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潜伏》剧照。右起：吴敬中、余则成、李涯

谍战剧《潜伏》一经播出便轰动一时，主人公余则成打入军统天津站与敌人斗智斗勇、屡建奇功的潜伏故事，成为人们猎奇的热门话题。余则成这个人物是否有原型？余则成、陈翠平假扮夫妻的情节是否凭空虚构？保密局天津站是否真实存在？值此平津战役胜利75周年之际，让我们重温那段隐秘而光辉的岁月，走进余则成身后鲜为人知的一段段密战往事。

剧中的余则成只身潜伏，真实的“余则成”是个英雄群体，他们不叫余则成，却共同塑造了余则成。余则成似乎并不存在，“余则成”实则无处不在。

从军统天津站说起　

军统天津站史上确有。国民党派驻天津的特务机关，最早可以追溯到党务调查科时期。

1929年12月，徐恩曾由国民党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一职调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负责人，受命拓展、强化这个特务机构。徐恩曾将此前打入无线电管理局担任秘书的共产党员钱壮飞带入党务调查科担任其机要秘书，委托钱壮飞扩充人员，在南京组建特务首脑机关，进而在全国重点地区布局设点。中央特委周恩来指示：“你们把它拿过来！”于是，李克农、胡底趁此机会打进党务调查科，与钱壮飞一起“协助”徐恩曾筹建特务总部和基层特务组织。1930年间，他们3人进一步筹划在南京、上海、天津建立了4个情报机构——长江通讯社、民智通讯社、长城通讯社和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广播新闻编辑部。

1930年下半年， 胡底被派往天津筹建长城通讯社并出任社长。天津长城通讯社实际上就是党务调查科天津站，是国民党特务机关最早设在天津的分支机构。1935年党务调查科升格为处，1938年3月党务调查处扩充为中统，1947年4月中统改组为党通局，其间均在天津继续派驻常设机构。几乎与此同步，从1932年起军统前身复兴社特务处开始在天津设点派驻，1935年复兴社特务处扩充为军统后专门设立了天津区，该区后于1939年被日军破获。抗战期间，军统又先后两次在天津秘密设站，均遭瓦解。日本投降后，军统天津特别站复建，1946年6月军统改组后改称国防部保密局天津站。

溯源中共隐蔽战线斗争史，情报员胡底成了国民党特务机关派驻天津的第一位负责人，可以说是首任站长。他是第一位打入天津特务机关的中共情报员，从这个意义讲，是最早的“余则成”。

经实地考察，胡底决定把长城通讯社设在日租界，但日本驻天津领事馆始终不准。后经钱壮飞动用关系，“请出”臭名昭著的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帮助疏通，才获日租界批准，天津长城通讯社遂在日租界秋山街5 号一幢四层楼开始运营。

钱壮飞把刚从日本留学回国的妻弟张家垅派到胡底手下当记者，配合胡底工作。张家垅晚年回忆说，胡底几乎每天都带着他上街“采访”，他们并不像文学和影视作品里的特工那般神神秘秘，而是谈笑风生，以“采访”为名出入各种场所了解情况。胡底经常打麻将，以此作为拉关系、搞情报的主要手段之一。胡底还让张家垅每天把天津主要报刊的新闻摘抄下来，寄往南京长江通讯社总部。胡底保密意识很强，他所从事的秘密工作对党外人士张家垅守口如瓶。

张家垅还回忆，胡底告诉他，自己曾在上海影片公司工作，还拍过几部电影，而当时恰巧日租界一家电影院正在放他拍的一部电影，于是胡底就请张家垅一起去看。由于年代久远，张家垅不记得电影的名字了，但胡底的多才多艺让他这个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毕业生非常佩服。

1931年4月26日深夜，胡底收到李克农发来的电报：“胡底，克潮病笃。”“这是他们事先约定的暗号：‘克’是说李克农，‘潮’指钱壮飞的别名钱潮，‘病笃’意即事情严重。”胡底接到电报后需要马上转移，却拿不出足够的钱买船票，张家垅当即变卖了爱人的手镯，为胡底凑齐路费。

胡底乘坐外国轮船离开天津第二天，张家垅被日本租界抓捕，并被移交给国民党当局。由于他并非中共党员，且对胡底的秘密工作一无所知，又没有暴露与钱壮飞的亲戚关系，敌人只得将他释放。他离开天津回到老家，隐姓埋名当了一名教师，与胡底再也没能重逢。

