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可怜的方丹这一家！”她大声喊道，“只剩下亚历克斯了，而在米莫萨却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做。托尼干吗不理智一点——等到半夜再干，那样就没人知道是谁干的了。春耕的时候他要能帮上忙，比在得克萨斯要强得多了。”
弗兰克伸出臂膀搂住她。通常他总是战战兢兢地搂她，好像预感到会被她不耐烦地推开，不过今夜他的眼睛似乎在遥望着远处，竟无所畏惧地把她的腰紧紧搂住了。
“现在有比耕种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呀，宝贝儿。吓唬这些黑鬼，给那些无赖狠狠地教训一顿，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之一。只要像托尼这样的好青年还在，我想我们就不用过多地为南方担忧。让我们去睡吧。”
“不过，弗兰克——”
“我们只要团结在一起，对北方佬寸步不让，我们总有一天会胜利的。别让你那可爱的小脑袋瓜为这事烦恼了，宝贝儿。让你的男同胞去操心吧。或许那一天不会在我们这一代实现，但肯定总有一天会来到的。当北方佬看到他们无法削弱我们的力量，他们会感到腻烦，不再纠缠我们。到那时候，我们便可以在一个合我们意的世界里生活，养育我们的子女了。”
她想起韦德，还有好几天来悄悄藏在她心头的那个秘密。不，她可不愿意让她的孩子们在充满仇恨和不安、酝酿着暴力和痛苦，陷于贫穷、苦难和缺乏安全的一片混乱之中成长。她决不希望她的孩子们知道这一切。她需要一个安定的、有良好秩序的世界，可以让她朝前看，深信孩子们面前有一个平平安安的未来。她需要一个让她的孩子们只知道宽厚、温暖和丰衣足食的世界。
弗兰克以为这一理想可以通过投票选举来实现。投票选举？那又有什么用呢？南方的好人再也不会有选举权了。世界上只有一种东西，一种能防备命运带来任何灾难的可靠保障，那便是金钱。她狂热地向往着他们要有钱，要有许多许多钱，使他们能防备一切灾难，平安无事。
她突然告诉弗兰克，她快要有孩子了。
托尼逃走以后的几星期里，皮蒂姑妈家屡遭北方佬大兵的搜查。他们不事先打招呼随时闯进屋里来，在各个房间穿来穿去，见人便盘问，翻箱倒柜，甚至连床底下也要看看。军方当局听说有人曾劝过托尼到皮蒂小姐家去，因此他们肯定他还藏在那里或附近什么地方。
这样，皮蒂姑妈便经常处于彼得大叔所谓的“过分紧张”之中，不晓得什么时候自己的卧室里会闯入一个军官和一帮子大兵。弗兰克和思嘉都没有提到过托尼的短暂来访，因此老太太即使想透露也透露不出任何消息来。她喋喋不休地分辩她有生以来只见过一次托尼·方丹，那便是一八六二年的圣诞节。这话倒一点不假。
“而且，”她为了把情况说得更有利些，又连忙向北方佬士兵们补充一句，“那时候他喝得相当醉呢。”
思嘉正在怀孕初期，感到很不舒服，心情也很不好，一方面非常憎恨那些穿蓝军服的大兵闯入她的私室，经常顺手牵羊拿走一些他们喜欢的小玩意儿，一方面也十分害怕托尼的事会最终毁了他们大家。监狱里关满了人，他们都是没有多少理由便被抓进去的。她知道哪怕一丁点儿的真相被查出来，不仅她和弗兰克，就连无辜的皮蒂也得去坐牢。
有一段时间华盛顿那边在宣传鼓动没收全部“叛逆者的财产”，以便合众国偿还战债。这种宣传鼓动已经使得思嘉处于一种极为痛苦的忧虑之中。除此之外，现在亚特兰大还盛传一种谣言，说凡是触犯军法者都要没收其财产，思嘉听了更是吓得发抖，生怕她和弗兰克不仅会失去自由，还会失去房子、店铺和木厂。即使财产没有被军方没收，但是如果她和弗兰克被关进了监狱，那同没收还有什么两样呢，因为他们自己不在，谁来照管他们的生意呀？
