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广纳中外才  放眼看世界

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不久，差官便将李鸿章的家属从武昌接到了治所保定。他的大哥李瀚章正式接任湖广总督职，已拜印视事；三弟李鹤章、四弟李蕴章、五弟李凤章、六弟李昭庆等人，则按照他的安排留在原籍合肥，读书的读书，料理家务的料理家务，各有事干。他们都已成家，开枝散叶，李家一时人丁兴旺。

不久，李鸿章又迎来了一个他认为很重要的日子——母亲的七十大寿。

为了迎接这一天的到来，李鸿章在同治七年（1868年）就已经开始筹备了。李鸿章的好友、大才子吴汝纶代曾国藩作了《李太夫人寿序》，称赞她的母教：“太夫人备五福，亲见贤子都将相之位，兄弟持节开府，千里相望。考传微册，前古无有。……佐天子中兴盛业，以为亲娱；出而匡时，入而将母，斯天下之至荣也。”

在李鸿章母亲寿庆之日，远近宾客云集，宴席一连摆了几天。席上，宾客说不尽赞美词，听不完顺耳风，李鸿章一时觉得自己是天之骄子。母以子贵，皇亲国戚对太夫人的称赞盛极一时。俞樾将李鸿章兄弟比作唐朝李光弼、李光进兄弟，将李太夫人比作他们的母亲韩国太夫人，在祝寿序中这样写道：

太夫人抚中丞（时李瀚章正任浙江巡抚）昆仲而态怡之曰：尔父未竟之志其任在尔曹乎！咸奉命唯谨，用是投袂而起。……东南底平，太夫人之教。今中垂与肃毅伯（李鸿章的爵位）熙天耀日之功，旋乾转坤之略，固已震古烁今，彪蔚一时；而观察（指鹤章）、都转（指昭庆）诸公，亦争自底厉以成功名。

七十寿序之后，俞樾还做了个七十寿联：

花下版舆来，自皖而两浙，而三吴，而潇湘洞庭，数千里瞻拜慈云，凤鸟舞，莺鸟歌，颂无量寿佛；

床头朝笏满，有子为宰相，为节度，为观察转运，五百年特钟间气，玉策贤，金策圣，作中兴名臣。

还有一联是“制联圣手”李次青递上的楹联：

鹤算晋七旬，让多子多孙，共捧出王母碧桃，麻姑仙草；

寿觞称二月，看难兄难弟，正开到尚书红杏，宰相梅花。

这些寿联将贺寿与对李氏兄弟的歌功颂德融为一体，李鸿章的心里、李太夫人的心里，都像吃了蜜糖一样甜美。李鸿章借题发挥，通过宴请结识更多的朋友，罗致幕僚。他物色的第一个人就是同门吴汝纶。

吴汝纶，字挚甫，安徽桐城（今安徽枞阳县会宫乡老桥村）人，“桐城派”后期的重要作家，晚清文学家、教育家，同治三年（1864年）举人，次年中进士。吴汝纶曾入曾国藩府幕，为“曾门四大弟子”之一。李鸿章与他关系密切，想让他和许钤身牵头，搭建新的幕僚班子。

经过各种努力，一批精明能干的人才被网罗到李鸿章帐下，这其中：

王凯泰，江苏宝应人，初名敦敏，字幼徇、幼轩，道光年间进士。咸丰十年（1860年）在籍襄办江北团练，因平定太平天国起义而声名鹊起，后任福建巡抚，是李府幕僚中官阶最高的一个。

入幕最早、相随最久的周馥自不必说，从淮军刚开始招兵买马的时候起，直到《辛丑条约》签订后李鸿章去世为止,他都追随李鸿章左右，前后“风雨龙门四十年”。

军需官钱鼎铭，早在李鸿章战上海时就充当了幕僚和助手的角色。除旧有幕僚外，年轻举子、大才子张佩纶新入府幕。张佩纶少年就学时，思维敏捷，数千字文章一挥而就，其学问之渊博，可与张之洞齐驱并驾。张佩纶受父亲张印塘的影响，对李鸿章一向很敬重，后来入府为幕僚，再后来又成为李鸿章的女婿。

直隶原本事少，加之道、府、县均肯任事，更促使李鸿章抱定宗旨，决定放开手脚在洋务上大干一番。他又奏调薛福成、黎庶昌到自己身边任职，让这些人也能施展才华，有所作为。此外，他还有罗致了一批军工人才、实业家、维新思想家及洋参谋。