《潜伏》剧中的站长吴敬中，其原型是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吴景中少将。1948年12月解放军分割天津、解放唐山、切断平津铁路之后，吴景中召集在津公开与秘密两条线各机构负责人举行紧急会议，部署了6条应变措施：1.实时跟踪战况，密切注意警备司令部和战防部队转移动向，准备随部队突围。2.各公开秘密机构人员一律配发枪支并随时准备轻装集体行动。3.命令保密局三有企业公司华北办事处准备充足路途给养。4.尽快安排家眷乘船南下，以免突围时拖累。5.派专人事先雇妥大批渔船，必要时先乘小船去塘沽，再从海上去青岛。6.成立突围撤离指挥部。

吴景中还秘密布置组建了4个潜伏组，并为他们配备枪支和电台，妄图在天津解放后继续从事各种破坏活动。

然而，此次会议后仅仅5天，看似要与解放军顽抗到底的吴景中却突然不辞而别，丢下天津站所有部属，于18日秘密乘飞机逃往南京。毛人凤事后给天津站发电称：“吴景中弃职逃走，罪该万死，现已拘押，定予严惩。”

《潜伏》剧中的行动队队长李涯，其主要原型之一是天津站最后一任代理站长李俊才。与《潜伏》剧情一样，现实中的李俊才与吴景中确实有过一段师生关系。1938年吴景中在军统湖南临澧训练班第二中队任政治指导员时，李俊才是第一中队的学员。吴景中弃职逃走后，毛人凤电令李俊才即日接任代理站长，命他从速恢复站部工作，接手吴景中组建的4个潜伏组，并随电发来4组潜伏人员名单及其住址，要求李俊才化装后与各潜伏小组分别秘密取得联系，强化潜伏部署，督饬各组台与保密局本部开始通报。

遵照毛人凤电示，李俊才于1948年12月末至1949年1月初先后单线联系、秘密召见各潜伏组组长和电台报务员，向各组组长发放5两黄金作为半年活动经费，传达毛人凤来电规定的各潜伏小组与南京保密局本部直接联系的化名以及此后保密局派到天津与各组接头联络人的化名、特征、衣着、暗语等等。他向各组报务员发放2万元金圆券作为半年活动经费，明确与南京保密局本部联络的称号、波长、时间、双方化名、密码更换办法，配发特工电台及所用电池等配套器材，责令站部电台台长亲自指导各组报务员秘密架设、调试电台，从速与南京保密局本部通报联络。1949年1月上旬的一天，李俊才接到报告，“南京总台来电，4个潜伏台已与总台试通成功，通报情况良好”。仅仅数日后的1月15日，天津解放，李俊才被解放军俘虏，根据他的交代，4个潜伏组和秘台被悉数破获。

中共情报战线上的“龙潭三杰”。左起：胡底、钱壮飞、李克农

现实版的“余则成”与“陈翠平”　

《潜伏》剧中余则成与陈翠平假扮夫妻的故事，主要原型之一是中共晋察冀分局华北社会部潜伏在北平的秘台工作人员王文、王凤岐夫妇。

王文14岁参加红军，在鄂豫皖根据地反“围剿”斗争中表现突出，由普通一兵成长为连指导员。1935年5月随红四方面军长征，后参加西路军，随部队突围至新疆，于1938年初被派往苏联学习无线电通信和情报业务。

王文是参加红军后才学识字的，文化水平有限，学习无线电通信、电学、物理学、数学等课程的难度可想而知。他凭借顽强毅力和刻苦精神，仅用一年多时间就熟练掌握了无线电通信技术和情报专业知识，于1940年学成回国，进入华北社会部领导下的平西情报站负责电台工作。

王凤岐年仅20多岁时就参加抗战，因作战英勇、枪法奇准，被任命为区妇联游击队队长。她像剧中的陈翠平一样英姿飒爽，头剪短发，腰别一支20响盒子炮，率领队伍在白洋淀一带与日军进行游击战。

一次，日军突袭游击队所在村庄，王凤岐不幸被捕。日军将她五花大绑押回县城。途经白洋淀岸边时，押解她的两个日军兴奋地“观赏”水中鱼儿，王凤岐乘机猛然发力，生生把两个日军都顶落到了水里。她反捆着双手飞奔远去，两个日军狂追不舍，密集枪击，子弹不时把王凤岐身边的庄稼秆打断。她沉着机警地躲过子弹，一口气狂奔5公里多，终将日军甩掉。王凤岐却不敢停下来，又跑了很远才停下。她浑身像散了架似的一头撞开一户老乡的屋门，随后一口鲜血喷了出来。后来，王凤岐在回忆起这段惊险逃亡的经历时说：“我把自己的肺都跑炸了！”

1942年，王文、王凤岐分别被选入华北社会部接受秘工培训，除情报技能外，还要熟悉掌握北平各方面情况，尤其是城市环境、生活方式等。

一天，华北社会部领导找到王文谈话，“组织上决定派你和王凤岐同志一起到北平建立秘密电台。为了合理掩护，由你们俩和一位陈老太太组成一个革命家庭。如果你们双方同意，组织上可以批准你们结婚。假若不同意，为了革命工作也要装成名义夫妻来完成党交给的任务”。随后，社会部领导又与王凤岐进行了同样内容的谈话。她的任务是以家庭主妇的身份掩护、配合王文的秘台工作，并负责传递情报。

