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长河中，古代社会的治理结构与官员行为模式呈现出一种令人深思的现象。每个朝代在建立之初，都会对官员提出造福百姓、为百姓谋福祉的要求，这似乎成为了一种政治正确的宣示。

而每当王朝走向末年，起义军揭竿而起时，也无一例外地打着为天下苍生的旗号，仿佛他们是正义的化身，是来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的救星。然而，当这些起义者最终成为统治阶级，掌握了权力的魔杖之后，却往往背离了最初的承诺。

百姓，从理论上来说，乃是官员的衣食父母。而官员们几乎从未真正对百姓“尽孝”。相反，他们中的大多数将百姓视为可以随意鱼肉、盘剥和压榨的对象。在他们眼中，百姓就如同田野里一茬又一茬的韭菜，割了又长，长了再割。

那么，究竟是何种原因导致古代官员大多选择收割压榨百姓，而不愿意把精力放到造福百姓上呢？这背后隐藏着诸多深层次的制度性与社会性因素，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一、畸形的家天下制度

古代中国长期实行家天下制度，这一制度架构将整个天下视作皇家的私有财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念，如同一种无形的精神枷锁，深深地烙印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成为了整个社会秩序与价值观的基石。

在这样的体系之下，官员们所扮演的角色，从本质上来说，仅仅是代替皇帝管理这些所谓的“皇家财产”罢了。

我们不妨进行一个简单的思考：你是对自己的财产上心呢？还是对他人的财产上心呢？答案不言而喻！当一个人面对自己的财产时，毫无疑问，他会投注极大的心血与精力，精心呵护、悉心打理，满心期盼其能够保值增值。

然而，等他面对归属于他人的财产时，情况则大为不同。多数人恐怕很难做到全心全意，甚至还可能会因觊觎之心作祟，妄图从中谋取私利。这种人性的弱点在古代官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官员们深知百姓被认定为是皇家的财产，与自身没有根本性的利害关联。他们仅仅觉得自己不过是在替皇帝管理这些财产而已，既然并非自己的所有物，那么他们对待百姓的态度自然而然就会变得冷漠无情、贪婪无度。他们将百姓视作是可以随意宰割、肆意榨取的资源。

于是，在朝廷既定的赋税基础之上，官员们肆意妄为，层层加码，各种稀奇古怪、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接踵而至。百姓们本就生活困苦，在这些沉重赋税的压迫下，更是苦不堪言。即便“人相食”这般惨绝人寰、令人毛骨悚然的人间悲剧之时，官员们却依旧会忙于搜刮财富，对百姓的苦难无动于衷。

例如，崇祯年间，陕西等地遭遇大旱，赤地千里，百姓饿死无数，甚至出现易子而食的惨状。而当地的官员们不仅没有积极救灾，反而继续催征赋税，导致更多的百姓流离失所，最终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这种家天下制度所衍生出的官员对百姓的冷漠与贪婪，成为了古代社会治理的一大顽疾，严重破坏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也使得百姓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二、病态的晋升机制

现代社会官员的晋升有一套合理严格的机制，需要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组织考察，还需要民主推荐等等，可古代官员的晋升途径基本上都由上级来决定，这一机制犹如一把高悬在官员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行为选择。

以九品中正制为例，在这一制度体系下，中正官对官员品级评定起着关键作用，他们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官员的仕途发展。中正官往往依据家世、道德、才能等多方面因素对官员进行品评，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家世常常占据主导地位，导致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这样一来，官员晋升的决策权就紧紧地握在了上级领导的手里。在这种情况下，“上级认为你行就行，不行也行；上级认为你不行就是不行，行也不行”成为了古代官场的潜规则。那么，怎样才能让上级决定自己“行”呢？答案自然是投其所好，把上级陪舒服了，才会得到提拔，从而官运亨通。

反观百姓，他们在官员的晋升过程中完全处于边缘地位，根本没有任何权利决定官员的升迁。也就是说，百姓对官员的利益基本没有任何决策权，百姓根本无法决定官员的未来，也不能给官员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利益。从收益角度来看，为百姓谋福祉是一件极其不划算的事情。

当然，或许有人会提出疑问：如果该官员的领导是一个特别正直无私的人，类似包拯、海瑞这样的清官，情况会不会有所不同呢？诚然，这种情况不能说完全没有，但只能说是极少发生。如北宋时，就有“廉吏十一，贪吏十九”的说法，意思是 90%的官员都是贪官，而实际的贪官比例可能还会更高。

