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四海无家苦飘零袖携淮河新诗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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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四海无家苦飘零袖携淮河新诗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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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翰林护乡切离京办团练

从翰林编修起步，李鸿章开始了他觅侯之路。然而，人生的变故往往令人措手不及。此时，南方由一帮农民倡导的武装起义打破了清王朝长久以来的宁静，使李鸿章不得不走上一条艰难曲折、危机重重的军旅之路。

1851年1月11日，由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等组成的领导集团在广西金田村发起了反对清朝封建统治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农民起义战争，史称“太平天国运动”。清廷闻讯，调集兵力进行“围剿”。

太平军向东南发展受阻后转至武宣。同年3月23日，洪秀全在武宣东乡自称“天王”，并分封杨秀清为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同年5月16日，太平军由东乡突围北上象州，因遭清军堵截，折回金田地区，被包围；9月下旬，突围北上攻占永安（蒙山），粉碎清军围攻。太平军在永安一面抗击清军进攻，一面进行军政建设；12月，天王洪秀全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

1852年4月5日，太平军自永安突围，攻桂林不下，转攻全州，冯云山中炮身亡；后折入湖南道州（道县），在此整顿队伍，增修战具，制备军火，并做出“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的战略决策；8月10日，弃道州东进，占郴州，建立“土营”；9月攻长沙，萧朝贵阵亡；12月占岳州（岳阳），建立水营。

1853年1月太平军攻下武昌，震动清廷；2月9日，洪秀全等率领号称50万众、船1万余艘，夹江东下，连克九江、安庆、芜湖，势如破竹；3月19日占领江南重镇江宁（南京），定为都城，改称天京；旋派军两支攻占镇江、扬州，与天京形成掎角之势。

身为翰林编修，李鸿章平日较为清闲，因此他经常去逛琉璃厂。琳琅满目的琉璃制品正合他的欣赏口味。咸丰二年（1852年）的一天，李鸿章又来到琉璃厂闲逛，他刚从货架上抽下一款古法琉璃摆件，还没来得及细细欣赏，便听到旁边有个人叫他：“少荃（李鸿章字），真巧，怎么在这儿遇见你了？”李鸿章一回头，原来是他在安徽会馆认识的安徽同乡陈方秋，便简单回了一下礼。

第二章四海无家苦飘零袖携淮河新诗卷/ 陈方秋见他一副闲暇以待的神态，赶紧说：“你还不知道吧，庐州老家出大事了，安庆失守了，你还在这里优哉游哉地溜达，难道你这个堂堂的翰林院编修比我的消息还闭塞？”

李鸿章一听急了，细问之下才知道洪秀全的太平军已由广西北上，与朝廷的八旗兵和绿营兵（统称官兵）数次交战，官兵养尊处优多年，不堪一击，太平军攻破九江直逼安庆，离合肥已经不远了。

李鸿章作为一介文官，手下无一兵一卒，只得回家与父亲李文安商量救急之法。李文安对他说：“我也只是一个小小的刑部御史，有心无力啊！你平常不是经常给吕贤基大人写奏章吗？还不如去找他，两人一起给朝廷上个折子，兴办团练，增加兵员，痛击洪匪。”

李鸿章也深知，军国大事，没有一个重量级的人物进言是没有用的。安徽籍京官吕贤基是工部左侍郎（从二品），在汉官中已属高品级大官，说话的分量肯定比李文安更重。所以，李鸿章决定去找吕贤基试试，劝说他一起联名上奏。

吕贤基是安徽旌德人，在家里置了300亩地，正在大兴土木，筑房舍，建祠堂，修祖坟，如今安庆失守，他又怎能不着急呢？且不说镇压起义军，就是为了保住自家的财产也应该积极一点。所以，李鸿章向他说明来意，表明要奏请办团练增兵保卫家乡，他满口答应下来。以李鸿章的文才，当晚就将奏章一挥而就，第二天吕贤基便呈上去了。

