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锦裳（吴官正夫人）来源： 作家天地文学苑

老吴退出领导岗位后，我劝他写点回忆录，他一直不同意。因为许多事要谈到他本人，所以不愿写。正如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说的，“一切人最难描写的正是自己”。后来我劝他，写点回忆的东西，让孩子们知道你是怎么走过来的，对他们的成长有好处。在我再三催促下，他断断续续写了一些。我看了之后，也想了一些事，觉得有必要作点补充。

一、作业本里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了一首诗……

1956年，我考取鄱阳中学。8月底开学，到学校签到后，与同学张淑文到街上买生活用品。回来的路上，看到许多人围在一起聊天，其中一个是张淑文的小学同学，喊我们过去。进了人群，看到一个黑黑、瘦瘦的男同学正在滔滔不绝地讲故事、讲笑话，大家都站着听，不时被逗得哈哈大笑。由于我们还有事要做，站了一会儿，便离开了。我问，这个人怎么这么能讲？有个女同学说：“我们是初中同学，他是班长，别看他又黑又瘦，可会读书啦。”这是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我被分配到高一乙班，第二天上课，看到他也进了这个教室，老师点名时，才知道他叫吴官正。

高中三年，证实了那位同学的话，他的成绩非常好。那时老师上课经常会发一张小纸条，或是检验前几天授课内容吸收得怎么样，或者考查当天的学习内容接受得如何。他除了唱歌不行（考乐理还可以），其他课程不管小考、中考、大考、期中、期末考试，总是考得最好。老师改卷子，常常首先把他的卷子挑出来，打上满分，然后对着他的答案改。有一次，他的数学卷子一处小数点点错了位置，应该扣一分，老师没有看出来，同学发现了，向老师提出，才改了过来。这是因为他极少出错，连老师都形成了这样的习惯性认识。有一天，一个同学因一道几何题做不出来，正好数学老师进来了，就坐下来为这位同学解答，大家都围上去听。过了好一会儿，老师还没有做出来，急得满头大汗，脸涨得通红，有点下不了台。我听到有人轻轻地说，吴官正你来讲讲，他不出声。又等了一会儿，他看老师仍然没有做出来，就在旁边提醒说：“老师，能不能从这里添一条辅助线到那里？”老师连声说：“对，对，对！”然后按这个思路给同学们解了题。

一看就知道他家里非常困难，冬天只穿一条裤子，从没见他穿过袜子，夏天上身总是一件蓝色褂子。因为他就这一件，洗了只能光着脊背，老师知道他家里就这个条件，也不批评他。当时学校要求着装整洁，全校就他一个人有这个“特权”。冬天上课，我穿着棉袄还冻得直哆嗦，他穿着单衣还能聚精会神地听课。下课时，为了取暖，同学们互相追逐，打打闹闹，我性格外向，有次在课桌上跳来跳去，吴官正见了说我像个疯子。我认为他太凶，开始对他印象并不怎么样。

二、要等六年时间，不知他会不会变

高三上半学期，吴官正的父母得了伤寒，他回家探望。由于家里太穷，一家五口人挤在一张床上，他染上了副伤寒。回校后发作了，高烧不退，学校医务室治不了，转到鄱阳县人民医院，没有药，烧退不了，在校长的请求下，县委书记批了18颗氯霉素，救了他的命。烧退后，出院回到学校宿舍调养。他给了黄善龙同学一角二分钱，让他帮忙买包子。我陪薛老师去宿舍探望他，遇到黄善龙。黄善龙把钱塞给我，让我替他去买。我心想，一角二分能买几个包子？就添了一些钱，买了十个包子让黄善龙带给他。吴官正吃了包子，胡说一通：“包子圆又圆，一个二分钱；包子甜又香，买了个张锦裳。”闹得全班同学都知道了。

