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内政与外交  周旋藏机宜

处理完吴棠贪污案后，李鸿章从四川成都回到治所武昌，第一件事便是将大脚母亲李氏从江西接来同住，他对母亲的孝敬人尽皆知。

不久，赵小莲又为李家添了一位少爷，母子平安。李氏非常高兴，准备为孙子大办满月宴。李鸿章开始不允，后经不住母亲叨唠，只得同意下来。

地方官僚、士绅富贾、远亲近邻听说总督大人的儿子做满月，都争先恐后送礼。他们知道这位李大人不爱古董珍宝，只喜欢洋玩意，所以弄不到洋玩意的人就只能送银子，少则百十两，多则上千两。李鸿章的母亲李氏和妻子赵小莲都比较守规矩，但这份子钱还是要收的，稍稍一拢计，竟有四五万两之多。其中有一笔礼，数额特别大，整整一万两，赵小莲觉得蹊跷，忙向李鸿章禀报。

李鸿章也不知道谁这么大手笔，便把许钤身叫来询问。许钤身是候补道台，跟随李鸿章已有一年多时间，对他的亲朋好友、下属同僚都比较清楚，一开始许铃身想不出是谁，再往外一想，终于猜出是谁了。他悄声对李鸿章说：“这定是吴棠吴大人送的礼。”

李鸿章一听，心里有些不安起来。这就是说吴棠退出了9000两的贪银，自己又贴上1000两，这笔礼关系到3个人的前程，把李鸿章、丁宝桢和吴棠纠缠到一起了。他问许钤身道：“你认为这笔礼收还是不收？”

许钤身笑道：“这取决于朝廷对您的信任程度，如果他们采信您对吴棠一案的奏报情况，这笔礼还真得收下。”

李鸿章不喜欢婆婆妈妈，凡事先做再说。他对赵小莲说：“收就收了吧，以后多还点份子钱给人家。”

过了几天，朝廷下旨对李鸿章查办吴棠贪污案的结果表示满意，随后便让他速赴酉阳州，会同崇实、吴棠二人查办那里一起团民与教民互相残杀的事件，不得迟误。

李鸿章接旨后，长叹一口气，马上让人打点行装，当日便起程直奔酉阳州而去。身为湖广总督，这件事对李鸿章来说是属于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既然吴棠案已有结论，这件事让吴棠去办就行了，何须劳他远途奔波？但李鸿章就是这样的性格，好揽事，只要朝廷让他去办，他总是跑得比谁都快。因此，朝廷里的人大都知道李鸿章会办事。

第五章能文能武能通达谦逊博览谋大事/   李鸿章处理民教案没花几天时间，但往返路途上却费了五六十天工夫，等他回到武昌的时候，已经是同治九年（1870年）四月了。他开始忙自己的本职工作，想重新着手筹办制粉钢磨制造局，并在汉口设立造船厂，但他还没理出个头绪来，贵州那边便爆发了声势浩大的苗民起义。仅几日光景，贵州的部分州、县便被义军占领。

贵州属于边远地区，不归两广总督管辖，更不关湖广总督的事。总督的职责是“厘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其辖区范围、官品秩位以及归属地方编制都十分明确。说来说去，云贵川应该归吴棠管辖，但朝廷却颁旨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督办云贵川军务。贵州虽有旗兵和绿营，但兵力单薄，所以朝廷的真正用意是让李鸿章率淮军旧部去平乱。

李鸿章立刻把两湖的巡抚、提督、布政使、按察使、道台等大小官员召来，开了一次工作安排会议，主要是将他计划办的几件要事吩咐下去，然后带着十几营人马匆匆开往贵州。可他还没走入湖南地界，朝廷又送来六百里加急，让他调头向北驰援陕西。原来，在陕西与回民义军作战的湘军悍将刘松山不幸战死，陕甘总督左宗棠军力不支，陕西危急。