她怨托尼给他们带来了这样的麻烦。托尼怎能对自己的朋友做出这样的事来？艾希礼又怎么会叫托尼到他们这里来呢？她再也不愿帮任何人的忙了，如果这意味着让北方佬像一窝蜂似地拥来向她勒索的话。是的，她会将需要她帮助的人都拒之门外。当然艾希礼除外。托尼来过之后的几个星期里，只要外面路上有一点动静，她便会从不安的睡梦中惊醒，生怕是艾希礼由于帮了托尼的忙也在设法逃跑，到得克萨斯去。她不知道艾希礼目前的情况如何，因为他们不敢往塔拉写信谈论托尼半夜来访的事。他们的信可能会被北方佬截取，给农场带来麻烦。但是几个星期过去了，他们没有听到什么坏消息，知道艾希礼总算没有被牵连上。最后，北方佬也不再来打扰他们了。
但是，即使如此，思嘉也没有从托尼来访时开始的恐惧中摆脱出来。这种恐惧比围城时的炮弹所引起的震惊更为厉害，甚至比战争最后几天里谢尔曼的部队所造成的恐怖还要厉害。似乎托尼在那个暴风雨之夜的出现一下子把她眼前那幅仁慈的屏障搬走了，迫使她看到了自己的生活确实是很不牢靠的。
一八六六年早春，思嘉环顾周围，明白了自己和整个南方面临着什么样的前途。她可以筹划和设计未来，她可以比自己的奴隶干得更加卖力，她可以成功地克服种种艰难困苦，她可以凭藉自己的坚强意志解决她在早年生活中从未经历过的种种问题。然而，无论她做出多大的努力和牺牲，也无论她有多大的应变能耐，她那付出了巨大代价才创立的一个小小开端却可能随时被人家一把夺走。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么除了像托尼痛苦地提到过的那种临时法庭和蛮横霸道的军事裁判之外，她是没有任何合法权利，也不可能取得任何补偿的。这些日子只有黑人才拥有权利或者能取得补偿。北方佬已经使南方屈服了，他们还打算老这样下去。南方就像被一只狠毒的巨手搞得完全颠倒了，过去当权的人现在比他们以前的奴隶还要没有办法了。
佐治亚州到处有重兵驻守，派到亚特兰大的人比别的地方更多。各个城市北方佬部队的指挥官们有着绝对的权力，对于当地居民甚至操有生杀之权，而且他们行使了这种权力。他们可以而且确实凭一点点理由或者无缘无故地将市民送进监狱，夺走他们的财产，将他们绞死。他们可以而且确实用种种自相矛盾的规章制度来折磨市民，例如，怎样经商、付仆人多少工资、在公开或私下场合说什么话、给报纸写什么文章，等等，都是有规定的。他们规定垃圾该什么时候倒，倒在什么地方，如何倒法。他们规定过去南部联盟拥护者的妻子女儿只能唱什么样的歌，因此谁要是唱了《狄克西》或《美丽的蓝旗》，便构成仅次于叛逆的罪名了。他们规定任何人如果没有履行“绝对忠诚”的宣誓，就休想从邮局取到信件。他们甚至禁止发给新婚夫妇结婚证书，除非他们乖乖地宣读了这令人憎恶的誓言。
报界的言论自由完全被剥夺了，以致对于军方的种种目无法纪或劫掠行为根本不敢提出公开的抗议，而个人的抗议也由于生怕遭到逮捕而沉默下来。监狱里关满了有声望的市民，他们待在那里没有获得早日审判的希望。陪审团审讯和人身保护法实际上都已废除。民事法庭勉强还存在，但完全由军方随意行使职能。军方可以而且确实在干预裁决，所以那些不幸被捕的市民实际上全凭军事当局摆布了。被逮捕的人实在多得很。只要有煽动反对政府的一点点嫌疑，有三K党同谋的嫌疑，或者有黑人控告他态度傲慢，这就足以让一个市民进监狱了。不需要什么犯罪的证明和证据，只要控告就行。由于“自由人局”的煽动，愿意出来控告的黑人随时都能找到。
黑人虽然现在还没有获得选举权，但北方已决定他们是应该有的，同时决定他们的选票必须倾向于北方。心里有这么个谱，这对黑人是再好不过的了。无论黑人想干什么，北方佬士兵总是替他们撑腰，而白人要想让自己惹祸，最保险的办法就是去控告黑人。
过去的奴隶如今都成了天之骄子，加上北方佬的帮忙，那些最低贱无知的黑人都爬到了上层。有些比较好的黑人藐视自由，他们也同自己的白人主子一起在吃大苦。许许多多管家的用人，他们在奴隶中原来属于最高的等级，现在却都留在白人主子家，干过去下等黑人干的体力活。许多干田间活的忠心奴隶也拒绝接受这种新的自由。不过闹事最凶的那群“无用的自由黑鬼”却大部分来自干农活的阶层。
