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右）和周作人（左）

1985年，也就是34年前，我在《鲁迅研究动态》第5期发表过一篇《东有启明，西有长庚——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前后》,后收入拙著《鲁迅史实求真录》，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9月出版。应该说这是研究周氏兄弟失和事件时间最早、资料最全、立论最为持平的一篇，长期为研究者频频引用。

近来，因为把鲁迅日记与周作人日记对读，偶有所悟，故续作一篇。虽不能完全用实证方式为这一事件画上句号、作出明确结论，但在前行研究基础上有所推进，故形诸文字，公诸同好。

《东有启明，西有长庚——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前后》收录于作者的《鲁迅史实求真录》著作中

为何再议一件无权评述的事件

应该说，周氏兄弟失和是他们内心的隐痛，双方都不愿意细说或持“不辩解”的态度，也没有任何其他当事人或目击者提供证言。因此，可以将其视为一桩“无头案”。

1923年11月，即周氏兄弟失和不久，周作人写了一篇《读报的经验》，收入《谈虎集下卷》。此文反对报纸为迎合社会心理而多载风化新闻。他说：“据我想来，除了个人的食息以外，两性的关系是天下最私的事，一切当由自己负责，与第三者了无交涉。即便如何变态，如不构成犯罪，社会上别无顾问之必要，所以记述那种新闻以娱读者，实在与用了性的现象编造笑话同是下流根性。”文中似有弦外之音。

此后，周作人还在文章中向社会上表达了一种态度：他十分讨厌局外人关注他的家务事，更憎恶有人对他的家庭风波幸灾乐祸。他认为这类事件只要不贻害社会，就与公众没有任何关系。即使有第三者从旁议论，也当体察而不当裁判。

周作人的著作《谈虎集》

既然如此，为什么周氏兄弟的读者还会对这件事予以持久关注并众说纷纭呢？当然不能排除少数人有八卦心态，但大多数人还并非如此不堪。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驱者，周氏兄弟是领军人物，早已进入公众视野，几无隐私可言。

撰写周氏兄弟的传记和年谱都无法回避这一事件。从研究周氏兄弟的创作活动和人生道路的角度，这一事件的影响也无法低估。因为失和之前，周氏兄弟是两个亲密的文化合作者。鲁迅辑校的《会稽郡故书杂集》曾以周作人的名义出版，鲁迅的早期杂文（如《热风·随感录三八》）中也掺入了周作人的文字。

周氏兄弟曾有一些合作项目，如翻译日本现代小说，失和之后就令人遗憾地中断了。周作人不但在《自己的园地》第二版中抽掉了评论《阿Q正传》的文章，又从《点滴》一书中抽掉了鲁迅所译的题词，而且陆续写了不少含沙射影攻击鲁迅的隐喻文字。被伤害的鲁迅虽然因此大病一场，吐血不止，直到1936年9月3日临终前不久才写信告诉母亲，但他离开北平之后对周作人“并没有什么坏的批评”。鲁迅只是希望周作人在抗日救亡的问题上持一种明确的态度，不要落在钱玄同、顾颉刚这些人的后面。

1936年10月25日，周建人在鲁迅逝世不久即写信转达了鲁迅的上述意见。周作人原本并不是一个只有个人和人类立场而毫无民族和国家立场的人。

1927年4月，日本人控制的中文报纸《顺天时报》曾造谣说武汉政府组织妇人裸体游行，并高喊“打倒羞耻”这一类口号，意在诽谤以“打倒列强除军阀”为宗旨的北伐战争。周作人在当年4月23日《语丝》第125期发表《裸体游行考订》予以反驳。

文中写道：“《顺天时报》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机关报，以尊皇卫道之精神来训导我国人为职志的，那么苟得发挥他教化的机会，当然要大大利用一下，不管他是红是黑的谣言……”令人痛心的是，北平沦陷之后，为中国文化界寄予厚望的周作人竟堕落而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具，这与失去长兄鲁迅的指引教诲不能说毫无关联。

所以，周氏兄弟失和的负面影响，已经超出这一家庭变故的本身，不能不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语丝》第125期目录

风波迭起的八道湾十一号

老北京北沟沿有一条曲曲弯弯的胡同，时宽时窄，左拐右拐，虽不止拐八个弯，但名叫八道湾。

1919年2月至1920年1月，经过多番周折，鲁迅从一个姓罗的房主手中买到了八道湾十一号这个跨院。经过一番装修改建，于1919年12月29日将母亲及三弟一家从绍兴接到了北京，想圆一个三代同堂、阖家和美的梦想。

