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师战上海  淮军扬声威

当李鸿章新组建的淮军从从容容进行集训时，上海那边的官绅们已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此时镇守上海的主将为署理江苏巡抚薛焕，旗下官军不足4000人，处处分防，捉襟见肘。薛焕曾请求浙江、江北大营派兵来援，朝廷虽然照准，但援兵却迟迟不到。与此同时，太平军不断加压，英法联军和华尔的洋枪队虽有火力优势但数量有限，太平军军锋一度达宝山、高桥、闸北，已完成对上海的合围。

上海那边催促李鸿章发兵，一次比一次催得急，但是，安庆至上海的水陆要道都在太平军的控制之中，淮军13营9000余人如何能瞒天过海，暗度陈仓呢？天京是太平军的大本营，要从他们的眼皮子底下过去谈何容易。

曾国藩准备让曾国荃一路攻城，李鸿章则傍城冲过，走陆路经巢县、和州、含山、镇江而达上海。但上海官绅想出了更为妥切的办法——“乘夷船越贼境”，即花银子雇英国商船，从水上悄悄地将淮军分批运往上海。同治元年（1862年）三月二十八日，上海士绅花银18万两雇了7艘英国商船。18万两银子，几乎是全上海月税收的三分之一，可见上海士绅们还真是不惜血本。四月五日，程学启、韩正国带领首批淮军乘船东进。

由于商船外观看起来就像普通的小货轮，太平军完全没有料到体积不大的小货轮里居然可以容下1000余名士兵。商船经过南京时，驻守在长江堡垒上全副武装的太平军将士个个剑拔弩张，他们清楚地看到了轮船上的淮军，但因为有外国商船这张“虎皮”掩护而不敢开枪。正是太平军的这一念之差，直接导致了战局的逆转。

同治元年（1862年）四月八日早晨，艳阳高照，碧空如洗。在上海十六铺码头上，上海军政要员、商界巨贾战战兢兢地伫立岸边，翘首盼望着这支肩负特殊使命的武装船队到港。对岸隐约可见太平军的营寨，那是李秀成亲自统领的12万精兵。上海处在层层包围之中，已成一座孤岛。这几千淮军，是上海官绅们最后的希望。人们最想看到第一个登岸的人是鼎鼎大名的两江总督曾国藩。

第三章翰林巡抚配淑女鲲鹏展翅冲云霄/   然而，当一队队淮军走出船舱时，官绅和洋人都傻了眼，眼前的士兵实在出乎他们的意料，令他们大失所望。这支队伍正是李鸿章刚刚组建的淮军首批抵沪的1000余人。他们土里土气，头上包着布帕，身穿短褂衣，前胸有个“淮”字，后背有个“勇”字，前心后背的圆圈活像射击的靶心。他们腿上是肥大的裤子，足蹬草鞋、麻鞋，由于在船舱底下闷了几天几夜，浑身散发出恶臭的异味。听他们讲话，不但安徽口音重，而且满嘴匪话。这与大上海这个花花世界格格不入，与清王朝的正规军队和洋人官兵比起来，简直就像是灾区逃荒过来的乱民。再看他们的武器，也是七长八短，大抬枪、火绳枪、弓箭，很多人身上还带着一把伞和一把大蒲扇。

人们不禁狐疑、忐忑，议论纷纷：保卫大清的财赋命脉，保全官绅们的身家性命，难道要倚仗这些名不见经传的淮军吗？钱鼎铭怎么花18万两白银请来了一群叫花子！

这时，一位身材高大魁梧的官员走上岸来，命令程学启、韩正国两营列队。淮军与站在一旁的华尔的洋枪队一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华尔谑笑着对李鸿章说：“李大人，这不会是鼎鼎大名的曾帅训练出来的队伍吧？倒更像一群乞丐。”

李鸿章对嘲笑他们的士绅和华尔报之一笑，说：“军队贵在能战而不在穿着和外表，等我们打完一仗，你们再笑不迟。”说完，他走向自己的队伍，对众弁勇说：“伙计们，贼娘的好好搞！”

淮军主帅李鸿章虽也是一口安徽土话，但他表现得信心十足，气度不凡，冷静沉稳，有着凛凛之威，总算给人们留下了一点好印象。

李鸿章陪同巡抚薛焕、提督曾秉忠、苏松太道吴煦等一起检阅了这支“身价不菲”的淮军队伍。

随后，李鸿章又去巡抚衙门，与薛焕等官员和士绅商谈粮饷问题。士绅们心里又开始犯嘀咕：求了曾国藩那么久，他竟打发这样一支队伍过来，不知是来保上海还是吃上海。薛焕在李鸿章到来之前已再三承诺，淮勇抵沪后的饷粮，俱由江苏藩台供给。李鸿章这是照约办事。但薛焕见淮军这般情形，想要爽约，于是借口上海银粮吃紧，应拨给淮军的饷粮数还没有筹齐，让李鸿章先等等。

李鸿章没好气地问道：“那抚台大人有个准时没有？”

薛焕只得硬着头皮承诺，待淮军收复青浦后，一定照数拨付，决不拖欠。

淮军抵达时，正值太平军第二次大举进攻，能否守住上海并蓄志发展，是摆在李鸿章面前的最大考验。李鸿章牢记恩师的教诲：“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置后图。”

李鸿章到达上海半月后，朝廷便将江苏巡抚薛焕调任为五口道商大臣；四月二十五日，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这样一来，李鸿章成了江苏省的最高行政长官，可以充分利用江苏雄厚的财力和物力，来精心打造自己的淮军。他一方面整肃军队，去除士兵的散漫习气；另一方面学习洋人军队的做法，火速从香港买了3000支洋枪。淮军开始分批次装备洋枪并改编营制，首先以旧换新的便是韩正国的亲兵营和程学启的“开”字营。