奏章呈上去后好几天不见批复，吕贤基心里不踏实，经过一番打听才知道，皇上正在甄选去安徽办团练的人，而他就在首选名单中。吕贤基没想到皇帝竟看中他这个书生，心里不知是喜是忧。他回到家里将这件事告诉妻子，没想到他的妻子还没听完就火冒三丈，骂道：“你真是个大笨蛋！俺问你，你练过兵吗？你打过仗吗？一个拿笔杆子的人，连枪都没摸过，干吗自己去讨这份苦差事啊！这全是李鸿章害的，他要不撺掇你写奏章，你怎么可能匆匆忙忙地上折子，皇上又怎么可能匆匆忙忙地派你去带兵打仗呢？”

那么，咸丰皇帝为什么会选中吕贤基呢？原来，安庆失守的消息一传到京城，咸丰皇帝就慌了，赶紧召开御前会议，跟众大臣商量，到底怎么对付农民起义。就在这时，吕贤基、袁甲三等人的奏折递上来了，咸丰皇帝一看，办团练地方武装，就地兴兵，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各地练兵保自己的地盘，肯定会卖力气，而且可以为朝廷节省大量的军费开支。但办团练的人必须由朝廷派遣，才有利于朝廷对地方武装的监管。派谁去安徽呢？他再一细看，吕贤基正是安徽籍人，干脆派他回去带兵好了。于是，他当即颁旨：“着工部左侍郎兼署刑部左侍郎吕贤基前往安徽，会同安徽巡抚蒋文庆、兵部侍郎（加总督衔）专办军务的周天爵办理剿匪事宜……”

吕贤基原本只想表表自己的忠心，提醒朝廷赶快增兵安徽，没想到这差事落到了自己头上。吕贤基想，妻子骂得对啊，回籍办理团练防剿事宜，艰险异常，性命难保。可皇命难违，是福是祸都不得不走一遭。

临行当天，吕贤基正与母亲、妻子在家道别，举家大小全着素装，痛哭不已。恰巧李鸿章前来打探消息，吕贤基抬眼往外一看，见李鸿章愣愣地站在台阶底下进退两难。吕贤基怒从心头起，冲李鸿章骂道：“没想到你这后生如此歹毒，让本官去送死！这对你有何好处，要加害于我！”

李鸿章内心觉得委屈，但又不好申辩，汉人混到这个官位不易，好好的京官做不了了，要去前方去卖命，的确是自己把人家给害了。但他也没有办法，只得劝解道：“吕大人，这并非下官的本意，您是下官的老师和世伯，盼您升迁都怕不及，怎么可能心存歹意害您呢？再说，此去未必就是祸。”

吕贤基闻言火气稍稍平息，但还是很生气地说：“你说你不是害我，除非你陪我一起前去，我才相信你所言不假。”

李鸿章被逼到这个分上，只得硬着头皮说：“能与吕大人一同出征是学生的荣幸，学生也正想学一点仗剑带兵的本领。”

于是，吕贤基当天又上了一道奏章，请求咸丰皇帝把李鸿章派给他，一起去办团练。自愿去办团练的人自然越多越好，所以咸丰皇帝大笔一挥，立刻准奏，让李鸿章“随营帮办”。

几天后，吕贤基一行抵达庐州（因安庆失守，巡抚行辕暂迁至此）。蒋文庆、周天爵与军务帮办袁甲三等人亲自前来迎接。

蒋文庆，字蔚亭，汉军正白旗人，嘉庆十九年进士，授吏部主事，迁员外郎；初为云南曲靖知府，调云南府；道光十二年，擢甘肃宁夏道。蒋文庆在边十年，浚渠，兴水利，后累迁浙江按察使、护理巡抚、安徽布政使。

