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邓春海等

元至正三年（1343），元顺帝下诏为辽、金、宋三国编写史书，其中，《宋史》先后由脱脱、阿鲁图两位丞相主持修撰工作，且仅仅耗时两年半就顺利完成。值得一提的是，相比于过往的正史，《宋史》中增加了《奸臣传》这个部分，且其中共收录了二十二人。那么，都是哪些人被《宋史》列为了奸臣，他们的入选又是否都 “实至名归”呢？

按照史书中的先后顺序，《宋史》收录的二十二位奸臣分别是蔡确、吴处厚、邢恕、吕惠卿、章惇、曾布、安惇、蔡京、蔡卞、蔡攸、蔡翛、蔡崈、赵良嗣、张觉、郭药师、黄潜善、汪伯彦、秦桧、万俟卨、韩侂胄、丁大全和贾似道。他们当中，既有秦桧、蔡京这样恶名昭著者，也有一些如今的知名度并不高。

如果要说《奸臣传》中谁最冤枉，那恐怕非章惇莫属。出身于官宦之家的章惇自幼豪爽俊朗，且博学善文，长大后他不但顺利考中进士，还得到了欧阳修的欣赏。熙宁二年（1069），章惇被推荐给了王安石，史载：“安石大喜，恨得之晚。”王安石变法失败后，作为新党的章惇也遭到打压，被迫外任汝州。

章惇是福建人，出生在一个官宦家庭。他自小就被家里的族长认为，将来一定会有所成就。事实也证明果真如此。

1057年，章惇第一次科举考试考中进士，同年其族侄章衡考中状元，因不愿屈于侄子后面，就放弃当年做官机会。此后两年，他继续发愤图强，于1059年第二次科举考试取得第一甲第五名，开封府试第一名的成绩，开始在陕西商洛当县令，这也是章惇仕途的起点。

此后十年，章惇在大宋帝国的官场上步步高升。1069年，国家沉重的“三冗”负担也愈发严重，让章惇及王安石等一批有识之士和宋神宗一起，向大宋帝国的“顽疾”宣战——王安石变法拉开帷幕。

直到1076年，年仅10岁宋哲宗登基，由高太后执政，任用顽固派大官司马光为宰相，向新党变法势力展开疯狂反扑。

顿时，朝廷风向骤变，原本支持变法派的一些人，出于自保，开始重新站队。

但章惇不为所动，他服膺王安石变法，本质上是推崇王安石的“三不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他认为：对于当前的大宋来说，改变，才能让国家更好。

因此，他依然在朝廷上与保守派据理力争，其结果就是被贬。八年间，无缘重返官场。

直到元祐八年（1093），亲政后的宋哲宗才将章惇重新重用，并拜为宰相。掌权之后，一直推崇新法的章惇很快就将当初的诸多改革举措再度实施。而在对外方针上，章惇采取强硬的态度，他反对轻易和谈妥协，并在“元符西征”后成功靠武力换来了西夏的臣服。元符三年（1100），宋徽宗封章惇为申国公，但不久后便将遭到大量弹劾的他而贬到了偏远的雷州。

崇宁四年（1105），章惇在被改封为湖州团练副使不久后去世，终年七十一岁。对于章惇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他对外态度强硬几乎导致宋辽开战，以及主张追废高太后、打击旧党等。不过，考虑到其为官期间的种种功绩，以及强硬态度为宋朝带来的优势，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评价道：“其功博，其德正，其仁大矣。”