在奴隶制时代，这些低贱的黑人一直是被干家务活和庭园活的黑人所瞧不起的，他们被看成不中用的家伙。正如爱伦那样，整个南方其他农场主妇都让那些黑人的孩子经过一番培训和淘汰，从中选出最优秀的去承担较重要的任务。派到地里干活的那些黑人是最不愿意也最没有能力学习、智力最低下，最不老实，最不可靠，最坏和最野蛮的。不过现在，这个在黑人社会层次中最低下的阶层已将南方搞得民不聊生了。
原先的农奴，在主持“自由人局”的那帮狂妄冒险家的支持下，加上北方那种近乎宗教狂热的炽烈仇恨的怂恿，现在发现自己突然青云直上身居要职了。他们在那里理所当然地被指望着像个小情报机构那样行事。就像一群猴子或小孩被无拘无束地放进一堆珠宝之中，这些珠宝的价值，他们当然无法理解，于是便在那里放肆起来——不是任意破坏取乐，便是无理取闹。
那些黑人，包括智力最低下的在内，也有值得赞扬的地方，那就是他们中间只有极少数人接受恶意的指使，而且这极少数人甚至在奴隶制时代通常也是些“难以驯服的黑鬼”。而他们作为一个阶级来说，都是思想上很幼稚，容易受人摆布，并且长期养成了接受命令的习惯。过去是他们的白人主子命令他们，现在他们有了一批新的主子，即“自由人局”的提包党，他们的命令是：“你们其实跟任何白人都一样，因此就可以像他们那样行事。只要你们哪一天能够为共和党人投票，你们便可以得到白人的财产。实际上现在他们的财产已等于是你们的了。只要能拿到手，就尽管拿吧！”
黑人们被这些鬼话搞得头昏眼花，自由成了一顿永远吃不完的野餐，每个星期，天天都有的野宴，一场游荡、盗窃和傲慢无礼的狂欢。农村里的黑人拥进了城市，使得农业地区没有劳动力种庄稼了。亚特兰大挤满了农村来的黑人，而且还在大批大批地继续拥来。由于受了这种新学说的教育，他们都是些又懒又危险的分子。他们拥挤在肮脏的小木屋里，相互传染着天花、伤寒和肺病。在奴隶制时代，他们习惯于生病时受到女主人的照顾，可现在他们却不知道如何看护自己和他们的病人了。过去他们依靠主子们来照料他们的老人和婴儿，而现在他们对那些无依无靠的人却没有一点点责任感。“自由人局”对政治上的事兴趣太大了，他们已顾不上提供像农场主过去提供的那种照顾。
没人管的黑人孩子们像丧家之犬在城里四处乱跑，直到好心肠的白人将他们领回自己厨房去养活为止。被儿女抛弃了的农村老年黑人，在这喧闹的城市里感到惊慌失措，坐在路边向过往的妇女哭着哀求：“太太，请您给我在费耶特维尔的老主人写封信，告诉他我在这里。他会来带我这老黑奴回家的。天哪，这种自由我可受够了！”
黑人源源不断地拥来，其数目之大把“自由人局”吓坏了，他们这才意识到部分的错误，但为时已晚，只好尽力设法将他们送回原来的主人那里去。他们告诉那些黑人，如果回去，可以算自由工人，受书面合同的保护，按天计算工资。这些老黑人高高兴兴地回到农场，给那些目前已贫穷不堪的农场主加重了负担，但后者又不忍心赶他们出去。不过年轻的黑人还是留在亚特兰大。他们不愿意到任何地方去干任何一种工作。肚子吃得饱饱的，干吗还要工作呢？
黑人有生以来第一次可以喝威士忌了，而且想喝多少有多少。在奴隶制时代，这是他们除圣诞节外从来也尝不到的一种东西，只有到了圣诞节，每个黑人在领取礼物时可以尝到那么“一滴儿”。现在他们不仅有“自由人局”的鼓动家们和提包党人在怂恿，而且还有威士忌的刺激，因此严重的违法行为就不可避免了。在他们的威胁下，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不受法律保护的白人感到十分恐慌。街上的行人往往遭到喝得烂醉的黑人的侮辱，房屋和仓库往往半夜被人纵火烧掉，牛马和鸡鸭往往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偷走，各式各样的犯罪层出不穷，但罪犯却很少有缉拿归案的。