五月一日，英法联军和洋枪队攻打嘉定，李鸿章作壁上观，回到城南的徽州会馆后，他向属下夸赞说：“数千洋兵枪炮并发，抵挡者纷纷倒地，他们的落地开花炸弹真是神奇！”他发现洋枪洋炮威力巨大，英、法在上海的驻军所拥有的大炮精纯、弹药细致精巧、器械鲜明、队伍齐整，而淮军要想发展，必须用西洋军火来装备，向洋人学习，以增强实战能力。他下定决心尽可能引入西洋火器，并明令属下将官注意观摩洋人“临敌之整齐静肃，枪炮之施放准则”。

程学启不解地问道：“俺们不是来上海剿贼的吗，现在怎么还稳坐钓鱼台，当起了看客？俺们都是奔高官厚禄而来的，那些赏银不要了？”

李鸿章看了程学启一眼，反问道：“你来过上海吗？有没有见过洋兵打仗？”他不好意思说是因为华尔的洋兵羞于与叫花子为伍。

程学启摇摇头，不解其意。李鸿章见程学启一脸疑惑，又解释道：“俺们初来乍到，两眼一抹黑，这仗咋打？不要在意那些流言飞语，只看谁会打仗，能否打胜仗。”

就这样，在修筑好一座座圆形的大堡垒后，已抵沪的9000名淮军一头钻了进去，再也不出来了。任凭江苏地方官员威逼利诱，洋人三催四请，李鸿章都打定主意，不训练完毕决不出战。

五月十六日，李秀成率太平军精锐万余人在太仓聚歼上海知府李庆琛部5000人，并乘胜围攻嘉定、宝山，战斗持续至五月二十九日，太平军占领泗泾，旋即东进占领七宝、虹桥、漕河泾一线，距上海县城仅20里。接着，太平军连营30余座，对青浦县城形成四面合围之势。

这时，李鸿章对程学启、韩正国、张遇春等人说：“你们不是天天嚷着要立功受禄吗？现在机会来了，贼娘的，第一战就看你们的了！如果失败，不仅无禄可享，整支淮军都得滚出上海。你们也就别再做升官发财梦了。”

程学启等人受命后，于六月二日黎明行至漕河泾，迎面遇上千余太平军，双方都猝不及防，立马枪炮齐鸣。

淮军一开战就陷入不利的局面，连战连捷的太平军牛气冲天，摇旗呐喊，声势逼人，根本没有把淮军这群乌合之众放在眼里。李秀成所部数千支洋枪一起施放，子弹密如雨点。太平军也不讲什么阵式、火力配备、进攻战术，撒开双腿就往淮军阵地冲了过来。

这一回，轮到那些洋兵袖手旁观，当起了看客。

身穿红褂子号衣，头裹红巾的太平军，犹如一群红色的蚂蚁，潮水一般将淮军包围起来。主将大旗上面赫然写着一个斗大的“谭”字，这便是太平天国慕王谭绍光的主力。

淮军“启”字营的火器以鸟枪、抬枪、劈山炮为主，适合平原野战，特别是劈山炮，对步兵杀伤力巨大。程学启将火器集中起来施放，形成更为密集的杀伤力，再手持洋枪放倒太平军一名骑马的头目。

不久，张遇春率队赶到，对太平军进行前后包抄。太平军没料到会遭遇强敌，开始退却。双方拉开一段距离后，太平军忠王李秀成下令用火炮轰击韩正国、张遇春部。李鸿章见势不妙，跃马向前，奋不顾身地率淮军进行反击。韩正国率亲兵冒着炮火护着李鸿章，正退据桥头的一个小山包，突然一弹飞来，正中他的胸部，他跌倒在地，亲兵营顿时乱套了。

李鸿章见状，搬了一把椅子坐在队伍后退必经的桥头，亲自督战。

太平军火力很猛，淮军“春”字营上去没多久就顶不住了，队伍退了下来，营首张遇春也在后退，他刚跑到桥边，便被李鸿章撞见。李鸿章恨得牙痒痒的，回顾左右厉声说道：“把他的头砍了！”吓得张遇春连忙掉头回去跟太平军拼命。

张遇春是李鸿章的亲信，现在李鸿章要拿他来开刀，其他将领看在眼里，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往前冲。

冲在最前面的程学启部打得最为激烈。程学启战斗经验丰富，命令弁勇首先向太平军将领射击，对方应声坠马。他自己带头往前冲，子弹没了，便扔掉手里的破枪，搬起地上的石头，口中发出如狮子般的咆哮，冲向敌阵。

俗话说：软的怕硬的，硬的怕狠的，狠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淮军就像一群不要命的疯子！身经百战的李秀成从未遇到如此凶猛的对手，顿时阵脚大乱……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勇猛的淮军把太平军打得丢盔卸甲、溃不成军，最终落荒而逃。

事后，李鸿章却轻描淡写地说这场遭遇战只是“无意中的小胜仗”。

六月七日，参将程学启率领5队官兵进攻泗泾，李鸿章亲督副将滕嗣武、参将张遇春、同知张树声、守备吴长庆各营于当夜增援，拉开了大战的序幕。太平军也精锐尽出，忠王李秀成、听王陈炳文、纳王郜永宽等深沟高垒，连营三四十里。

李鸿章抓住遭遇战小胜、士气正旺的战机，亲自指挥韩正国的亲兵营参战。李鸿章打仗很有章法，他先派张遇春攻打泗泾，引诱太平军出战。太平军果然派出大队迎战，淮军诈败后退，伏兵以劈山炮、抬枪射击，但久经战火考验的太平军仍然击退了淮军。李鸿章率已装备洋枪的亲兵营进行反击，一面振臂高呼：“淮军威武！淮军必胜！淮军天下无敌……”一面放枪冲锋。淮军虽然人少，但是个个骁勇、拼命。他们深知此战不能败，败了只有死路一条，因为他们没有援军，一旦表现出一丝胆怯和退缩，就会被人多势众的敌人团团围住，后果不堪设想，只有获胜才能自我救赎！

