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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说，俄罗斯不是一个国家，它是一个世界。是的，即使前苏联倒塌以后，俄罗斯的国土面积仍然为世界陆地总面积的六分之一，相当于美国、加拿大和中美洲的土地之和。当东方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旭日初升的时候，西边的圣彼得堡已经夜幕降临。这个今天依靠辽阔土地上丰富的矿产资源实现温饱的国家，最早诞生于东欧草原上的森林和冻土地带，天寒地贫，饥饿交加，侵略和抢夺是他们渗透在骨子里的天然野性。
马克思说：“俄国的对外政策是丝毫也不考虑通常意义上的原则的。它既不是正统主义的，也不是革命的，但它却同样灵活地利用一切领土扩张的机会。不管这种扩张是附和起义的人民而达到，或是附和角逐的君主而达到”。
不管你愿意不愿意相信或承认，最终扼制住俄国人侵略扩张步伐的，是两个和我们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的帝国主义国家，英国，和日本。英国人通过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把俄国南下的步伐阻挡在兴都库什山脉以北的中亚地区。日本人于1904年发动日俄战争，将俄国势力阻挡在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以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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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六世纪开始，俄国皮毛商人在哥萨克匪军的帮助下，翻越乌拉尔山，进入西伯利亚，悄无声息的占领了东北亚地区广袤的无人区。大约1650年前后，沙俄开始往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移民，在阿尔巴津、雅克萨等地区建造军事基地。这个欧洲强盗，终于闻到了亚洲东部太平洋海风的气息。
满清入关以前，女真人的后裔们已经离开了大兴安岭北部苦寒地区，但满清王朝一直认为这里是他们的龙兴之地，不容外人染指。1686年，清军北上，将盘踞在雅克萨城里的826名沙俄侵略军围困在内，只有66人活着出来。俄国请求议和，清军准许沙俄残部撤往尼布楚。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规定外兴安岭至海格尔必齐河、额尔古纳河为中俄两国东段边界，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为中国领土。
《尼布楚条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外交条约，也是“中国”以主权国家名义出现并签订的第一份国际文件。《尼布楚条约》的订立，使中国在东北地区获得了近170年的安宁。
但是，沙俄从来都没有放弃过侵占我国东北地区的野心，沙皇彼得一世曾经立下政治遗嘱，“俄国必须占领涅瓦河口、顿河口和黑龙江口”。1858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位时期，沙俄再次伸出魔爪，通过中俄《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改变了中俄东部边界，占领包括雅克萨城在内的中国领土。
俄国人对中亚地区的占领相对较晚，开始于19世纪五十年代，和中国太平天国暴动的时间线平行。19世纪以前，俄国人在今天的中俄、哈俄边境并无优势，他们被来自蒙古草原和哈萨克草原的慓悍骑兵反复碾压。那时候的俄国人，在奥伦堡到鄂木斯克边界线上修筑了一系列防御工事，主要用于抵抗来自蒙古准噶尔汗国（新疆）的进攻。准噶尔这个存续了七八十年的草原王国，曾经是中国在西北地区的铜墙铁壁。
人类进入热兵器时代以后，一切都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1824年，俄国人绕过喀尔巴什湖南下，进入中亚。1854年，沙俄占领锡尔河沿岸的哈萨克草原，中亚地区的穆斯林文明中心一个又一个进入俄国版图。1865年，俄国占领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1868年，俄国占领乌兹别克斯坦中部城市布哈拉；1873年，俄国占领乌兹别克斯坦南部边境城市希瓦；1884年，俄国人占领土库曼斯坦中心城市梅尔夫、首都阿什哈巴德，完成了对中亚地区的全部占领。