这回，李鸿章火了，这不是拿他当猎狗使吗？主子的手指到哪里，他就得跑向哪里，可他毕竟是人呀，跑得再快恐怕也救不了这个急。当然，他恼火的原因还不止这一点。左宗棠也是曾府幕僚出身，他们算是同门，而且李鸿章在华北、山东剿捻得到过左宗棠的帮助，于情于理，他去支援左宗棠都是应该的。问题在于，左宗棠也是钦差大臣、陕甘总督、督西北军事，李鸿章以同等身份去陕西，势必要在左宗棠的统一领导下工作，让左宗棠把他当猎狗一样使来唤去，他当然不太愿意；而劳师伐远，淮军疲惫，未必能胜，此外，银子还得自己掏。退一步讲，就算淮军侥幸得胜，也是左宗棠的功劳。

李鸿章左思右想，既要应付朝廷，又要应付左宗棠。于是，他一边给朝廷上奏章说明自己的难处，同时表示愿意克服困难去援助陕西，一边让主力先行入陕，自己则带着几营人马和随从慢悠悠地前进。他希望在他到达陕西之前，他的主力和左宗棠的人马能联手将匪患平定。

就在李鸿章还在半路溜达的时候，同治九年（1870年）六月二十一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李鸿章又一次充当了朝廷的“救火”队员。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天津条约》的签订，基督教教会在条约的保护下，在中国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逐渐强大，西方的基督教以列强的大炮为前导，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在中国获得广泛传播，以致出现了“教堂几遍天下，传教洋人相望于道”的景象。西方基督教会在中国的活动，不但在于传播基督教教义，而且渗入了文化侵略的性质，成为与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迥然而异的特殊力量，既与一般民众，又与自视为社会领袖和精英的封建官绅分庭抗礼，从而激发了交织着中西文化冲突和侵略反侵略双重内涵的反洋教运动。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反洋教斗争也因此进入了一个多发阶段。

“天津教案”是清王朝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教案，又因其暴乱的激烈而具有典型意义。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在此前后，法国天主教育婴堂的婴儿由于传染病死了30多个，老百姓纷纷谣传，说是教会的传教士雇人用迷药拐骗儿童，然后把孩子弄死，挖出心肝做药引。这一天，天津的群众抓了一个拐骗儿童的人贩子，名叫武兰珍。他交代说，卖给自己迷药的是一个叫王三的天主教徒。老百姓闻讯后群情激愤，跑到教堂去要人，结果在教堂里找到王三这个人。随后赶来的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气势汹汹地要求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派兵镇压，崇厚没有答应。丰大业气急败坏，朝崇厚连开两枪，崇厚躲开了。丰大业后来遇见了前来劝和的天津知县刘杰，又向刘杰开枪，结果打伤了刘杰的助手。天津群众见丰大业如此蛮横，蜂拥而上，打死了丰大业和他的秘书。然后，他们冲进教堂，殴打洋人和传教士，接着又有人放火烧毁了法国教堂望海楼和育婴堂、法国仁慈堂、美国布道堂、英国讲经堂等多处，打死法、美、英等7个国籍的教士、商人20余人。

随着事态的发展，“天津教案”很快成了朝野内外关注的焦点。由于涉及法、美、英等7个国家的教堂和传教士，如处理不当，很可能引起国际争端甚至战争。很快，七国联合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并从各国调集大批军舰集于天津、烟台一带，法国水师提督伯理甚至扬言要将天津化为焦土。清廷上下顿时慌作一团。

清廷10日之内三旨下到保定，调派武英殿大学士、直隶总督曾国藩驰赴天津，会同崇厚办理此案。此时，曾国藩肝病日重，右眼完全失明，但他深知此事事关洋人性命及各列强国的利益，稍有不慎，就要赔上一条老命。临行前，他甚至给儿子写好了遗书，并买好一口楠木棺材，准备以死赴任。曾国藩写过好几次遗书，这是他第三次做自杀准备。

曾国藩重任在肩，一刻也不敢迟延，火速赶往天津。七月十一日，他抵达天津，但见几国大军压境，洋舰云集，心中顿生惶恐。他有很深的宿命思想，内心深处一直埋藏着一种强烈的悲观主义色彩。一向办事从容稳重的他，这次准备快刀斩乱麻，当即出令放告，要求天津人民据实检举揭发。

七月二十三日，法国公使罗叔亚怒气冲冲地来见曾国藩，要求杀掉天津道员、知府、知县为法国领事抵命，并以战争相威胁。曾国藩怒火在胸，又不便发泄，他严词拒绝了罗叔亚的无理要求，并向朝廷奏陈：挖眼剖心，全无实据；津民生愤，事出有因。