在几天的战斗中，双方多次攻守换位，形成拉锯局面。关键时刻，李秀成接到了天王催促回援天京的诏令，不得不将主力撤走。他这一退，松江之围随之而解。

淮军终于扬眉吐气了。泗泾之战是一场以少胜多的战斗，淮军侥幸获胜。

上海官绅民众获此捷报，都对淮军刮目相看。看笑话的友邦人士更看重实力，在新闻报刊上纷纷报道淮军战绩，对淮军士兵从此礼敬有加。

七月初，李鸿章乘太平军新败，挥师攻陷浦东。

七月四日，黄翼升率领配属给淮军的淮扬水师4个营到达上海，李鸿章的底气更足了。

八月上旬，李鸿章的三弟李鹤章率领马队千人来上海会合。李鸿章决定开始大反攻。八月九日，李鸿章在华尔洋枪队的帮助下，凭借大炮攻城，攻克了太平军最坚固的青浦据点。当时忠王李秀成正集结重兵、储备粮草弹药赴援天京，青浦失陷打乱了他的部署，因此他急忙回师再次反攻。

李鸿章急调浦东的刘铭传部及李鹤章集结的淮军各部，准备迎击李秀成。八月二十六日，程学启刚率部到达七宝，就遇上了太平军主力谭绍光部，被围了个水泄不通。韩正国带伤率部增援，这次他没有上次幸运，受伤而死，成为淮军中第一个战死的营官。

程学启也经过一番苦战才侥幸脱险。次日，李鸿章率领几营主力赶来，发动北新泾会战，分3路向谭绍光部展开进攻。华尔率洋枪队在法华镇侧援，黄翼升率水师从吴淞江进攻，法军也动用大炮进行支援。由于在火力上处于劣势，谭绍光率部退回嘉定，淮军取得了北新泾战役的胜利。

接下来双方的第三仗是四江口之战。

太平军在上海仅剩下嘉定一个据点，面对淮军和洋枪队咄咄逼人的攻势，守城的太平军首领戴天安虽然信心不足，但仍然积极备战。十月二十九日，慕王谭绍光、听王陈炳文、潮王黄子隆及主将邓光明率七八万重兵，在蟠龙镇至四江口对岸列阵，修筑防御工事。淮军利用劈山炮轰乱太平军的阵型，给太平军造成很大伤亡。李鹤章、程学启、郭松林、刘铭传分3路猛扑南路的听王陈炳文部。郭松林、刘铭传先逼近太平军营垒，越过壕沟，刘铭传新组建的洋枪小队匍匐前进，先射倒了几名太平军将领，郭松林乘机率军攻毁营垒。在漫天的炮火中，太平军只坚守了几个小时，营垒被次第攻破。接着，嘉定南门城墙也被轰塌10余丈，淮军蜂拥而入，嘉定被攻下。但是，淮军缺少重火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太平军退至昆山等要塞。李鸿章随后命淮军发起全线攻击，又攻克了青浦和嘉定之间的要地白鹤港。

经此三战，李鸿章与淮军威名远扬，获得了朝野的一片赞誉之声。上海人不得不佩服这帮穿着像叫花子一样的淮军，就连一向鄙视清军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也盛赞淮军，说这支“优秀军队”叫人想起了“古罗马军团”。

清廷也大为欣慰，马上去掉了原先给李鸿章的虚衔，改为实授江苏巡抚，两个月后又任命他为五口通商大臣。

二、师西夷兵器  整规范清军

李鸿章因战功一举成为江苏省的封疆大吏后，开始考虑如何进攻省会苏州。

上海保卫战之后，淮军虽然赢得了一片赞誉之声，但李鸿章深知淮军的弱点，如果没有雄厚的财力和广泛的人脉来保障，再庞大的军队也难成大器。而且，3场仗打下来，淮军损失了两员营官，其他营官也大多负了伤。同时军中的武器装备损耗也很大。面对不利形势，李鸿章充分显示出其气度恢宏、盘算精明的过人之处。他迅速从“察吏、整军、筹饷、辑夷”诸事入手，以整体推进的思路经营自己的淮军集团，而工作的重心自然就是“整军”和练兵练器。

通过对英法军舰的考察，李鸿章领略到了西洋军事的厉害，曾经对李秀成所部“专用洋枪，力可远及”表示赞叹，而当他看到洋枪队的洋枪、洋炮时，感到格外震惊，就像他后来所说的“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姿，实非中国所能及”，从而对一些洋玩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动起了“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的脑筋。

李鸿章认为，洋人的长处有三：一是战舰，二是火器，三是养兵练兵之法。

当他和淮军乘着从英国商行租来的轮船通过太平军控制区、沿长江顺流而下时，他在船上待了3天，因而有时间思考西方技术的价值，并开始对洋船（尤其战舰）产生兴趣。

说到战舰，有个外国人不得不提，他就是清朝第一任海关总税务司（海关行政）主官李泰国（Horatia Nelson Lay）。这个英国人有着很不平凡的经历，他15岁就来到香港，在中国从讨生活再到打天下，一路飞黄腾达。同治元年（1862年）三月，李泰国收到了清廷委托他用65万两白银，购买中号兵舰3艘、小号兵舰4艘和所需军械物资及后勤辅助设备的函件，并让他另外雇募英国人130名左右，组建中国新式海军。他得信后欣喜若狂，立刻动身前往英国。他之所以积极支持清廷创立海军，并为之付出数年的努力，主要是因为他希望自己能成为大清国海军首任最高长官。

李泰国这趟去英国，一共购买了8艘中小型舰艇，还雇请了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为这支小型舰队的司令官。