丁日昌帮助李鸿章处理完“天津教案”后，本应回到江苏巡抚任上。但李鸿章舍不得他，于是瞒着丁日昌上了一道折子，奏请留丁日昌会办“天津教案”未了之事，朝廷一应照准。这样，丁日昌就留了下来，帮着李鸿章筹办天津机器制造局。

一天午饭后，李鸿章与丁日昌在签押房一边喝茶，一边谈起天津机器制造局成立后的总办人选之事。丁日昌掰着手指头，细细列举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制造局几位比较能干的官员。

李鸿章听后均一一否决，说：“雨生（丁日昌字），你经办洋务已有些时日，应该知道一个道理，制器与练兵相为表里，练兵若不得其器，则兵无可用；而制器若不得其人，则器必无所成。天津机器制造局成败与否，关键在于用人一项。试想，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与金陵机器制造局，如果没有你和容闳二人，怎会有现在这种局面？”

丁日昌笑着说：“中堂大人，您老同下官绕圈子，下官都糊涂了，您老就干脆明说了吧，这天津机器制造局究竟想委谁总理其事呢？”

李鸿章轻轻放下茶杯，说道：“雨生，有言在先，本部堂说了你可不许不同意啊！眼下最合适的人选莫过于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会办沈保靖，本部堂想把他调派过来出任天津机器制造局的总办。你看如何？”

“您老说的是道员沈保靖？”丁日昌闻言一愣，回道，“此人确实能干，但他未必听调。您老可能还不知道，沈保靖已经辞缺多时了！而且，他走时发了毒誓，从此不再涉足任何洋务。”

“有这等事？为什么？”李鸿章很是不解。

丁日昌解释说：“据下官所知，沈保靖是非常赞同和喜欢办理洋务的，只是有一次他回江苏江阴老家省亲，乡里人都骂他是假洋鬼子，听说他的母亲也跟着挨骂。他去祠堂祭祖，结果被族长轰了出来，说他辱没门风。沈保靖羞愧难当，回到上海后便向下官和容闳告了长假，宁可弃官不做，也不干这学假洋鬼子的活。沈保靖一家老小，都住在老家乡下，盖起了房屋，还置办了几十亩的田产，几乎耗尽了他全部薪俸。但他的族人却不认他，他怎能不伤心呢？”

“是啊，国门虽开，偏偏民智不开；民智不开，又如何能自强呢？所有问题都集中于一个‘变’字，改变旧思想以看清新形势，改变旧办法以引进新技术，改变旧内容以注入新活力，改变旧的落后挨打局面以自强于世界。”李鸿章说完，长叹了一口气。

“朝廷中尚有那么多人反对办洋务，何况普通百姓呢？”

“所以，本部堂等要首开风气。雨生，沈保靖现在在哪里？”

丁日昌回道：“下官曾派人打探过他的消息，听说他住在上海郊区的一座寺庙里，平日写字作画，并以此养家糊口。此外不再与外界交往，看样子他是准备当隐士了。”

“哦，”李鸿章沉思片刻，说道，“不如这样吧，先将他调到直隶随营差遣。只要他来了，做什么不做什么就由不得他了。从品质和才干来说，机器局总办还真非他莫属。雨生，这事就这么定了，你只需劝他到天津来便可。”

丁日昌点头称是。李鸿章接着说：“还有一个人也被洋务害苦了，他不仅害怕办理洋务，甚至连抚台都不愿做了，甘愿去开馆授徒做学问。我大清洋务原本缺少人才，偏偏又把一些德才兼备之士闲置一边，使得倡办洋务雷声大雨点小！”

丁日昌笑了笑说：“如果下官没有猜错的话，中堂大人说的这个人，当是广东巡抚郭嵩焘郭大人吧？说起来，中堂大人的这个同年，仕途坎坷，好不容易放了广东巡抚，偏偏又与瑞麟闹起了意气。督抚不合，如何能成事？郭抚台又是一个务实之人，身为巡抚不能按自己的想法行事，这巡抚也就当得没滋味了。”

李鸿章叹息道：“筠仙（郭嵩焘字）识大体，好发议论，难免遭人猜忌，讨上头厌烦。大清的官员，多重文轻理，嘴长手短，一代比一代迂腐，却标榜自己如何知书贤达，品德清高，其实都是些糊涂人，并不能通达世事，明辨是非。朝堂之上也是新旧交锋，互相攻讦，时间和精力都浪费在这上头了。他仍时刻关注时局，为国家前途担忧，实在是难得。”

