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我家老厂东边有一片空地，偶尔会在凌晨天蒙蒙亮的时候传来枪声，当时我们一帮小孩观点不一，有的说是民兵训练，有的说是刑场在枪毙犯人。

虽然直到现在也没搞明白哪来的枪声，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在当年严打期间，枪决的频率是我有生以来看到最密集的，那时候路过市区的法院、市政府门口，甚至是单位的宣传栏，都能看到大张的判决通告，那时候我很小认字还不全，但是已经知道，谁的名字上有个红色的大叉，那这人就完蛋了。

我经历过三次严打，第一次是1983年，那时候还我没出生，没赶上，据说那一次是惩罚力度最大的一次。

这是建国以后第一次“严打”，这事儿是怎么引起的，江湖上传言很多，最广为流传的就有“严打三大案”之说。

一个是河北唐山的“菜刀队”案，最广为流传的说法就是，他们曾经拦截了国家领导人的车队，叫嚣着收过路费，还杀害了两名保卫战士；第二个就是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的“六一六”案，8个人酒后团伙作案，一夜之间杀害27人，最后只有2人被判刑，因为其他6人都是未成年人；第三个就是某位将军的女婿，在河南南阳和妻子大白天逛街被流氓调戏，女婿是现役军人，当场动手反抗，结果被人多势众的流氓团伙，大白天当街打死。

不过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80-90年代的的治安有多乱，就拿我出生长大的地方湖南来说，最显著的就是车匪路霸猖獗，坐长途客车，每三次就要遇到一次抢劫，当然有的不是明抢，而是上来拎着斧头，客客气气的找你收额外的“过路费”。

长途货车更加危险，尽管那时候很多长途货车司机的副驾驶位子上，都放着一把锯短的猎枪，但是据我所知，每年湖南各大国道的偏僻路段，连人带车都消失的案子没有100也有80，怀化造枪，娄底印钱，湘潭销赃车，省内一条龙。

我的老厂在省会长沙的西郊，靠近雷锋乡，厂区里因为是熟人社会，治安还算好的，但是离开厂区围墙，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印象最深的就是，菜市场常年有几个人摆地摊卖管制刀具，明晃晃的十几把，我经常在边上一蹲半个小时，一把把拿起来看看，再放下，老板看我是小孩也不管我，直到我妈买完菜发现然后把我一把拎走。

那时候的出租车，司机的座位都有一个铁笼一样的保护罩，给钱都是从铁笼的缝隙里递进去，那时候开出租车是高收入高风险的行业，有几年，晚上10点以后出租车出城，都要在出城路口去登记，为的就是事后人没了，警察能查到司机出城的时间。

1983年中央颁布了《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当时主政的领导人发话了：“对于当前的各种严重刑事犯罪要严厉打击、判决和执行，既要从重、也要从快。”

从重，从快，这个用词可以看出，老一代对待治安问题的处理思路，有很强的军队管理痕迹，当时为了达到从重从快的要求，曾经一度打破了如今我们看来很关键的公检法互相监督制约的关系。

当时的状况是，公安处于主导地位，所以在定罪这件事上，很多如今看来最多算道德败坏的事情，当时大多被统一冠以“流氓罪”处理，一些如今看来是“治安小问题”，当时就足以枪毙。再加上当时的死刑复核权下放至各省级高院，基层法院也能判死刑。

所以第一次严打开始的第一年，全国就逮捕了各类罪犯102万人，这里面被判刑的有86.1万人，其中死刑2.4万人。没有对比可能没有感觉，2022年全年，全国执行死刑的罪犯不到200个人。

如今回忆起来，特别是听老一辈聊起那段严打的时期，说的最多的就是“流氓罪”的故事，当年有个歌星叫迟志强，因为和一群人在家里，拉着窗帘听邓丽君，跳贴面舞，被邻居举报，最后被判了四年，当年的马燕秦案，最后牵扯出来一起跳舞的有300多人，最后其中3人被判了死刑， 翟曼霞案，据说她交了18任男朋友，最后是以流氓罪判死刑的；