鲁迅是长子，1912年5月5日已到北京政府教育部供职；经他托关系，二弟周作人也于1917年4月1日莅京，在北京大学等校任教；三弟周建人从小体弱，在北京大学当旁听生。这个聚族而居的大家庭连同佣工共有近20口人。

八道湾十一号

购置和改建八道湾十一号花费了四千多块大洋，包括购房、装修、中介费用及房产税。约四分之一的款项来自于变卖绍兴老宅所得，其他多由鲁迅跟二弟周作人分摊。但具体事务主要由鲁迅操办，选址看房就历时半年，接着是买方卖方共同赴警察总厅报告，到市政公所验房契、交预付款、办新房产证、交余款、验收房，而后再到警察局申办修房手续、验新房契，赴税务处交房产税。

八道湾十一号旧宅只有九间房，显然不够居住，需翻新扩建。改建方案都是鲁迅亲自设计的。

进大门绕过影壁就是一个阔大的院子，有小学操场那样大的一块空地。鲁迅当时无子，但二弟有一子二女，三弟有一子一女，鲁迅为了孩子们能欢乐地玩耍，实可谓煞费了一番苦心。

在鲁迅为购置新房而操劳的一年当中，二弟周作人不但坐享其成，而且乘机将老婆孩子送到日本探亲，1919年4、5月去了一趟日本，7、8月又去了一趟，不仅接回了老婆、孩子，而且把小舅子也带到中国来了。

据我所知，除掏了一份钱之外，周作人为新家所作的贡献就是于1919年9月6日下午到北京市政公所去领回了一纸购房凭证。

八道湾十一号平面分布图

八道湾十一号占地2600多平方米，可分为前院、正院和后院。前院有一排三间一套的南房九间。鲁迅的书房和卧室开始在中院西厢房三间，后来为了安心写作，改住前院前罩房中间的一套房子。

正院的正房供鲁迅的母亲居住，他的原配朱安住在正院西头，中间的堂屋是餐厅，还有三间西房是周氏兄弟共用的书房，鲁迅主要的书籍都收藏在这里。后院有九间坐北朝南的后罩房，建筑质量最佳，周作人与周建人每家各用三间，东西三间用作客房。

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到北京就住在这里。

现在的八道湾胡同鲁迅故居

在八道湾十一号这座原本不起眼的院落里，发生了一些重大的文化事件，留下了很多名人的足迹。享誉世界的鲁迅小说《阿Q正传》就诞生在这里，著名的《文学研究会宣言》也是周作人在这里起草的。

自从周氏兄弟乔迁至此，八道湾十一号可以说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就在周氏兄弟合住的那三年多时间里，这里留下了刘半农、郑振铎、孙伏园、马幼渔、朱逷先、沈士远、沈尹默、钱玄同、许寿裳、郁达夫等著名学者和作家的足迹。

1920年4月7日，27岁的毛泽东还专程到八道湾来拜访周作人。其时周作人成立了一个“新村北京支部”，每周五及周日下午会客，热情宣传日本的“新村主义”，引起了对各种主义求知若渴的毛泽东的兴趣。

鲁瑞（左）与朱安（右）

但从那时到后来，八道湾十一号也发生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事件。

第一件事发生在1936年12月，时逢鲁迅母亲鲁瑞八十寿辰。周建人从上海赶到北京为母祝寿。鲁瑞虽住在鲁迅留下的阜成门寓所，但寿宴设在八道湾。当周建人正在向母亲行礼时，其子周丰二突然手持军刀从里屋冲出向其父砍去，幸亏亲友奋力夺刀才避免了这场弑父的悲剧发生。

第二件事发生在1939年1月1日元旦。那天上午，有刺客冲进八道湾西屋客房，开枪后车夫张三身亡，客人沈启无左肩中弹，但子弹却射到了周作人毛衣的纽扣上，仅擦破了他左腹的一点皮。行刺的是天津一些学生组织的“抗日锄奸团”，想对周作人的附逆行为进行惩治，结果死了一位无辜者。

第三件事发生在1941年1月1日，也是元旦，此时周作人正式出任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配备有持枪卫兵。他回家后，侄儿周丰三夺过警卫放在桌上的枪自杀，“以死相谏”，抗议周作人附逆投敌的行为。

以上这些事虽然都耸人听闻，但为人们长期关注的还是1923年7月发生的周氏兄弟失和事件。

周氏兄弟失和是突发事件

曾经有人从思想观念和经济纠纷分析过周氏兄弟失和的原因，各有其道理，但根据现存鲁迅日记和周作人日记，周氏兄弟失和完全是一起突发事件。

1923年7月中旬，古都北京多雨，周作人同年7月19日日记，有“函鲁迅”“夜大雷雨”的记载。鲁迅当天日记：“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这封信函就是周作人写给鲁迅的绝交信，“欲问之”说明鲁迅并不知其详，“不至”说明周作人不愿进一步当面解释。经过当晚这一场“大雷雨”，兄弟怡怡的美梦终于顷刻化为了噩梦。