同治二年（1863年）五月九日，李泰国返回中国。他到达上海后，首先去了江苏巡抚衙门拜见李鸿章。他坚信对舰船很感兴趣的李鸿章会支持自己，没想到李鸿章看了李泰国私订的《李阿合同十三条》后，一脸不高兴地对李泰国说：“大清国需要军舰，那是用来打长毛子的，现在长毛子已经被打跑了，还要军舰干什么？”

李泰国说：“巡抚大人一向是倡导建立海军的，现在总算有了一个好的开始，怎么突然改变初衷了呢？”

李鸿章直言不讳地说：“李税务司若是来跟本部院谈如何组建这支海军，本部院自然有兴趣，但你都将舰队的规模、司令官、各舰建制，甚至名字都定好了，还找本部院做什么？恐怕是银子不够，要本部院帮些银子吧？”

李泰国尴尬地笑了笑，说：“是的。舰队已经准备出发，我也花了大把银子，但仍有12万两银子的缺口……”

“银子嘛，我是有，但也不多。而且我的淮军要买火器、要发展壮大，处处要用银子。你的舰队花银子，该你自己掏腰包！”

李泰国惊讶地看着李鸿章，生气地说：“总理衙门已经下文让上海衙门解决经费不足部分，大人难道不知道吗？我辛辛苦苦为大清国创建海军，为什么要我自己掏腰包？真是岂有此理！”

李鸿章不急不恼地说：“第一，从你制定的协议、舰上的水手和军官到舰队使用指挥权，无论从哪一点看，这支舰队都不像是大清国的舰队，而更像你的私人舰队或者说是受英国人指挥的舰队，所以银子该由你或者英国政府出；第二，本部院只收到总理衙门为淮军购置洋装备的函文，如果这支海军配属给淮军，那银子本部院自当全力解决。不然，你只能找总理衙门要银子去。”

二人第一次面谈就这样不欢而散。其实，李鸿章做梦都想为淮军水师配置军舰，只是李泰国没能把握好他的心理。

事后，李泰国真的找总理衙门去了，而且把事情闹得很僵。后来经过各种关系的调解，又重新制定了《轮船章程五条》。七月八日，清廷颁布上谕：饬令总兵蔡国祥统辖这支舰队，阿思本为帮办统领，受两江总督曾国藩、江苏巡抚李鸿章的节制。

阿思本率舰队抵达上海后，才知道原协议已被清廷否决。他恼羞成怒，与李泰国一起再次大闹总理衙门，要求一字不改地施行《李阿合同十三条》，否则就解散这支舰队。

大清积弱已久，内外交困，在英国人面前强硬不起来。但曾国藩、李鸿章却不管这么多，立即联名上奏说:“洋人意气凌厉，认为轮船奇货可居；把华统领当作堂下之厮役、待门之贱客，水陆将士皆将引为大耻。”

朝中很多大臣也主张宁可不要舰队，也不能将舰队的指挥权交给外国人。最后，中英双方达成协议：英国归还中国购舰的全部费用，中国则出资遣散舰队官兵，总共亏了六七万两银子。李泰国虽然因此丢了官，但却得到了很大一笔补偿。

这件事对李鸿章触动很大，使他对“借师助剿”政策有了新认识，对部分江浙官绅吁请借洋兵代为收复江宁、苏州、杭州一带的呼声极为反感。洋人在上海横行霸道，平时对清军非打即骂，攻下城镇先抢战利品，根本不把清军放在眼里。清朝的大小官吏、军官士兵只能忍气吞声。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中曾说：“洋兵与清军有隙，与官军同剿时，洋兵经常肆意欺凌。”

第一支舰队流产了，并不意味着大清国不再组建舰队，相反，李鸿章组建水师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他在创立和扩充淮军陆营的同时，也很重视组建自己的水师。最早的一支淮军水师，是在安庆组建的“善”字营，以孙善成为统领，拥有5艘炮船，后随淮军陆营东援上海。李鸿章抵达上海后，改编了上海旧有水师防军和苏嘉等地的部分枪船。上海旧有水师防军，以江南提督曾秉忠为统领，其旗下均为广勇。李鸿章起初将其裁减一半，仍由曾秉忠统领，不久又进行了一次精简整编，改派曾守忠、蔡渭川、曾敏行等分别统领，仍称师船。苏嘉各处枪船约有万余只，李鸿章认为枪船太小，船员大多为游民土匪，遇事依违两可，只能用作侦探向导，而不能用来冲锋陷阵。对于这些船员，黄翼升与淮军诸将都十分厌弃，唯有李鸿章力主采取“笼络控制”的方针，并收编了安徽合肥盐枭出身的郑国魁、郑国榜等人的枪船，立“魁”字2营。此外，李鸿章还在铭军（营的上级，设统领）中设有水师2营，鼎军和春军中各设有水师1营。

除了淮军陆营和水师之外，李鸿章还统管淮扬水师和太湖水师。淮扬水师由曾国藩一手办成，统领黄翼升及营官借自湘军外江水师，饷项分自湘军内江水师，营勇募自湖南，沿袭湘军传统，并无淮军色彩。

太湖水师于同治元年（1862年）由曾国藩经手造船集军而成，战船造于安徽铜陵峡，营伍调自湘军外江、内江水师，并从外江水师借调李朝斌为统领。同治二年（1863年）六月，曾国藩决定调李朝斌领水师赴上海，腾出黄翼升水军溯江入淮，辅助临淮营军。曾国藩意在以李换黄，但李鸿章却企图控制两支水师以为己用，因而一面奏留黄翼升，一面催调李朝斌。同年八月，李朝斌带领太湖水师抵达上海，而黄翼升和淮扬水师仍原地不动，皆被李鸿章占有。