另外一些“流氓罪”就有传奇的色彩了，真实性很难考证，比如某某老头中午去亲戚家吃饭喝多了，然后在路边忍不住对着墙角尿尿，被路过了两名妇女看到了，然后被抓起来按“流氓罪”处理，判了2年；上海某个热闹的路口，一个小年轻和同伴打闹的过程中，无意间撞到了一名妇女的胸部，结果被抓起来按“流氓罪”处理，判了无期。

还有就是所谓的“治安小问题”，邻居两因为小事儿争吵，那时候人都脾气大，有人吵了两句就进厨房拿了菜刀，刚好被路过的保卫科干事撞上，直接拿下送了公安局，之后不管怎么解释，甚至差点被砍的邻居都去说情都没用，最后据说被判了三年；

一帮小年轻没烟抽了，抢了一个老头的半包烟，其中一个小年轻亮出了水果刀，最后被一网打尽，亮刀的这个被判了无期；

一个小年轻在电影院抢了另外一个人的帽子，然后被抓了，周围群众反映这年轻人打架，调戏妇女什么的不是第一次了，最后这年轻人直接被判了无期。

听老一辈聊起这些的时候，语气里更多的是一种魔幻主义色彩的口吻，虽然没有明说，但是都表达出了一丝不安。

特别是当时对所有判刑的罪犯，不仅要贴布告公示，还有游街示众，当众开批判大会的“传统”，这种震慑力是空前的。

根据数据显示，第一次严打过后，全国治安状况的确是出现了好转，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治安状况又开始急转直下，国家不得不进行了第二次“严打”。

所以社会治安变差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严打当然很有效果，但是根源不除，治标不治本。

那根源在哪？原因之一就是城镇里在短期里，出现了大量的待业青年，1978年末期，上山下乡基本结束，不仅城里的年轻人不再离开，大量的知青也开始陆续返城，据说80年左右，全国有统计的待业青年高达2000万，仅北京市，待业青年占全市人口8.6%，几乎是每三户人家就有一个待业青年。

那为啥不安排工作呢？80年代初期，工业建设已经进入了一个瓶颈期，早期我们苏联模式的工业红利已经进入尾声，改革开放初见端倪，大量的国营单位已经开始打破铁饭碗，厂长责任制自负盈亏的阶段。

虽然还没有进入大规模下岗待业的阶段，但是国营单位可以提供的岗位已经越来越少了，而且可以提供的岗位，要么分配给大中专毕业生，要么是厂子弟，这些返城青年就很难给他们安排工作，结果就是他们变成了无所事事的待业青年。

之前我讲过湖南邵阳的故事，那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一个小城，市区人口一半都是产业工人，国营单位改制一开始，效益下滑以后，全城的年轻人几乎都处于失业状态。一群背景相似没有收入未来渺茫的年轻人，集中时间集中地域的聚集到了一起，肯定就意味着治安混乱，这要放在有些国家恐怕会闹出更大的动静。

很多人谈起当年的治安混乱，出生于95年以后的年轻人都很不理解，为什么不报警呢？这时候长辈往往会回答一句，报警没用。

不是警察不作为，而是当时的警力严重不足。美国学者沃克曾经提出了《美国警察理论》，认为在城市中，每1万人需要25名警察，也就是说1名警察最多管理400人，不然警察就肯定管不过来，80年初的时候，我们的人口将近10亿人，而警察的人数大概是65万人，也就是每1万人只有6.5个警察，1名警察要管理1538人。

更何况那个年代的犯罪分子比如今要彪悍很多，不少人都有军事训练的背景，比如当年沈阳两王案，江苏九里边防派出所“8.18”枪击案，一直到后期的白宝山，再加上在1996年全国大收枪之前，社会枪支泛滥，很多时候犯罪分子都是手持半自动武器和手持五四手枪的警察对射。