李鸿章这番感慨，让丁日昌诺诺不止，连连称是。

不久，李鸿章任命湖北补用道沈保靖为天津机器制造局总办，同时撤销西局，把西局的铸铁厂并到东局，并对东局进行扩建。

清王朝除了李鸿章，再没有一个督抚大员敢于像他那样，有这么大的胆量和气魄，一心想让自己的团队干出一番大事业来！朝廷也认为李鸿章是个难得的干才，在他任湖广总督期间，便给他安排了很多杂事（说是能者多劳），一会儿派去四川，一会儿派到贵州，还派他去协助左宗棠，而如今又让他跟洋人打交道。天津是个华洋杂处的港埠，又是拱卫京师的前哨阵地，洋人都很重视天津这个能为本国谋取政治与经济利益的舞台。在洋人眼里，天津不是军机处，不是总理衙门，但又是等同于军机处、总理衙门的一个敏感的地方。因此，李鸿章尤其需要罗致洋人当幕僚，当朋友。

在李鸿章的幕府中，外国人占有特殊的地位。李鸿章的第一个洋幕僚是英国人马格里。早在同治二年（1863年），马格里就建议李鸿章在上海松江建立兵工厂。受李鸿章的委派，马格里先后主持过松江、苏州、南京等兵工厂的筹建工作。李鸿章认为马格里“训练士卒使用西洋枪炮，随军攻剿，颇为得力”，因而给他上表奏请四品顶戴，以示奖励。不久，他又向朝廷奏请，马格里“设局仿造西洋火器，所生产的开花弹百发百中，无坚不摧，得以克复苏州等城，居功甚伟”，清朝廷赏给三品顶戴。

马格里也一直对李鸿章忠心耿耿，办事兢兢业业，只可惜他后来因为与中国同事起争端而辞职了。几乎每一次外国人与中国人起争端时，李鸿章总是站在中国人一边，即使外国人是对的，他也是如此。因为他太了解中国这个社会和中国人的脾气了，任用外员已经是“大逆不道”，如果再“胳膊肘朝外拐”，那“天下岂会有李鸿章”？但李鸿章一向是对得起朋友的，他为马格里谋得了中国驻伦敦使馆参赞的职位。

德意志人德璀琳是外国人在华北工商企业家的联络官。他在李鸿章府幕主要负责西欧的洋务与襄理外交。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李鸿章出访欧美诸国时，德璀琳是主要随员。

美国人毕德格是跟随李鸿章时间最长的洋幕僚。毕德格曾参加美国南北战争，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出任美国驻天津领事馆副领事。他能够熟练地用中文阅读写作，会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后，聘请毕德格为家庭英文教师，不久又聘请他为私人外交秘书。他是与李鸿章最亲近的少数几个外国人之一，也是李鸿章对外事务方面不可多得的助手。

美国政府认为，毕德格如果成为李鸿章的私人秘书，就不可能公正地履行政府赋予他的职责，在多次劝说、告诫、阻拦无效后，愤而解除了他的公职。

毕德格放弃领事馆副领事的金饭碗，高兴地接受了李鸿章的聘请，成为李府中不多的洋心腹之一。自从进入李鸿章府幕后，闲暇之余，他用流利的中文为李鸿章朗读、讲解了几百部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人文名著，令李鸿章眼界大开，既了解了西方，也知道了世界。

现在李鸿章已经真正成长为一个合乎潮流的洋务大臣。他常出门乘坐轿子去会见外国人，这顶轿子可不一般，它通体大红，穹顶上罩着红锦，轿帘上绣有龙纹样式。轿顶上装饰着4条神态威猛的金彩龙。轿身做工精致、考究，纹饰精美。在轿子前面还有一小队兵丁作为前导，他们一个个身穿灰呢窄袖衣，肩荷洋枪，步履齐整。到了洋人住处前，李鸿章便探怀取出一副金丝眼镜，把戴着的大墨镜换下，非常洋气。

一天，在100名身穿灰呢窄袖衣、肩扛洋枪、步履齐整的卫兵护卫下，李鸿章由毕德格等洋幕僚陪伴，从天津机器制造局回到位于海河与南运河交界处的金刚桥官邸（今天津李公祠大街一带）。他心情很好，换了便装来到书房，问毕德格说：“洋教习，昨天《双城记》已经讲完，现在先生打算给学生讲点什么？”