正是在这一时期，沙俄对我国新疆地区开始了疯狂的侵占和掠夺。1864年，沙俄通过《堪分西北界约记》，侵占巴尔喀什湖以西44万平方公里领土；1881年，沙俄通过《伊犁条约》，侵占霍尔果斯河以西7万平方公里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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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伊犁条约》后，沙俄对新疆的领土侵占基本结束，但对蒙古和东北亚地区的侵略更加疯狂，变本加厉，“俄国人以坚定的步伐，踏上满洲土地”。1900年，庚子国难，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沙俄以镇压“骚乱者”和恢复社会秩序的名义，出兵20万，全面入侵中国东北，先后制造了“海兰泡惨案”、“江东六十四屯惨案”，俘虏了盛京将军增祺，强迫他承认俄国对东北的占领，并签字画押，称“奉天交地暂且章程”。
《辛丑条约》后，沙俄失去在东北地区继续驻军的理由，中俄双方于1902年4月签订《交收东三省条约》。条约规定，在一年半内，俄国分三期从东北撤军。但沙俄迟迟不履行承诺，并大举增兵旅顺港，将辽河流域的俄国陆军集中至中东铁路。1903年4月18日，沙俄向清政府提出“七项撤军新条件”，其中有“列强势力不得进入满洲”、“俄国参与北满行政管理”等条款，企图将列强势力排挤出去，独霸中国东北。
清政府决定将东北问题国际化。沙俄提出“七项撤军新条件”的第二天，总理衙门将内容透露给日本驻华使馆。当夜，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拜访庆亲王奕励，劝阻中国拒绝俄国提出的条件。4月25日，英美两国向俄国提出抗议，并劝告清政府“勿对俄国做出任何让步”。
此时的清朝政府，根本不具备打一场大规模的近代战争的能力。清政府努力将东北问题国际化，寻求西方列强介入，尤其希望日本军事介入。日俄战争既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耻辱标签，也是当时形势下清政府所能做出的唯一正确选择。
1904年2月6日，日本与俄国断绝外交关系；2月8日，日本海军突袭旅顺港俄国海军舰队，日俄战争爆发。
清政府宣布，“现在日俄两国，失和用兵，朝廷轸念彼此均系友邦，应按局外中立之例办理”。同时还公布了具体的“局外中立条规”，中国人民不得干预战事暨往充兵役，不得代交战国载运将弁兵卒、探报军情等，划定熊岳城至安东县界街一线以南为“指定战地”。同时强调，“三省疆土，无论两国胜败如何，应归中国主权，两国均不得侵占”。
日俄战争是二十世纪初期发生在东北亚地区的重大国际战争，双方在中国东北共投入兵力200多万，俄国战争消耗65亿卢布，伤亡达14万余人；日本战争消耗19亿日元，亡8.44万人、伤14.3万人。日俄战争以日本的全面胜利告终。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日俄战争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的重大影响被严重低估和淡化，历史教科书几乎一笔带过。使今天很多人，对日俄战争的背景、过程、兵力、伤亡以及对二十世纪地缘政治、对今天世界格局的改变等情况，缺乏基本的认识和了解，一味强调“满清政府丧权辱国”这样的陈词滥调。大家对日俄战争的印象，更多来自于鲁迅先生的一篇文章《藤野先生》：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
日俄战争在东西方思想革命、国家体制等方面产生的影响，是颠覆性和革命性的。我们羞于历史，不敢直面正视两个外来帝国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发起的那场霸权战争，但日俄战争确确实实点燃了世界革命的火药桶，拉开了二十世纪新世界格局的变革大幕。
日俄战争后，白色人种优于黄色人种的谬论彻底破产，客观上为中国从传统国家转型为民族国家扫清了思想障碍。
日本战胜俄国，对清政府产生剧烈震动，驻法公使孙宝琦首先上折请求朝廷“仿英德日之制，定为立宪政体之国”。1905年，张之洞、岑春煊、周馥、林绍平等人纷纷请求上疏，请求立宪。袁世凯、张之洞、周馥联衔上奏，请派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举国形势所迫，清廷诏命载泽、端方、徐世昌、戴鸿慈、绍英五大臣出国考察，为预备立宪做准备。
在民间，更激进的声音出现了，“专制政体为亡国辱种之毒药”、“立宪优于专制”等呼声开始出现，激进派从寻求“改良”转而投身“革命”，陈天华、徐锡麟、方声洞等人，是拒俄运动以后投身反清的第一批革命者。孙中山在日本神户的一次演讲中说，“日本人战胜俄国人，是亚洲民族在最近几百年中头一次战胜欧洲人，这次战争的影响，便马上传达到全亚洲，亚洲全部的民族便惊天喜地，发生了一个极大的希望”，“我们为志士的，总要选择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法律来拯救我们中国”。
更多中国人开始疑问，满洲人连自己的龙兴之地、连自己祖先的发祥地都保护不了，还有资格继续统治中国吗？汉族革命党人的“排满”情绪进入高潮，孙中山趁机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革命呼声从此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旋律。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满清政府逊位，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时代宣告结束。