章惇种种举措，虽然最终没能救大宋于危亡，但正因为他的努力，让北宋有了一次炫目的回光返照。

这样一心为国、有原则有底线，因国家利益不惜个人前途敢说真话的人，但《宋史》却将他列入《奸臣传》，这是为何？

最大的原因是，《宋史》的底本是由宋人所作，将章惇列入《奸臣传》，是基于他们是王安石变法的支持者和继承者。

史书写得很明白，章惇的罪证之一，就是“绍圣而后，章惇倡绍述之谋，秕政复作”。所谓“秕政”，是写史者对王安石新法的蔑称。

近代以后，王安石变法，以及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变法，才得到了较为公平的评价。但在此之前的漫长的时间里，王安石变法因为变乱祖宗家法、着重理财而一直受到社会主流思想的鄙夷。宋代以后占据主流的程朱理学，讲求“道德治国”，而鄙薄“技术治国”，对于强调法律、财务、经济等实操的王安石新法，自然没有好感。在理学思想指导下的传统史书，于是更容易将王朝的衰亡归咎于变法，归咎于主张和支持变法之人。

从章惇一生的行迹来看，他不仅不是小人，还是一个无私无畏、忠于职守、坚持立场的人；同时又是一个时常发出不合时宜之论，却表达的都是一心为国的肺腑之言的孤胆英雄。

其实在历史上，一个人物的身后评价与真实状况存在反差并不稀奇。但像章惇这样，一直被误解，全然颠倒一个人物的成就的，实在是悲哀。这样的人，应该被正名，更有必要让后人知道他的作为。

以如今的眼光看，章惇或许有许多缺点，但绝对难以称得上是奸臣，和他有着相似境遇的还有韩侂胄。提到韩侂胄，或许很多人的第一印象便是他为民族英雄岳飞平反，又重用包括辛弃疾、陆游在内的大批主战派人士。韩侂胄乃是北宋名臣韩琦的曾孙，他靠着与宗室大臣赵汝愚共同拥立宋宁宗身居高位，随后又将赵汝愚排挤出朝廷，并发动了长达六年的“庆元党禁”以打压政敌。

掌权之后，韩侂胄立场与章惇类似，那便是坚决主战，为此，他为岳飞追谥“武穆”，追封鄂王，而将秦桧削去王爵，改恶谥“缪丑”。可惜的是，因为军事方面的准备并不充分，韩侂胄发动的“开禧北伐”并不顺利，此时朝中主和派联合与韩侂胄有旧怨的杨皇后，最终将韩侂胄暗杀。

对于韩侂胄，历朝历代许多学者都持批判但同情的态度，批判的是他仓促北伐遭遇失败、党同伐异排除异己，同情的则是他有心收复河山却无力破敌致胜。另外，韩侂胄坚决反对朱熹理学，这也成为了大量读书人将其视为奸臣的重要原因。

最后，《奸臣传》中的赵良嗣也被许多人认为入选有些冤枉，这主要是因为他甚至都很难算得上是宋臣。赵良嗣，原名马植，他出身于辽国贵族，一度官至光禄卿。童贯出使辽国期间他前去拜见，并向北宋朝廷献上了联金灭辽之计，宋徽宗听闻后认为他的计策非常高明，于是甚至赐其国姓“赵”。

宣和二年（1120），赵良嗣代表宋朝出使金国，此后又往返两国六七次，促成了“海上之盟”的达成。然而，金国在与宋朝联合作战的过程中了解到了宋军战斗力的低下，于是灭辽后顺势南下攻宋，最终将北宋消灭。靖康元年（1126），被视为金国南下攻宋罪魁祸首的赵良嗣被宋钦宗下令处死。

客观来说，很难将金国灭宋的责任推到赵良嗣的身上，毕竟就连宋徽宗本人都没有预料到金国会以如此摧枯拉朽之势浩荡南下，何况只是献策的赵良嗣呢。因此，对于辽国而言赵良嗣无疑是叛徒，但作为宋臣，他被列为奸臣就多少有些不恰当了。

综上所述，《宋史》当中的二十二位所谓奸臣其实并不完全准确，虽说其中的秦桧等人入选毫无争议，但如章惇、韩侂胄、赵良嗣等人并不完全能被算作奸臣。另外，也存在擅权专恣、媚上欺下的史弥远反而没被选为奸臣这样的情况，可见《宋史》的编撰者判断一个人是否可算作奸臣或许有着自己的一套标准，而这套标准已经完全无法适用于今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