1942年冬在组织安排下，王文、王凤岐与一位陈姓老太太（假扮王文母亲）“一家三口”进入北平，辗转落户至德胜门新开路大石桥胡同7号一处独门独院。房东是日军宪兵队的翻译官，对门是伪警察所的警长，这样的居住环境为王文一家提供了一道天然保护屏障。

按照情报工作惯例，王文、王凤岐潜伏北平的前3个月，上级没有给他们下达任何任务，让他们集中精力尽快熟悉工作环境，适应城市生活，落实社会身份，对接必要关系。

3个月假扮夫妻的朝夕相处，王文、王凤岐彼此互生好感，于是他们决定服从组织安排，正式结为夫妻，从此携手到老，度过恩爱一生。

3个月后，组织上确定他们已站稳脚跟，委托一位法国朋友将王文在平西情报站使用过的电台运进北平。经测试，这部电台输出功率太小，北平城里交流电线多、干扰大，天线又不能架得太高，与后方无法通联。

为了尽快开展工作，王文决定自己组装一部发报机，但日伪时期北平无线电行业受到特务严密监控，稍有不慎就可能暴露。王文避开街面上的无线电商行，到隆福寺、护国寺、白塔寺庙会上，在售卖老旧无线电零配件的地摊上一件一件地购买。地摊上实在买不到的，他就时而东城，时而西城，时而南城零散采购，两个多月后终于凑齐了所需配件，组装出一台30瓦输出功率的发报机。其间，他还搞到了一部美国海军用的长短波两用收音机，将其改装为收报机。他找来一根粗铁丝，拴在两根竹竿上搭到房顶，平时晾衣服避人眼目，需要时搭上电台线就变成了天线。为避开日伪侦测时段，王文选择凌晨2时到5时开机工作。他还专门模仿日伪电台报务员的手法，迷惑敌监听人员。

王文对外身份是银行职员，每天油头粉面、西装革履地上下班。王凤岐则是一副职员太太的打扮，女游击队队长干练的短发留成了披肩长发，烫成流行的大波浪卷，身着质地上乘的旗袍。在邻居的眼中，王家是一户阔绰人家。没有人会知道，他们每人每天只有一毛五分钱的生活费，有时连饭都吃不饱。白天光鲜靓丽的王凤岐，到了晚上换上旧衣服，偷偷跑到菜市场捡烂菜叶，一家人煮着充饥。

为了改善生活，农村出身的王凤岐垒起一个鸡窝养鸡，既可以吃到鸡蛋，又可以作为王文的隐秘“工作室”。夜间，王文钻进鸡窝工作，王凤岐则站在鸡窝上面望风，遇有风吹草动，就用脚跺几下鸡窝报警。一开始，鸡窝里的鸡对王文的“造访”十分反感，有的躁动不安，有的咯咯乱叫，有的扑上来叨他，“半夜鸡叫”的故事频频发生。久而久之，王文和鸡相互适应了，彼此相安无事。他每次出来都满身鸡毛，后来鸡看见他都不叫了。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王文、王凤岐夫妇在北平几进几出，屡立战功，经他们发出的重要情报不计其数。清风店战役期间，驻石家庄敌精锐部队新3军第7师北移保定的动向情报，就是王文发出的。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据此调动部队奔袭100多公里，于清风店地区全歼新3军军部、第7师主力和军直特务营8000余人，活捉国民党中将军长罗历戎。

平津战役期间，傅作义一度考虑率主力经天津、塘沽从海上撤往青岛，北平地下党侦获此情报后，即经王文电台报告上级，解放军遂切断了平津铁路公路。傅作义一招不成又出一招，下令在东单至南跑马场一带修建机场，企图将主力空运至青岛，地下党得此情报后，又一次经王文电台报告上级，解放军围城部队炮兵迅速封控了东单机场。

在北平和平解放之际，王文与长期分离的王凤岐在天津团聚，后来双双进入公安系统。王文曾任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长，王凤岐曾任行政处副科长。

获取天津城防图的“余则成”们

《潜伏》剧中余则成的重要功勋之一，就是在平津战役中获取到敌天津守军的防御作战计划。英雄从不孤行，天津战役前夕地下党的“余则成”们，通过各种渠道先后获取了8份敌城防计划，使攻城部队对敌情有了十分详尽准确的掌握，得以仅用29小时就攻克了“固若金汤”的天津城。