日俄战争后的沙俄，同样经历了改良、立宪等种种变革。和中国一样，战争的失败使沙皇专制政权遭到削弱，列宁等革命家走到了推翻君主专制制度的最前沿，俄国工农运动蓬勃发展。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一个新型帝国主义在亚欧大陆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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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3月，列宁对沙俄政府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参与镇压中国辛亥革命的反动行径提出严厉批判。列宁说，“现在沙皇不仅是欧洲的宪兵，而且是亚洲的宪兵，它力图用阴谋、金钱和最野蛮的暴力，把土尔其、波斯和中国的一切争取自由的运动镇压下去”。
辛亥革命爆发后，沙俄与昔日不共戴天的仇敌日本秘密联系，希望“与日本同时派遣数量相等的军队前往中国”，“支援中国皇帝”。日本外务大臣内田康哉告知沙俄外交官员布罗涅夫斯基，“日本政府目前无意向中国派遣军队”。沙俄出兵镇压辛亥革命的计划落空。
1911年11月，中国革命浪潮日益高潮，国内大多数省区脱离清政府统治，宣布独立。俄国驻华公使廓索维慈致电外交大臣尼拉托夫，“北京政府显然不指望使脱离的南方政府重归自己统治”，“中国南北之间将不可避免地立刻呈现对峙状态，而由于地理条件，我们同中国人的摩擦将完全集中在北方，因此南方人是我们的天然同盟者”。
俄国人已经预见到了中国此后会出现的南北分裂局面，确定了“远交近攻”的对华方针。这种认识一直贯穿到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新的苏维埃政府通过扶植南方系孙中山政权，压制由北洋军阀统治的中华民国政府。
俄国外交大臣尼拉托夫给沙皇上报的文件中说，“由我国利益的观点看来，现在的中华帝国的解体在各方面都是符合我们利益的。我们可以利用这种情况，以便完成向边疆移民和巩固俄国边疆的事业”。而他们所谓“巩固俄国边疆”的第一步，便是策动外蒙独立。
早在1911年7月，外蒙古王公就在沙俄煽动下开始密谋叛国，向彼得堡派出以杭达多尔济为首的代表团，请求“接纳喀尔喀于俄国保护之下”。8月17日，沙皇政府举行特别会议，决定“支持蒙人捍卫独立的愿望”。沙俄公使廓索维慈照会清政府，要求清朝政府在外蒙停办一切“新政”。10月上旬，数百名俄军进驻库伦。
1911年11月28日，外蒙古王公会议下令，征调附近各蒙旗青壮年人员前来库伦接受征召。11月30日，叛乱政府向库伦办事大臣三多发出通牒，要求他即刻离境。12月1日，叛乱政府发表宣言，宣布外蒙古独立。
当时，清政府在外蒙各地驻军总共只有几百名，库伦清军只有几十名。而俄军仅在库伦一地即达三百人，沿途“各村镇都有数十名兵员（俄军）驻扎”，并在恰克图和乌丁斯克等地集结了重兵。另外，蒙古王公集结的叛军多达上万人，并获得沙俄政府发放的武器。面对如此形势，库伦办事大臣三多只能接受沙俄领事馆的“保护”，被俄军“护送”到恰克图，率随员回到北京。几天后，乌里雅苏台将军奎芳也被俄军强行“护送”出境，清政府设在外蒙地区的政府衙门和行政机构被全部捣毁。
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俄国再次向日本提议，双方共同出兵，瓜分我国东北地区。日本政府表示，“只要满洲地区没有变乱发生，我国政府即不采取令人注目之措施”。辛亥革命前后，日本客观上对俄国再度染指东北地区发挥了遏制作用。
俄国和日本两次合作不成功，开始单独打劫。1911年12月，俄国通过《中俄满洲里界约》割占我国一千四百平方公里领土。1912年1月，俄国趁呼伦贝尔地区蒙旗叛乱，占领了大兴安岭以西、额尔古纳河以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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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0月25日，俄国十月革命爆发，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也给中国送来了一张空头支票。
1919年7月25日，苏俄政府发布第一次对华宣言，即《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北方与南方政府宣言》，公开宣布废除旧俄政府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放弃一切在华掠夺所得的权利。
这样的革命精神，这样的心胸和气概，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第一次。由于协约国对苏俄的封锁，直到1920年4月，苏俄代表才将《宣言》正式递交中国北京政府，并在中国报刊上全文刊载。对于饱受帝国主义侵害的中国政府和人民，苏俄声明无异于一声惊雷，举国欢腾。社会各界纷纷致电苏俄政府表示感谢，广东省督军陈炯明专门致函列宁，对苏俄宣言表示欢迎和感谢。