周作人日记（上、中、下）

现根据周氏兄弟的日记，特将1923年初至失和前夕他们交往的情况作一概述，以证明失和之前他们一直维持了正常关系：

1月1日周氏兄弟邀徐耀辰、沈士远、沈尹默、张凤举、孙伏园午餐。鲁迅日记仅记“午餐”二字，周作人日记写明是“吃杂煮汁粉，下午三时去”。

1月7日午后先有四位日本客人来访：井原、永持、藤塚、贺。下午，日文《北京周报》记者丸山昏迷来，并介绍了另一位叫桔朴的记者，周氏兄弟共同会见。

五四”时期合影，前左起：沈士远、刘半农、马幼渔、徐祖正、钱玄同，后左起：周作人、沈尹默、沈兼士、苏民生

1月10日晚，朱逷先、张凤举、马幼渔、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来八道湾议事，周氏兄弟共同接待，晚饭后散。

1月13日孙伏园来访，周氏兄弟共同接待。

1月20日周作人与爱罗先珂设晚宴，招待今村、丸山、清水、井上四位日本朋友，鲁迅应邀，冯省三亦来。晚十时半散。

1923年4月，鲁迅（后排左一)、周作人（前排左一)与爱罗先珂（后排右二)等在北京合影

2月15日除夕。周作人日记有“晚祭祖”的记载，按常理鲁迅应该参加。

2月17日旧历大年初二。周作人邀郁达夫、张凤举、徐耀辰、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马幼渔、朱逷先午餐并喝茶，鲁迅亦参加，聊到四时散去。

2月23日张凤举邀周氏兄弟至禄米仓午宴，同席十人。

2月25日夜，爱罗先珂从上海来，在八道湾下榻。当天郁达夫在东兴楼设晚宴，周作人因天冷，家中又来客，未赴。鲁迅虽赴此宴，但“酒半即归”，早退，跟爱罗先珂赴八道湾有关。

3月21日周氏兄弟下午共同接待孙伏园及其子惠迪。

4月8日共同接待日本人丸山、细井共进午餐并合影，下午周氏兄弟携周作人之子丰一游公园，孙伏园父子同去。在公园遇李小峰、章川岛一起饮茶，傍晚归。

4月12日共同招待孙伏园吃晚饭。

4月15日中午，丸山招饮，周作人兄弟与爱罗先珂赴宴。同席有藤冢、竹田、徐耀辰、张凤举等八人。下午，周氏兄弟与徐耀辰、张凤举共同参加北京大学学生文艺社团春光社的活动。

1923年4月，前排左起：周作人、鲁迅、爱罗先珂、徐耀辰在北京合影

4月16日晚，张凤举为爱罗先珂归国饯行，在广和居设宴，鲁迅出席。周作人为爱罗先珂打点行装，未去。

5月10日鲁迅日记记载：“晚与二弟小治肴酒共饮三弟，并邀伏园。”据周作人日记，这应是共进晚餐。这是兄弟三人其乐融融的一次记载。

周氏三兄弟，左起周建人、鲁迅（周树人）、周作人

5月13日午后周氏兄弟同赴北大春光社交谈。下午，鲁迅、周作人在中山公园跟周建人会合，三兄弟一起饮茶。因周建人翌日去上海，故三兄弟再次欢聚。

5月26日晚，周作人治酒邀客，泽村、丸山、徐耀辰、张凤举、沈士远、马幼渔及鲁迅，共八人。

6月3日上午，周氏兄弟共同接待徐耀辰、张凤举、沈士远、沈尹默，下午七时散。

周作人（苦雨斋）与徐耀辰的书信

6月18日周氏兄弟共同接待孙伏园父子。

6月26日一先一后赴禄米仓访张凤举、徐耀辰，并见沈士远、沈尹默，中午聚餐，傍晚散。

6月29日周氏兄弟同赴北京大学新潮社，中午孙伏园做东，在北大第二院食堂午餐。

7月3日周氏兄弟同去东安市场购书，又去台基厂东交民巷购书。下午接待孙伏园父子。7月4日周氏兄弟共同接待张凤举、沈士远、沈尹默。7月6日晚小风雨。7月7日晚小风雨。7月8日晚雷雨。7月10日下午阵雨。7月11日下午大雷雨，周作人房间西北窗纸多破。

7月12日周作人日记有“入浴”的记载。7月13日周氏兄弟日记均有洗浴的记载。

八道湾11号旧址院内景象

7月14日周六，八道湾起风波。鲁迅日记：“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