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拓西史辨伪工程的六大意义

（提纲）

王岳川

20年前，我出版了著作《发现东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几年后又出版了《文化输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文化战略》（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等著作。长期坚持揭露西方伪史，恢复东方大国中国文化的真实价值和战略地位。

国人仰仗张西方人鼻息，惟西是尊久矣！更为严重的是，西方一直在质疑中国古代历史，说什么“夏商周断代工程”作假，对二里头考古，对良渚文明考古，对三星堆考古说三道四，百般否定——否定中国夏朝的存在。甚至“疑古派”虚无主义指认先秦众多文献几乎百分之七十为伪书，不一而足。

一些人谈起西方黑格尔、康德、尼采像圣书一样拜读并跪在地上，而他们却指认中国著作包括老子《道德经》等都是伪书，天下岂有此理？我们为什么总是被西方质疑中国的考古和历史？为什么总是西方对中国的文化源头大加怀疑，并且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对包括书法、京剧、古琴等加以贬低，导致中华民族空前的文化自卑和崇洋媚外？

我们似乎没有能力质疑西方古典学界，学术界有些人从来没想到去质疑西方更遑论揭底西方！

在我看来，西史辨伪不仅是民间求真工作，更应该成为官方的重要文化战略。其具有六大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在西史辨伪中坚持笛卡尔的“怀疑一切”。

没有什么是不可质疑的。真正的学术必须逢假必反，逢伪必反，逢错必反。在可疑处怀疑，在不疑处怀疑，在不得不疑处怀疑。一切都要在真理的法庭受到审判和鉴定，没有哪个国家和民族可以例外，没有法外的谎言可存在于世。

前些年出版《柏拉图全集》四本大著，总字数100多万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亚里士多德全集》十卷本，总字数300万字。我研究经史子集之经部的中国经典——“四书”几十年，尤其对《大学》和《中庸》这两部书下的功夫甚多，出版了将近十部相关研究著作。

不难看到：中国经典《四书》中孔子及其弟子所对话集《论语》仅仅只有15900字，曾参《大学》只有1753字，子思《中庸》只有3568字，而孟子《孟子》34685字。“四书”加起来仅仅5万多字。为什么与他们几乎同时代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能写出百倍于同代中国哲人的著作？难道我们不可以问一声：请问当纸还没有在汉代发明并远未传到西方时，古希腊人是用什么书写工具写出如此浩瀚的著作？

为什么中国殷商甲骨文到战国竹简、木牍、帛书、石鼓、麻布纸，直到汉代纸张发明一直有序传递下来，而西方居然在同时代纸没有发明的情况下，甚至伏尔泰说离古希腊1200年之后的公元13世纪，西方甚至连文字都不成熟的情况下，公元前的4世纪“古”希腊时却能写出300万字呢？

常识告诉我们：希腊人是用什么纸写的？据作伪者说是用“羊皮”写的，300多万“文字”写在羊皮上，需要大约一火车皮的羊皮，实属绝无可能的天文数字！而且历史上为什么没有任何可靠的史实记载？纸张是中国汉代发明直到元朝才真正传到西方，而18世纪大量作伪的莎草“纸”的寿命非常短。用什么笔写？

西人19世纪20世纪还用的是鹅毛笔。是用什么墨水写？可看看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仅仅200多年字迹就已模糊不堪，可查一下有没有可靠的墨水历史记载？请出示纸笔墨水的碳-14测量明确无误的考古证据！既然西方如此无底线作伪，我们难道不应该揭露他们吗？我们不应该反省自己的文化自卑情结，多一点大国文化自尊吗？

二，在西史辨伪中坚持“四重证据法”。

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出土之文物与地上之文献互相考定的二重证据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饶宗颐提出“三重证据法”：出土文物和地上文献之上加上了古文字的考订，推进了一步，成绩斐然。

我提出“四重证据法”：出土文物加上地上文献和古文字考订，再加上“碳14测年法”等新方法。所谓放射性碳（碳-14）测年法：通过测定有机样本中残存的碳-14含量来确定样本的年龄，适用于约5万年以内的物品。

只要测出古代遗留下的含碳物中碳十四的残余含量，就可以推算出它们的年代。还可以采用“树木年轮法”把同一地区，不同时期的树木年轮连接起来，做成一张年轮变化表，来与本地区古代树木的年轮进行对比，就可以断定它们的年代，精度可以达到一两年的误差。

采用“热发光测年法”（TL/OSL)：研究某些矿物质过去暴露于光线后积累的能量并在加热后释放的现象，适用于几百年至几十万年之间的物品。采用“古地磁学测年法”：根据地球的磁场变化来推算样本的年代。还有裂变径迹测年法，黑曜岩水合测年法等。今天这些高科技求精求真的考古方法，都应该为考证西方伪史辨伪西方伪史而为我所用。让西方伪史中的器物在高科技鉴定中无假可逃，无可遁形！

三，在西史辨伪中坚持团结全球追求真理、揭露虚假的主流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古文献学家乃至天文学家、地质学家等。

