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法师与唐太宗李世民之间伟大的友谊
《西游记》中以唐僧为首的师徒四人取回真经,故事便结束了。在历史上,玄奘法师西行归来,却是他和唐太宗李世民伟大的友谊的开端,这两个人一个是高僧大德,一个是千古名君,自然免不了要惺惺相惜,引为知己了。
玄奘法师回国路上,在于阗停驻了较长一段时间,这是为什么呢?
一个原因是法师要给太宗上表,说明情况:
玄奘往以佛兴西域,遗教东传。然则胜典虽来,而圆宗尚阙。常思访学,无顾身命。遂以贞观三年四月,冒越宪章,私往天竺……
玄奘法师西行求法,出发之前是和很多人一起请示过太宗的,答复是“有诏不许”。其他人就放弃了,只有玄奘法师在“贞观三年四月,冒越宪章,私往天竺”。
先要看看是否欢迎他回国。太宗的答复是:
闻师访道殊域,今得归还。欢喜无量。可即速来,与朕相见。其国僧解梵语及经义者,亦任将来。朕已敕于阗等道使诸国送师,人力鞍乘应不少乏……
短短几句话,表明了李世民急切的心情。不仅没有追究“私往天竺”的事,还命令西域各国护送法师归国。
为什么还要说“人力鞍乘应不少乏”呢?
因为玄奘法师在表章里面说:
为所将大象溺死,经本众多,未得鞍乘,以是少停,不获奔驰……
原来法师本来是用大象驮着经文回来的,后来大象溺死了,缺少驮经的马匹……
《西游记》里面有驮经的大龟,历史上有驮经的大象,可以说是各有千秋。事实上,玄奘法师最后带回国的舍利,佛经,佛像非常多,一共需要二十多匹马来驮……
时帝在洛阳宫。表进知法师渐近,敕西京留守左仆射梁国公房玄龄,使有司迎待。法师承上欲问罪辽滨,恐稽缓不及,乃倍途而进。
法师从于阗到长安一路上都和太宗有书信交流。当时太宗在洛阳,就命令留守长安的宰相房玄龄负责接待法师(然后法师可去洛阳见他),法师知道太宗要从洛阳出发去辽东,生怕见不到面,就倍道兼行。
按现在的话说,法师和太宗只是在线上聊了两句,就惺惺相惜,有相识恨晚之意,恨不得立刻就能线下见面……
贞观十九年春正月景子,京城留守左仆射梁国公房玄龄等,承法师赍经像至。乃遣右武侯大将军侯莫陈寔,雍州司马李叔慎,长安县令李乾祐等奉迎。自漕而入舍于都亭驿。其从若云,是日有司颁诸寺具帐舆花幡等拟送经像于弘福寺。
玄奘法师贞观三年出发,在贞观十九年终于回到了长安。
(正月)壬辰,法师谒文武圣皇帝于洛阳宫。二月己亥,见于仪鸾殿。帝迎慰甚厚。
玄奘法师又马不停地赶到了洛阳,终于见到了太宗网友……
他们主要聊些啥呢?
因广问彼事。自雪岭已西印度之境。玉烛和气物产风俗。八王故迹四佛遗踪。并博望之所不传。班马无得而载。法师既亲游其地,观觌疆邑。耳闻目览,记忆无遗。随问酬对皆有条理。
太宗急切地想见到法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了解西域,以及西域以西各国的境况,法师的亲身经历对此很有帮助。
帝大悦,谓侍臣曰:昔符坚称释道安为神器,举朝尊之。朕今观法师词论典雅,风节贞峻。非唯不愧古人,亦乃出之更远。
太宗也为法师的风度所折服,认为法师是道安那样的国之神器。既然这样的的话,不如……
帝又谓法师曰:佛国遐远灵迹法教。前史不能委详。师既亲睹。宜修一传以示未闻。帝又察法师堪公辅之寄。因劝归俗助秉俗务。
太宗立刻就想到两件事:
一,请法师把亲身经历写下来,这就是后来的《大唐西域记》。
二,认为法师“堪公辅之寄”,也就是有宰相之才,就劝法师还俗,帮自己治理国家。
第一件事法师立刻答应了,第二件事法师坚决拒绝了。
法师是这样说的:
愿得毕身行道,以报国恩。即玄奘之幸甚。如是固辞乃止。
“愿得毕身行道,以报国恩”——这是玄奘法师的大宏愿,也是他和唐太宗李世民伟大友谊的基石。
这次本来计划是一次短暂的会面,两个人一聊起来就忘了时间,直到长孙无忌跑来提醒,天快黑了,这才告一段落。
太宗感觉还是意犹未尽,就想让法师陪他去辽东打仗。
法师谢称:玄奘远来兼有疾疹。恐不堪陪驾。帝曰:师尚能孤游绝域,今此行盖同跬步,安足辞焉。
这两句对话很有意思,法师说自己身体不好,不堪陪驾。太宗说法师“孤游绝域”都没问题,去趟辽东这点事还不是迈步就到了,这借口不行……
短短一句话,给人一种既尊重,又亲近的感觉。
什么叫惺惺相惜?