李鸿章从抵达上海到完成“以沪平吴”任务，历时29个月，所部兵勇逐渐扩充。同治二年（1863年）五月，他函告吴棠：“敝军水陆接续招募，现已4万人，分布浦东西数百里间，犹觉左支右细。”及至同治三年（1864年）十月，他再次对吴棠说：“我部水陆7万人，忙时有益，闲时多愁。”从这两封信中可以窥见李鸿章有扩军的意图。当然，他在信中所说的水陆军4万或7万，并非尽属淮军，而是以淮军为主，兼及其他以巡抚身份统驭的诸军。

至于火器，李鸿章的淮军是边作战边开始洋枪化的。武器装备的西化是军事近代化的第一步，洋枪、洋炮对淮军的影响不仅是在技术上，更重要的是在心理上大大强化了他们的信心和战略思维。

李鸿章初到上海时，清王朝第一大城市的防卫力量，竟是由英国人、印度人、法国人组成的3000洋人军队，世人称之为“常胜军”。他们的武器都是西式的来复枪和榴弹炮，当李鸿章看到这些硬邦邦、冷冰冰的“利器”时，羡慕得只差眼珠子没掉出来，他惊叹它们的神奇力量，并逐渐对这些“利器”产生了极其热烈的向往。

当时，淮军用的鸟枪和抬枪都是火绳枪，发射前需先从前膛装药装弹，再用通条捣实弹丸和发射药，然后点燃火绳固定在击锤上，扣动扳机，火绳落下点燃发射药。这些枪射速慢，精度差，射程近，而且风大时药粉会被吹散，雨天时火绳会被浸湿。而洋枪虽然也要前膛装弹，但已经是击发枪，也称铜帽枪。其原理是将含有雷汞的引爆药装入铜帽内，再将其套在与枪膛相连、并且有传火孔的击砧上，扣动扳机，击锤落下，对震动、撞击极其敏感的雷汞爆炸，通过传火孔引燃发射药。从同治元年（1861年）七月亲兵营改为洋枪队起至19世纪70年代，淮军经历了第一次装备更新，以全军装备洋枪、洋炮为导向，逐步推动部队的训练、战法革新。效法西洋军，是淮军一改旧制、战斗力后来居上的关键所在。战争实践证明，淮军的新式炮兵部队在攻坚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实践中，李鸿章“讲求洋器”，从购买洋枪、洋炮开始，渐渐把购买西方枪炮与自己制造、聘请外国军官训练军队结合起来。他急索“妙品”，购买洋枪、洋炮不惜重资。当时淮军所购用的与洋兵一样，“皆系前门枪炮”，其中得力者尤以炸炮为最。他设法弄到了32磅、68磅重的大炸炮。

李鸿章到上海不久，就掌握了最为稳固的饷源——厘金，并决定把钱都花在购买西洋武器上，他把新购的第一批武器配给了战斗力最强的丁汝昌部。

丁汝昌，字禹廷，安徽庐江县人，1854年1月，丁汝昌参加太平军，后被迫随队叛投湘军，不久改隶淮军，参与对太平军和捻军作战，官至记名提督。1879年，丁汝昌被李鸿章调北洋海防差用。1881年1月，丁汝昌率北洋水师官兵200余人赴英国，接带“超勇”号和“扬威”号巡洋舰回国。1888年，丁汝昌出任北洋海军提督。1895年1月30日—2月11日，在威海卫之战中，丁汝昌指挥北洋舰队抗击日军围攻，弹尽粮绝后又无援军来援的希望，拒绝了伊东祐亨的劝降和瑞乃尔等人的逼降，服毒自尽。

李鸿章通过所有的洋人关系，进而通过上海洋行大批购置武器，买得多了，他才逐渐了解到，购买洋武器一点都不划算，钱都让洋人赚去了，不如自产自用。精明的李鸿章了解到，在黑市上，一发12磅的炮弹就要30两银子，即使是一颗旧铜帽也要19两白银，自制则能节省至少三分之一的费用。从同治二年（1863年）起，李鸿章遵旨聘请了一些技艺高超的匠人，先后创设“炸弹三局”，即马格里主持的先在松江后迁苏州的洋炮局，韩殿甲、丁日昌分别主持的上海洋炮局。“炸弹三局”月产大小炸弹1万多枚，不但给淮军提供了镇压太平天国所需要的大小炸炮和各色炸弹，以补充从西方购用之不足，而且为日后创办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制造局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因为这件事，李鸿章受到总理衙门的表扬：“阁下蒞沪以来，设立军火局，广觅巧匠，讲求制器以及制器之器，击锐摧坚，业已卓有成效。”

不过，“讲求洋器”一开始就遇到了不少阻力。从外部来说，英法列强对先进武器“禁不出售，代价过昂”；而武器研造仍要在洋人身上花钱：一是很多制造军械的原料中国没有，要从国外买进；二是即使有原料，中国也没有懂技术的专门人才，还得聘请洋人。从内部来说，一向重文轻理的士大夫都持怀疑和阻止的态度。曾国藩，开始也不认为洋枪炮为利器，不大赞成李鸿章的做法。李鸿章不敢直接反驳老师，但仍坚定不移地阐述了自己的想法：“用兵在人而不在于兵器，这是正确的理论。唯深以中国兵器远逊于洋人为耻，因而经常告诫将士虚心忍受，学习洋人的长处，希望能有所增益，提高战斗能力。”这些花费李鸿章认为是值得的。根据李鸿章当时“恭呈御览”的清单，我们可看到自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至同治三年（1864年）七月底止，其财政支出的情况：

（1）支付英法军官教练“会”字营、“庞”字营洋枪炮队勇粮并湘准备营聘请外国教官薪工等项，自同治元年（1862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起，截至同治三年（1864年）七月底，共计白银30余万两。

（2）支付购买西方军火，自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起，截至同治三年（1864年）七月底，共计白银90余万两。

（3）支付置买租雇各项轮船，自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起，截至同治三年（1864年）七月底，船价等项共计折银两万余两。