周天爵，字敬修，山东东阿人（今山东省阳谷县张秋镇窦营村人）。嘉庆十六年（1811年）中进士，先后任怀远、濮阳知县，宿州知州，庐州知府，江西、安徽按察使，陕西布政使，漕运总督，河南巡抚，闽浙总督，湖广总督等职，因勤于政事，明敏干练而颇受清廷器重，官职屡升。道光二十年（1840年）冬，周天爵之子周光岳代人说情，周天爵未经查实而予允准，被以庇护罪革职查办，遣戍伊犁。次年英军侵犯广东，周天爵被调至靖逆将军奕山和钦差大臣耆英处听候差遣。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4月，奕山等以其“任劳任怨”上奏，周天爵得旨免罪，参与抗英军务。同年9月，他因抗英有功，赏二品顶戴，署漕运总督。11月，周天爵兼河南河道总督。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5月，周天爵以失察漕书窃镌漕督关防，降四级留任。同年9月，周天爵顺病向钦差大臣耆英自请免职，得旨以二品顶戴辞休。道光三十年（1850），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周天爵遂复任广西巡抚，会同钦差大臣李星沅，镇压太平军。咸丰元年（1851年），周天爵因镇压太平军加总督衔，专办军务；次年3月，因未能阻止太平军发展而被革总督衔；5月又因积极镇压太平军而免罪，并任兵部侍郎衔；9月死于军营，归葬原籍，追赠尚书衔，赐谥“文忠”。

袁甲三，字午桥，谥号“端敏”，为袁世凯叔祖。袁甲三二十二岁得廪生功名，三十岁中举人，三十一岁（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中进士。而后，他顺利步入官场，先后在京担任礼部主事、充军机章京，累迁礼部郎中。道光三十年（1850年），担任御史、给事中，最高官职是漕运总督兼江南河道总督，提督八省军门。他性格刚毅，敢言直谏。他曾弹劾广西巡抚郑祖琛“慈柔酿乱”，弹劾江西巡抚陈阡“贿赂交通”，奏劾定郡王载铨“卖弄横势，擅作威福”，弹劾刑部侍郎书元“贪鄙险诈，谄事载铨”。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南河丰北决口，袁甲三上疏极论时事，皆切中利弊。咸丰三年（1853年），起义的太平军、捻军声势日大，工部侍郎吕贤基被派去安徽办团练防剿事宜，他奏请让袁甲三同去“帮办军务”。时值广东太平军攻陷了凤阳府，占领了临淮关，接连攻克蒙城、怀远以后，又由亳州、滁州窥视河南。袁甲三采取先稳定军心民心的办法，成功平息了颍州因汉回纠纷焚杀围攻府衙事件。

一番官场寒暄之后，几位各不相属的朝廷命官便开始讨论眼前战局与布防，以及办团练事宜。周天爵年纪最大，资历也最老，说话不免有些倚老卖老；巡抚蒋文庆作为地方主官，则希望各官员不论品衔如何，肩负什么使命，都应在他的统一协调下开展工作；而吕贤基作为新任的办团练大臣，最关心的是如何招募新勇及筹集粮饷。李鸿章位卑言轻，对军事又一窍不通，一时插不上话。他们议了整整一个下午，各执己见，一时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三位大员各自为政，分守庐州、舒城、安庆。由于周天爵体弱多病，袁甲三又被调往河南，吕贤基让李鸿章留下来辅助周天爵，驻守庐州城，主要工作是劝捐筹粮。

已经到了家门口，无所事事的李鸿章向周天爵请了几天假，回合肥磨店村去省亲。一年多没回来了，老家又有了不小的变化。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考中进士做了京官后，家中生计大为改观，不断买田置业，渐渐成为拥有百亩良田的大户，盖起了宽敞明亮的青砖瓦房。

李鸿章到了磨店村头一看，整个村庄成了壁垒森严的土围子，这都是闹兵灾的缘故。他第一个见到的是三弟李鹤章，兄弟二人热烈交谈一番后，李鹤章大声朝屋内喊道：“二哥回来了！”李鸿章的母亲李氏闻讯，在一家老小的簇拥下迎出房门，家里顿时热闹起来。全家人聊了个把时辰，天挨黑时，家里的长工在堂屋支起两张八仙桌，摆酒上菜，为李鸿章接风洗尘。

酒至半酣，李鸿章长叹一声，对自己这次回乡的任务表示担忧。李鹤章劝道：“二哥不必太忧心，只要有钱，办团练不是很难。我手下都有好几十号人，只要二哥有需要，随时可以调用。”

李鸿章听了不禁备受鼓舞，这时母亲和妻子也都劝他不要担心家里的事，尽管放心大胆地为朝廷办差，做出点样子来，为李家争光。连幼小的六弟李昭庆也给他打气。李鸿章见状，决心在家乡大干一场。

