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11日晚，“厦门大学历史学研究生论文写作暨强基班学术训练系列讲座”第十一期在厦门大学庄汉水楼403教室与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主题为“犍陀罗文明对中国的影响”。由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英刚主讲，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陈博翼主持。厦门大学2021级历史系博士班学生、部分2021级历史系硕士班学生、2020与2021级历史系强基班学生参加讲座。

孙英刚，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常务副院长，兼任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唐史学会理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主要从事中古史、佛教史、丝绸之路的研究。已出版《神文时代》《犍陀罗文明史》《隋唐五代史》等多部著作，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世界宗教研究》等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多次受邀在欧美、日本、中国台湾等地科研机构访学和执教。

引言

讲座伊始，孙英刚教授通过他在研究佛教历史时发现的以往研究一直存在的一个问题，即忽视了佛教进入中国之前的情况，来引入该讲的讨论地区——犍陀罗地区（今巴基斯坦西北部和阿富汗地区）。孙英刚教授首先展示了一张地图，地图上红色的路线既是贸易路线，也是传教路线。但是孙英刚教授指出，这条路线是错误的，只能反映公元6世纪中叶以后的部分情况。佛教的传播不是沿着地域的传播，佛教在公元2世纪最初传教的时候实则是一次性传到中国的核心地区，接着再派僧团前往各地传教。

孙英刚教授认为犍陀罗地区是佛教的飞翔之地。佛教是在恒河流域产生的，在公元前五、六世纪，释迦摩尼传教的主要活动区域是恒河流域。到公元二世纪的上半期，佛教从一个地方性的信仰膨胀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以巴基斯坦的白沙瓦为中心的犍陀罗地区有着非常重大的作用。公元前后，佛教在犍陀罗获得了革命性的发展和再造，例如佛像出现、菩萨信仰兴起、救世主理念加入、书写佛经的文本成型、佛传和佛本生故事的增加和再造等变化。在犍陀罗形成的新佛教，是一个更加具有世界主义的思想和信仰系统，对中国和东亚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公元6世纪前，佛教高僧经历千辛万苦，进入斯瓦特谷地，冒险翻越喀喇昆仑山道，再经数日跋涉，进入中国内陆。这条线路是当时主要交通线，自然条件极其恶劣，僧徒们抱着宗教牺牲的精神传播佛教。喀喇昆仑山道连通塔里木盆地和北印度，在喀喇昆仑山西侧与兴都库什山东侧相互交叉地段通过。通过这条道路，无论是去犍陀罗，还是再西行那竭，都是一条捷径。除了僧侣，使节也会出现在喀喇昆仑山道。孙英刚教授展示了北魏使臣前往中亚的米国途中留下的题记。

本次讲座主要有四部分内容，以图文结合的生动形式进行叙述。

一、从犍陀罗重新认识汉文佛典的权威性

在讲座的第一部分，孙英刚教授指出重新审视早期汉文佛典价值的重要性。

孙英刚教授首先介绍了汉文佛教文献的权威性。大量细致的研究都显示早期中国佛教所接受的佛教文本原本主要是犍陀罗语，进而从根本上确认了早期佛典语言的复杂性，以及早期汉文佛经在史源上的权威性。孙英刚教授指出，最早的佛经是口耳相传的，最早的文本佛教则由犍陀罗语写成。现在大多数学者以为权威的梵文佛经，实际上是几百年以来不断梵语化，不断进行错误的逆构词、添加、插入的结果。与这些最早写于11世纪至17世纪的梵语写本相比，早期汉译佛典才是最接近原典的佛经，是研究者应高度重视的研究资料。如果认为那些梵文本（最早写于公元5世纪，大多数写于公元11世纪以后，甚至写于17世纪）是原典，甚至拿其来纠正公元2-3世纪中国的汉文佛典的话，从基本逻辑上都是错误和荒唐的。

接着，孙英刚教授指出很多汉传佛教的概念，用梵文对应不了，必须用犍陀罗语及中亚语言来解释。这类的词汇非常多，甚至像“菩萨”“盂兰盆”这样大家习以为常的概念，也是来自犍陀罗语。直到五世纪鸠摩罗什翻译佛经的时候（公元401-413年），汉译佛经才显示出明显的梵语化。

印度加尔各答博物馆保存

其次，孙英刚教授展示了图像方面的证据。将犍陀罗出土的佛传浮雕跟汉晋时期的早期汉文译经对照，就会发现图文非常契合。孙英刚教授举“逾城出走”这一犍陀罗浮雕图像主题为例，进而引出对贲识的叙述。