买包子的事传开后，一个同年级不同班的女同学找到我问，听说你和吴官正在谈恋爱？我说没有。她说，你可不要跟他谈，他妈妈还在生小孩，家里住的是牛栏，穷得叮当响，连一个像样的凳子都没有，你会苦一辈子的。我当时并不知道她讲这话的用意，后来才知道，他们两家相距只有八里路，她曾经到他家去过一次，看到锅是半边锅，凳子是麻子凳，就有些心灰意冷了。毕业后，她听说官正考上了清华、我和他结了婚，又来过官正家一次，发了一通脾气，抱怨着离开了他家。

高中三年转眼就过去了，很快到了1959年夏天，我们都参加了高考。官正高考时发高烧，校医给他打了退烧针，才坚持考下来。当别人问他考得怎么样？他说，估计第一志愿可以考取吧。大家听了都很吃惊。高考填志愿，他听了老师的劝告，填了清华，我怕他考不上，和张淑文同学去劝他，要他报个一般的学校，今后有饭吃就行了。他说，那是他的愿望，考不上就种田。一个多月之后，他真的收到了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跑到县城来告诉我，我以为是在做梦。鄱阳中学是江西最好的高中之一，但考取清华大学的学生也是极少的。

他怕我不放心，提出结婚，我同意了。我们结婚只有两床高中读书时盖过的旧被子，张淑文送了一对枕头套，就住在牛栏里，床是破船板拼的，上面还有很多钉子。与他结婚，我家里人既高兴又担忧：一方面他学习刻苦，人又聪明，将来肯定有前途；另一方面他脾气不好，而且还要等六年时间，不知他会不会变。

三、组织上专门来信为吴官正辟谣“离婚”

暑假结束，他就去清华上学。我们到鄱阳中学去与老师告别，没想到杨副校长要他到财务科领20元钱，上饶教育局给考上大学的学生总共拨了50元路费，给了他五分之二。我的哥哥给了20元，他叔叔给了一些钱，他的姐夫和妹夫也凑了一点儿。听说北方的冬天非常寒冷，我把一件自己的旧棉袄给他带走。

他走后不久，我就去田畈街中学教书。公公用扁担挑了一床被子，一个小箱子，送我去报到。到了鄱阳，本来打算在亲戚家住一晚。不料，女主人一见到我们，就赶紧往屋里躲；男主人说，我这里住不得。我赶忙说：“爸爸，我们走。”当时已是黄昏，我们只好来到一家旅社门口，坐在那里等待天亮。没想到遇到了高二时辍学的同学黄沐贞，她虽然很穷，还是请我到她家吃了饭，硬把我留了一天。离开时，我送了一些咸鱼给她。说也巧，在鄱阳县城的大街上，又遇到一位姓施的同学，他说田畈街中学离我家有上百里，最好能回余干教书。然后他到邮局给余干教育局打电话，问要不要老师，教育局当即答复同意接收，这样我就调头返回余干，被分配到三塘中学教书，免受了许多奔波之苦。

到了三塘中学，发现只有我一个女老师，年龄也最小。我每月只有26元钱工资，还要赡养公婆、承担家里的日常开销。第二年大儿子出生，增加了新的生活压力，只能节衣缩食。我夏天舍不得买蚊帐，冬天晚上就用盐水罐子装热水放在脚下取暖；每月买些米，靠公公、婆婆捎来的咸萝卜、咸腌菜、咸鱼下饭。由于缺乏维生素，嘴巴长了疮，脚常烂，鼻翼两旁常脱皮，红红的。由于营养不良，有时候感到天旋地转，眼前好像有各种颜色的东西飞来飞去。朱国治老师两次劝我：“你要吃点新鲜菜，注意身体。”过了段时间又对我说：“你这样下去，身体会垮掉的……”我说：“谢谢你的好意，每家都有难念的经，目前我家的情况只允许我这样，以后不要再提了，不然我心里很难受。”有一次吴官正回来，校长找他谈话，说：“你要关心张锦裳老师的饮食，这样下去她身体撑不住的。”从那以后，吴官正再不允许我寄钱给他，寄过去他就退回来。