1920年9 月27日，苏俄发布第二次对华宣言，即《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部致中国外交部照会》，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本阶级从中国残暴地夺得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这份《宣言》直接送到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手上，北京政府迅速给予答复，“本国政府深盼有最早之机会，循此次宣言书中指示之程序，以与贵国直接开议也”。
十月革命后，新成立的苏俄政府宣布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帝国主义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视为洪水猛兽，苏俄受到协约国的集体制裁和封锁。苏俄放弃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宣言，大大加速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和中国国民党的改组。
中国做为协约国成员之一，十月革命爆发后，中国宣布对苏俄实行制裁，召回驻俄公使，拒不承认新成立的苏俄政府。为了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苏俄迫切需要同中国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苏俄政府两次发布对华宣言，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是对北京政府的一种宣传和示好，苏俄迫切希望中国从资本主义势力和协约国集团分离出来，与苏俄建立外交关系，以巩固苏俄在远东地区的国际地位。
苏俄对中国的外交努力最终没有成功。联共全面掌握苏俄政权后，苏俄领导人已经认识到，北洋军阀领导下的中国政府不会进入苏俄共产主义势力范围。苏俄对中国态度迅速转变，秘密联系吴佩孚，企图在中国扶植一个亲俄的新政府，吴佩孚拒绝与苏俄合作。随着共产国际成立，向世界输出无产阶级革命成为苏俄政府的重要对外政策，苏俄开始秘密援助孙中山领导的南方分裂政权，在中国寻求武装革命的新途径。
苏俄与孙中山两股革命势力合流，支持和发动武装起义成为苏俄解决中国问题新的路线方针，民族利己主义的本性显露出来，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承诺不再被履行。
1922年8月31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向苏俄驻华代表越飞发出指示，“中央认为，在同中国谈判时，从1919到1920年的总宣言（即指苏俄两次对华宣言）中得出直接指示是不能允许的”。在后来的中东铁路交还问题谈判中，苏俄政府再次指示越飞，否认第一次对华宣言中有“中东铁路及利益无偿归还中国”的内容。
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为使命的苏俄驻华代表越飞，对苏俄的反约行为非常不满，他于1922年9月27日致信加拉罕、斯大林、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拉狄克，“我不明白，不能从我们1919年和1920年的宣言中引出具体指示的指示是甚么意思。当然，耍某种手腕，可以把这些宣言说成一纸空文，但我认为，这将是我们对华政策的破灭，而最终则是我们全面灭亡的开始，因为在对外政策上我们成了最一般的帝国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世界革命的推动因素”。1923年，越飞从日本奉调回国。1927年，越飞做为“新反对派”分子受到批判，自杀身亡。
1924年5月，讨论《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若干问题的中苏会议被苏联叫停，苏联不再承认《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中俄伊犁条约》等各项条约有不平等性质。新成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完全继承了沙俄遗产，老流氓换上了新面孔，但骨子里仍然流淌着沙俄帝国主义的血液，侵略扩张本性并未改变。
但客观来说，从俄国十月革命开始，俄国政体发生了重大变化，做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前苏联以第三世界受压迫民族和人民的领袖自居，在亚洲殖民和半殖民地区，除了利益侵害，再没有新的领土扩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