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保存的敦煌绢画披帽地藏图

贲识，即“五道大神”，又称“般阇迦”“五道将军”，般阇迦信仰在犍陀罗非常流行，尤其在公元2世纪后半期。般阇迦在犍陀罗地区代表着死神（冥神），进入中国后变成十殿阎王之一。十殿阎王里面有九个是文官，唯独一个穿着铠甲的武将，即是五道大神非常典型的样子。魏晋南北朝到唐代中期，五道大神成为中国三大死神之一。五道大神进入中国的民间信仰后，中国小说里经常有五道大神的出现，敦煌也有很多关于五道大神的文献记载。地藏信仰兴起之后，五道大神作为地藏菩萨的侍从出现在佛教美术中。中国很多地方还修建有五道庙，在山东潍坊还建立了一个五道大神博物馆。

二、犍陀罗文明曾影响中土的政治与信仰世界

在讲座的第二部分，孙英刚教授主要论述了犍陀罗文明对中国政治与宗教的影响。

孙英刚教授指出，近年来，有关王朝正统地位或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已成为中古史界的重要话题。这一讨论是政治史研究回归其应有位置的一种尝试，既是对权力来源和委任统治权的思考，也提供了深入讨论不同政治文化传统、不同知识与宗教信仰体系与中古政治关系的机会。历史图景往往不是单线的、单一画面的、非黑即白、整齐划一的，采用不同类型的史料、从不同的视角出发，会看到历史真相的不同层面。不同历史事实叠加呈现的历史画面可能更加复杂，却更加接近真实。

孙英刚教授认为，王朝的合法性不能抛开宗教来讨论，中古时期的一个重要时代特征是佛教带来了新的文化基因。佛教的传入不但重塑了中土的信仰世界，也带来了新的政治意识形态，对中土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佛教在犍陀罗地区发生了全面的、革命性的变化，这种变化通常被学者称为大乘佛教兴起，取代小乘佛教成为主流。大乘佛教是一种带有帝国性质的意识形态，其核心理念及其核心信仰和信念从追求个人的自我救赎转变为标榜拯救一切众生。在这种背景下，“菩萨”的信仰和理念兴起。

佛教对理想统治者的描述存在着“天人感应”的理念，认为转轮王是合法的、神圣的统治者。印度-希腊时代的米南德一世（MenanderⅠ，约前165/155-130），在汉文佛典中被称为米兰陀王，他的钱币上出现了转轮的符号。学者比如那拉扬（A.K. Narain）和塔恩（William Woodthorpe Tarn）都认为这是他转轮王身份的标志。前者认为，钱币上的符号证明米南德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佛教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学说。

孙英刚教授指出，菩萨信仰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特征。一般认为，“菩萨”的概念在公元前后出现。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再传入日本和朝鲜半岛，东亚菩萨信仰也达到顶峰，成为东亚信仰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犍陀罗佛教中，菩萨在宗教信仰和政治宣传中地位被抬高。在犍陀罗的菩萨像中，绝大多数都是弥勒菩萨。弥勒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正因为如此，他跟佛教理想君主转轮王的关系也变得极端重要。迦腻色迦、梁武帝、隋文帝、武则天等，都在自己的政治操弄中利用弥勒信仰和转轮王的关系作为理论武器。弥勒信仰传入中国后，成为重要的指导政治社会改造运动的理论，引发了数百年的政治狂潮。

弥勒信仰跟小乘佛教自力解脱的思想完全不同，从关注自身修炼，转变为对公共利益的关心，实际上是转向了政治学说。从根本上说，弥勒信仰及其政治学说是一种带有否定现实社会、期盼未来世界的信仰，用现代政治术语说，就是一种新的“革命思想”。南北朝和隋唐的君主如梁武帝、隋文帝、武则天都竭力把自己打扮成迎接弥勒下生的转轮王；而对现实不满的造反者则把当下的社会描述为弥勒下生前的末法时代，号召大家起来砸碎它。但是弥勒信仰并不是从开始就有的，是在后来加入到佛教中去的，跟犍陀罗关系密切。

白沙瓦博物馆的“七佛一菩萨”浮雕

弥勒的三重身份（菩萨、未来佛、救世主），使得他在佛教宇宙观和时间观中处于非常特殊的位置。这一点最鲜明的图像是“七佛一菩萨”的构图。弥勒信仰兴起后，在犍陀罗地区跟原始的印度佛教七佛信仰相结合，发展成为“七佛一菩萨”。“七佛一菩萨”反映了佛教的多佛信仰和历史观念。

