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词，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里面既有“都城”、“京师”、“中央之城”、“国之中心”、“天下之中心”等地理含义，也有着诸如“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文化含义。

先秦时代的“中国”，主要泛指具有独特文化的中原地区，旨在与落后、野蛮的边疆“四夷”区别开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尽管“中国”的内涵发生了演变，但始终具有明确的文化内涵——欢迎边疆“四夷”被其同化，最终成为直接接收朝廷管辖的中原文化区的一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在满蒙以及日本等“非汉”著述中，依然存在着大量关于“中国”的记录与讨论。那么问题来了，这里的“中国”与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存在着什么样的不同？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内展出的何尊与内底上所刻的铭文

1

蒙古语文献中的“中国”

在蒙古帝国与元朝时期，蒙古人大多会使用“Qitad（Kitad）”一词来指代居于淮河以北的原金朝境内的各族人众，即所谓“四等人制”中的“汉人”；除此之外，该词在部分语境下也有“中原”、“汉地”等地理含义。

按照蒙古语正字法，“Qitad”其实就是“Qitan（契丹）”一词的复数形式。比如《蒙古秘史》中的“乞塔惕”一词，被旁为“契丹”或“金”、“金国”，泛指北方地区；《竹温台神道碑》碑文中出现的“Qitad—unayalqus”一词，被直译为“汉文”。

实际上，今天的中国蒙古族人也习惯称“汉族”为“Qitad”（拓展阅读：理智讨论：元朝到底有没有划分“四等人”？）。

金与南宋时期全图（1142）

与“汉族”相关的另一个蒙古语单词是“Nanggiyas”或“Nanggiyad。

实际上，“Nanggiyad”的词根“Nanggiya”，也就是汉语“南家”的音译；“一s”与“一d”是蒙古语中表示复数的词缀。所以，“Nanggiyad”主要泛指居于淮河以南的原南宋境内的人众，也就是“四等人制”中的“南人”。

在《完者都书》中出现的“Nangqiyas—unqajar”一词，直译过来就是“南家之地”；《至元译语》中的“蛮子”一词，被译作“囊家歹”（Nanggiyadai）。

《国史大纲》中关于“四等人制”的论述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蒙古语文献将“汉人”称为“Jaqudai”。

比如在蒙哥汗癸丑年（1253）圣旨碑与忽必烈鸡儿年（1261）圣旨碑的碑文中都出现了相关字样；另外，《蒙古秘史》中的“札忽惕”一词与《至元译语》中的“扎忽歹”，也都是“Jaqudai”的汉语音译。

元廷退居漠北以后（拓展阅读：大厦崩塌20年：北元“重返中原”之梦的最终倒掉），当地的蒙古人依然主要使用“Qitad（Kitad）”一词来指代“汉人”或“明朝（汉地）”。比如在《华夷译语》等文献当中，基本都以“乞塔惕（Qitad／Kitad）”一词来对译“汉人”。

另外，不少蒙古语文献也会使用“Nanggiyas”或“Nanggiyad”来指代“汉人”或“明朝（汉地）”。比如在《白史》《蒙古源流》中出现了“Nanggiyad”，《俺答汗传》中出现了“Nanggiyad ulus（汉人之国）”（拓展阅读：一文概述：“庚戌之变”的前世今生（修订版））。

“庚戌之变”主题绘作

值得一提的是，明朝“四夷馆”的翻译官员们，通常将“明朝（中国）”翻译为“Dotoradu ulus”或“Dumdadu ulus”。以《华夷译语》（甲种本）为例：

书中出现的“朵脱剌都兀鲁思”与“朵脱剌因兀鲁思”一词，即蒙古语“Dotoradu ulus”与“Dotora—yin ulus”的音译，旁译作“中原之国”，可以理解为“内国”或“在里面的国家”，总译作“中国”。