就在这时，战况又有了新进展。咸丰三年（1853年）三月，洪秀全顺长江东下，连破江西九江、安徽省城安庆，并很快占领了重镇江宁府（南京），建立太平天国，改江宁为天京。接着，太平军分两路西征和北伐。同年四月，西路太平军再次打到安庆，安徽巡抚蒋文庆兵败服毒自尽，李嘉端兼署安徽巡抚，他将李鸿章从周天爵那里调来，协办团练。这时，在淮北平原与清军作战的捻军也开始向淮河以南进军。安徽官军顾此失彼，疲于奔命，形势十分危急。李鸿章空有一腔热血，却不知从何处入手，只是带着新征的百余兵勇，在柘皋、巢湖、无为一带，从一地奔赴另一地，完全没有稳定的安身之所，办团练更是无从谈起。

五月十日，北路太平军占领滁州，直逼凤阳。正在凤阳督军的李嘉端胆战心惊，寝食难安，忙向朝廷告急求援。同时，他令候补直隶州知州李登洲带300名兵勇先行；令户部主事王正谊前往梁园镇会合李鸿章，继续“号召练勇，劝借军饷”，防守和县裕溪口粮道；他自己则带兵200余人随后向南进发。但这区区几百兵勇哪里是太平军主力的对手？幸运的是，北路太平军一直向北，与他们交臂而过却置之不理，李嘉端和李鸿章这才得以逃脱灭顶之灾。

九月，李鸿章带着约300名乡勇退守东关（位于定远与合肥之间）。此前不久，捻党首领之一陆遐龄在定远一带聚众起兵，定远知县督兵前往剿灭，结果两败俱伤。这时，合肥夏村的夏金书与陆遐龄联络，约期举事。李鸿章探知敌情后，对已成为团练武装头目的李鹤章说：“三弟，办了他，如何？”李鹤章二话没说，当即率领团练百余人与李鸿章一起行动。

这时夏金书刚从邻县潜回夏村，住在一个表兄家。李鸿章兄弟带着乡勇趁夜里埋伏在夏村四周。天一亮，一声锣响，四百多名乡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村子，将夏金书捕杀，堵住了陆遐龄起义军的通道。

随后，李鸿章率领李鹤章、张树声、潘鼎新等人的团练队伍，分两路开往定远县、寿州，在荒坡村、东乡村等地拦击陆遐龄部。陆遐龄的人马也是乌合之众，又拖儿带女，行动迟缓。适逢大雨，陆氏父子在东乡村的破庙里躲雨，李鸿章的6支团练队伍悄悄包围了此庙，然后架起火炮轰击村子。经过大小20次战斗，捻军终于支撑不住了，很多人叫嚷着要投降。陆遐龄劝说不住，只得逃出村子，结果正中李鸿章的埋伏。乡勇将陆氏父子捕杀，捻军大部分人马逃散。

李鸿章此次没有与太平军主力正面交锋，因而乡勇伤亡不大。李嘉端认为李鸿章“虽未大挫凶锋，而数月勤劳，亦堪嘉奖”，于是奏报朝廷为李鸿章记功，赏六品衔，赐蓝翎顶戴。

一直坚守舒城的吕贤基则没有李鸿章幸运。十一月，太平军西征军的胡以晃、曾天养部由桐城向北面的舒城进发，在白峡关（今小关）、白沙岭等地，与舒城团练相遇，太平军不费吹灰之力就击溃了团练武装，杀死主事朱麟琪。第二天，胡以晃部猛攻舒城县城，吕贤基等率官军顽强抵抗，经过一天激战，太平军攻占舒城，吕贤基逃到一深潭边，把剑抛进潭里，然后纵身一跃，随剑一起沉入潭底。

是年底，捻军乘机打到了李鸿章的老家庐州，李嘉端大惊失色，亲率抚标四营，又让李鸿章率团练四营，在四门拼死抵抗。捻军围城多日不走，李嘉端只得向周天爵求援。但此时周天爵所部为防止太平军继续北上，正在怀远境内拦截，路途较远，远水不解近火。援军久等不来，李嘉端无奈，对李鸿章说：“少荃，我们还是弃城吧！”