（4）支付制造西洋炮火各局，自同治二年（1863年）五月先后设局起，截至同治三年（1864年）七月底，置买器具料物和雇用中外工匠等项共计白银18余万两。

上述4项总共支付白银140余万两。

从这份用款清单可以清楚地看到：李鸿章为了“自强”“练军练器”，不惜重金购买西方军火、置买租雇轮船和设局仿制西方军火，并且把主要希望寄托在购买西方军火上（仅此一项即占总支出的56%）。尽管他也设局仿制西方军火，但仿制费用仅占总支出的11%。

再看“练兵之法”。李鸿章立足上海后，开始快速扩充淮军，李昭庆所部一军扩至19营，命名为武毅军，并增添“魁”字2营、亲兵1营、“凤”字7营。此外，他借调唐仁廉马队3营。淮军总计达7万之众，并在淮军中首先更新武器装备，将在安庆建军时的小枪队、抬枪队、刀矛队完全革掉，换成欧洲洋枪。仅此一项，就使得淮军的战斗力迅速上升，超过以前数倍。随后，李鸿章又在亲兵营中增设200余名炮兵，组建了炮兵部队，至苏常战事结束之时，淮军炮兵部队已有6个营之多。军队扩张、装备洋化后，随之而来的规范化管理与改革也被提上日程，而这方面还得借助于洋人。

在与洋人的交往中，李鸿章逐渐形成了一套具有个人风格的行动准则：“委曲周旋，但求外敦和好，内要自强。”在“华洋杂处”的上海，李鸿章认为上海的官绅有两派，一派崇洋媚外，过于软弱；而另一派又过于强硬。他表示自己的原则是刚柔相济。太平军不足为虑，而洋人必为后患。所以，他一方面裁减常胜军，赶走骄横跋扈、桀骜不驯的洋将，震慑了洋兵，让洋人知道，只要听命于他，面包、牛奶和银子都会有的；另一方面，他反复诫谕全军官兵对洋人官兵必须要“虚心忍辱”，借此师法洋人的长处，转弱为强。

同治元年（1862年）十一月，清廷指示各省督抚“饬令中国低级文武官员学习洋人制造各项火器的方法，务必得其密传，以利攻剿，作为自强之计”。这意味着聘用洋人已得到朝廷的认可和提倡。淮军聘请外国军官，教演洋枪，最早始于刘铭传的“铭”字营。此后其他各营也广为聘募，以为教习。不久，李鸿章奏报朝廷：“不要过于依赖洋人，军队应做到对洋炮洋枪施放自如，然后出而攻战，才能无敌于天下。”可见淮军已学到不少东西。他聘请外国军官教练，但力主自己的军队在江南剿贼，因为将士本宜水战而不善陆战。因西洋火器的精利程度远胜于中国，自同治二年（1863年）以后，他分令各营雇请洋人教导士卒使用洋炮洋枪的方法，传习日久，颇得其中奥妙。

李鸿章回乡帮办团练六七年，对训练弁勇不能说是一窍不通，但对使用洋枪洋炮确实不太懂，买了洋枪洋炮没有人会用也是白搭。为此，他把使用洋枪洋炮与操练队伍结合起来，一是把洋教练请进军营，对官兵进行短期的强化训练；二是在各营中挑选一部分素质较优者，送到专门的教习场所进行比较系统的训练。同治元年（1862年）五六月间，李鸿章应英国驻华海军司令何伯之请，将薛焕旧部千人拨交何伯选派的英国军官，在松江九亩地进行训练，练就后改为“会”字营。继而因法军要求代练，李鸿章又从当地练勇中拨出600人，交法国军官庞发在徐家汇（后改为高昌庙）训练，这就是后来的“庞”字营。

洋人在部队的正规化管理、官兵的言行举止规范化以及列队布阵等方面，都比淮军要做得好，李鸿章算是真正见识到了洋人的“能耐”，于是放下架子虚心求教、尽力改进。但他也觉得，请洋教习开支过大，即使恭亲王奕䜣写信指示他多聘洋教习，他仍表示拒绝：“百事皆可遵依，唯教练不能多添。”其实，他除了想为朝廷节省开支外，心里还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担心洋人会“揽权嗜利”，教出来的兵会不听他的话。所以，李鸿章在这件事上的收与放是很讲分寸的。

三、施痞子手段  揽军政大权

在进一步发展壮大淮军的同时，李鸿章也考虑到了上海的治理和长期稳定。

他认为上海为中外杂处之地，通省兵饷吏事之枢纽。控制了上海，既控制了饷源，攫取关税厘捐，又便于直接与外国势力联合。从情理上说，军事以得人心为本，淮军是上海士大夫请来的，不可背弃民意民心，以孚众望。因为上海绅士的人心背向关系到淮军的命运，更重要的是，它也决定着李鸿章的前程。

李鸿章在治理上海时，发现在诸多事务中，以洋务为“最难者”，而上海洋务已成尾大不掉之势，若由他自己负责上海洋务，实难应付自如。因此，他恳请曾国藩出面主持这件事，他认为曾国藩在洋人中很有威望，若能调剂于刚柔之间，当能增加国家的威信。他主张对洋人应加以节制。

当时，苏松太道吴煦、苏松粮道杨坊等企图依靠常胜军对抗太平军，所以在“薪粮夫价及一切军火支应”等方面，对常胜军格外优待，比清军多至数倍，“毫无限制，陆续增至4500余人，总计长夫炮船轮船经费，每月需饷银七八万两”。他们倚重洋人，事出有因。