但朝中大臣都害怕洋人，纷纷要求曾国藩快点结案。于是，曾国藩决定严惩闹事者，先后逮捕了80多人，其中定为死罪的有20人，流放的25人；还把天津知县刘杰、知府张光藻革职充军；另赔偿白银49万两，并派特使去法国赔礼道歉。处理结果传出后，朝野上下舆论哗然，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纷纷痛骂曾国藩是卖国贼。面对来自内外、上下的压力，曾国藩终于支撑不住了，以年老力衰为由呈请朝廷另请高明。

慈禧太后担心中法两国开战，也希望尽早了结此案，便紧急把恭亲王奕䜣传进宫来商量此事。两个清王朝最高权柄的执掌者一经议定，就成为圣命，无人敢有异议，更不敢抗旨。经过一番周密的比较论证，慈禧太后想起了李鸿章，但他此时正在陕西督办军务。

慈禧说：“曾大学士这次替咱们挨了一顿骂，看样子，他在直隶是待不下去了。”

奕䜣感叹地说：“太后说的是，曾大人这十几年够累的，是该歇一歇了。不如让他回到两江总督任上去？”

慈禧说：“亲王说得不错。原本把曾大学士调来直隶就不是因为重用，但直隶确实又是重要之地，这个顺水人情就做了吧。不过，谁来接替这个位置呢？”慈禧心里其实早有人选，只是想证实一下奕䜣的想法与她是不是一致。

奕䜣也知道慈禧太后征求他的意见是希望自己与她保持一致，并不是非要他拿意见不可。他想了想说：“太后知道，我大清恐怕只有一人不怕洋人，又善于跟洋人打交道，这个人非李鸿章莫属。记得最初他刚到上海，就赶上常胜军闹饷的事情。他不仅顶着洋人的压力办了，还办得不错，洋人都挺服他。我看这直隶总督的位置就让他来坐吧！把天津教案也一并交给他，若办好了，说明他当之无愧。”

慈禧拿眼瞟了一下奕䜣，心想，这个掌管着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等要害部门的亲王还是听话的，至少目前还能与自己同心协力。她立刻就把自己的决定说了出来：“着调湖广总督李鸿章署理直隶总督，加钦差大臣衔，办理‘天津教案’；改武英殿大学士、太子太保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调江西布政使李瀚章署理湖广总督。”

再说李鸿章前脚刚迈进西安，后脚就有快骑送来八百里加急。他不必看内容，就已料定这是一桩火烧眉毛的事情。其实，他一直在关注“天津教案”的事态发展，一是他始终关注恩师的一举一动，二是他本性就爱多管闲事，习惯于从别人的失误中寻找机会。他已看出曾国藩的做法存在问题，只是不便插手。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这次朝廷让他火速带兵到京畿一带备战以抗列强，并调补为署理直隶总督，接替曾国藩。李鸿章接旨后，出了一口大气，这次任务比“剿捻”好多了，这是一次真正证明他才干的良机，他哪里肯贻误片刻？因此，他一面传令随行各营连夜拔寨回援京津，一面奏请调派江苏巡抚丁日昌赶赴天津会办教案。

九月七日，李鸿章经过几天的长途跋涉，从陕西来到保定。但他并不急于去天津与曾国藩交接，而是先给朝廷写信说，淮军只能驻扎在直隶边境，如果离北京、天津太近，容易引起列强的疑心，引发战争。他又致函曾国藩说，自己肺病复发，需要调养一段时间，并公然表示支持捉拿凶犯。但他又深恐受到时论的谴责，于是不惜玩弄“痞子手段”，说要等曾国藩将教案“凶犯”议罪正法后再赴天津，以免“初政即犯众恶”。

挨到九月中旬，朝廷严旨饬令李鸿章不得再延误，他才动身赶赴天津。李鸿章和曾国藩这对师徒，在洋舰云集的天津会面，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李鸿章见曾国藩卧病在床，满脸憔悴，一只眼睛已完全看不清东西，不禁心头一酸，泪如泉涌。他跪在曾国藩的床前，哽咽道：“学生来迟了，恩师，让您受累了！”