李鸿章说：“庐州城一丢，我们在安徽就没有立足之地了，下官以为还是死守待援为好。”

李嘉端生气地说：“周老头若真心援救，他的人马早该来了！但直到现在，你见到他的半个人影没有？”

李鸿章知道周天爵在宿州城阻挡太平军北上，已是自顾不暇，势必不会派人回援，只得忍痛说：“那就先弃城吧，今夜杀出城去！”

捻军攻占庐州城后，在那里烧杀抢掠，磨店村也未能幸免。

李鸿章为了团练辗转奔波、费尽心力，但并没有多大成效，也无力挽救家乡之祸，对此他遗恨难消，耿耿于怀。

这时，漕运总督（正二品）福济在扬州打了一场小胜仗，咸丰皇帝倚重他，调任他为安徽巡抚，以进一步强化安徽防务。

福济是镶白旗人，进士出身，但担任武官多年，他对治理地方防务略有些手段。李鸿章第一次考进士的副主考官便是福济，因此他算是李鸿章的座师。由于这层师生关系，李鸿章成了福济的幕僚。有了这个政治靠山，李鸿章才真正拉起了一支千余人的乡勇队伍，并拥有了相对独立的军事指挥权。

二、抛荒浩劫中牛马走风尘

李鸿章的队伍进一步壮大了，此时朝廷方面，为了遏制、剿灭太平军和捻军，咸丰皇帝不惜血本，先后调用了10多批“精锐”的正规军队开往前线。同时，他将家乡发生战事的京官，能回乡办团练的都动员回乡，先后下派了40多名“团练大臣”。庐州被捻军占领后，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也被派遣回乡办团练，同受福济节制。

李文安先在磨店办乡团会，磨店失守后，他又在撮镇邑棠寺招募兵马，扩大队伍，并在合肥、巢县设立清湖和保卫两局。李文安本人虽然才干一般，但工作勤勉，很有号召力，将合肥的团练办得如火如荼。以勇悍著称的桐城的马三俊，庐江的吴廷香和吴长庆父子，合肥的张树声和张树栅兄弟、周盛波和周盛传兄弟及刘铭传、潘鼎新、解先亮、李鹤章等人，这些武装力量多少都与李文安有关系。

咸丰四年（1854年），朝廷飞马传旨，命安徽巡抚福济会同钦差大臣胜保、布政使江忠源等，寻机收复安徽安庆、含山、舒城、庐州等地，务必于年内荡平境内太平军，以收全功。

但直到该年冬天，战事仍进展不大。钦差大臣胜保率领官军在裕溪口与太平军作战，双方僵持不下，太平军又从和州、安庆调兵增援。胜保担心被太平军困住，忙向福济求援。此时，福济正率官兵强攻庐州城，由于久攻不下，他对于胜保的求援感到左右为难，于是问计李鸿章：“钦差大人出师不利，将影响我等收复庐州城，眼下该怎么办？”

李鸿章献计道：“欲取庐州并解裕溪口之困，应先取含山、巢县，断绝庐州和裕溪口的粮饷和接济。”

福济点头表示赞同，但又有些犹豫不决：“本官觉得此法可行。若发兵去救，不仅庐州攻而不克，也不一定解得了裕溪口之困。但话说回来，若当真不去解救，胜克斋（胜保）脱险之后，定然不会与本官善罢甘休，该如何是好？”

李鸿章想了想说：“抚台大人，您可以写函给胜大人，就说已派道员李某率乡勇来援，不日即可进抵裕溪口。其他的话就不用多说了。”

福济采纳了这个建议，并派李鸿章前去救援。至于李鸿章是否前往裕溪口，他则不再过问。

李鸿章按既定的打援和断粮之计，督兵向含山进发。李文安也率兵与自己的儿子会合，又有曾国藩的湘军在湖南、湖北、江西遥相呼应，咸丰五年（1855年）二月，李鸿章率乡勇千余人攻下含山，裕溪口之围得解。事后，李鸿章因功赏升知府，他信心倍增，准备与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部在巢县对决。