但是这些无耻的行为和威胁同白人妇女所遇到的危险相比，又算不了什么了。许多妇女由于战争失去了男人的保护，独自住在远离市中心的地区和偏僻的街上。正是大量的凌辱妇女的暴行以及人们对妻女安全经常的提心吊胆，逼得南方的男人憋着一股令人不寒而栗的怒火，于是一夜之间冒出了三K党。北方的报纸在大声疾呼反对这个夜间活动的组织，却从未觉察到成立这个组织的悲惨的必然性。北方佬将追捕每一个三K党徒将他们处以绞刑，因为后者居然胆敢将惩罚罪犯的权力拿到了他们手里，而实际上这个时候一般的法律程序早已被入侵者推翻了。
这里是一幅令人触目惊心的景象：半个民族正企图用刺刀强迫另半个民族接受黑人的统治，而这些黑人中有许多从非洲丛林中出来还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呢。必须给黑人以选举权，而他们原先的主人则大多得不到这种权利。南方必须被压服；剥夺白人的选举权正是压服南方的一种办法。凡是为南部联盟打过仗、在它的政府中有过一官半职或者帮过忙和给过它方便的人，大多数不允许参加投票选举，没有选择其国家官员的权利，他们完全被置于一种外来统治的控制之下。许多人清醒地想起李将军的话和榜样，愿意宣誓，再成为公民，并忘记过去的一切，但是他们没有被允许这样做。其他的人是允许宣誓的，可他们却坚决拒绝，决不向一个故意要他们屈服于残暴和羞辱之下的政府宣誓效忠。
“假使他们的行为像样一点，那我在投降之后就会宣那个该死的誓了。我可以回到合众国去。但是天晓得，我无法让他们改造成那个样子！”这样的话思嘉听过不知多少遍，早已腻烦得要尖叫起来了。
在这些令人不安的日子里，思嘉日日夜夜被恐惧折磨着。目无法纪的黑人和北方佬大兵的威胁，无时无刻不在扰乱她的心。财产被没收的危险经常存在，甚至在睡梦中也无法摆脱。她还担心会有更可怕的事情发生呢。她常常为自己和她的朋友以及整个南方的无能为力感到沮丧，所以这些天来她总是在想托尼·方丹说过的那些话，就一点也不奇怪了。托尼当时十分激动地说：“天哪，思嘉，这实在无法忍受，也不能忍受了！”
虽然经历过战争、大火和重建运动，亚特兰大现在又成了一个繁华的城市。在许多方面，这个地方很像南部联盟初期那个热闹的年轻都会。惟一使人难堪的是拥挤在大街上的士兵穿上了一种讨厌的制服，钱掌握在一些不该拿的人手里，黑人在享着清福，而他们原先的主人却在挣扎，在挨饿。
在这表面现象下面是苦难和恐惧，但从一切外观来看仍是一个正在废墟中迅速重建的繁荣城市，一个喧闹扰攘的城市。亚特兰大似乎不管情况变得如何，总应该是匆匆忙忙的。萨凡纳、查尔斯顿、奥古斯塔、里士满、新奥尔良则从来不是这样。只有缺乏教养和北方佬化了的地方才会匆忙。不过，在当前这个时期，亚特兰大比过去或将来任何时候都更加缺乏教养和更加北方佬化。“新人”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大街上从早到晚都熙熙攘攘，挤满了人。北方佬军官的妻子和新近致富的提包党人坐着雪亮的马车，把泥水溅到本地人破旧的货车上；外来富人所建造的华丽而俗气的新房子在原有市民安静而稳重的住宅中间纷纷涌现。
战争确立了亚特兰大在南方事务中的重要地位，这个向来不引人注目的城市现在已经变得远近闻名了。谢尔曼曾为之战斗了整整一个夏天和杀了许多人的那些铁路，如今又在刺激这个城市的生活了。亚特兰大又成了一个广阔地区的活动中心，就像它遭到破坏之前那样，同时它正在接纳一大批蜂拥而入的新市民，其中有受人欢迎的，也有不受人欢迎的。
入侵的提包党人把亚特兰大当做他们的司令部，他们在大街上任意推搡那些也是新来的南方古老家族的代表。谢尔曼进军期间农业地区被烧毁的一些人家，由于已没有奴隶给他们种棉花维持生计，也只好到亚特兰大来谋生了。从田纳西和卡罗来纳每天都有新的定居者来到这里，因为在他们那里重建运动的手比在佐治亚伸得更长呢。许多曾在联邦军队里领过津贴的爱尔兰人和日耳曼人，遣散之后也在亚特兰大定居了。北方佬驻军的妻子和家人对经历了四年战争的南方充满了好奇，也跑到这里来凑热闹。各式各样的冒险家蜂拥而入，希望在这里发家，同时农村的黑人还在大批地陆续进来。