曾国藩起不来床，只能伸出一只手，颤颤巍巍地指着一把椅子让李鸿章坐下，然后说：“少荃，你总算来了。老夫知道，要接手这件棘手之事，除了少荃你不会再有别人了。”

李鸿章不想让老师难过，尽量避谈案子。他说：“才一年多时间没与恩师见面，没想到恩师竟病成这个样子。您这么不爱惜身体咋行？既然学生来了，一定要为您找个高明的医生好好瞧瞧，其他事情您都放下，静心调养一些时日。”

曾国藩的眼角也挂着泪珠，激动地说：“少荃呐，老夫知道你有这份孝心，谢谢你！但教案事急事重，耽误不得，若老夫能以一人之命换得事情圆满，那也是值得的。”

李鸿章轻轻摇着头，意思是不要把事情想得那么糟糕。曾国藩从床上坐起来，接着说道：“你可能不知道，天津民风刚劲，人多好义，加之地方官与法国领事丰大业均处置不当，群哄而起的事情时有发生，他们可不管你是英国人还是法国人，一言不合，便动刀枪，伤及无辜在所难免。但朝廷怕洋人，朝中有些大臣被洋人的叫嚣吓破了胆，总向着洋人说话，我这个钦差束手束脚，按照朝廷的意思去做了，又落不到个好。现在你来了，他们希望你能把洋人镇住。但少荃呐，列强专讲武力，自庚子赔款让洋人轻松地得到好处后，他们一直如法炮制，变本加厉。这一次，他们的花样也变不到哪里去。不知你如何着手？”

李鸿章说：“恩师，您知道学生与洋人打交道，一向不喜欢跟他们费口舌之争，不会答应他们提出的无理要求，也不怕他们以武力相逼。我已带了近万人马驻扎在京津交界处，恩师可以看看您训导出来的淮军如何用洋枪洋炮打败洋人！”

曾国藩说：“少荃哪，你来之前，老夫已暗调湘军张秋全的9000人往沧州一带驻防，若应时需要你也可调动他们，但对洋人不可一味用强。”

“调动兵马非为一战，只是摆个姿态给洋人看，以此促进和谈。恩师尽管安心休养，学生有事会及时禀报。”李鸿章说。

曾国藩问：“你准备如何与洋人交涉？”

李鸿章答道：“与洋人打交道，首先要跟他们打‘痞子腔’。”

曾国藩听了脸一沉，说：“‘痞子腔’怎么打法？你倒打给我看看。”

李鸿章笑道：“我只是随口说说而已。”

曾国藩沉默良久，说：“依我看，还是在于一个‘诚’字，诚能动物。”

李鸿章也变得严肃起来，认真地说：“恩师教训得是，学生定会好好筹谋。”

谈过话之后，他们办理了交接。

李鸿章的策略是让自己处在一个可进可退的位置，并不去理会曾国藩的担忧。他一是想看看朝廷的态度是否明朗和坚决，二是想试探一下洋人的耐心和目的。更重要的是让自己站在门槛上，进可攻退可守，进出自如。

当年，提到对李鸿章未来的展望，曾国藩曾对李瀚章说过“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话语。仅此一招，足见李鸿章在官场已经老练成熟起来。

在推行“和戎”外交中，李鸿章往往依据所谓“理”和“势”而决定其应变方略。“理”是指“是非曲直”，“势”是指“军事力量强弱”。他明知洋人论势不论理，但在与洋人较量时偏偏把“论理”放在首位。在处理“天津教案”时，他也正是从剖析“是非曲直”入手的。他摒弃中国传统反洋教思想中一些愚昧偏激和盲目仇外的情绪，指出教堂“迷拐幼孩、挖眼、剖心等说”并无确切证据，全系谣传，而导致“天津教案”的真正原因，在于崇厚平日谄媚洋人，遇事不能主持公正，致使洋人过于嚣张，而天津绅民含愤已久，一触即发，遂不可制。丰大业枪击朝廷命官，罪不容赦，但其人已死无从责问，加之绅民殴毙洋人、洋教士20余人，因而“彼直我诎，彼是我非”。由于“我诎彼直，不论势之强弱，总以议和为是”，何况敌强我弱，实难决胜于疆场之上。他讥讽那些叫嚣开战的人不识时务，称赞曾国藩坚持和议的做法老成持重，是为国家利益谋划，他力主不开衅端，和平了结此案。他认为要坚持和议，就不能不以严拿凶手、赔偿银两为结局。当然，赔偿须有限度，更不允许“夺据地方”。

