力。陈忠是中国第一校服品牌伊顿纪德公司的总经理，他的经营思想是比较高远的，他认为当时在校服的舒适功能、装饰功能、保护功能和社会功能中，校服只发挥了部分、简单的功能，他不仅强调校服应该展示青少年的青春美，而且应该提高到服饰的礼仪功能、气质塑造以及普世价值观的培育功能的高度，伊顿纪德的品牌使命是：“与中国最优秀的学校进行文化对话”、“撕开教育的一角，以校园服饰变革为载体，传播普世的伊顿公学教育价值”。陈忠显然认为“在商未必一定要时时、处处言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反而会更高。这些都是与陈忠的哲学素养、思考和追求有关。

03.

教育课程对哲学素养的影响

如前所述，哲学素养主要体现在理性、严谨的态度和较强的逻辑分析能力上，这一方面跟各个人的性格、天赋有关，另一面也与后天的学习、实践、训练有关，其中很多影响因素是不可控的，对于大学教育而言，可控的主要是课程设计。

理工科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要学习大量十分枯燥、理性、严谨、讲究逻辑的课程，即使没有系统的哲学课程训练，他们的哲学素养也会在专业学习过程中自然养成。前面说的六位双创优秀校友中有三位来自理工科，茅忠群和陈忠也是理工科出身，他们的成功以及对企业使命、责任感的思考，充分说明理工科课程对他们哲学素养的积极影响。文科的差别很大，中文系、外文系属于感性、浪漫的一端，哲学、法学属于理性、严谨的一端，商学属于半文半理的中间带。

在三位文科优秀校友中，姜击波毕业于哲学系。姜击波在谈到他的投资秘籍时，强调创投一定是需要有很强的逻辑性的。他对许多投资者强调的创投就是要投人的看法也有不同见解，认为投人是最不靠谱的事情，因为人心最难捉摸；一个成功的创投项目倒过来说可以是因为投对了人才成功，但这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创投逻辑从深层次看，应该与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动态地、深层次地融合，然后在考虑其他。当姜击波强调逻辑性的重要性时，显然跟他的哲学专业背景有关。

从事咨询服务的王明夫硕士毕业于南大法律系，虽然他后来也在人大攻读过证券投资学博士学位，但他本硕专业都是法学，早年培养出来的基本素养，属于严谨的类似于哲学的法学素养。王明夫认为法学是一门逻辑性很强的学科，这与管理咨询和投资决策的要求非常一致。法律规范中的“假定、处理、制裁”三要素和管理咨询中的“假设、推理、建议”三步骤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他儿子去清华大学读研究生，问他读什么专业好，王明夫不假思索地说：读法学院吧。可见，王明夫不仅认为逻辑性的重要性，而且认为法学专业是能培育这种素养的。

前面提到一位因忙于上市没能接受专访的双创优秀校友、南大数学系毕业的伟思科技董事长王志愚，跟他多次近距离接触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次与他的长达2小时的谈话中居然当中没有电话进来，只是在我们共同外出晚餐时，他才给司机打了一个电话，说我们下来了。我问他，为什么事情这么少，他说大量工作都在年底前编制下一年度预算时都筹划好了，后面主要是按计划进行，而且能否用完预算本身就是一个重要考核指标。他给我的总体印象是理性、严谨、精准，不愧是数学系毕业的。

查阅了一下南大哲学专业本科的课程设置，涉及思维和逻辑训练的课程如逻辑学导论、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科学思想史、现代西方哲学、非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等课程有20门左右；类似的在法学专业本科的课程设置中，体现了理性、严谨和法理的法学课程也显眼地占了大部分。不难想象，即使在天赋上缺乏理性、严谨和逻辑性的学生，经过多年的这种课程学习，也会后天有意识地、逐步习惯性地理性、严谨和讲究逻辑的。当然，商学院课程并非没有逻辑性，只是相对哲学和法学的主干课程而言，很少有专门、刻意的逻辑训练以及逻辑性很强的课程与教材，同时也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授课老师的讲课逻辑。由于经济学专业的这类课程一般比管理学专业的多些，这也导致经济学和管理学学生的素养有些差别。

三位文科优秀校友中还有一位著名的徐新女士，虽然毕业于最典型的文科——外文系，但她通过多年的实践，也已同时培养出深厚的哲学素养，只是徐新的哲学素养的培养途径不是学校的专业教学，而是脚踏实地的调研、实践和思考，同时根据我们的专访，感觉很多是来自于天赋和早年的家庭熏陶；其哲学素养的表现方式，也不是依赖完整、规范的商业分析工具和洋洋洒洒的分析报告，而更多是依赖直觉。当然，现在徐新手下有一批专门从事投资分析的团队，他们为徐新的直觉和最后的决断会提供资料、数据方面的依据。

不是每个人都天生有那些哲学素养的。如果认为哲学素养对创新创业、做成大事业方面有很重要作用，那么大学的课程设置就应该往相关课程倾斜，通过后天教育来矫正并着力培养。如果已经离开了大学生活，那就要补些相关课程、多做训练。

但这里要特别强调，哲学素养仅仅是成功企业家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如果只有一般哲学素养而缺乏丰富的商业知识，那也只能是缘木求鱼。一般的哲学素养必须转化为对双创过程、企业管理、商业运行规律的深刻理解上。

文章来自“听哲学”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