书中出现的“朵脱剌都合扎的”一词，即蒙古语“Dotoradu qajad—i”的音译，旁译作“中原地每[行]”，可以理解为“内地”，总译作“中土”或“华夏”。

[明]火源洁译.华夷译语.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

另外，《华夷译语》“鞑靼馆下续增”（丙种本）中出现的“敦塔兀鲁思”一词，即蒙古语“Dumdadu ulus”的音译，直译过来就是“中央之国”，指代明朝。

不过话说回来，无论是“Dotoradu ulus”还是“Dumdadu ulus”，从未在同一时期的蒙古语著述中出现过。

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局势”

直到成书于清初的《元史》蒙古文译本当中，才首次出现了使用蒙古文书写的“Dumdadu ulus”一词。该蒙古文译本转译自满文译本，满译本该处作“Dulimbai gurun”，直译为“中央之国”。

总体而言，在清朝的蒙古语文献当中，“Dumdadu ulus”一词出现的频率有了显著增加。不过话说回来，与“Dumdadu ulus”相比，当时的蒙古族知识分子们更倾向于使用传统的“Qitad（Kitad）”。

现如今，蒙古国各界依然将“中国”翻译为“Qitad（Kitad） ulus”；中国的蒙古族更倾向于将“中国”翻译为“Dumdadu ulus”。

在蒙古国向中方递交的赠送3万只羊的证书中，中国就被称为“Qitad ulus”

2

清朝满蒙文献里的“中国”

在关于“中国”的论述当中，最不容易被规整地纳入“中国史”范畴的当属元清史，尤其是清史。

比如清廷在处理蒙古、西藏、新疆等地的大小事务时，都是通过理藩院来进行协调与处理。但与传统的六部不同，理藩院的高级官员基本均由满人或蒙古人担任，汉人被彻底排除出了边疆事务之外。

对此，有西方学者认为，“这种安排导致边疆的民族精英们在政治上和制度上是与清朝皇帝而非与中国（Chinese state）联系在一起的。”

《钦定理藩院则例》文本

在清朝，“中国”一词的内涵不是固定的，不同人众对于“中国”的理解有着很大差异。对此，新清史学者欧立德（Mark C. Elliot）认为，“满洲人有时候将他们管辖的土地称为中国，不管是在汉语还是满语中都是这样”。

顺治十二年（1655）五月二十二日，清廷以“俄罗斯沙皇遣使献礼事为沙皇还礼”为名，发出了一份满文的敕谕文书（汉译）：

大清皇帝敕谕，致俄罗斯察罕汗（沙皇）。尔国地处西北地方，距离遥远，向来未至中国（dulimbai gurun），却今尔悉闻善名，真心实意遣人进献方物，故朕欢喜异常。为略表朕兴仁遐荒远方异域之苦心，并还礼布施，委付给来使赍之。恭收此礼，愿永保和睦，世代受到恩赏。

顺治皇帝半身像

鉴于沙俄不断侵扰黑龙江流域和雅克萨等地，清廷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特意向其递交了一份蒙古文交涉诏书：

大清国（daicing gurun）皇帝谕旨，谕俄罗斯察罕汗。……谓：先遣使臣尼古拉，因不知大国礼法，出言举止粗鲁低下，予以宽恕吧。……因为相距遥远，（尼古拉）不知中国（dulimbai gurun）法律，并无恶意。你后遣使臣正在等待定议，将此等原因先令察罕汗知晓，寄付使臣米奇弗威尼果等谕书。

康熙皇帝半身像

作为对比，结合俄文信函对清朝皇帝的称呼中可以看出，沙俄政府对清朝的认识也经历了动态变化。

在一封写于康熙九年（1670）的“俄皇密谕”中，康熙本人被沙俄官方称为“中国皇帝”；进入18世纪以后，康熙成为了“大亚细亚洲各地专制独裁君主，中国各明哲大臣之法律统治者，中国社会人民事务保护者及主宰者，中国真主皇帝殿下”。

等到了康熙五十九年（1720），康熙已经进一步“升格”为了“领有大亚细亚洲各地独裁君主大皇帝中国真主帝王陛下”和“大亚细亚洲各地暨中国独裁君主大皇帝陛下”。

对此，有我国学者认为，无论是清廷以“中国”自居，还是沙俄使用“中国”一词来指代“清代中国”的选择，不仅明确了“清代中国”与“明代中国”的继承关系，也同时明确了“清代中国”的辖区和版图范围。

