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1994年我10岁，住在长沙西郊的国营老厂家属区里，厂区东面有一大块当地政府修建的“经济开发区”，一直招不到商，就空空荡荡的闲置在那里。

直到1995年冬天，“开发区”突然入驻了一群东北口音的人，说是来做生意的，不久后我们厂里人才弄明白，他们做的生意叫传销。

也就是这一年，我第一次从父母嘴里听到了一个词，叫“下岗”。

而这些我家附近开发区搞“传销”的这群人，大多都是来自当时东北国营工厂的下岗家庭。传销团体底层的人被称为“学员”，大多都是被自己亲戚朋友，街坊同学，用拉下线的方式骗来的，然后按地域组成了一个个小组。

一年后，全国大规模打击传销，我家附近的这个传销基地人数多达2万人，还上了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一夜之间，传销团伙的头目闻风而逃，不知所踪。头目跑了，拉人头的小组长还没跑，最底层那些反应过来“学员”，开始找小组长要钱，小组长也被骗光了，哪有钱，几句话不合就大打出手。

那段时间，我每次路过“开发区”，都能在路上看到互殴到鼻青脸肿的人，有次看到一个满脸淌血的男人在马路上狂奔，身后数名手持棍棒菜刀的壮汉咆哮着追击。

这些如今看来匪夷所思的事情，在90年代随处可见。

从1995年到2002年，全国数千万名国营单位的产业工人下岗。全国城镇劳动力的38%失业，城镇失业率在8%~10%之间，全国超过20%的家庭受到直接影响。

随之带来的不仅仅是工人家庭经济上的窘迫，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社会治安状况的恶化。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内的刑事犯罪数量出现了一次跳跃，学术界称之为““第五次犯罪高峰”。而这次犯罪高峰，和1995年开始的全国大规模下岗存在一定的关系。

根据统计，当一个区域内，每万人中下岗人数，每提升10%，检察院批准逮捕人数增加 0.2% ，检察院批准起诉人数增加0.3%。

能源类型的国营单位的犯罪比例会更加高，失业率上升，工资水平下降，将会导致低技能青年男性劳动力犯罪率上升。

（资料来自：2018年《世界经济文汇》“国有企业下岗潮与犯罪率的实证研究”）

比如煤炭，石油类的国营单位，普通职工拥有的职业技能，很难在失业后再找到合适的工作，搞个体经营也没有任何优势。

综合以上因素，导致整个东北地区的能源型国营单位的下岗潮，引发的犯罪率增长，是其他地区的两倍。

贰

最近因为电视剧《我是刑警》，让1995年发生在黑龙江鹤岗市南山煤矿的，128特大持枪抢劫杀人案，再次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

1995年1月28日晚上，四名歹徒手持制式手枪，改装过的五连发猎枪，鹤岗南山矿务局，企图抢劫工资款。在抢劫过程中，他们枪杀了10人，包含保卫科人员，经济警察，还有一名保卫科人员年仅11岁的儿子。

两名保卫处人员守在存放现金的房间里，并手持五六式冲锋枪和歹徒对峙，歹徒企图用炸药炸开墙壁，但是失败了，因此两名保卫处人员幸免于难，工人的工资款没被抢走。这群歹徒为什么会选择冒险来抢劫，由十几个人守护的矿区工资？除了胆大妄为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那天南山矿务局的现金太多了。

1995年，南山煤矿的效益每况日下，只能每半年才发一次工资，而且那个年代几乎没有单位，会把工资打在职工的银行账户里，都是现金发工资。南山矿将近2万职工还有退休职工，半年的工资款，都是从银行直接提现后运送到矿务局大楼，然后一一发给职工，发了一天都没发完，到了晚上，还有93万现金，准备第二天再发。这是1995年的93万，当年鹤岗的平均年工资是3312.91元，93万要攒280年。

这个诱惑的确很大。

（来自汇聚数据网）

黑龙江鹤岗就是一个典型的东北能源城市，建国后在前苏联列宁格勒矿井设计院的帮助下，建立了全国第一对采煤竖井和第一个现代化动力选煤厂。全鹤岗的人都靠煤矿活着，几乎全鹤岗都是煤矿的人。

巅峰时期，鹤岗矿务局正式员工数量超30万，占全鹤岗市人口的1/3，一家两代人全在矿里上班的比比皆是，剩下的人，大部分都是煤矿职工家属。但是能源性企业都会面临枯竭问题，从而引发了当地居民收入下降。1994年，鹤岗的一般预算公共收入是1.26亿，不到1993年的一半，甚至比1990年还要少。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主要包括税收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转移性收入和其他收入。——来自百度百科）

