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邓小平对朱镕基的评价就是：“有着很强的独立思考能力，敢于在关键时刻仗义执言。可就因为这一点他只适合当一把手，绝对不能屈居在别人手下。”

新中国成立不久，政策上的失误将会影响整个国家前进的轨迹，其他各国都在一旁虎视眈眈，我国一旦发展落后就相当给了别国可乘之机。 所以改革发展势在必行，但是在制定策略时却要谨慎小心，力求不出现任何错误，在确定设立四个经济特区一事就可以看出来为何开发上海一事要一拖再拖。 上海一直都占据着“地利”，在开发之前上海整个城市的GDP便居高不下，飞速发展的经济已经可见一斑了，而在1980年上海更是以311亿的数量远远超过第二名139亿的北京市。 光是这一断层式的数据就足以证明上海经济发展的迅速和强大，当时我国正需要的就是经济上的发展，所以开发上海不仅是势在必行，更是要万分谨慎。

但是当时的改革开放只是一个发现前行的策略，并未得到实践的数据，更不能将上海这座城市用来“做实验”，所以便将极具潜力的上海放在最后准备。 事实上证明了哪怕将上海的开发选择性的延后，在真正实施政策以后，上海也的确不负众望地做到了后来居上，丝毫都不逊色于任何一个经济特区。 这样的决定也算是稳中求胜，毕竟这是根据国情而顾全大局的考虑，并非不能理解，但是邓小平同志却坚决的认为上海开发晚了的一切责任都在他的身上。 因为他只考虑到了上海的地理位置和外资问题，而忽略了至关重要的“人的因素”，所以才导致了上海开发延缓。否则全国改革将会是另外一个局面，为了表示自己的过错，邓小平同志还坚持将这件事写进《邓选》。

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之后，朱镕基迅速被提拔成为了政治局常委，此时的他已经是中央名副其实的“第5号人物”了。

尽管很多人对朱镕基还抱有非议，但事实证明邓小平看人的眼光的确很准。

1993年朱镕基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三个月后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随后发生的一件事情，体现了朱镕基的果敢和睿智。经济发展的过快也会有副作用，当时的中国出现了经济投资膨胀、物价疯涨、炒股过热等不正常的经济现象，如果不及时遏制很可能会导致经济崩盘。

此时的朱镕基在众人的支持下迅速出手干预，加强了对市场的宏观调控，从严治理那些“泡沫经济”。重点扶持交通、能源、农业等利民项目，很快中国的经济就实现了“软着陆”，避免了一场经济危机的发生。

这一场经济上的硬仗，不但让朱镕基在国内获得了众多好评，在国际上他也为自己迎来了较好的口碑。

朱镕基通过一系列艰苦努力取得的成绩，邓小平欣慰地说：“朱镕基在地方工作有突出表现，到中央工作后，思路广，敢挑担，敢碰硬，可以胜任。”评价他是一个“有观点，有主张，有干劲，有魄力又懂经济的难得的干才”。

1994年被称“改革年”。朱镕基开始了“改革新政”，但经济改革涉及到各个利益集团，改革的路是异常艰险的。 这是一场零和博弈，有人得到好处必定有人失去利益。这些政策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是分税制的提出，它对后来的中国经济格局影响最大，同时，也最具有争议性。朱镕基不惧重重阻力，果断行事，“一个省一个省地去谈，商量，妥协”，将一揽子经济改革进行到底。

此次经济的宏观调控和改革新政的胜利，使朱镕基赢得了国内外的广泛赞誉。在邓小平去世一年后，1998年3月，朱镕基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 于是我们记住了记者会上一句话：“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退休后低调生活，平时爱看新闻爱遛弯儿

2003年3月，朱镕基正式从国务院总理职位退休。退休后，朱镕基深居简出，异常低调，大多时间都闭门谢客在家读书，不再于公众场合露面。他最大的原则，就是不谈工作。他明确表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甚至还常以“一介草民”幽默自称。

离开中南海的朱镕基，并不固定在北京居住。他去过上海，去过湖南，也去过广东。但无论在北京，还是在外地，每当一些地方官员礼节性地来访时，快人快语的朱镕基总是开门见山先行表态：不谈工作！

他开始写书发表著作，很快成为了畅销书的作家。写书之后得到的稿费他全部都捐了出来，成立了助学基金会帮助那些有困难的学生，扶持地方教育事业的发展。

一直以来他都在自己的母校清华大学里面挂职，成为了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的名义主席。虽然他没有豪言壮语，可是举手投足都是对祖国的爱。

几次露面引起轰动

2011年4月22日是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庆，朱镕基来到了自己的母校，参加了这场热闹的校庆活动。得知他要来清华大学的师生们都很兴奋，明明只容得下300人的会议厅里，也足足的挤进了600人。很多人宁愿在那里站上三个小时，也要听一听这个老人给清华师生们的寄语。

朱镕基是一个有魄力的领导人，是他让上海焕发了曾经的活力。朱镕基却说：自己只是在做分内的事情而已，换成其他人的话也一定会如此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