吴官正在清华上学时，也给我买过一些东西。先是给我买了一双皮鞋，可惜他不知道我穿多大号的，小得穿不上。后来，又托人给我捎回一块布，料子很漂亮，我也很喜欢。当时江西余干农村，一般人家每年只有春节和端午节才请裁缝到家做两次衣服。我想让裁缝用这块布给我做一件褂子，师傅量了量尺寸，开玩笑说，这点儿布只够做条短裤。有一个姓张的同学到北京出差，去看了官正，回来后告诉我说，北京很冷，赶快给他做几件衣服。我向婆婆要布票，她问：“是给你买还是给官正买？”我说：“怎么啦？”她没作思考就说：“给你买，就拿去，给官正买，就不用了。”我吃惊地问：“为什么？”她说：“官正在北京，靠着毛主席，还会冻了他？”我只好从娘家要了布票，买了一套绒衣给他寄去。这个同学第二次去北京出差，回来时官正托他给我捎了一套衣服。他回来后对我说，自己现在谈了一个女朋友，希望我把这套衣服借给他。我非常为难，但同学开了口，还是给了他。

1960年，大儿子出生。因为是第一胎，好几个小时才生下来。当时身边只有两个女学生陪着我。孩子刚满月，我便把小孩留在家里，自己返回三塘中学教书，在路上正好遇上倾盆大雨，身子被雨水浇透了，从此落下了风湿病，经常腰痛、脚痛。1964年，二儿子在乌泥老家出生，接生员从地里赶回来就接生，农村条件差，没有消毒的酒精，剪刀也是生锈的，孩子生下来得了破伤风。我哥哥挑着孩子赶到县城，正好我的同学在那里当护士，赶紧给孩子打了针，才保住了他的命。

那时官正两年才回来一次，我既盼他回家团聚，又为他往返的路费发愁。有一天，我正端着罐子吃饭，工友送来了他写的信，说是暑假不回来了。我看后先是有些怅然，又感到一阵轻松，心想上次他回来时借的钱还没有还清，这次不用再借钱了。可是没过几天，突然有人给我捎信，说吴官正已经到家了。我当时一下愣住了，学校规定教师借钱一次只能借工资的10%，老师都放假了，去哪里借钱呢？只好待在学校。校长知道了，特批借给我五十块钱，救了燃眉之急。

那时每位教职工要负责为学校种一小块菜地。一年秋天，我把菜地里的老白菜拔掉，准备再种上其他菜。有个领导给我穿小鞋，说老白菜的菜籽是留作种子用的，我这么做是破坏生产。这样我就被下放到小学教书。又过了不到一年，中小学的老师全部下放，让工人、厨师和清洁工教书。下放期间，我在吴官正家乡种了两年多田，做饭、纺花、织布、做鞋、喂猪，样样都干。刚开始挑着担子过独木桥，吓得直哆嗦。这段时间的农村劳动增加了我对农民群众的了解，加深了与他们的感情。

落实政策后，到乌泥学校任教。我尽全力解除官正的后顾之忧，婆婆生病，我忙着请医生、买药、端屎倒尿，悉心照顾；支持他弟弟上学，帮他弟弟买衣服和一些日用品，后来又张罗着给他弟弟找媳妇，添置了一房子新家具，将弟媳妇娶进门。我觉得丈夫不在家这就是我的责任。我的房间里只是一张破船板拼的床和一个透明的塑料袋。