同年七月，身体肥胖的李文安因严寒奔驰，积劳成疾，病逝于团练公所。临终前，他手书训谕李鸿章兄弟几人：“贼势猖獗，民不聊生。我们父子世受国恩，此贼不灭，何以为家，你们应当努力以达成我的心愿。”

李鸿章回乡办理父亲的丧葬事宜。他前脚刚走，得到增援的巢县太平军便大举反攻，全歼忠泰所部，仅忠泰一人逃出。李鸿章闻讯，顾不得守丧丁忧，连忙赶回前线。

福济见李鸿章这么快就赶回来，心中大喜，设家宴为他洗尘。

恰巧石达开部因为湖北战事紧迫，不得不回师援鄂，而此时庐江府粮道受阻，围困庐州的太平军军心动摇，加上军中发生内讧，战斗力大减。李鸿章乘机暗中联络城内监生鲁云鹏、绅士王南金等纠集千人为内应，于十一月十日攻下庐州城。李鸿章因军功记名，用为道府（正四品道台，未授实职）。

收复庐州后，李鸿章在庐州一带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劝捐筹粮工作，他费尽口舌，仅3个月就劝捐20万两白银、5万石粮食。他麾下的乡勇也越来越多。咸丰六年（1856年）四月至十月，李鸿章率领几千乡勇先后攻下巢县、无为、和县。事后，朝廷拟赏加李鸿章按察使衔，但封赏未到，李鸿章就出事了。

这是因为，李鸿章人气极速上升，引起了一些清廷官僚对他的防范和嫉妒。赵凤昌所著的《惜阴堂笔记》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其时安徽南北土匪遍地，各乡都筑起长围进行防御，几乎没有一天不受到骚扰。朝廷派胜保以内阁学士主持安徽军务，胜保不信任李鸿章，始终抱着防范心态。一天拂晓，土匪攻打乡围，李鸿章率兵出战，结果大败退回乡围。此时已过中午，他饥肠辘辘，走进宅院后不见一人，因为大家都已经躲起来了。他快步走进厨房，看见饭已经熟了，灶台很低，便抬起一只脚踩在灶沿上，一手揭盖，一手取碗，竟来不及用筷子，直接用手抓了放进嘴里狼吞虎咽起来，连菜也没有吃。他边吃边叫道：“同队的快来吃，吃完好跑！”……吃饱后他仍继续率部撤退，忽闻胜保正从后路赶来，内心颇为惶急，担心有什么不测，不得已迎接谒见，报告敌情。

胜保亲眼看见翰林出身的堂堂四品京官竟然一只脚踩在灶沿上，一手揭盖，一手取碗，狼吞虎咽，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了“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土匪形象，而且李鸿章说话时又是一口土匪黑话。胜保心里十分纳闷，加上前次解裕溪口之困时，李鸿章迟迟不至，他对李鸿章早有不满，向朝廷请示责罚李鸿章。

不仅满族大臣胜保瞧不起李鸿章，江南大营将领（提督）郑魁士更是没把他放在眼里。但李鸿章自己却自我感觉良好，雄心勃勃，准备一展身手。不久，太平军派出两员大将陈玉成、李秀成来抢夺庐州，面对太平军的精锐部队，郑魁士消极避战，李鸿章对此大为不满，他心高气盛，坚持对太平军迎面痛击，大战一场。郑魁士轻蔑地看了这个书生一眼，质问道：“敌人如此强大，你主动出战迎敌？你这么想打仗，叫你带兵能保证打赢吗？”

李鸿章当着众人的面拍着胸脯说：“我保证打赢！”

郑魁士故意激他，又问：“你话说得好听，敢立军令状吗？”

“立就立！”李鸿章一点也不含糊，立刻写下了军令状。

面对太平军的主力部队，正规军不敢打，手下仅二三千乡勇的李鸿章却敢打，这完全是意气用事，毫无胜算，结果可想而知。

尽管有郑魁士的正规军帮助，李鸿章这一仗仍败得一塌糊涂。太平军连破太湖、潜山、桐城、舒城、庐州、三河镇等十几个州县，安徽全境大半陷入战火之中。官军死伤无数，乡勇死的死、逃的逃，李鸿章带着数十人被困在庐州城内，幸亏福济及时派兵乘夜晚大雨前来援救，李鸿章才保住性命。