警察人力本来不足，再加上火力有限，所以遇到暴力犯罪团伙往往有心无力。

所以为了补充警力，在严打开始前一年，1982年，就开始整编解放军的内卫部队，边防部队，统一整编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在严打开始的那一年，1983年4月5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部正式宣告成立。各省、市、自治区也先后成立了武装警察总队，地(市、州、盟)成立了武装警察支队，县(市、镇)成立了武装警察大队或中队。

这些人不同于普通警察，他们都是刚刚转制的现役军人，而且全部武装到牙齿，主要工作，就是负责抓捕剿灭武装暴力犯罪分子的。虽然当年具体人员数量不明，但是肯定极大地缓解了警力不足的现状，因此在之后的严打当中，大量手持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武警战士，出现在了老百姓的视野里。

除了警力不足，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刑侦手段相对落后，户籍管理漏洞太多的问题。

当时刚刚经历了特殊历史时期，法治建设受到极大的冲击，公安局法院的工作恢复了才没几年，专业的警务人才更加少。

最近看电视剧《我是刑警》，每次遇到大案，警察最常用的战术就是排查，现场刑侦做出判断之后，就是靠大量的警力，甚至是居委会，各单位的保卫科干事统一去排查，比如当年著名的白银案，排查了数十万人，这似乎成为那个年代唯一的办法。

而且当时全国户籍联网还没形成体系，犯罪的逃脱率很高，全靠目击者，如果没有目击者，很难确认罪犯，而且就算被得知了相貌，只要连夜出逃，找个陌生的地方一躲，根本没人发现。

直到90年代初期，广州飞车党横行的时代，我在湖南就听说身边某某的表哥，去广州干这个赚了一大笔，然后逃回湖南老家，盖房买摩托车，天天啥也不干就打麻将，没钱了再去广州干几票，广州的警察只要没当场抓住他，湖南本地警察就算听到社会上的传言也没法抓他。

所以直到90年代，因为南方特区开发，大量人口开始南下打工，人口流动率极高，再加上大量国营单位出现危机，下岗潮的出现，治安犯罪再次出现井喷。

1996年，我们又开始了第二次“严打”。

但是暴力犯罪开始真正下降，其实到2000年以后才开始下降。

真正开始解决暴力犯罪上升的问题，最后是靠两个手段。

一个是经济的发展，失业率下降，待业青年这个词都成为历史名词了，但凡有个工作能赚钱，铤而走险的年轻人就会减少，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敢干掉脑袋的买卖。

而第二个手段，其实就是高科技办案手段普及，天眼系统，户籍联网，大部分公共场合的犯罪几乎无处可藏，DNA技术的普及，很多悬案都被查了出来，比如前几年著名的甘肃白银案的侦破，当年排查了几十万人找不到，最后靠DNA技术锁定了凶手的家族，再层层排查最后抓住了真凶。

坊间传闻，一个学校被盗，警察现场提取DNA，在一个烟头上无意中发现了一个悬案凶手的DNA，等抓住了才知道，这个人90年代初期抢劫杀人，然后逃到了南方某城市躲了快30年，在这个学校当门卫，都快退休了，没想到被一个烟头给找到了。

特别是户籍联网，只要在中国的土地上，无论跑到哪里，只要和社会有接触，就一定能找到，比如就出现了张学友开演唱会现场抓住好几个通缉犯。

之后的移动支付，大家持有的现金越来越少，谋财的犯罪成本越来越高，比如前些年沈阳抓了一伙小偷，在沈阳火车站偷了半个月，只偷到800多块现金，手机偷了几十个，但是二手卖出去一百多一个，8个人半个月弄了不到2千块，穷的连旅馆的房费都快付不起了，天天吃挂面，抓到的时候和警察说，就算你们不来抓我们也得散伙了。

所以最后打败犯罪的，往往是其他的东西。

如今的严打，就已经很少提及暴力犯罪了，而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诈骗这一类的高智商犯罪领域。

来源：三线厂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