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华尔率1000多名洋枪队员，于凌晨时分突袭上海附近的广富林太平军堡垒据点，打死近千名太平军，迫使剩余的7000多名太平军仓皇逃往青浦。同年二月二十四日的高桥之战，则是华尔洋枪队的一次主动进攻战，目的地是太平军向上海推进途中的高桥。此役，华尔率洋枪队，外加英、法联军千人为左、右翼，一起进攻高桥的5000多名太平军守军。由于新式武器的优势以及强盛的斗志，洋枪队与英法联军大败高桥太平军守军，华尔洋枪队仅战死7人、伤32人，英军死1人，法军毫发无损。华尔乘胜进击，率军接着向距上海60多里的萧塘太平军发动了猛烈攻击，打死太平军700多人，生俘近400人。洋枪队仅损失10名士兵。

洋枪战数战皆胜，清廷为此授予华尔“副将”衔，四品顶戴。泰记银行的老板杨启堂把女儿嫁给了这位“大清”名将，华尔一下子成了中国女婿。同时，清廷正式命名华尔的洋枪队为“常胜军”。

这以后，华尔的常胜军迅速壮大，规模渐宏，共5个步兵团、1个狙击枪兵团、4个重炮中队以及2个野战炮中队。常胜军的主要装备有滑膛毛瑟枪、来复枪、安菲尔来复枪、山炮、榴弹炮、臼炮以及威力巨大的八寸口径大炮。除此之外，华尔手下还拥有30多艘铁甲汽轮和300多艘轻便枪船。

青浦大捷后，也就是李鸿章到上海不久，常胜军的指挥官换成了白齐文。白齐文，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人，曾参加克里米亚战争，游历美国西部及澳洲、印度，后到中国上海。1860年与华尔组织洋枪队对抗太平军，任副领队。此前，英法联军协助清军进攻浙东，华尔在收复宁波所属慈溪县（今慈溪市）的战斗中受伤，不治而亡。华尔去世后，英国提督何伯推荐白齐文为常胜军统领。同治二年（1863年）十一月，清廷命常胜军赶赴金陵，增援湘军。白齐文不愿远征，于是借口十月份的粮饷未发，不肯开拔。其实，杨坊早就备好了饷银4万两，但他担心白齐文钱一到手，拖延不走，于是提出条件，只要一有行期，立即照付。白齐文大为不悦，二人言语冲突，僵持四五天无果，白齐文带了几十名洋枪队员来到上海，直奔杨坊寓所，见面后不分青红皂白，将杨坊痛殴一顿，杨坊颜面、胸口都受了伤，吐血不止。白齐文抢走饷银后扬长而去。

李鸿章这时已实授巡抚，一看机会来了，立刻照会英国提督士迪佛立与领事麦华陀，要求解除白齐文的兵权，听候清廷查办。很快，白齐文被解职离队，队伍交由英国正规军军官奥伦接管。但李鸿章的目的并不仅限于此，他想一石二鸟，既驱逐白齐文，又整垮吴煦与杨坊。于是，他给朝廷上了一道奏折，声称“该道等创募此军，更换统领，始终是主要负责人，又有督带的职责，如今无力约束，实在难辞其咎，应请暂时革职，以观后效”，责成他们“严密拿解”白齐文到案治罪，且因白齐文并未赴援金陵，雇用轮船及添购军火的所有费用，应由吴煦、杨坊自行赔补。

李鸿章此举还有另一层意思。当时这件事是“头品顶戴通商大臣”薛焕（他以钦差身份督办华东军事）奏请的，事未办成，对薛焕无疑是一大打击。

其实，李鸿章早就心存裁减常胜军之心，苦于没有机会。这一次白齐文闹事是个很好的契机，既可撤换白齐文，又可要求会同管理常胜军，还有可能把薛焕撵走。事后，白齐文不服，到北京控诉，美、英公使会同促请清廷将其复职，但清廷认为实在没有理由将一省巡抚在职权范围内所做的正常决定强行撤销，于是将矛盾下推，发回上海再作处理。李鸿章坚持不给白齐文复职，并借机开始整顿常胜军。他与英国驻华陆军司令士迪佛立等酌商，由中国和英国各派妥员会同接管，并签订《统带常胜军协议十六条》。其核心是，常胜军裁减为3000人，减少粮饷，而且需由中方管带官会同发放；驻扎在松江的外国管带，不准干预地方公事；购买军火，须经巡抚衙门批准，不准私购；处罚士兵，须听中国管带官的主意。这样一来，李鸿章便对常胜军有了节制权。

当时，在对待常胜军的问题上，清廷内部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买办官绅只讲“笼络”，顽固官绅只讲“控驭”。李鸿章则调和于两派之间，主张在笼络的同时实行裁制控驭之道。李鸿章与士迪佛立之间的“往复辩论”及达成的协议，正是这种态度的反映。李鸿章深谙软硬兼施之道，在提出处理白齐文、整顿常胜军的同时，又附上了《奏奖外国官弁片》，提出朝廷应奖励一些外国使领馆官员和军人，“以示我朝行赏论功，中外一视同仁”，意在平息洋人对撤换白齐文的不满。

接下来，常胜军内部又出了点麻烦。白齐文被撤换后，先由英国军官奥伦代为统领，但士迪佛立认为奥伦是参谋官，不宜带兵，又另外推荐戈登接替。常胜军不知是声援白齐文，还是希望奥伦留下来，居然起哄反对戈登到营。最后，在程学启的强力支持下，常胜军才乖乖就范。戈登心里感激不已，与程学启结成了莫逆之交。

戈登接统常胜军立下的第一功，便是协同程学启及李鸿章的三弟李鹤章，攻克常熟昭文县和福山海口，战后，戈登被清廷援职为总兵。

在治理地方上，李鸿章与曾国藩有不少相同之处。他效法曾国藩开设幕府，不拘一格招揽人才，其中有精通数学、天文、机器制造的科学家，有习律令、会计的刑名、钱谷之士，有崇儒重道的道学先生，有深悉文案之道的文学侍从，还有懂得军机韬略的参谋人员。不少人后来都身居高位或青史留名，如主持江苏厘金局和松沪厘金局的薛书常、王大经、郭柏荫、陈庆长、王凯泰，主持后路粮台的陈鼐，主持军火购置的丁日昌、冯焌光等。

