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最后的大将魏延被杀?是诸葛亮的提前安排,还是文官集团的联合绞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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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延是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南郑侯,杨仪是无爵位的丞相长史、绥军将军,用李云龙和楚云飞的话来说,这两人的级别不对等,也不应该成为死对头。魏延原本可以很轻松地一把掐死杨仪,但结果偏偏是杨仪诛灭了魏延三族。

“魏延谋反”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杨仪不但有谋反之心,而且有谋反之言,其结果却只是废为庶民,如果不是已经成庶民的杨仪嚣张依旧,费祎和蒋琬根本就不会再派人抓他。

杨仪之死也很蹊跷:这个见了魏延手里小刀子就吓得痛哭流涕的胆小鬼,居然有勇气自杀了。

有人怀疑杨仪根本就不是自杀,而是被朝中大佬灭了口:他跟魏延的争斗中,藏着很多见不得光的腌臜内幕,如果继续放任杨仪信口开河,恐怕会有很多人脸上挂不住。

蜀汉最后的大将魏延被杀?是诸葛亮的提前安排,还是文官集团的联合绞杀

我们细看杨仪魏延之争,就会发现这其中不仅仅是忠臣与叛逆之间的矛盾——杨仪肯定不是忠臣,这一点费祎和蒋琬十分清楚,魏延是不是逆贼,直到今天也没有定论。

杨仪不是好人,而且野心勃勃,这在《三国志·卷四十·蜀书十》中有明确记载,诸葛亮也早就有所察觉,而且可能在临终密令中并对杨仪的权力进行了限制:“亮平生密指,以仪性狷狭,意在蒋琬,琬遂为尚书令、益州刺史。仪至,拜为中军师,无所统领,从容而已。”

诸葛亮知道杨仪不是好人,却放任他跟魏延争斗:“亮深惜仪之才干,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也。”

诸葛亮对杨、魏之争视若不见,但是对杨仪和魏延的态度显然是不一样的:对杨仪是欣赏,对魏延则是利用。

在诸葛亮临终前,做出了如下安排:“亮病困,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

蜀汉最后的大将魏延被杀?是诸葛亮的提前安排,还是文官集团的联合绞杀

这种安排似乎不太妥当,毕竟当时在蜀汉军中,除了诸葛亮,官阶最高的就是魏延,像安排撤军这样重大的行动,不应该由军衔较低的“秘书长”来指挥。

但当时的情况是,杨仪不但承担起了总指挥的重任,费祎对他也是俯首帖耳:“亮適卒,秘不发丧,仪令祎往揣延意指。”

魏延上了费祎的当,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然后又在冲动之下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延大怒,搀仪未发,率所领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延、仪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

杨、魏之争公开化、白热化,朝中文臣全都站在了杨仪一边:“后主以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琬、允咸保仪疑延。”

看起来好像是魏延人缘儿太差,但是在这场权力之争中,魏延代表的是力主伐魏的武将,而杨仪代表的是希图偏安的文官。陈寿在记载这场事变的时候做出了这样的评价:“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

按照陈寿《三国志》的记载,魏延也不是一点过错都没有,说他有谋反之心也不为过,但是当时曹魏郎中鱼豢所著《魏略》却是另外一种说法:“诸葛亮病,谓延等云:‘我之死后,但谨自守,慎勿复来也。’令延摄行己事,密持丧去。延遂匿之,行至褒口,乃发丧。亮长史杨仪宿与延不和,见延摄行军事,惧为所害,乃张言延欲举众北附,遂率其众攻延。延本无此心,不战军走,追而杀之。”

蜀汉最后的大将魏延被杀?是诸葛亮的提前安排,还是文官集团的联合绞杀

把这两本史料相对照,我们就发现了问题——《三国志》的说法自相矛盾:其一,魏延以“善养士卒”著称,在关键时刻手下却一哄而散,这不合常理;其二,魏延“先南归”并烧绝了栈道,杨仪和费祎怎么能跑到他们前头去?其三,如果魏延已经打定主意反叛,又何必向刘禅告杨仪的状?

其实,在汉末三国乱世,低级将校和士卒是没有什么是非观念的,谁对他们好就跟着谁干,并不是一两个文官“阐明大义”就能离散的。于是我们就可以认为魏延既没有反叛之心,也没有自相残杀的意思,所以他才会不战而逃,最后被杨仪派马岱斩了首级——正史中的马岱并不太厉害,他连曹仁手下的牛金都打不过:“青龙三年,蜀将马岱入寇,帝(司马懿)遣将军牛金击走之,斩千余级。《晋书·卷一·帝纪第一·宣帝》”。

后世有人这样评价马岱斩杀魏延:“延因争功夺柩而叛,幸侯(武乡侯诸葛亮)早伏马岱以诛之,否则蜀漠早危。”

不管马岱杀魏延是杨仪指使还是诸葛亮遗令,蜀汉朝堂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军政大权完全被文官把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蜀汉的大将军、大司马都由没有上过战场的文官担任。

结合这两本史料分析,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魏延被杀,蜀汉由攻转守,都是诸葛亮的安排,鱼豢的《魏略》似乎比陈寿的《三国志》更符合史实 :第一,诸葛亮病危,原本就应该把军权交给官阶最高的魏延;第二,如果魏延真心反叛,杨仪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第三,事实证明真正可以为了权力而叛蜀投魏的是魏延的对头杨仪。

魏延被杨仪、费祎、蒋琬等人联手做掉,后起的武将领军人物姜维也没少受文官的气:维每欲兴军大举,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

《汉晋春秋》记载了费祎阻止姜维北伐的理由:“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国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无以为希冀徼幸而决成败于一举。若不如志,悔之无及。”

费祎这番话,笔者将其归纳为四个字:“坐以待毙!”

蜀汉不打出去,曹魏就会打进来,战火烧到蜀中,真正疲于奔命的从曹军变成了蜀军,战区百姓的生产生活都受到了极大影响。

“入其朝,不闻直言;经其野,民有菜色。”这就是文官治理下的蜀汉。

从魏延被杀那一刻起,蜀汉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从主动进攻到文官掣肘下的被动防守——姜维也是不借屯田之名离开成都,也早被陈祗、黄皓、阎宇弄死了。姜维没有变成第二个魏延,蜀汉也没有能守住自己那一亩三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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