（来自汇聚数据网）

叁

曾经因为拥有“一汽”而在工业上傲视全国的吉林长春，也在同一时期出现类似的情况，1994年的一般预算公共收入断崖式下跌。

（来自汇聚数据网）

从1995年开始，长春市陆续出现了被称为“刨锛帮”暴力团伙，这些人手持刨锛，跟踪独自行走的路人，趁其不备，一刨锛敲在脑袋上，再把随身财物洗劫一空。

1995年夏天开始，长春市的南关、宽城、朝阳、二道、汽车厂区就陆续发生这样的恶性事件，从6月初到9月底，长春连续发生40多起刨锛案件，导致3人死亡，20多人重伤致残，抢走现金20多万元，各种首饰30多件，大哥大8部等等。

到了后来，歹徒越发大胆，在大白天就敢动手。虽然这个团伙后来被打掉，但是又陆续出现了新的，而且很多根本不是犯罪团伙，就是一些缺钱用的下岗工人，受到案件“启发”，独自一人赚快钱。这个事儿当时对长春的社会影响极大，一时间几乎没人敢独自上街，走路都一步三回头。

早年我在酒桌上听当地人说，“刨锛帮”猖獗的时候他在上小学，学校开始流行一种叫“刨锛儿”游戏，由传统的躲猫猫游戏改编的。玩法就是几个孩子围在一起，其中之一闭眼查数，剩下的都躲起来，追的这个人只要找到玩伴并在后脑勺比划一下，喊一声“刨锛儿”，就算胜利了，而被抓到的人就是下一轮的“主角”。

那时候长春的马路上，两个独自行走的男人遇上了，就会互相瞪着对方，谁也不敢先转身把后背露给对方，两个大男人可以在马路上对瞪十几分钟，场面十分魔幻。我还听说过过更魔幻的案件。

1997年，某个仍然保留军工生产任务的三线厂，因为“军转民”后生产的民用产品销路差，发不出国庆福利。厂里职工怨气很大，三线厂都是小社会，领导干部和职工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厂领导班子实在扛不住压力，居然干了一件差点掉脑袋的生意。

厂长、副厂长、党委书记、销售科科长联合起来，虚报国家军工订单，违规生产了铭刻虚假枪支编号的枪支1000支，然后由销售科长找到了客户，打算卖掉赚钱给职工发福利。结果交易的时候被一网打尽，相关厂领导都被判了无期。

（信息来自《定罪与量刑丛书》，具体可翻阅《枪支、弹药、爆炸物犯罪定罪量刑案例评析》第二编案例6，第137页。）

肆

不只是东北，全国从1995年开始，治安状况都出现了恶化的趋势。从某种角度来说，大量的产业工人失去工作，是这次治安混乱的原因之一，现在人可能不理解，失业了就再去找一个新工作就行了，为什么会引发治安问题？

我们就以长春这个老牌工业城市为例，1994年的非私营单位就业人数，从1993年的317万陡然下降到了136万，一年之内180多万人失业，占1993年整个非私营单位总人数的56.8%。

（来自汇聚数据网）

那1994年的长春有多少岗位，可以接纳这些失去工作的国营单位职工呢？

而且在社保制度没有完善的90年代，失去工作，不仅仅是一个人没有收入的问题，而是整个家庭的三代人都被牵扯其中：

老一辈退休老工人的退休金延迟发放，医疗费用没地方报销；下一代工人子弟失去了就业机会，因为在那个年代，工人子弟大多都是子承父业，去父辈的工厂“顶替”上班，工厂一但经营不善，就不会再招聘新职工。一个家族就这样被按下了暂停键。

中年工人为了赚钱养家陷入焦虑绝望，当走投无路的时候，即使成为不了刀头舔血的亡命徒，但是偶尔打个闷棍还是下得去手的。

而对社会治安影响最大的，其实是这些厂子弟。

你想想，一个城市的街头，突然出现了数万无所事事的年轻人，20岁郎当岁，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没有未来，家里还有一屋子一身怨气的中老年人。这要放在欧美中东国家，就是暴乱的导火索。

在我今年最喜欢的网剧《漫长的季节》里，姜明奇扮演的混混偷桦钢厂子弟的摩托车，而桦钢厂子弟偷警察的汽车轮胎，贪腐的厂长联合南方“假港商”侵吞国有资产，玩弄侵害厂技校的女学生，厂下岗女工去夜总会陪酒，老公半夜骑自行车来接，这些电视剧里段落，很多都来自真实的历史。

从1996年4月到1997年2月，全国范围内展开第二次“严打”，社会治安发生了改变。而治安状况真正发生改变，是从1996年京九铁路通车开始，南下打工潮进入了高峰，无数来自全国，看不到未来的年轻人涌进了珠三角的流水线。

有了工作，有了收入，有了奔头，虽然辛苦，但是有一份正经工作，谁愿意去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捞偏门呢。

解决经济问题，减少社会贫富差距，让老百姓安稳过日子，才是解决社会犯罪问题最好的方法。

来源：三线厂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