李鸿章本人出身幕僚，既是幕府制度的产儿，又是幕府制度的熟练运用者，深知一个有才能有智慧的幕僚对主官的作用，所以他非常重视发挥幕僚的专长。

身为封疆大吏，拥有一支庞大的由洋装备武装起来的具有私家性质的军队，给李鸿章增加了不可估量的政治资本，但也给上海财税带来了巨大的负担。而且，这支军队是在升官发财的利益引诱下，花银子请来的，那么，封官行赏就成了当务之急，而这需要大量的银子。太平军被打跑后，上海士绅还会心甘情愿地掏银子吗？李鸿章怎么分析都觉得不太可能。如果增加海关关税，还得经过英国人同意，难度非常大；如果加收地方税，此时上海工商界的税收已经超重。不但淮军军饷，而且湘军的部分粮饷也有一部分要由上海方面筹措。他起初采取了临时协济的方式，抵达上海半年，就两次协济湘军9万两银子。同治二年（1863年）春，他特地为湘军筹定专款，以上海所收九江茶捐指拨金陵大营，以加收上海厘金一成指拨安庆大营，两项合计每月约3万两白银，加上原有的一些船捐，曾国藩每月从上海酌提4万两白银。但横征暴敛终不能长久，李鸿章想来想去，最终打定主意再向贪官污吏伸手。整顿吏治可谓一箭双雕，既可挖出些银子，又可腾出一些官位。

吴中官场素习浮靡，官员圆滑、贪利，祸延两省。李鸿章刚接替薛焕就任江苏巡抚时，吴煦等上海官僚们前来道贺，送礼一个比一个重。一些谋缺的人甚至以巨金贿赂，为李鸿章做寿，祝贺的礼品让李鸿章目瞪口呆。苏州知府吴云、苏松粮道杨坊等人都是贪污腐化分子。经过一番深入调查，李鸿章写信告诉曾国藩，上海10年来大发公财者，以吴、杨、俞三人最为突出，他们的丑恶名声已远近皆知。吴是指吴煦，此人一心媚外，多次勾结外国联军到上海设防，且为人狡诈，爱财如命，名声极坏。杨是指杨坊，苏松粮道，综理“夷务”。当年太平军进攻上海时，他勾结美国人华尔组织洋枪队，在上海作威作福，横行一时。同时，他与吴煦串通一气，控制上海的人事、财政和外交大权。俞是指吴煦和杨坊的心腹俞斌，是为吴、杨二人搜刮民脂民膏的得力“干将”，上海人对他恨之入骨。

李鸿章表面不动声色，心里却在苦苦思考对策，他深知吴煦、杨坊二人在上海势力根深蒂固，加上有薛焕和洋人做靠山，想动他们颇不容易。当时的江苏，仅恩赏的从一品、正二品顶戴就有3人，从二品的官员竟达七八位，吴煦与杨坊，就都是从二品的顶戴；最不济的团练帮办刘郇膏，也是三品的顶戴。李鸿章也只是二品，要整掉自己头上的官谈何容易。经过暗中调查，他发现绿营副将冯日坤是薛焕的心腹，此人仗着薛焕的势力，强抢民女，行贿贪污，对百姓作威作福，遇见太平军却如惊兔奔逃，还曾打伤过刘郇膏。

李鸿章找到突破口后，立即采取行动。他在自己府中设宴，把刘郇膏找来共饮，席间探知刘郇膏的态度，让他出面指控冯日坤。刘郇膏有些胆怯，李鸿章又拿话激他，并保证为他担责。刘郇膏大受鼓舞，一一控诉冯日坤的罪状。李鸿章掌握了一些证据，又把江苏提督曾秉忠传来核实。曾秉忠作为一省最高军事长官，早对冯日坤不受节制、胡作非为感到不满，现在见李鸿章下了如此决心，便毫无保留地列举了冯日坤的劣迹罪行。

李鸿章心中暗喜，一边给总督曾国藩发了一封快函，一边继续暗查。为保险起见，他将刘铭传的几营人马调到冯日坤的驻地附近。一切准备就绪后，他将冯日坤诱至上海县城内捕捉，打入县大狱，随后请王命，将他处斩。

一个二品巡抚竟斩了一个从二品绿营将官，李鸿章不得不向朝廷上奏解释，但他在奏折中除了指控冯日坤四大罪状外，还保举湘军淮扬水师统领黄翼升暂署江苏提督，刘铭传暂署总兵，张树声升副将。

接着，李鸿章又向吴煦和杨坊下手了。

有一天，李鸿章喝了酒后，来到吴熙家中，假装酒醉对吴熙说：“有人说你账目不清，现在总理衙门正要查你呢。你现在跟我讲实话，你的账目到底有没有问题？如果真有问题，那我想办法帮你找人疏通一下。”吴熙见李鸿章满脸通红，说话有点结巴，心里没有半点怀疑，拿出账本交给李鸿章说：“抚台大人你看看吧。”李鸿章接过账本，随手翻了几页说：“本部院今天喝酒喝得头疼，看不清楚。我回去好好帮你看看账面，怎么样？”吴熙就这样轻易地把自己的罪证交给了李鸿章。

李鸿章回去后，马上找了几个精通财会的幕僚仔细审核，发现账目中确实存在很多问题。第二天，李鸿章就下令免去吴熙的苏松太道一职，改派黄芳和刘郇膏掌管海关和布政使司。杨坊见李鸿章收拾了吴熙，吓得主动辞去了苏松粮道的职务。李鸿章又把这个职务交给了自己的老同学郭嵩焘。

经过这些人事清理，李鸿章把上海的军、政、经济大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