在这样的官场大环境下，清正廉洁的官员往往会受到排挤和打压。例如，在唐朝，李林甫担任宰相期间，他独揽大权，排斥异己。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掌控着官员的晋升大权，只提拔那些对自己阿谀奉承、唯命是从的人。

许多有才能正直的官员因为不愿意依附于他，而被他诬陷打压，仕途受阻。而那些想要晋升的官员，只能纷纷向李林甫行贿，而这些行贿的钱是哪里来的呢？答案不言而喻，自然是从百姓身上搜刮得来的。

在这种病态的晋升机制下，官员们为了自己的仕途着想，必然会选择放弃造福百姓，转而把全部精力放在孝敬领导上，为自己日后的升迁铺路。这也使得官场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正直的官员难以立足，而贪官污吏却如鱼得水，百姓则成为了这种官场黑暗的最大受害者。

三、腐朽的监察制度

历朝历代都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监察制度，旨在对官员的行为进行监督和约束。秦朝时设立御史大夫，掌握天下文书和监察大权；汉代由御史中丞主管监察事务；隋代中央的监察机构为御史台。除此之外，皇帝还会不定期地派心腹去监察官员政绩，以加强对官员的直接掌控。

然而，这些看似严密的监察制度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却存在着很大的弊端。由于官员干得好坏完全由监察官来决定，这就使得监察官的汇报显得尤为重要，官员的政绩考核合格与否几乎都在监察官的一念之间。

而古代很多监察官在汇报官员政绩时，根本不会按实际情况汇报，而是按自己获得利益的多少来汇报政绩的成效。

在《晏子春秋·外篇第七》中记载的晏子为官经历便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当时齐景公派晏子去东阿当领导，在晏子工作的第三年，齐景公把他召回来训斥了一顿。齐景公认为晏子把东阿治理得一团糟，要求他回去好好反省。

晏子的态度极好，表示愿意改弦更张，如果三年治理不好，情愿以死谢罪。齐景公同意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年，当晏子上来汇报税收工作的时候，齐景公却迎上前去祝贺，称早就听说他治理东阿很有成绩，百姓家境殷实，生活无忧。

晏子无奈地回答说：“从前我治理东阿，后门全部关死，贿赂根本就没有。那时候老百姓没有挨饿的，而您反而要治我的罪。后来我治理东阿，加重老百姓的税赋，用搜刮来的钱都孝敬您的考核官。现在东阿的老百姓有一半在挨饿，您反而迎上来祝贺我。我这人傻，治理不了东阿。请您准许我退休，给贤能的人让位。”

从这个事例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一开始晏子以造福百姓为目标，坚守廉洁奉公的原则，不贿赂监察人员，然而得到的却是领导的训斥。而当他改变思路，开始搜刮百姓，贿赂领导的身边考核人员时，却得到了领导的大加赞赏。

这种腐朽的监察制度无疑注定了清官难做，造福百姓的收益远远低于贿赂监察官的收益。

再如明朝末年，宦官魏忠贤专权。当时的监察机构几乎完全被魏忠贤掌控，成为了他排除异己、巩固权力的工具。许多正直的官员弹劾魏忠贤及其党羽的不法行为，然而监察官们却在魏忠贤的指使下，颠倒黑白，诬陷这些弹劾的官员，致使他们遭受迫害。

而那些依附于魏忠贤的贪官污吏，即使恶行累累，却因为得到监察官的庇护而逍遥法外！这种腐朽的监察制度不仅破坏了官场的生态平衡，也使得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严重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和统治的合法性基础。

四、总    结

在畸形的家天下制度、病态的晋升机制、腐朽的监察制度的多重影响下，古代官员们面临着一种极为扭曲的利益格局和行为导向。造福百姓基本上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收益。相反，贪污腐败、搜刮民脂民膏，受到的惩罚概率却微乎其微。

在这种情况下，官员们必然会将工作的中心放在榨取百姓财富上，而那些“造福百姓”、“解民倒悬，施惠苍生”、“恤民之忧，除民之患”等原本应该成为官员施政宗旨的词语，最终永远只能成为官员汇报工作时，一个个虚伪的言辞而已。

这种古代官场的积弊，给百姓带来了无尽的苦难，也使得社会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百姓成为了社会的最底层，是官员们肆意收割的韭菜，他们在贫困、压迫和不公中艰难地度过了两千多年！直到现代社会的到来，才摆脱了身上沉重的枷锁！

来源：艺笙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