毕德格站在一旁毕恭毕敬地说：“不敢，不敢！今天我打算给大人讲《三个火枪手》。”

“《三个火枪手》？”李鸿章若有所思，“好，这个名字好，说的是德意志吗？”

“不，大人，这是法国大仲马的名著，讲的是法国的故事。”

“法国？噢，我现在对法国不感兴趣，还是说一说普鲁士吧。地球的那一边不是爆发了一场战争——普法战争吗？说说这场战争吧，我需要了解这些情况。”

毕德格便给李鸿章讲解普鲁士的历史。李鸿章就是这样“洋为中用、洋为我用”，把洋幕僚们当作自己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窗口，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情，他都要很快地知道。洋幕僚们则有意无意地（客观上也常代表本国的利益）在向李鸿章施加影响，以至于人们现在能看到的李鸿章在公开场合露面的照片，几乎没有一张身边没有洋人的。这在“教案”迭起的时代，需要多么大的勇气！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最早提出变法主张的自强派官员之一。非常可惜的是,腐败无能的清朝长期一味奉行保守政策,没有看到变法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拒绝了李鸿章等人的主张。但由此可以看出,李鸿章确实与一般的封建官员不同,他深谋远虑,早就看到了历史大势。自强派中,尽管有很多人主张变革某种制度,但是公然倡议变法并正式向清廷建议的,仅有李鸿章一人，而且他的变法主张并不仅仅局限于某一种制度,他要求并最终达到的目标是整个国家脱胎换骨、焕然一新，重新崛起并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李鸿章府幕在近代中国延续了40年之久，其中官至督抚者达20人，出任驻外使节者10余人，包含有近代实业家、科学家、著名的洋务派、早期维新思想家、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革命家以及数以百计的洋人，他们构成了实力强大的淮系集团。

三、恩师乘鹤去  孤胆扶摇升

由于李鸿章善于跟洋人打交道，所以在他任直隶总督不久，清廷又让他兼任北洋大臣。他在上任之初，曾对直隶总督一职各方面的关系与权力进行过分析：直隶总督肩负拱卫京师和就近顾问之责，但却缺少直辖的兵权与兵力。而清王朝早已是风雨飘摇、内外交困、朝不保夕；西方列强虎视眈眈、借机寻衅、图谋不轨，使清廷没有片刻的安宁。北洋大臣干的就是这个最麻烦的差事，它既是朝廷对外周旋、折冲樽俎的利剑与盾牌，又是大清对内洋务自强的首脑与脊梁。

早在同治二年（1863年）刘长佑任直隶总督时，曾建立直隶练军；曾国藩移督直隶时，又用湘军的办法改造绿营兵勇，使之从绿营营制中独立出来，单独成军，共设6个大营1.5万人，但以其保卫京畿及天津漫长的海岸线，力量显然过于单薄。曾国藩就是因为没有强大的兵力做后盾，清廷又不愿与外国“开衅”，才委曲求全，与洋人谈判，落得个处理“天津教案不善”的下场。再则，直隶总督的权限其实被牵制着：三口通商大臣与直隶总督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互相推诿、扯皮。这两个问题若不解决，李鸿章即使有再大的本事，也会落得与曾国藩同样的下场。

所谓三口通商大臣,是《天津条约》《北京条约》订立后所设立的官职。为适应北方沿海通商口岸开放的形势，办理通商和外交事务，清政府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下，在天津新设三口通商事务大臣，管理北方所有洋务，海防各事宜，三口指的是天津、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作为专职，由崇厚任职十年。

同治九年（1870年）十一月，在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出国去给法国人道歉的时候，工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上奏朝廷，援两江总督兼署南洋通商大臣之例，请裁撤三口通商大臣，划归直隶总督管辖，颁给钦差大臣关防，以昭信守。因为办理外交通商事务大臣脱离省督抚而设专职，“有绥靖地方之责，无统辖文武之权”，当地的地方官员恐自身受损，不肯协助，以至于事态严重，无法收拾。