1948年6月，华北局城工部天津市政工委书记王文源接到上级指示，要求获取敌天津城防图。王文源遂把任务交给了国民党天津工务局职员、地下党员麦璇琨。麦璇琨当时只是天津城防工程10个工段中第8工段的总监工，并不掌握城防整体情况。为摸清其他9个工段的情况，他以向同行学习为名，四处参观，伺机搜集各工段图纸，最终绘制出一份完整的城防图，包括城防外围线、护城河宽度深度坡度、人行道、交通壕以及碉堡的位置、形状、出入口、厚度、高度、枪眼位置与尺寸等详细数据。

王文源收到城防图后，马上交给国民党天津市地政局测量队绘图员、地下党员刘铁淳对图纸作隐匿处理。刘铁淳当即找到由他单线领导的地下党员、大众照相馆经理康俊山连夜拍照。康俊山将城防图分为4块，缩拍成8寸照片，经化学处理隐去图像，裱糊在一对老年夫妇2张12寸大照片背面，转给交通员赵岩送往解放区。

赵岩晚年回忆：“我一看是两张老年夫妇的单人照片，就有把握了。我说这个好送，好应付。”“我就说我是在天津做买卖的，照片上的两个老人已经故去了，我是到城市里放大这两张相片，带回老家祭拜用的。”

1977年初，在一次老地下党员座谈会上，王文源对大家说“老赵可是立过大功的”，赵岩这才知道他当年送的那两张照片就是天津城防图。

麦璇琨一直不知道他绘制的城防图的下落，直到1991年5位老人聚会时，他才第一次得知，他绘制的那份城防图在解放天津的时候“管用了”。

当时天津外围的城防工事建筑工程，由国民党天津市政府工程局建筑科负责验收。该科技术员、毕业于北大工学院土木系的张克诚是地下党员，负责验收城防工事围子里专门运送弹药和给养的城防公路。张克诚办公桌对面是一位姓常的工程师，负责验收整个城防工事。此人行踪诡秘，直接受局长调遣外出查看工事，手中图纸每天看后都会锁起来。

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一天下班前，常工程师正看图纸，局长忽然派人找他，他来不及把图纸锁起来，就随手放在书架上匆忙离去了。张克诚等到办公室的人都下班走了，把图纸放进公务包拿回家中复制。

“这是一张天津市城防工事布置图。图上把整个城防碉堡包括明堡、暗堡、地堡、外堡、内堡，描绘得很清楚。”

由于这份图纸很大，张克诚当晚未能完成全图复制。他的内心很矛盾，不送回地图，极可能被敌人发现；送回去，估计再也没有机会得到这份完整图纸了。考虑再三，张克诚决定冒险把图纸留在家中。他第二天从容上班，见常工程师正在办公室到处翻找，就问找什么，常支吾不答，可见并未怀疑到自己。第二天晚上张克诚又描绘了一夜，才完成了整图绘制，第三天上班将原图“完璧归赵”。

为防止图纸与实际情况有出入，张克诚以检查城防公路为名，到现场核查，掌握到更详尽、具体的情况。他在复制图纸基础上，自制了一份城防工事图。“将各种碉堡用不同符号标出，各种碉堡的大小、高度、层次、射孔位置绘制成示意图，并按照原图的有关说明，将每座碉堡的设计兵员人数、火力配备、辎重存放位置等注明——这是1948年下半年陈长捷刚刚增建的城防工事，是最新、最完整的城防图”。

张克诚绘制城防工事图的同时，还安排由他单线领导的地下党员、表弟李天祥绘制了一幅天津城区机关、工厂、学校、医院、车站、码头、仓库分布图，用不同颜色的笔在图上标注，并可到实地一一核对。

直到20世纪80年代，李天祥阅读了时任天津工委企业党委书记王文化的回忆文章，才知道表哥张克诚当时是天津工委下属的天津市政银行委员会委员。

此外，打入到敌天津最高军事指挥官、警备司令陈长捷身边担任警卫连连长的地下党员王亚川，也利用“保护”陈长捷的职务之便，获取到敌军事部署防守图。

打入国民党天津市市长杜建时身边任新闻秘书的地下党员方纪文，在出席杜建时召集的全市处以上干部会议时，乘乱获取一张天津城防图平面图，缝入座椅垫交给了上级。

天津战役期间，天津市民常说，解放军炮弹有“眼睛”，只打国民党，不打老百姓。

陈长捷被俘后哀叹：“共产党调查研究工作的细致达到神化莫察的地步。”

1959年1月，刘亚楼在天津解放10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应该说，天津是解放军和地下党共同打下来的。在天津战役开始前，我们拿到一张详细的敌人城防图，对各条街道在什么位置，敌人在哪儿，碉堡在哪儿，天津周围的情况等，了如指掌。这样，仗就好打了，地下党对天津战役的贡献是很大的。”

来源：党史博览，作者：秦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