生性倔傲的李鸿章死里逃生，对于吃了败仗很不甘心，他想重新纠结部分乡勇夺回庐州，勇气实在可嘉。不过，一个未授实职的四品道员手下没多少人马，被打败是很正常的事。六部侍郎、八旗都统（正二品）、八旗副都统（从二品）、绿营总兵、巡抚（从二品）等大员战死、战败后自杀的不计其数，但李鸿章不愿自杀，他认为，败了可以从头再来，他希望挽回一点面子，于是对福济恭恭敬敬地说：“声威大震，当以军门之最。”希望福济再拨兵给他。

对于这句奉承话，福济显然知道他的用心，想委婉拒绝他，于是回应道：“畏葸溃逃，当以阁下为先。”

李鸿章一时哑口无言，羞愧难当。此次惨败脱逃成为他一生中最大的憾事和污点。李鸿章抑郁苦闷，只好借笔抒怀：

四年牛马走风尘，浩劫茫茫剩此身。

杯酒藉浇胸磊块，枕戈试放胆轮囷。

悉弹短铗成何事，力挽狂澜定有人。

丝鬓渐凋旄节落，关河徒倚独伤神。

由于李鸿章好高骛远、锋芒毕露、又爱揽事，福济对他极为不满，于是向朝廷打报告，把这个爱吹牛的学生赶回老家，让他为自己的父亲守孝去了。不过，福济本人也没逃过一劫。咸丰皇帝认为，福济完全有条件打败陈玉成和李秀成，但态度消极、行动迟缓，诏斥其调度无方，拟交部严议。此时，又有人想落井下石，别有用心地把去年周天爵等人参福济“目无法纪，克扣军饷，军中蓄妓，署内玩宠”的折子翻了出来，基于此，咸丰八年（1958年）七月，咸丰皇帝直接将福济免职，由翁同龢继任安徽巡抚督办军务。

李鸿章的霉运还没完，同年八月初，陈玉成连下十几镇后，又攻克了合肥，继捻军之后，再次到磨店乡抢掠，李鸿章家的祖宅也被焚毁一空。

面对被太平军摧毁的家乡和惨遭屠戮的乡亲，李鸿章欲哭无泪，羞愤之情与切齿之恨直冲头颅。磨店乡从前恬静安宁的和平景象荡然无存，举目四望，白草接天接陌，苍黄暗淡的天穹把远处的村庄压得低低的，像坟岗子似的凄荒寂寥。但此时的李鸿章既没有复仇的韬略，又无破敌雪耻的实力，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庸盦笔记》中写道：“七月，官军与贼战而大败，贼漫山遍野而来，合肥诸乡寨皆被蹂躏，傅相所居寨亦不守。封翁（李文安）先已捐馆（去世），傅相与诸兄弟奉母避之镇江，而自出谒诸帅，图再举，既落落无所合。”“傅相”是称呼李鸿章后来的官职，此处记载的是李鸿章的逃亡经过。由于家乡无处安身，他随家人一起逃到了镇江。

李鸿章怀着一颗落魄的心逃到镇江后，开始谋划自己的出路，寻机报仇雪耻。但他思考再三，发现无人可投。在镇江焦山，他望着滔滔江水，触景生情，又赋诗疗伤：

浮生萍梗泛江湖，望断乡园天一隅。

心欲奋飞随塞雁，力难返哺恋慈乌。

河山破碎新军纪，书剑飘零旧酒徒。

国难未除家未复，此身虽去也踟蹰。

犹记淮南聚梗莲，沧浪池馆藕花风。

一家漂泊江湖外，万事抛荒戎马中。

病后愁魔须解脱，别来诗境各神通。

牵衣多少临歧泪，汝父西征我欲东。

巢湖看尽又洪湖，乐土东南此一隅。

我是无家失群雁，谁能有屋稳栖乌。

袖携淮河新诗卷，归访烟波旧钓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