毛昶熙的奏折被批到总理衙门复议，恭亲王奕䜣等总署大臣都支持毛昶熙的建议。不久，朝廷颁下圣旨：“改三口通商大臣为北洋通商大臣，由直隶总督兼署并颁钦差大臣关防；改天津三口通商大臣衙门为直隶总督行馆。该督于每年海口春融开冻后移扎天津，至冬令封河再回省城。如天津遇有要件亦不必拘定封河回省之制。”所有洋务海防事宜，都归直隶总督经理，包括山东登莱青道所管辖的东海关、奉天奉锡道所管辖的牛庄，均归该大臣统辖。

李鸿章对朝廷这次“改定章程”感到十分兴奋，决心加强洋务与海防。从朝廷来说，此举解决了直隶总督和三口通商大臣各自为政、互相掣肘的矛盾，又解决了省防和洋务海防的战略地位问题。而对李鸿章来说，身兼二职，权一而责巨，地位提高了，权势增强了，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干一番事业，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他高兴的呢？为此，他特地写信给弟弟李鹤章，说：“为兄深沐皇恩，遇事极为慎重。等春天冰冻的江河、土地融化后，将移驻天津，以利兼顾。等河流封冻，再回保定省城。”

权力增大了，也就意味着责任更加重大，他为此诚惶诚恐，惴惧在心。他又写信向恩师曾国藩倾诉道：“通商海防诸事并归，权力一统而责任重大。鸿章自感才力不胜，而且内无代理笺奏之人，外无足以托付兵政之选。分驻天津、保定，必误地方，而且疲于奔命。何况三口衰败已久，实难奋起图新。每每想到这一点，都万分惊恐，众谤负疚在指点顾盼之间。恳请恩师随时教导扶助。”

十二月八日，由于三口通商大臣已被裁撤，李鸿章得以在天津开始启用钦差大臣关防。这时已接近封河，但他刚刚到任，必须驻天津整理各项应行兴办的事宜，堆积的函犊材料都等着他去处理，他只能将所有的日常例行公事统交藩司钱鼎铭在保定省署代为核办，遇有重大事件才快速呈报给他定夺。摊子已经铺开，李鸿章开始了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权臣生涯。

生活安定下来后，十二月底，李昭庆将其嫂子及侄子们送到天津定居。其母亲则回湖广总督府由李瀚章奉养，李鸿章已没有太多的牵挂，所以长期在天津办公，去保定的时间很少。

春风得意的李鸿章权力增大，面对的矛盾和争斗必然多，需要解决的事情一桩接一桩。百姓穷，官穷，朝廷穷，他要从整顿吏治开始；水患旱灾，蠲缓告急，他要从整顿水利开始；海防江防，练兵筹饷，制器练器更要全盘抓起，不能重蹈恩师的覆辙……这些，他样样都得规划、上奏，再着手实施。

就在他整顿吏治、水利、洋务还没个头绪之际，直隶的水灾又使他面临了一次重大考验。同治十年（1871年）六七月，直隶境内连降大雨，水患为五十年一遇。七月二十三日，永定河上游决口，卢沟桥下的石堤也被冲塌。夏季的淫雨，使低地成灾，八月末又连续下了六昼夜的大雨，使高地收成宣告无望。李鸿章无奈，只得将灾情交部议处。

直隶纷乱如麻的工作刚开头，李鸿章的主要任务就变成了减灾救灾。他请准截槽10万石办理贩济，并请由朝廷从江、浙各买米2万石协济。

每遇困难与挫折，他总是向恩师倾诉：“畿辅水利，废弛已久，难以收拾。年年饥荒，非旱则涝。坐此愁城，智力俱困。”而曾国藩尽管已在病中，仍不忘给李鸿章以教诲和建议。

由于灾情严重，李鸿章筹集到的粮食和救灾银两只能算是杯水车薪。眼看灾民们的房屋被冲毁，他在八月十五日又写信给曾国藩说：“等待救援之苦，不堪设想。来年耕作还需酌借籽种，凡此种种，千头万绪，都急需用钱。永定河本无治理之法，新决之口达十几个，鄙人的意见是想废弃之，又不便自作主张，骇人听闻。估计工期将近30万两，尚不知能否筑成。”

