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最早见于甲骨文，常作“”，上面是“宀”，下面是“豕”，屋内有猪之形。猪乃古代“六畜”之一，既是食物的来源，也是平民祭祀中的重要祭品，所谓“陈豕于室，合家而祀”，构成了家庭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说文》释曰：“家，居也。”《尔雅》则对“家”的方位作了更准确的描述：“牖户之闲谓之扆，其内谓之家”，说“家”位于整栋房屋的最深处。故家从初义之居所，可逐渐引申为夫妇子女聚居之家庭，如孟子所言“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扩而可为家族、家产之义。在西周的礼乐制度中，“家”还与“邦”“国”相对，指卿大夫的封邑领地，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阶层发生了激烈的变动，“家”的指称对象也逐渐泛为一般的血缘家庭。

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生命场所，家是人类文明中普遍、自然、深入而广泛的存在。世界各大文明都有关于“家”的传统，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从“家政”角度来理解和管理“家”，希伯来文明强调口头传统的“家族传承”。中华文明从最基本的伦理单位发展出“家国同构”理念，进而递至“天下一体”的宇宙认知，因此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支点。

仁者人也，亲亲为大

梁漱溟说，“中国文化自家族生活衍来”，钱穆亦说，“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这些立论均基于家是中国文化最基本的伦理单位的基本事实。在传统社会中，最基本的人伦关系有五种：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和朋友。代表世代的父子关系、代表阴阳的夫妇关系和体现平等的兄弟关系这三伦均生发于“家”这一场域当中，形成了一个多样、复合的“关系整体”，而另外两伦亦由家庭类推而出，故有拟君为父、拟朋友为兄弟的说法。基于此，中国传统社会推导出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夫和妻顺、兄友弟恭和朋诚友信的系列德目，建构起一个人伦教化的意义世界。

与西方伦理学不同，基于人在家庭当中所切身体悟到的以血缘亲情为起点的人与人之间的仁爱之情，即《中庸》所谓“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仁就是爱人，亲爱父母就是最大的仁。《诗经》中的“千古孝思绝作”《蓼莪》曾咏唱道：“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抚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父母的“生”“鞠”“抚”“畜”“长”“育”“顾”“复”“腹”，是父母养育生命之恩的具体展开，构成了个体存在与成长的前提，也是子女感念报答之情生发的自然基础。因此，在种种仁爱的情感中，亲亲之爱不仅是形成最早的，而且是最为真诚、最为自然、最为强烈的，甚至被视为人的本性，是良知良能的表现。诚如孟子所言：“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

源自家庭的天然“亲亲”之情，最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凝结为“孝”这个重要德性，成为中华伦理体系的起点和诸德之首。孔子曾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可知孔子视血缘亲情为人生命存在的起始根源，以亲亲之孝为前提，认为弟子们只有在“入则孝，出则悌”的基础上“推己及人”，才能实现“大爱”，做到“泛爱众而亲仁”。有子更直接言明“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只有先确立了孝悌之本，仁道才能生发。孟子则不仅把与孝相关的“父子有亲”作为“五伦”之首，列于“君臣有义”之前，而且将“仁义礼智”的本质都归结为事亲从兄，指出“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事，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将亲亲之孝达于天下则自然而然会实现“仁者无不爱”的道德境界。秦汉之际的《孝经》则把一切美德统统置于孝德之下，认为孝是修身之根本、家庭道德之首务、社会政治道德之基石。自此，孝真正被确立为中国传统道德中的“元德”，“家”也正式成为德性涵养的始源地和人伦秩序建构的基础。

家国同构

西周分封建国所奠定的家国一体的社会架构直接决定了中国传统政治是一种伦理型政治，政治建立在伦理的基础上，伦理的原理直接上升扩展为政治。依此逻辑，政治以伦理为本位，伦理以家庭为基础，家庭以亲亲为起点，家庭中的亲亲，便构成社会政治的尊尊、代际之间的长长。《礼记·大传》曰：自仁率亲，等而上之，至于祖；自义率祖，顺而下之，至于祢。是故，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重社稷，重社稷故爱百姓，爱百姓故刑罚中，刑罚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财用足，财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礼俗刑，礼俗刑然后乐。这段话非常清晰地展示了周代宗法制度如何从亲亲走向尊尊的社会历程，建构起一个从家庭、家族到国家相互贯通的伦理规范体系。

在这里，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一切社会关系以家庭关系为原型，一切社会生活以家庭生活为基础，一切社会伦理以家庭伦理为起源，伦理与政治高度合一，孝与忠可直接贯通。因此，《大学》首章明确把“治国”“平天下”视作“齐家”合乎逻辑的扩大与延伸，又说“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孟子·离娄上》则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孝经》更是以孝为最高价值，并“移孝作忠”。如《开宗明义章》：“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士章》：“以孝事君则忠。”《广扬名章》：“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是以形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不唯家庭伦理之孝与政治伦理之忠，兄弟伦常与长长行为，而且理家与官治都可以通过亲亲原则而打通。忠孝一体、家国同构成为理解中国古代伦理政治的关键，家也因此取得了塑造社会政治秩序的根本意义。以是，“家国”二字，在古往今来的连用中积淀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上的家国情怀，也成为中华政治文明的重要表征。

天下一家，万物一体

“家”在中华文明中的特殊地位不仅囿于伦理与政治，更在于它构筑了华夏民族对宇宙、世界乃至天下的独特理解模式：天下一家，万物一体。在华夏民族的大经大法中，要数《周易》最早以“家”的方式来表达与宇宙万物的关系。《序卦传》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天地，即乾坤、阴阳。阴阳相交而生气与万物，万物之中最为灵贵者则为人，故“有男女”，男女必相合而走向家庭，故“有夫妇”，夫妇孕育子女，而成人伦之始，故“有父子”。可见，从宇宙论来看，“家”的存在并非偶然，而是阴阳生生必然产生的生命结构，是“生生”之形上预设的现实载体，宇宙秩序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均围绕“家”而展开。

宇宙本身“生生不息”通过家庭化结构得以呈现，在这种宇宙观下，人们所面临的世界便不是冷冰冰的、异己的陌生世界，而是充满着亲情、温暖及相互关联的“家”的世界。宋儒张载在《西铭》中对具有形而上依据的“天下一家”进行了阐释：“乾称父，坤称母……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宇宙是一个大家庭，不仅化育万物，也化育万物之首的人，世间万民都是我的同胞，天下万物皆是我的朋友。

正是在这种宏阔的思想范式下，中华文明提出了社会政治与世界秩序的理想，即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从子夏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到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再到《礼记》的“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皆是对这一理想的不同表达，将从家庭场域中所生发的天然团结、相亲相爱和守望相助的善意，拓展到家庭之外，延伸到社会政治乃至更广阔的天下。

总之，通过“家”这一支点，家、国、天下相连缀，“我”与世界相勾连，身心与家国相贯通，再递至天下，融个人修养、家庭伦理、政治想象、民族理想和世界图景为一体，塑造了中华文明即微即宏、豪迈旷达、温煦正义的独特气质。

来源：学习时报、龙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