北凉高善穆造石塔

“七佛一菩萨”观念和造像传入中国，对丝绸之路沿线的佛教艺术产生深刻影响。酒泉、吐鲁番曾出土多件这一主题的造像，比如北凉高善穆造石塔。该石塔覆钵下部一周刻拱形完，由七身佛陀和一身菩萨组成，和中土阴阳五行观念相匹配。弥勒菩萨头戴化佛冠饰，结转法轮印，交脚坐于方座上。佛塔上刻有北斗七星，其斗柄指向八卦里的坎卦，坎卦（空间上位于北方，时间上是一天最黑暗的夜半之时，一年的正冬之季） ，正与塔肩上的第七身释迦佛位于同一方位——表明现在是末法时代。

此外，在犍陀罗大量发现的弥勒像说明了弥勒信仰的流行，与弥勒下生信仰紧密关联的艺术创作是建造大佛。文献记载的最早的弥勒大像建造于陀历国，是一尊木雕弥勒像。王朝政治与佛教关系密切，孙英刚教授以北齐文宣帝为例阐述燃灯佛授记。文宣帝高洋在正史中常被描述为性情乖戾的暴君，但是在法琳、道宣等佛教史学家笔下，却是护持佛法的明主。文宣帝高洋“以昭玄大统法上为戒师，常布发于地，令师践之”。在建立新王朝之后不久，高洋就通过布发掩泥接受了菩萨戒。这其中除了个人信仰的原因之外，政治考虑非常明显。文宣帝所模仿燃灯佛受戒布发掩泥地仪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从犍陀罗拉到中国演绎，也可以说，中国成为新的圣地，而他则是修行的菩萨道的君主。

在佛钵被运到弗楼沙后，犍陀罗逐渐成为佛教中心，至少是4-5世纪的犍陀罗，以佛钵为中枢，成为僧俗共同的一大佛教中心地。实际上在法显到印度的时代，佛教在西域的繁荣早已超过了印度本土。

三、新的宗教信仰和艺术主题

在讲座的第三部分，孙英刚教授主要论述了佛教给中国带来的新的宗教信仰和艺术主题。

孙英刚教授指出，佛教在犍陀罗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但包括艺术风格的变化，比如佛像在这一时期产生了，同时也包括教义的变化，还比如佛陀的形象从一个人间的导师变成了无所不能的神圣领域的统治者。

有些特殊的佛像样式，也能看出文明交流的痕迹。比如迦毕试地区的焰肩佛。这种双肩出火的佛像可能吸收了王者的形象和符号，用描绘君主的手法来描绘佛陀。这种兴盛于4-5世纪的佛像样式对中国也有影响，最早传入中国的犍陀罗佛像有不少是带有火焰及背光的迦毕试风格佛像。

犍陀罗同时也创造了大量佛本生故事，这些故事在印度本土并不流行，却是健陀罗地区重要的佛教历史记忆。孙英刚教授认为，犍陀罗的佛本生故事最突出的特点是强调施舍的重要性——大乘佛教认为除了苦修，供养和布施也是修行的法门。这其实给更多的社会阶层比如商人打开了一扇大门，这可能也反映了佛教兴起与丝路贸易的某种关联性。

四、研究之外的话

最后，孙英刚教授介绍了该研究之外需要注意的部分。

中古时代，佛教的传入带来了新的文化基因。经过十六国南北朝数百年的融合，到了唐朝时期，不论是其哲学思想、艺术形式、语言的概念词等，都对中国的再造起到了很大作用。佛教提倡众生平等，从某种意义上讲既是神圣的空间，也是公共空间，整个城市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佛教在唐代中晚期后，从主流的学术和政治舞台退出，开始走向世俗化。

在近代西方文明东来之前，这次文化交融是中国历史上最全面、最系统的一次文化再造。中国文明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文明，而不是一个内缩的保守的文明。正是因为它的开放与包容，才不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始终屹立在人类文明之林。

讲座的最后，孙英刚教授针对听众关于佛教转轮王和中古政治的关系、中古文献中有关转轮王的影响力是习惯性书写还是真实认识、希腊化因素在犍陀罗地区的佛教转型中的影响、对汉文佛经真伪的判定、中古王朝正统性所依据的理论的选择等问题进行了一一回应。

（本文经主讲人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