李鸿章终于拨出藩运各库银30余万两作为工赐之需，连兵饷都借出30万两，又预截京饷5万两救急。东拼西凑，弄得他焦头烂额，但灾情尚未完全缓解。

十二月，李鸿章从天津出发，巡视永定河工程，顺道回省，进一步做赈抚工作，事情终于有了眉目，新年的钟声也临近了。

同治十一年（1872年）新春的来临，对李鸿章来说多少有些不同寻常，因为在这一年，他已整整经历了半个世纪的人间沧桑。农历正月初五，依然是寻常百姓家迎接财神爷的日子。李家“财神爷降生”的神话已经被念叨了50年，而李鸿章这位“财神爷”在刚刚过去的直隶水灾中为救灾而负债累累。现在他还有没有心情好好祝贺一下自己的五十大寿呢？

其实，还在上一年冬天，被曾国藩称为“拼命做学问”的幕僚俞樾就已给他寄来了预贺寿函：“岂五十官服之岁，而入相及五年；应五百名世之朝，故诞降适逢五日。此乃熙朝之盛事，岂惟同谱之美谈。……”

很少有人知道表面光鲜的李鸿章身心俱疲。喜庆的日子终于来到了。一阵喜庆喧嚣，一阵轻歌曼舞。“署内外爆竹如山，人气如烟云，文武百官均来庆贺”。而文人雅士，竞致寿联，都在意料之中。俞樾作寿联道：

以岁之正，以月之令，春酒一樽，为相公寿；

治内用文，治外用武，长城万里，殿天子邦。

还有一篇《合肥相国五十寿序》颇引人注目：“少荃相国弱冠登朝，以儒臣治兵，与湘乡规复东南，底定中原，佐成中兴之治。年未及艾，而秉节钺，登台辅，膺五等之封，海内荣之。……天既使之早出而任天下之重矣，其必予其寿考而康我小民，以延国祚于无穷，可知也。相国武功吏治，与畿辅澹灾之政，人争道之。”

美酒良辰，嘉宾满庭，歌功颂德，烘托着一个“功绩卓著，文武兼拥”的寿星，人生的辉煌，权势的显赫，春风得意，有谁胜之！对李鸿章来说，其骄矜之情，其中堂脾气，其顺风之耳，在这样浮夸、虚饰的场面中，正一步一步地潜滋暗生。

很快，令李鸿章心醉的寿宴过去了。李鸿章从骄饰与浮夸中醒来，感到该做的事还有很多。以前保定的事务大多由藩司钱鼎铭处理，如今他升调为河南巡抚，用李鸿章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如失左右手”。而且50岁一过，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一到冬天就咳嗽，自感精力大不如前，经常要用药滋补。

无助之际，空落之时，危难之处，李鸿章总是想起自己的恩师曾国藩。一有闲暇，他就拿起笔，给恩师写封信，希望借此从恩师那里得到理解、帮助、宽慰或办法，哪怕是会心的一笑。眼下他感到疲倦，需要得力的帮手，于是又拿起笔给恩师写下了这样的信：“……鸿章自感精力不足，文武将佐也缺少坚贞耐苦之人，一旦发生紧急事件，如何是好？吾师以天下为己任，是否曾经预先谋划到这一点呢？”

然而，这一次李鸿章再也得不到答复了。

就在李鸿章发出这封信7天之后，即同治十一年（1872年）三月十二日，曾国藩匆匆撒手人寰。原来，自从“天津教案”之后，曾国藩就在国人的指责与痛骂下，怄气大病一场。刚见起色，又因马新贻被刺一案而使病情雪上加霜。曾国藩一生好强，但因为世道糜乱，使自己晚节受损，湘军的名节也被玷污，他实在是不甘心。他尽毕生之功保了大清江山几十年，如今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清王朝仍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而他62岁的生命之灯即将耗尽。临死前，他对“天津教案”一事的处理仍是悔恨交加，自责不已。他一辈子都讲究处事原则，讲究品德和修行的重要性，没想到自己晚节不保，心中的苦楚可想而知，怅怅然而命归黄泉。

噩耗传来，李鸿章初疑来信疏忽，随后又晕过去后复苏。当他确知消息后，忧悸欲绝，再也掩饰不住肝肠俱裂的心痛，竟至号啕大哭，寝食俱废。

他含着热泪，提笔写下一副挽联：

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

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

三月二十三日，李鸿章读到朝廷的优诏：“两江总督曾国藩学问纯粹，器识宏深，秉性忠诚，持躬清正。……兹闻溘逝，震悼良深。曾国藩着追赠太傅，照大学士例赐恤，赏银三千两治丧。加恩予溢文正，入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于湖南原籍、江宁省城建立专祠，其生平政绩事实，宣付国史馆。其一等侯爵，即着伊子曾纪泽永袭……”