我对吴官正非常信任。在三塘中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带着小孩来玩。她跟我说：“我好可怜，丈夫上大学不要我了。而且他只是上的一般大学，吴官正上的还是全国最有名的。我现在一无所有，你要吸取我的教训，不要寄钱给他了。”我说：“吴官正在北京读书正需要钱用，我不能不寄钱去。他本质很好，非常负责任，我很相信他，他不会变心的。”有一次，乌泥大队的干部讲吴官正要与张锦裳离婚，他的堂兄吴火正听到后跑到学校告诉了我。我见他言之凿凿，就让他写信给吴官正，问是怎么回事。就在等待回信这段时间，同事、工友议论纷纷，我也有些六神无主，上课走神，站在讲台上发愣。后来，校长找我谈话说：“根本没有这回事，你不要听他们瞎说。”我婆婆知道了也说：“我儿子不是那样的人，绝不会做缺德的事，你放心。”官正收到堂兄的信，就把信交给了组织，组织上专门给我回了一封信，说吴官正是个好同志，一心扑在学习和工作上，让我不要听信谣言，保重身体，安心工作；组织上还给公社党委写了信，请公社领导帮助做我的工作。暑假吴官正从学校回来，有的乡亲们认为他是回来离婚的，还有人说，我们商量好了，两个儿子，一人一个，两只箱子，一人一只。为了澄清这件事，他拉着我到大街上走了一圈。我告诉他：“人家都说咱们要离婚，连县委书记都这么说。”他说：“你怎么能轻信别人的话，党和人民是希望我们好，不希望我们分开，我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

四、当市长当面挨过五次骂

1983年3月，吴官正担任武汉市市长。上班骑自行车，早上花一毛五分钱在沿江小摊上买一碗热干面吃，穿的也很普通，经常穿的就是那身工作服。他常住办公室，中午在市政府食堂吃饭也排队，有时开会接待客人或工作晚了，没有赶上饭，就饿肚子。有人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说他负担很重，压力大，营养不够，这样下去身体吃不消。我做了一些他喜欢吃的菜，让秘书带到办公室，他怕影响不好，怕我耽误工作，没有吃，也不许家里再送饭。一直到现在，他三餐饭都很简单，走了三个省，后来又到中央工作，出差调研，一直要求吃工作餐。

刚到葛店化工厂，我没有什么像样的衣服，也穿葛店化工厂的工作服。后来，买了缝纫机，我就自己买布做衣服，冬天准备夏天的，夏天准备冬天的。他调武汉市科委后，我也调江岸区北京路小学教书，孩子也转了学。我送小儿子上市委幼儿园，老师见了我们都有些吃惊，没想到市科委副主任的家属会穿得这么寒酸。他当了市长，家里的条件有了一些改善，但由于我们双方的经济负担都比较重，生活仍然很艰苦。我下班后常到菜市场去买扒堆的菜，有时买上几十斤，晒干做咸菜。整幢楼几十家，就我们一家晒菜，而且晾在阳台上的被子、衣服破旧，连小偷都不愿光顾。

当时商品短缺，什么东西都定量供应，一人每月二两油，五人正好一斤，平时舍不得用，节约下来一罐子油，准备过年给孩子炸东西吃。他爱整洁，对孩子要求严格，看书学习要求坐得端端正正，每天晚上十点钟休息前，必须把书桌收拾得整整齐齐。每次他外出考察，孩子们都高兴得跳起来，说：“解放啰！可以睡个好觉了。”有一次，他没有通知我们突然从国外回来，到了家里，一看家里不太干净，拿起拖把就去拖地，把我攒的一罐油撞倒了，我心痛得不得了。

他当市长时，有一次，行政处长送来四五条小鲫鱼。我要给钱，他说是发的。我把鱼养在水盆里，官正回来发现了，大发雷霆，把我和行政处长狠狠地训了一顿。

他从不准我和孩子用他的车，顺路捎一段也不肯，也没有带我们出去玩过。有一年忘了过什么节日，我们发了中山公园的游园票，官正也到那里去参加活动。我们一起下楼后，他坐车走了，我带着孩子步行好几里路去公园。1986年5月，有一天半夜，大儿媳妇的爸爸打电话，说儿媳快要生了，要我找一辆车，送她到医院。我人生地不熟，又是晚上，到哪里去找车呢？提出用一次他的车，开始他不同意，我说：“去晚了，要出人命的，要不我交钱。”他才同意了。