德国于1735年绘制的中国地图

雍正元年（1723），青海和硕特右翼蒙古首领罗卜藏丹津发动反清叛乱，但很快就被镇压了下去。其中，果隆（佑宁寺）、果芒等多个西宁境内的喇嘛教寺院因被指控“响应反叛”而遭到了血腥报复（拓展阅读：一文概述：什么是罗卜藏丹津之乱？）。

雍正十二年（1734），清廷在致准噶尔汗国的诏书当中，不仅提到了果隆、果芒等寺院遭遇破坏一事，还解释了个中缘由：

（佛）教之正源在昭地（西藏），弘扬佛法者，中国（dulimbai gurun）之大施主也，所有满洲、蒙古、尼堪（汉地），于各自地府敬奉佛法者，此即教也。并非但涉果隆、果莽二寺。

青海佑宁寺

短短的几句话，背后至少有着三层含义。

首先，虽说藏传佛教的“正源”是“昭地”西藏，但弘扬佛法的一直都是“中国的大施主”。

其次，“中国大施主”统辖下的满蒙汉地区所敬奉的佛法都是“昭地之教”即藏传佛教，并非只有果隆、果莽两个寺院信奉。

第三，中国是政权称谓，满蒙汉是含义明确的区域之谓，满、蒙、汉之地都是“中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雍正皇帝

乾隆九年（1744），准噶尔大汗噶尔丹策零（拓展阅读：一文概述：谁是噶尔丹策零？）派遣使臣第巴喇嘛、宰桑吹纳木喀进藏“熬茶礼佛”。

值得一提的是，一行人等在离开拉萨之前，特意向西藏郡王颇罗鼐（拓展阅读：一文概述：和硕特汗国在西藏的雄起与崩盘（修订版））请教“如何可得大皇帝（乾隆）深信，益加和好，永久不渝之处”。

驻藏大臣衙门旧址内部

对此，颇罗鼐如是回答道（汉译）：

我土伯特之卫藏虽为黄教福地，此前并无如此繁昌，唐古特（西藏）人等亦从未如此安乐，后因中国（dulimbai gurun）大皇帝意欲兴广黄教，逸养众生。

故自五世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拉藏汗，直至颇罗鼐我，悉数赏印授封，不分内地与土伯特地方，叠沛圣恩，故今受益，远过从前者，所有蒙古、唐古特人等无人不知。

此皆我之肺腑之言，特此陈告，尔等返回，可将我此等粗俗之言转告噶尔丹策零，是非之处，听其自便。

在颇罗鼐看来，身为“中国大皇帝”的乾隆，是统驭天下，即满、汉、蒙、藏等民族的“共主”。因此，准噶尔汗国务必要加强与大清帝国的密切关系（拓展阅读：一文概述：西藏是如何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

藏文版《颇罗鼐传》 内页

乾隆三十年（1765），为了纪念哲布尊丹巴二世，清廷于库伦（乌兰巴托）以北的珲堆山谷内敕建了丹巴多尔济寺，谕旨以满、蒙、汉、藏四种文字镌刻在两块花岗岩碑石上。

碑文中称，哲布尊丹巴二世“宣赞教化，绥辑众蒙古，使他们归心于中国（tomtatu olos），功绩是非常大的”。

显然，文章提到的“中国（dulimbai gurun/tomtatu olos）”，无一例外指代的都是“大清帝国”。

多伦会盟，代表着喀尔喀蒙古诸部正式被纳入“中国”版图

欧立德在仔细阅读了《大清历朝实录》后发现，全书合计有1088处提到了“中国”。其中，三分之二的“中国”指代的是整个“大清帝国”，主要集中出现于处理对外事务当中，或是一种历史或文化的语境下；剩下的“中国”指代的是严格意义上的“汉地”。