这座城市一片喧嚷，大大开放，就像在边境上的一个村庄，一点也不想掩饰其缺陷和罪恶。酒馆突然兴旺起来，有时一个街区便有两三家。入夜之后，大街上到处都是醉汉，有黑人也有白人，摇摇晃晃地在人行道上左跌右撞。暴徒、小偷和娼妓鬼鬼祟祟地躲在没有灯光的小巷里和阴暗的大街上。赌场经营得最兴旺，几乎没有一夜不发生开枪、动刀子或打架的事。正派的市民极为愤慨地发现在亚特兰大有着一个很大而且繁荣的红灯区[1]，比战争时期的还要大，还要繁荣。从拉下的帷帘背后通宵达旦地传出刺耳的钢琴声，以及粗鲁的歌声和笑声，还不时被尖叫声和枪声所打断。住在这些房子里的人比战争时期的娼妓还要胆大，竟敢厚着脸皮探身窗外招徕过往的行人。每到星期日下午，红灯区鸨母们的漂亮马车在大街上招摇过市，里面全是些打扮得非常时髦的姑娘，她们从放下来的锦帘后面探出头来呼吸新鲜空气。
在这些鸨母中，贝尔·沃特琳是最臭名昭著的一个。她开了一家自己的新妓院，那幢两层大楼使区内邻近的妓院看上去就像破旧的养兔场一样。她这家妓院楼下有个长长的酒吧间，墙上雅致地挂着油画，每天晚上还有一个黑人乐队在那里演奏。传说楼上配备着最上等的豪华家具，沉甸甸的花边窗帘和进口的金框镜子。这家妓院所养的十二个年轻姑娘打扮起来都非常标致，而且举止行为比其他妓院的姑娘要文静些。至少警察很少光顾贝尔的妓院。
这家妓院已成为亚特兰大的已婚妇女们暗地里、窃窃私语的话题，说教的牧师们用谨慎的措词称之为邪恶的污秽场所，一个为人们所蔑视和谴责的地方。大家都知道贝尔这类女人不可能有那么多钱来盖这样豪华的房子，她一定有后台，一个有钱的后台老板。瑞德·巴特勒从来没有考虑到体面而隐瞒他和贝尔的关系，因此显然这个后台不是别人就是他。如果有人偶尔朝那辆由一名鲁莽的黄种黑人赶着的马车里看上一眼，便会发现贝尔本人也是很阔绰的。每当她在一对良种的栗色马背后驱车经过，沿街两旁所有的男孩子都会避开自己的母亲跑过去偷看她，并且兴奋地低声说：“这就是她！就是那个贝尔！我看到她的红头发了！”
同那些弹痕累累、用旧木片和熏黑的砖瓦片修补的房屋并排而立的是提包党人和发战争财的人新建的漂亮住宅，有阁楼、三角墙和塔楼，还有染色玻璃的窗户和宽广的草坪。那些新建的住宅里，夜夜灯火辉煌，音乐声和舞步声从窗帘后阵阵飘出。穿着昂贵鲜艳的丝绸衣服的妇女们在长长的阳台上散步，由一些穿晚礼服的男子殷勤地在一边伺候着。香槟酒的瓶塞噼噼啪啪地纷纷打开。桌上铺着带装饰图案的网织的桌布，上面是七道菜的晚餐。深红色的火腿、蒸鸭、肥鹅肝酱，各种罕见的应时和不应时的水果，满满地摆了一桌子。
在那些破旧的老房子里，人们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越是出身高贵而勇敢的人，日子过得越苦，越是表面上装出对物质需求毫不在乎的傲态，内心越发紧张。米德大夫能说出一些家庭不幸的故事，例如，某某人先从公寓大厦被撵到了供膳食的寄宿舍，后来又被迫搬到了后街一些暗黑的房子里。他有许多女病人都患有“心脏衰弱”和“肺痨”之类的疾病。他知道，而且她们也清楚他知道，毛病就出在慢性的饥饿上。他还能诉说一些肺病和糙皮病如何传染给全家的事，这种情况过去只在贫穷的白人中发生，而如今在亚特兰大最上等的人家里也出现了。有些婴儿两条腿细得像患佝偻病似的，也有些母亲没奶喂孩子。过去这位老医生每接一个孩子出生，总要虔诚地感谢上帝一番，而如今他并不觉得生命是那么可贵的了。对于初生的婴儿和那么多出生几个月便死去的婴儿来说，这个世界实在太残酷了。
豪门大宅里有的是华灯、美酒、小提琴、舞蹈、锦缎、呢绒，而就在它周围的那些角落，人们却在饥寒交迫中慢慢地死亡。征服者有的是专横傲慢和冷酷无情，可留给被征服者的便只有痛苦和仇恨了。
[1] 红灯区指妓院所在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