我们不能孤身奋战，要团结对得出真理有效性的学者专家，共同揭露西方伪史，增加西史辨伪研究的学术含金量。不能低层次重复稀释含金量，不能专业出错而授人以柄。要将所有作伪的西方考古伪史，搁到真理法庭上受审判，坚持求真求实求，对大是大非不搞折中调和，进而质疑世界上一切的后殖民主义殖民主义对亚洲文化、东方文化、中国文化的挤压和霸凌。

四，在西史辨伪中坚持“持久战”。

西史辨伪不可能迅速取得各方认同，我坚持认为要打持久战。前段时间，我学习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他在日寇侵略我中华艰难的抗战岁月中，花了十天时间呕心沥血地写出五万字，共一百二十章，坚定不移地认为中国抗日不可能速决，更不可能速胜，而要坚韧不拔地持久战。

西史辨伪要论持久战，我们不可能速战速决取得胜利。我们要取得各方的认同，必须通过志同道合者长期不懈共同努力，破除后现代现代性的“欧洲中心论”，“盎格鲁-撒克逊中心论”，“白人中心论”。对殖民文化洋奴姿态说“不”！

可以看到，西方偷盗撒谎成性是其本质所在：古代西方“盗”火，伊甸园“偷”果，近代西方海盗“抢”劫，现代西方殖民“掠”夺，当代西方政客中央情报局局长美国国务卿坦白说：“我们撒谎，我们造谣，我们霸凌，我们欺诈……”。

西方伪史混淆视听伪造“青铜铁器西来说”，“小麦水稻西来说”，“中国人种西来说”，不一而足。这都需要全盘清理！我们在质疑西方伪史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合适时机，必须向英国大英博物馆、法国卢浮宫、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等劫取中国文物的机构，发起民间和官方的声势浩大的申诉国宝归国运动，收回被侵占的中国文物，以证中华民族的历史悠久……

五，在西史辨伪中抵制“阴谋论”，坚持世界知识界的“新启蒙”。

现在网上有一些长跪西方的说法，说西史辨伪中有些是阴谋论之类。西史辨伪不是阴谋论，而是新启蒙！我们不仅要坚持辨伪，去掉西方伪装，剥去西史虚假，是非常正常的逻辑思维，绝非所谓的阴谋论。我们要坚持世界知识史的新启蒙，中国文化复兴的新思想启蒙。不搞双重标准，百年前中国疑古派胡适、顾颉刚们，怎么对待我们的悠久灿烂文化传统。

胡适顾颉刚们说：中国的历史根本就没有尧舜禹，大禹可能是条虫；没有老子这个人，确凿无疑的只有孔子，把泱泱五千年的文明腰斩为短短的两千五百年。胡适还说“打孔家店”——孔子被打倒了，他们找了一个继父——“西方”，篡改中国文化DNA，胡适振振有词地称为“全盘西化”。疑古派还将先秦相当多的经典典籍列为伪书。可参见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顾颉刚《古史辨》（1—7册）。还上溯到明代胡应麟在《四部正讹》，清代崔述《考信录》。甚至认为：经学有经学的伪书，史学有史学的伪书，宗教（含佛道二教）有宗教的伪书，文学有文学的伪书。把中华民族的真正价值的经史子集加以虚无化、伪书化。而洋奴化地把西方的作伪的虚假辉煌历史全盘搬过来压制中华民族，腰斩中国历史，其祸国殃民之心何其毒也！

六，在西史辨伪中注重中国“文化安全”。

文化安全是一个大国非常重要的思想脉络。中国不仅是有科技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当然还有文化安全。我认为在西方文化入侵之时，应该坚持中国立场，中国身份，怀疑一切，质疑西方伪史，这表明中国学术界的觉醒和真正智慧的提升。西方现代性洋奴以真理在握者和一些帮闲帮忙者诋毁谩骂西史辨伪工作，已然无济于事。

人文学科的重灾区表现在于：言必称希腊，以西方马首是瞻，软化了文化脊梁骨。我们应该反省质疑，去殖民化、去西方化，诞生新时代新理性、新人文情怀的当代中国人文学科。西方对中国百年的“奴化教育”，用一步步虚构伪造的所谓西方历史去美化他们自身，美化他们抢劫掠夺历史成果所虚构出的西方所谓的灿烂历史，进而污蔑抹黑中国悠久的历史，给中国泼脏水妖魔化中国的同时，给中国人洗脑。我们应该有真正的文化警惕和文化对策。

近代西方法国伏尔泰在《风俗论》一著中质疑西方英语、德语、法语的不成熟和城邦的伪造编造，现代中国有辜鸿铭对西方冷静深刻的剖析，当代中国有质疑西方伪史的学术界中坚定不移地强调中国文化自信学者，而不屈从于西方的文化霸凌和文化欺压。我们在西史辨伪中，将在政治上拨乱反正，学术上拨伪反正，精神上拨西反正，让中国文化新世纪获得文化自信文化复兴的同时，获得真正的中国文化安全！

转自：北大文化书法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