由此我们可以大胆推测，上述文献里的“中国”，不仅代表着地理意义上的“大清帝国”，同时也兼具“天朝”与“中央之国”的文化内涵。

《大清一统志》书影

3

日本学者的“中国观”

甲午战争胜利后，日本各阶层的民族自信心有了显著提升，对于中国以及周边的领土要求也越来越强烈（拓展阅读：为了肢解中国，近代日本的学者们，都动了哪些“小心思”？）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满洲、蒙古、回疆、西藏、朝鲜等地产生了有如国土的感觉。”

比如有一种观点认为，大清帝国只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帝国，实际的“中国”应该是以汉族为主体，居住在长城以南、藏疆以东的一个普通国家；“中国”周边的满、蒙、回、藏、鲜等民族只是“周边”而已。

鼎盛时期的清朝版图

1914年，京都帝大教授、知名东洋史学者内藤湖南（1866—1934）以“完全代替中国人、为中国而写”的名义，发行了《中（支）国（那）论》一书（拓展阅读：内藤湖南的“中国药方”：放弃边疆、解散国防和“接受外国管理””）。

对于民国倡导的“五族共和”理论，内藤湖南认为，“只是空想的议论，不应成为支配的想法”。他从民族、经济和国家制度三个层面出发，系统阐述了“中国版图缩水”的必然性。

晚年的内藤湖南

从民族角度出发，内藤湖南认为，满、蒙、回（新疆）、藏等民族“历来不愿顺从汉人统治”，清朝的统一本质上是“服从满洲天子的统一”，“满洲朝廷一旦倒塌，各异族的领土自然随之解体，生出独立之心亦属理所当然”。

另外，考虑到“汉人对自己的文明和能力一直过于自信”。因此，即便民国政府喊出了“五族共和”的口号，但“是否能尊重各自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使之与自己同等也是疑问”。

一言概之，民国终究是“以汉人为中心”的国家，各少数民族只是“附属和被统辖”的对象。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

从经济角度出发，内藤湖南认为，民国政府对于边疆地区的统治，本质上是“有害无利”的：

众所周知，汉人的天下一直由汉人来支配。因此，以中国本体的财力来统治中国应为根本。从财政的理想出发，把财政上看对中国有害无利的土地分割出去至为妥当。

从国家制度出发，内藤湖南认为，废除帝制、实行共和，固然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选择。但是，对于一个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而言，共和制度是一种“软弱无力的制度”，“中国政府越是走向民主，就越会丧失对异族的统治力”。

1918年的北洋政府政要合影

但历史证明，无论是孙中山、袁世凯还是冯国璋、段祺瑞等北洋系领导人，谁都不敢在领土和民族问题上铤而走险。因此，内藤湖南的这一“设想”只是一厢情愿的“野望”，实际上是根本行不通的（拓展阅读：一文概述：辛亥革命后，内藤湖南都发表了哪些辱华暴论？）。

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代日本学者对蒙古、朝鲜、越南、西域、西藏等地的人文史地的研究是非常扎实的（拓展阅读：你的满洲，我的东北：近代中国学者的“东北观”），以至于当时的中国学者们也不得不承认：

对于中国正统史事之研究，吾人当可上下其是非得失，相与周旋，至于西域、南海、考古美术之史的研究，则吾人相去远矣。

全盛期的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学，1918年“中国学会”毕业生践行会，第1排右3为内藤湖南

1921年11月12日，美国发起华盛顿会议，并将“拆解日英同盟、限制海军军备与讨论中国问题”设为主要议题，旨在重建亚太地区的国际秩序。

11月19日，法国代表白里安（1862—1932）在太平洋与远东问题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提出：“中国领土完整之原则，在法国方面固然完全赞成，惟中国疆界应先确定，则此原则方有重要意义可言。”

对此，美国代表罗脱（1845—1937）当即表示：“相关讨论应以中国本部与中国行使宗主权各地之间宜加区别，此议案似可仅及于中国本部。”

华盛顿会议

中国代表施肇基（1877—1958）得知后，立即对这种“拟图变更中国疆界”的观点提出了强烈抗议。与此同时，北洋政府外交部特意指示中国代表团：“查约法第一章第三条内载，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等。近查外人议论，每多误会，希注意辩正。”