这大概就是超世之杰之间的惺惺相惜吧。
玄奘自度,终无裨助行阵之效,虚负途路费损之惭。加以兵戎战斗律制不得观看。既佛有此言,不敢不奉。伏愿天慈哀矜,即玄奘幸甚。帝信纳而止。
法师只好说,自己不会打仗,戒律也不允许自己帮太宗打仗。还请太宗大发慈悲,放自己一码……这样一说,太宗也不好意思强人所难了。
法师又说了:
玄奘从西域所得梵本六百余部。一言未译。
小说《西游记》里面取回的“真经”,默认大家都是看得懂的。历史上玄奘法师带回的六百多部经,全是梵文的。没有专家翻译,和小说里面开始给唐长老的“无字经”没大区别。
历史上的玄奘法师带回经文,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所以法师请求去少林寺专心翻译经文。
太宗的心理活动大概是这样的:去少林寺,那以后见面聊天多不方便啊。
朕奉为穆太后于西京造弘福寺。寺有禅院甚虚静,法师可就翻译。
唐朝前期的每一个皇帝都有自己最喜欢的寺庙。弘福寺是太宗为母亲穆太后修建的寺庙,他让法师去弘福寺翻译经书。估计是等回来接着聊天也方便,还对法师说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房玄龄。
玄奘法师贞观十九年三月回到长安弘福寺,开始翻译经文,并且口述《大唐西域记》,到了贞观二十年,这书就完成了。
直到现在,《大唐西域记》都是研究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等地古代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为各国学者所重视。
玄奘法师就把新译的经文还有《大唐西域记》呈送给太宗,并且请求太宗给新译的经文写序,太宗亲笔写了回信《答玄奘法师进西域记书诏》:
省书,具悉来意。法师夙标高行,早出尘寰,泛宝舟而登彼岸,搜妙道而辟法门,宏阐大猷,荡涤众罪。是故慈云欲卷,舒之而荫四空;慧日将昏,朗之而照八极。舒朗之者,其唯法师乎。朕学浅心拙,在物犹迷,况佛教幽微,岂能仰测。请为经题,非己所闻。新撰《西域记》者,当自披览。
简单来说,表达了三个意思:
一,把法师猛夸了一番。
二,自称“朕学浅心拙”,婉拒了法师写序的要求。
三,说他会亲自披览《大唐西域记》。
可见,这时候太宗的心思在西域,对佛学兴趣不大。
到了贞观二十二年,太宗到玉华宫(今陕西铜川市西北郊玉华镇,距长安大概一百多公里)避暑。六月的时候,召见玄奘法师去见他,这段记载很有意思:
六月庚辰,敕追法师赴宫。比发在途屡有使至,令缓进无得劳损。既至见于玉华殿甚欢。
法师在路上的时候,太宗不断派使者去说:不要着急,慢慢走就好,别累着……
这到底是着不着急啊?
个人感觉,这真是一种让人耳目一新的催促方式……
法师到了以后,相见甚欢。太宗又提起了让法师还俗的老话题:
意欲法师脱须菩提之染服。挂维摩诘之素衣。升铉路以陈谟。坐槐庭而论道。
还别说,这次是下过功夫了。“脱须菩提之染服。挂维摩诘之素衣”这是引用佛教典故,意思是让法师不再当“须菩提”那样的出家人,可以做“维摩诘”那样的佛教居士,并不是让他放弃信仰。
然而法师还是再次拒绝了他……
在玉华宫避暑期间,太宗多次召见法师,相谈甚欢。也在法师的多次请求下,终于答应为新翻译的经文作序,即流传至今的《大唐三藏圣教序》。
与此同时,太子李治为皇太后祈福,在长安城内宫城旁边的修德坊扩建了以前隋代的无漏寺。十月寺院落成,太宗敕旨,度僧三百人,别请五十名大德“同奉神居,降临行道”。同时正式赐新寺寺名为“大慈恩寺”,并增建“翻经院”。
玄奘法师奉敕由弘福寺移居慈恩寺,为首任住持。十二月戊辰,太宗为法师举行了盛大隆重的入寺升座仪式。
贞观二十三年夏天,太宗去长安以南的翠微宫避暑。召皇太子和法师陪同。经常和法师一起谈玄论道,还聊一些西域的古迹以及因果报应之类的话题。
这会不会影响法师的翻译工作呢?