李鸿章在奏折中说：“如果我方在于情于理都站得住脚的原则下妥善处理之后，洋人还敢无理取闹，就与他们决一死战。”李鸿章和外国人巧妙周旋，据理力争。有人提出火烧望海楼的主谋是陈国瑞，李鸿章经多方努力，终于保住了他。此外，协助办理教案的丁日昌，偷偷用大牢里的死刑犯换出了真正的反洋教领袖。据说这也是李鸿章授意所为。李鸿章还真把“痞子腔”用上了，连蒙带骗，说话不算数，与曾国藩的“以诚相待”完全不一样。沙俄有4个游客在混乱中被打死，李鸿章暗地里与沙俄方面沟通，发现沙俄人只要经济赔偿，并不要求抵命。李鸿章便只跟他们谈经济赔偿，他还筹集各方面的捐助并与曾国藩拿出自己的积蓄，总共凑了2万两银子。

此时正值法国在普法战争中遭到惨败，拿破仑三世被俘；巴黎爆发了革命，推翻法兰西第二帝国，宣布共和，成立国防政府；普军进围巴黎，因而法国态度转软。法国公使罗叔亚与李鸿章往来会晤，语气极为温和委婉。李鸿章虽然知道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惨败，但却无意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逼迫法国让步。他对来访的英国使馆翻译雅妥玛表示：“天津百姓闹出这件大案，我正在日夜缉拿审讯凶犯，足见中国人善待友邦的诚意，断不乘人之危而故意排斥外国人。”他请雅妥玛将他的意思转告英国公使威妥玛，请其“从旁劝解息事，以免中外猜疑”。

就这样，“天津教案”在李鸿章接办不久，基本上按照曾国藩所拟定的方案正式议结，但李鸿章对原先的判决做了一些改动，将20人死刑改为16人死刑、4人缓刑。他又让人从监狱里找来16个死刑犯，顶替这16个人，蒙混过关。另外，他还将被流放的官员在风波平息后招回。他做的这番手脚也算成功。与曾国藩相比，李鸿章做事更为果敢，或许站的立场对李鸿章有利，不过以当时的情况来说，李鸿章似乎是在为曾国藩收拾残局。

处理“天津教案”，总体上来说洋人还是占了不少便宜，而李鸿章自己也承认：“津案缉凶、赔偿事事办到，法国若没有被普鲁士打败之事，似乎也算惬意。”他公然把这种弹压士民、议和赔偿以博取法国侵略者满意的卖国行径，吹嘘成“存国体而弭后患”的公正之举。

“天津教案”办结之后，国人对曾国藩的谴责更甚，将“卖国贼”的“徽号”加于曾国藩。京师湖南同乡更将他引为乡人之大耻，会馆中所挂的曾国藩官爵匾额全部被击毁，并将其名籍削去，不再承认他是湖南籍人。曾国藩闻之引为大恨，后经几番周折，财力兼施，最终也只不过将难堪之处略为掩饰了一下。就这样，曾国藩这位“中兴名将”“旷代功臣”，转瞬之间变成“谤讥纷纷、举国欲杀”的汉奸、卖国贼，几乎名誉扫地。

处理“天津教案”也是对李鸿章的一次考验。朝廷一看李鸿章本事不小，既会带兵打仗，又会跟洋人周旋，奏折写得又好，那就别让他走了，留在天津吧，以后跟洋人闹别扭的事还多着呢！于是，朝廷下旨，李鸿章接替曾国藩，实授直隶总督，随后加任他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至此，李鸿章的权势和声望已在曾国藩之上。英国大船商之妻立德夫人在其著作《李鸿章的生平与时代》中这样描写道：“有些话题他不愿意触及，但一旦不得不谈，就表现出惊人的坦率。……有这样一个仪容伟岸、极富个性的人在身边，作为一个女人，慈禧太后一定会更有安全感……”

李鸿章在直隶总督、北洋通商事务大臣这个位子上一坐就是25年。在这25年的时间里，他参与了清廷有关内政、外交、经济、军事等一系列重大决策，成为清廷倚作畿疆门户、恃若长城的股肱重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