华盛顿会议上的讨论要旨传回国内后，舆论大哗。12月2日，梁启超在在天津青年会发表专题演说。他不仅系统阐述了东三省等地“在两千多年来一直都是中国的郡县”的史实，还指责日本，“意欲将东三省收作自己囊中物，还借此送一个秋波给英国，叫他去打西藏的主意。”

梁启超（1873—1929），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

四天后，上海《时事新报》刊载了梁启超的演讲稿全文。该文发表后，当时被日本各界视为“国士”的矢野仁一（1872—1970）马上发表《满蒙藏非中国本来领土论》《中国无国境论》《中国非国论》等系列文章“予以回应”。

资料显示，矢野仁一是京都帝大唯一一个以中国近现代史为主要研究领域的东洋史学者，长期担任东洋史学第三讲座。

尽管他的学术成就与地位远不及内藤湖南与桑原骘藏（拓展阅读：桑原骘藏的中国观：气质文弱、思想保守、天生妥协、猜疑心重）二人，但是“得益于在满蒙问题上取得的一系列丰硕成果”，备受军政界高层的重视。

矢野仁一（1872—1970）

为了彻底驳倒梁启超，他基于历史、文化和地理等层面，给出了一系列在今天看来令人瞠目结舌的暴论。

首先，矢野仁一从“边疆”的定义与历史变动入手，企图彻底拆解“大一统中国”的文化内涵：

在中国，所谓边疆是指这种理论和实际的境界，即以实际统治的部分和实际并未统治的部分为境界的地方。实际上只不过手不能达、不能及而受着限制，不像有国境之国的国境那样明了，是非常暧昧的。

长城

紧接着，他以内外蒙古、新疆、西藏、东北等为具体事例，一再强调中国边疆的“流动性”和“漠然状态”：

中国直到清朝以后，政治和文化势力才到达了云贵与蒙古一带，实属前代未见的现象；新疆是在清朝末期。才新开拓的边疆地区；今天的西藏，可说是已经成了英国的保护国，中国仅残存着名义上的宗主权而已。

在矢野仁一看来，“边疆各地并非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它们与中国不过是通过清朝共同拥戴一个君主的关系而已。”

矢野仁一著《满洲近代史》

其次，矢野仁一对流行于古代中国的“天下观”进行了言辞激烈的嘲讽，对“国境”和“国家”的概念进行颠覆性论述。比如他在《中国无国境论》一文中指出：

所谓国境，是国家组织完成的必要条件，不是先有国家而后才有国境，是先有国境而后才有国家。如果是没有国境的国家，那就不是真正的国家，至少不是完整的国家。

矢野仁一还引用《尚书》中“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一句来证明，古代中国的世界观是“中国即世界，世界即中国”。因此，“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国境的观念，故而中国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国家。”

他甚至恶意满满的表示，“中国的边疆只不过是假的国境，或者说是中国在世界帝国时代的遗迹或遗痕。”

晚年的矢野仁一

第三，矢野仁一基于所谓的“德化主义”与“文明”的层面指出，“一直倡导德化主义与王化主义的中国，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

为了验证自己观点的准确性，他在《中国非国论》一文中，先后举出了“礼乐典章是超越国家的过于高尚的政治和文化、政治只是读书人炮制的游戏、中国人缺乏国民教育、科举制度是所学非所用”等6个所谓的证据予以“证明”。

在文章结尾，他不仅用嘲讽的语气表示：

用近代国家的标尺来看，中国是一个没有国境线、没有军国主义与资本主义、没有完整的国家组织、没有国家责任感以及言论责任感的非近代国家。所以，中国主动抛弃这些尾大不掉的边疆地域，建立单一的民族国家。