似乎直至此时，李鸿章才猛然感觉“吾师果已死矣，不可复生矣，天乎！天乎！奈之何哉？”

随后，他函唁曾纪泽、曾纪鸿：“……从游将近30年，在诸多门生中受到知遇最早、最深，也最亲切。调甫（钱鼎铭）恰于（三月）十一日抵达京城，来信称内廷是日得报，缀朝三日，百官相顾失色，国内外士民呼号巷哭者，无以计数！每当想起吾师在战事艰难困窘时，经常担心死不得所，等到逆贼平定而身居高位，又忧虑晚节不保，如今结局如此哀荣，谥号如此优异，也算不负其生平之志。唯吾弟等孤露人间，何以善慰母亲，继承遗业；鸿章等勉承遗绪，何以支持国计，仰报恩遇，这些都需要我们时刻警惕激励自己！”

如果说李鸿章写给曾纪泽的函唁中有一些虚饰之词的话，那么，他向弟弟李鹤章述及自己对曾国藩逝世的哀悼心情，则完全是赤裸裸的真情流露：“……中流失柱，滔滔如何。兄等后学，隐鹊是依。提之携之，端在元老。一朝仙去，不复归来。为公为私，肝肠寸断。兄本拟为文哭之，无如一字落墨，泪寄千行……”

李鸿章呼天抢地，却再也得不到仙逝者的余荫了。万事悠悠，宇宙茫茫，李鸿章自己又何尝没有“孤露人间”的感觉？朝野上下，也不可能有人再与他南北响应。他原先所倚靠的大树恭亲王也江河日下，“晃荡不能立足”。今后孤军奋战，还有谁可以依恃？他悲哀、痛哭，其中除了对恩师“提之携之”的怀念之外，也包含着对自己未来的恐惧与不安。他明白，慈禧太后在许多事情上要倚重他、信赖他，但又利用顽固派李鸿藻、奕牵制恭亲王，同时也是牵制他。今后的路，他还要孤单地走下去。

在铭心刻骨的伤痛中，李鸿章那破碎的心灵深处，还藏有惕厉的意志及百折不挠的信念，这就是他过人之处。痛失恩师，他一面苦心支撑着清王朝这艘破旧的大船，一面在慈禧操纵的各派政治势力之中试图躲过暗礁，或者寻找新的靠山和支持者，甚至还想接近清流人物张佩纶。

不久，御史李宏谟奏请直隶添设巡抚，十一月，邸抄刊登上谕：“御史李宏谟奏直隶政务日烦请添设巡抚一折，着军机大臣会同该部议奏。”敏感的李鸿章一眼就看穿了个中奥秘，在直隶总督之内设巡抚显然意在削弱他的权力。他禁不住向友人大发牢骚：直隶添设巡抚，“实际只多一个办例稿之人，意见多有掣肘。军务由总督负责，巡抚没有兵权又不通晓军事，策应从何谈起？河工即使有钦差大臣防护，也不可能不溃决。京官不懂外交事务，偏偏又喜欢谈论外交事务，谈起来娓娓动听，但丝毫不在要害。若游说复设三口，更是诡诈难测，官民都很贫困，实在供养不起。不料现在旧话重提，花样百出。鸿章幸得私下议准，常驻津门，作一局中闲人，进退绰绰有余。”

李鸿章欲大权独揽，就不能坐视不理。他一面向同僚透露消息，一面与恭亲王和文祥联系，此事最后因文祥和奕䜣坚决反对而作罢。

不久，朝中又相续发生了“扬左抑李”“暗倾恭邸”的事件。慈禧太后利用“清议”，将与李鸿章积怨甚深的左宗棠召进京来，借以牵制李鸿章和恭亲王。但是，由于左宗棠在军国大政上作为甚少，又自视清高，作风傲慢，使推重他的奕和清议派大失所望。李鸿章乘机进一步加以排挤，终于使左宗棠在政坛角逐中败北，被派出京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

在直面政治斗争的同时，李鸿章悉心政事，极力减轻直隶灾民的负担，计及民生之休戚。他清楚，自己分内应办之事，牵制颇多，时间紧迫，所以不敢好高骛远，纸上空谈，而是脚踏实地地去做一点一滴的具体事情。他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后，自以为自己仕途的艳阳天即在眼前，但阴云与风波总伴随其间，不过总的趋势仍然是扶摇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