每日自立程课。若昼日有事不充,必兼夜以续之。过乙之后,方乃停笔摄经已。复礼佛行道。至三更暂眠,五更复起。
法师每天都有课程(其中包括翻译计划),白天有事耽搁了,就晚上补上。甚至是“三更暂眠,五更复起”,也就是每天只睡四个小时。
帝发京时,虽少违和,而神威睿虑无减平昔。至五月己巳,微加头痛,留法师宿宫中。庚午帝崩于含风殿。
太宗离京的时候,身体稍有不适。五月份的时候,突发疾病去世。在他弥留之际,法师留宿宫中,陪他走完了人生中的最后时光。
英雄落幕,但是豪气不除。就像太宗自己说的:
“朕年十八便为经纶王业,北剪刘武周,西平薛举,东擒窦建德、王世充,二十四而天下定,二十九而居大位,四夷降伏,海内乂安……”
太宗虽然只活了五十多岁,然而这是壮怀激烈的五十多岁,可以说是此行不虚,此生无憾。
自此之后,玄奘法师“专务翻译,无弃寸阴”。
麟德元年(664年)春正月朔一日,众人请法师翻译《大宝积经》,法师翻译了几句,就停笔对众人说:
此经部轴,与大般若同。玄奘自量,气力不复办此。死期已至,势非赊远。今欲往兰芝等谷,礼拜辞俱胝佛像。
意思是:这部经和《大般若经》(法师在此之前,已经翻译了《大般若经》)大意是相同的。我的死期将至,已经没有力气再翻译《大宝积经》了,让我去兰芝等谷,礼拜佛像吧。
之后不久,法师就圆寂了。
法师圆寂的地方,就是贞观二十二年他和太宗畅谈的玉华宫,后来改为玉华寺。
斯人已逝,但是法师和太宗这段伟大的友谊,会永远铭刻在文明的光辉里。
李世民对待佛教的态度是历代帝王的一个典范
这两个伟大的人物从相见恨晚到惺惺相惜,再到最后玄奘陪着李世民走完了人生中的最后旅程,可以说相交莫逆。他们伟大友谊的最坚实的基础就是玄奘拒绝李世民劝自己还俗做宰相时所说:愿得毕身行道,以报国恩。李世民虽然对玄奘很钦佩,但是也不会因为玄奘的劝说就轻易的支持佛教,比如玄奘呈上《大唐西域记》之后,请求他为新翻译的经论做序,他就回答:
朕学浅心拙,在物犹迷,况佛教幽微,岂能仰测。请为经题,非己所闻。新撰《西域记》者,当自披览。
李世民说自己“学浅心拙”,然后说“请为经题,非己所闻”,也就是不肯轻易地支持佛教。一直到了贞观二十二年,也就是他去世的前一年,才在玄奘的多次请求下,作了《大唐三藏圣教序》。
李世民对佛教的态度一直是比较谨慎的,从他给大臣萧瑀的手诏里也能看出来,据《旧唐书 卷六十三》:
往前朕谓张亮云:"卿既事佛,何不出家?"瑀乃端然自应,请先入道,朕即许之,寻复不用。
这段话非常有意思,李世民曾经当面对大臣张亮说:你既然信佛,那为什么不出家?这时候在旁边的萧瑀就说自己也信佛,请求先出家。李世民立刻就答应了,然后萧瑀又立刻反悔了。估计萧瑀觉着李世民一定会挽留他,没想到他会直接答应。张亮也不肯出家,最后因为疑似谋反被杀。李世民不是不给他活路,连"卿既事佛,何不出家?"这么明白的话都说出来了,他还是执迷不悟,还是不肯去佛门求一条生路,又能怪谁呢?张亮、萧瑀等大臣都以信佛来装点门面,但你真让他们出家,那他们还真舍不得眼前的功名利禄。李世民手诏里面这句话也很有意思:
至若梁武穷心于释氏,简文锐意于法门,倾帑藏以给僧祗,殚人力以供塔庙。及乎三淮沸浪,五岭腾烟,假余息于熊蹯,引残魂于雀谷。子孙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顷而为墟,报施之征,何其缪也!