军阀割据的近代中国

上述文章一经发表，不仅迅速得到了日本各界的一致好评，更一度让中国学者们束手无策。鉴于此，时任首相田中义一曾在发表于1927年的《田中奏折》中对矢野仁一大加赞赏：

所谓满蒙，历史上既不是中国领土，也不是中国的特别区域。我国矢野博士努力于中国历史之研究，认为满洲绝非中国之领土，业经帝国大学公表于世。我国矢野博士之研究发表极其正当，中国学者对帝国大学之立论，无可反论者。

田中义一与奏折内页

二战以后，传统的“东洋史学”陷入低谷。

进入90年代以后，日本学界刮起了“从周边看中国”的文化旋风。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蒙元史与清史也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显学”。

其中，毕业于东京大学、主攻满蒙史的冈田英弘（1931—2017）是佼佼者之一。但与专注于纯粹的学术的大多数学者不同，晚年的他发表过不少令人瞠目结舌的暴论。

冈田英弘（1931—2017）

就以发行于2010年《从蒙古到大清》一书为例。

首先，他在书中毫不避讳地指出，“重构东亚史的关键，就是要尽数清除以汉文明为中心的史观”，进而建立以“蒙古帝国—大清—日本”为叙事主轴的“东亚史观”。

其次，他进一步指出，“中国历史止于南宋，大清帝国是蒙古帝国的继承者”：

大清帝国继承的是蒙古帝国而非明朝，中国历史始于秦汉，止于南宋，中华民国与新中国继承的是大清帝国的版图。

大清帝国于1636年在长城之北的盛京（沈阳）建国，1911年在中国的南方地区爆发了辛亥革命，大清帝国于1912年彻底崩坏。

《从蒙古到大清》中文版内页

第三，他在书中坚持认为，“元清不是中国的朝代”：

忽必烈建立了蒙古帝国一部分的元朝，明太祖包围大都，元顺帝败退蒙古，但元朝并未亡国而是进入北元时代。大清建国之初便继承了北元，而后征服了明朝的领土。

创立中国的是蒙古人的元朝与继承其正统的满洲人的清朝，创立印度的是蒙古人的莫卧儿帝国，奥斯曼帝国是在安纳托利亚的蒙古驻军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东起朝鲜半岛、中国，西到地中海，创出了几乎所有国家，成吉思汗确实创立了世界。

幅员辽阔的蒙古帝国

坦诚说，“新清史”当中提到的部分观点与之相比可谓不谋而合，而欧立德本人还是其“钦定”的学生之一。不过话说回来，将“新清史”视为其“继承者”是不准确的。

4

尾声

综上所述，不同语境下的“中国”，内涵很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有的是纯粹的地理概念，有的则被赋予了一定的文化内涵，哪怕在清朝也是如此。

于是，当清朝的最高统治者以“中国皇帝”自居时，这个“中国之主”究竟指的是中国内地各省的统治者，还是大清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还是二者兼指？用发展的眼光看，这无疑给了一些人充分的“可乘之机”。

由此可见，讨论“什么是中国”这一问题背后，不仅有历史与学术的缘由，更有政治的刺激。

乾隆御笔“京县郊南亲劳军”碑文拓片（正面）

文章临近尾声，就让我们用复旦大学葛兆光教授的观点作为收尾：

首先，中国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疆域不断移动，不能用现在中国的领土、族群倒推中国的历史。

其次，要承认从秦汉以来中国形成了核心的政治文化区域，也形成了强大的内外观念、强大的中国历史。

第三，必须承认，中国是一个叠加凝固、再叠加再凝固，或者说是一个“南下再南下”的过程；同样，在这个历史中有帝国也有殖民，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是一样。

大量配有火绳枪的八旗军主力

第四，中华民族是在清代乃至之前复杂的历史过程的基础上形成的，但是在清代以后，在由传统国家向西方国家转型过程中，现代中国不是像西方那样只有一个脉络，而是有着两个脉络，一个脉络是从天下到万国，另一个脉络是纳四夷入中国，这两个脉络结合起来才能理解现代中国。

第五，兼有现代国家和天下帝国复杂性的现代中国，在国际秩序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麻烦，但这不是历史学家所能解决的，而是需要政治学家才能解决。

来源：汗八里文艺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