有一次，他的叔叔来武汉找他给儿子安排工作。因为上清华时这个叔叔给过他钱，官正一直十分感激，但是吴官正还是讲：“我做不到。”叔叔伤心地哭了。叔叔的儿子后来留在武汉做临时工，一直没有找到正式工作。

大儿子结婚，因为家里没有钱，又没有房子，只能住在岳父家里。有一次不知怎么在岳父家闹别扭，就把东西搬到我家楼下，并对他爸爸说，我不愿再住别人家里，你是市长，给我找不到一间房子？官正只能做他的工作，动员他搬回去住。以后到了江西，二儿子结婚，官正专门给儿媳妇父亲的老领导写了一封信，要求他帮助做二儿媳父母的工作，不要请客、不要收红包，请务必支持。三儿子结婚，是儿媳的父母把她送到家里的，正好是春节，放了几串鞭炮，一起吃了一顿饭，仅此而已。

官正确实脾气不好，但在武汉当市长时，他当面挨过别人五次骂，物价改革时最多一天接五六十个骂他的电话，也没有见他发脾气，但能够感觉到他压力很大。记得有一天傍晚，我正在洗衣服，有人来敲门，官正去开门，看见外边站着一个耳朵上夹着烟卷的人，很不客气地说：“我找市长，武汉的服务态度不好，商场、火车站、轮船码头都很差。”官正客气地说：“我没做好工作，明天就研究设法整改。”那人走了以后，他在阳台上踱来踱去，思考怎么抓服务，一直到深夜。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他就穿着旧军棉大衣出去了。后来听他说，在码头有一个挑着担子的人问他：“这是不是第十五码头的检票口？”他就带着那个人，拿着票询问工作人员。几个服务人员态度都很差，把他骂了一通，还拿着检票的剪刀在他脸前挥舞，他很生气，决心要狠抓服务态度。第二天，《长江日报》报道了这件事，管理该码头的长航领导要严厉处分那几个工作人员，吴官正知道后，写信给长航领导，说自己当市长的也有责任，对服务人员主要是加强教育，不要处分他们。他对我说：“我挨骂知道难受，许多来武汉的旅客花钱买气受，这一定要改，否则对城市形象和发展影响太大。”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

还有一次，他到市场去了解商品价格状况，售货员嫌他烦，不答理他。正好有个顾客买了一斤盐，要求包一下，服务员不理睬，他上前帮那人说话，服务员又推说没有纸，官正指着服务员身后说，那里有废报纸，服务员嫌他多管闲事，又训了他几句。刚好有一个干部来买东西，认出了他，说：“吴市长，您怎么在这里？”服务员才知道骂了市长。

有一段日子很紧张。有一家人在铁路旁边修了一幢房子，是违章建筑，要拆除，这家人不同意。去拆房子的同志就说：“这是吴市长的决定，为了火车站运行安全，这房子务必今日拆除。”其实这事他根本不知道。这家人兄弟好几个，声称要杀了我们全家。公安局将他们兄弟的照片发给了我家所住单元的每一住户，并要我和孩子躲在家里，不要去上班、上学。有一天，他们几兄弟真的上了二楼，二层住户认出了他们，对他们说，吴市长早就搬走了。那几个人找不到我们，又听说吴官正在北京开会，就追到北京去，幸好下火车后被北京的警察发现带走了。

在武汉有两次照相印象很深刻。一次是从乌泥搬到武汉，上了户口以后，他高兴得一口气跑回来，我们全家照了两张相片，算是庆贺。他调到市科委任副主任，周末我带着孩子们去市里看他，又一起照了几张相。当时孩子们衣服破旧，他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给他们穿上照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