他说梁武帝,简文帝这两个人不把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反而用国家的大量财产去供养僧人,修建塔庙。最后导致国家崩溃,子孙覆亡。梁武帝,简文帝实际上是不理解佛法所说报应的真意。
宋国公瑀践覆车之余轨,袭亡国之遗风。
然后说萧瑀就是走在类似的覆亡的道路上,因此把萧瑀贬为商州刺史,以观后效……李世民在手诏里对萧瑀的批评,可以说是有理有力有节,甚至比萧瑀等号称信佛的人更能领会佛法真意,不能不让人由衷赞叹。李世民对待越过红线的僧人的做法,也很巧妙。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未念观音,唯念陛下”——唐朝历史上一次惊心动魄的辩经
李世民和法琳和尚辩经,最后辩到李世民的出身,法琳说:
琳闻,拓拔达阇唐言李氏。陛下之李,斯即其苗,非柱下陇西之流也。谨案。老聃之李,牧母所生,若据陇西,乃皆仆裔。
意思是:他认为李唐应该出自拓跋氏,并不是出自陇西李氏,还贬低陇西李氏和老子都出于仆裔……
这种话是能随便说的吗?
李唐追尊老子为先祖,就是为了增加自己执政的合法性。
法琳这么说,从太宗的角度来说,就是在质疑李唐执政的合法性。
这种言论明显越过了红线,这要是明清时期,恐怕法琳的亲戚朋友,门人弟子都很难幸免……
李世民没有大开杀戒,他对法琳说:
你在《辨正论》里面说:“念观音者,临刃不伤”。我给你七天时间念观音,七天以后,看看灵不灵验。(也就是七天以后,执行死刑。)法琳和尚立刻就“冰炭交怀”,进退两难了。
法琳不是怕死,真要直接把他杀了,他就是为信仰而死,死得其所。
要是他念了七天观音之后被杀,很多信众就会认为佛法不灵验。这对佛教就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他就是个罪人。
七天以后,李世民派刘德威等人去问释法琳:时间到了,观音念的怎么样了?
法琳回答:“七日以来,唯念陛下”。
刘德威就问:“怎么不念观音”?
法琳回答:
观音圣鉴,垂形六道。上天下地皆为师范。然我皇文思聪明,光宅海内。九夷奉职,八表刑清。君圣臣贤,不为枉滥。今陛下子育群品,如经即是观音。既其灵应相符,所以唯念。
大意是:陛下就是观音,念陛下就是念观音,这一定会灵验。
法琳和尚最后终于给了李世民一个不杀他的理由。
这次惊心动魄的辩经也就此画上了句号。
最后法琳和尚被免去死罪,迁往益州。他在路上去世,享年六十九岁。
李世民通过这种巧妙的方式,既没有杀人,同时也给所有辩经的人划了一条红线:
辩经可以,但是不能质疑李唐的渊源,也不能否认李世民是华夏子孙。
最后说说辩机和尚私通公主被杀的谣言,我曾写过:
辩机和尚私通公主被杀的说法是《新唐书》编造的
《资治通鉴》,在《新唐书》的基础上添油加醋,说:
会御史劾盗,得浮屠辩机宝枕,云主所赐。主与辩机私通,饷遗亿计,更以二女子侍遗爱。太宗怒,腰斩辩机,杀奴婢十馀人;
特别是这句:“太宗怒,腰斩辩机,杀奴婢十馀人”。
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司马光既不了解李世民的为人,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天子之怒。
真要有这事,天下的和尚道士都会受牵连。
据《续高僧传·释智实传》记载:
贞观元年,敕遣治书侍御史杜正伦检校佛法,清肃非滥。
贞观元年,李世民刚上台,就下诏让治书侍御史杜正伦检校佛法,清肃非滥。
也就是检查佛教典籍,监察寺庙,淘汰滥竽充数的和尚。大德赵朴初居士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
历史的情况来看,佛教最兴盛的时代,并不是僧众最众多的时代;相反的,僧徒太多的时代,往往是佛教衰坏的时代。
如唐代初年曾大量淘汰僧众,玄奘法师时代出家很严格,要经过考试,当时玄奘为取得出家资格,还曾经过了困难的手续,但是佛教当时最为灿烂。
这不仅我国如此,其他国家也是如此。
“检校佛法,清肃非滥”这种做法对国家,对佛教都是有益的。真有辩机私通公主的事,“检校佛法,清肃非滥”这都是轻的,李世民一定会以此为契机,把天下不能恪守戒律的和尚道士都仔细清理一下。“杀奴婢十馀人”这种无能狂怒的作风,只是司马光的内心写照。宋代很多士大夫,对汉武帝,唐太宗都持否定态度,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既不能像汉武帝一样把匈奴单于虽远必诛,也不能像唐太宗那样让突厥可汗拜舞于庭,就只好在道德高地上,暗戳戳地说几句风凉话罢了。
来源:总钻风有来有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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