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听我信服的朋友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李伟，水平不错。

此李伟，籍贯（估计只是祖籍而已），在江苏丰县。

丰县那个地方，我在2002年左右时去过，现在是徐州市的下辖县。徐州下面，有一个丰县，有一个沛县，古乃就是“丰沛”富饶之地——历史上出过最有名的人物，当然就是刘邦了。

司马迁的《史记·高祖本纪》里说：

“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於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

翻译成大白话，这刘邦跟孔子一样，也是“野合”的产物（孔子是“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而且胜过孔子的是，刘邦的“生父”，或许还不是人，是“蛟龙”。

扯远了，回到李伟的话题上。

1969年，时年16岁的李伟，在当时上海的川沙县施湾公社做下乡知青。

川沙县原本是属于江苏的，1958年，才划给上海；1992年，建浦东新区，又把川沙县给撤了。施湾呢，一会叫施湾镇，一会儿又并入机场镇；2005年的时候，再次更名叫川沙新镇。

所以，李伟那时候下乡的地方，就在今天浦东的川沙新镇里。

他当知青并不久，一年多后，即1970年11月，17岁多的李伟，参军入伍了，部队的番号叫6451。

有军事发烧友说，6451部队，当时是驻安徽合肥的一个汽车团。

看李伟下乡和从军的这段经历，我大致判断，他的家庭背景应该是相当不错的——我认识一位商人，原来在六七十年代当兵，也是汽车兵，口才相当了得，讲起故事来，绘声绘色；聊多了，我后来才知道，他的父亲至少在当时，就官至某省军区的司令员（或副司令员）。

李伟当兵当到1976年4月。

1976，对于中国来说，是真正意义上极为特殊的一年。

唐山大地震，遇难超过24万人；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巨头相继离世；随后，中国粉碎了“四人帮”，十年“文革”，宣告结束。

从部队转业的李伟，依然是回了上海。他进了家公司，而且是做进出口贸易的公司——上海市化工进出口公司——这似乎可以再次证明，他的家庭背景不一般？^_^

在这期间，他在上海电大，读了个大专文凭。

（后来，即使他日益“发达”了，似乎也没见到他去兼职拿本科、硕士、博士之类的文凭）

1985年，32岁的李伟，转身仕途，在当时的上海市委组织部工作。

1987年，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朱镕基先生调到上海，成为市长。

这成为李伟人生的又一个重大转折点。

次年，李伟，即成为上海市政府办公厅的秘书。

1989年，时任市委书记，到了北京。朱镕基先生，兼任上海市委书记。

李伟，又成为了上海市委办公厅的秘书。

1991年，朱镕基先生也到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

李伟，也跟着到了北京，任国务院办公厅秘书。

1998年，朱先生当选国务院总理。

李伟，则成为了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

2003年3月，朱先生退休。

李伟也从“海里”出来，到银监会任副主席。

满打满算，李伟在朱镕基先生身边，工作了16年左右。

后来，李伟又任过国务院国资委的副主任；2010年，就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成为正部级干部；次年，兼任主任职务。

言归正传，昨天，2018年1月13日，李伟在其下属机构举行的“中国经济前瞻论坛”上，做了一个主旨演讲，《推动中国经济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

这是我第一次当面听他演讲，他讲了30分钟，有稿子，但时不时的，也脱稿讲一些。

我当记者，有一个大“毛病”——就是喜欢听人讲问题，讲危机。恰好，李伟在这个演讲里，用比较多的篇幅，讲了这方面的内容。

他认为，2018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国际上的“三大不确定性”和国内的“三大风险”。

简单而言，国际上就是：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国际宏观政策调整、国际地缘政治动荡。

摘录他的发言稿如下：

从国际看，一是贸易投资保护主义的影响。受单边化、内顾化、民粹主义倾向的影响，一些主要经济体采取了变相的贸易投资保护主义行动，甚至通过价格、税收等途径限制外国产品进口，加强安全审查限制外国投资，由此引发的经贸摩擦可能会打击正在复苏的全球贸易和投资。比如，去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满15年后，即自2016年12月11日起，所有WTO成员都必须终止对中国出口产品反倾销调查中适用“替代国”方法，但一些国家通过替代性标准，变相违反WTO成员国的条约义务，实质都是贸易保护主义的表现。

二是国际宏观政策调整的溢出效应。美国“缩表”和加息进程加快，欧洲也有望在今年开启“缩表”进程，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步伐可能提速，全球利率水平将有所提升，资产重新配置可能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特别是高债务的发展中国家压力将有所增加。同时，美国税改引起全球广泛关注，可能导致新一轮的税收竞争，由此产生的影响还有待观察。

三是国际地缘政治动荡的冲击。朝核、伊核问题发展方向仍不明确，恐怖主义威胁仍在持续，中东局势又添新变局，部分地区的稳定问题可能对全球经济更大范围的复苏形成冲击。

其中，对于美国的税改，李伟脱稿说，他判断是“乐观不得，也悲观不得”，还要继续观察。

他担心的是，如果一些欧洲国家跟风，也进行税改，那对中国经济的挑战，会更加严峻。

对于中国国内的三大经济风险，李伟认为是：金融风险、房地产、地方债。

摘录他的发言稿如下：

从国内看，一是金融风险聚集的态势还没有得到根本扭转。2017年以来，通过加强监管力度、整治金融乱象、补齐制度短板，金融业脱实向虚的态势得到初步扭转，金融去杠杆取得一定成效。但要看到，宏观杠杆率（总债务/GDP）上升趋缓，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价格效应，2017年GDP平减指数预计比2016年高4个百分点。此外，道德风险、刚性兑付和监管套利现象仍然存在，金融去杠杆的制度基础尚不牢固，金融机构仍有较强的规模扩张冲动，金融严监管任务还很重。

二是房地产大起大落的问题尚未根本缓解。近年来，房地产与实体经济失衡的矛盾比较突出，房地产贷款占全国新增贷款接近一半，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快速增长，并推动房价快速上升，造成市场资源配置严重扭曲。2017年以来，一二线和部分三四线城市密集出台了限购、限价、限售、限贷等行政性措施，房价快速上涨的势头有所缓解。但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尚未建立，部分地区房价上涨压力仍不小，市场出现大幅波动不无可能。

三是地方举债也需要进一步规范。经过三年多地方债置换，地方政府债务偿还压力总体有所减轻，但近期有些地方政府通过PPP模式、政府购买服务、政府引导基金等变相举债，隐性债务较快增长问题比较突出。2017年5月以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规范地方政府举债的措施，对违规担保、名股实债等隐性举债渠道进行规范。下一步，必须坚持“逐步消化存量、坚决控制增量”、“开前门、堵后门”的原则，严格推进地方债务规范管理，落实债务处置主体责任，严肃问责机制，在统筹考虑在建项目和资金链风险的同时，切实防范化解地方债风险。

其中，谈到目前中国的金融风险，李伟也脱了稿，他嗫嚅几次，似乎在琢磨用什么样的词汇来表达更为合适。

最后，他用的措辞是，“稳中略降”。

当然，说了这么多危机和挑战，对于2018年的中国经济，这位朱镕基先生身边的多年秘书，是这样研判的：

2018年，中国经济运行，将有望延续“增速稳、就业稳、物价稳、效益稳”的多稳局面。

2018年，李伟也要满65岁了。这是一位正部级干部到点的年龄。

届时，他会何去何从，我也充满了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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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十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