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人民共和国第二个国庆节前夕，北京市公安局内七分局天安门派出所接到上级指示：我情报部门已侦悉敌特内外联系的密信及电报密码等，经最后分析确定：敌特密谋在国庆典礼之时，以迫击炮轰击天安门，刺杀毛主席和其他国家领导人，天安门派出所必须加强巡逻警戒，高度警惕，务必制止敌特的罪恶行动。

敌特山口隆一画的炮击草图，上面写着“到现在水还是达不到这里。”

市公安局二处和四处及军管会武装人员进驻内七分局，协助内七分局进行侦破工作。并派得力干警来到天安门派出所，加强打击力量。为了加快行动速度，还临时给天安门派出所增调了摩托车和吉普车；给公安干警增加配置了连发手枪和冲锋枪。

当时天安门派出所设在现在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前门，左侧三座门北的一所院落里。所辖范围是以天安门为基点，西至大四眼井(现人民大会堂西门以南)，东至东单，南至崇文门，东交民巷、前门及东、西长安街。虽然当时北京市军管会派有武装部队警戒天安门和广场，但天安门派出所仍然将保卫天安门的安全作为重点。

明确了敌特所使用的武器和手段，根据迫击炮的特点，确定敌特的迫击炮发射位置为天安门对面及两侧为主。可是迫击炮究竟藏在哪里，还是个未知数，也许敌特临时放置，也许藏在哪个居民房子里。迫击炮肯定会安放在天安门派出所的辖区之内。

时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把情况向周总理和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听后大手一挥：“轰炸也好，打手榴弹也好，打迫击炮也好，都不准动，照样阅兵和游行。”在国庆当天，毛主席在登上天安门城楼前，对周围人又重申了那句话：“如果真遇到打炮，谁也不许跑。”

毛主席镇定自若，但其他人却无比紧张。天安门派出所上下绷紧了神经。所里宣布取消一切休假，因公外出者立即召回。全所如临大敌，来去匆匆的同事都板着脸，连个玩笑也不开了。派出所安排巡逻排查，人人每天只能和衣靠床小歇一会，以致有的干警出去巡逻时，坐在车里睡着了。

国庆节越来越近，但是，敌特与迫击炮的下落还无头绪。上级又增派了人员到天安门派出所。对辖区内的重点监视点和可疑院落，又进行了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的突击检查。主要是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和教堂。这里的外国人既没有完全撤回国，又不承认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有时还利用其特殊身份，搞一些违法犯罪活动，如扰乱金融市场、窃取我国情报等。

为了不给这些外国人及其政府留下招摇中伤的口实及避免外交风波；公安人员换上便衣，在街道办事处人员的陪同下，以国庆节前灭鼠和清洁卫生为名进行搜查。即使这样，一贯在中国横行霸道惯了的西方人士，对检查人员采取敌视态度，有的找借口不让进院；有的进院不让进屋；有的竟唆使狼狗咬人。那时候公安干警几乎都是战场上下来的老兵，可不像旧中国蒋介石那样跪舔洋人，同时军令在身，心里焦急，文的不行，对个别的就强制执行。

当时参与侦破的公安干警孙有光

几天下来，只搜出一些自卫用的手枪和子弹，并没有找到迫击炮的踪迹。北京军管会，公安局在全市明里暗里盯紧了迫击炮，进城路上，运货车上，像炮筒子一样物件都被检查一番。依然没有找到迫击炮。上到公安部下到天安门派出所，所有干警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沉重无比。

9月30日晚10时左右，距国庆庆典还有12小时。内七分局召开了各派出所所长与分局派驻干部会议，面对明天可能发生的不测事件，会议上各抒己见，分析讨论之后，决定全分局总动员。

10月1日，凌晨2点会议结束后，天安门派出所所长与分局派驻干部回到单位，立即召集全体干警开会。王所长心情沉重地说：局领导在刚才的会议上表示，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找到敌炮。如果因为我们的疏忽大意，出现严重后果，只能“提头来见”。到那时就是人民的罪人，将无颜面对同志、家人。

会后，按照部署，全体干警与进驻人员分成小组，马上巡逻、搜查。

凌晨4点，距国庆典礼还有6小时，早起的清洁工开始清扫天安门广场与长安街。东单大街尽头，准备受阅的各军、兵种部队，已开至路旁指定位置休息待命。装甲分队的坦克、装甲车，炮兵部队的大炮、火箭炮在夜色中如一尊尊猛兽般排列在路旁。可是巡逻的公安干警，心情越发沉重。

根据安排，天安门派出所的李宝树小组长带领张虎生、朱之廉、锡玉贤，另外有分局进驻人员任增喜、田佩林、王福久为一个小组。他们驾驶一辆吉普车、一辆三轮摩托车开往王府井南端的台基厂，进行重点搜查。

李安东

当他们车停在台基厂进口路东，里面有一座二层小楼院落大门外，门口上面挂了一个图书馆的牌子，里面住的人是天津老世昌公司北京代理人俄裔意大利人李安东。公安人员开始敲门。这座小楼此前曾检查过，只因一个外国看门人态度恶劣和无理阻挠，未能认真全面检查。这次派出所要彻底检查一下。

一连敲了几声后，才有人答话。在灯光下露出一位50多岁的白人男子的脸，组长李宝树上前出示了军管会的证件，并说明来意。没想到这个外国人一下炸毛了，用中国话说：前些日子你们已经来看过了，还有什么好看的？我是苏联人，这是外国人的住地，你们中国人无权随便进入！公安人员哪听得这话！任增喜和田佩林想把铁门挤开闯进院子里，谁料想这个白俄老头用肩头抵住铁门，阻止公安人员入内。

此人行径激怒了被堵在门外的公安干警。田佩林喊着用车撞开大门，李宝树想：心中无冷病，不怕吃西瓜。他这样阻挠进院子检查，肯定有鬼。李宝树当即警告那个白俄：你根本不配做苏联人，你是敌视中苏两国人民的白俄！你再要阻止我们执行公务，别怪我们不客气！说完对着任增喜、田佩林手一挥。两人立即冲向白俄老头。谁知那白俄老头身手利索，他上拉胳膊，下使脚绊，一把把田佩林摔倒在地，稍一直腰，又拉开了拳击的架势。年轻的李宝树再也压不住怒火了，喝令任、田二人闪开，端起汤姆冲锋枪，从侧面对着白俄的胳膊开了枪。

枪声一响，白俄老头一下歪倒在门前地上，从张牙舞爪变成凄惨呻吟。于是，公安干警迅速冲进院内进行搜查。李宝树把白俄老头扯到吉普车上，押向分局。

公安干警到二楼搜查时，偏东的一间大房子里北面的一排窗户斜对着天安门，一只特大铁炉子紧靠第三个窗台。一根粗大的烟筒斜着伸出窗外。两根铁棍支住烟筒。任增喜手持步枪探条，敲打烟筒时，发现上下声音不同。像是烟筒里面有东西，把烟筒取下，一门美制迫击炮炮管赫然在目！那两根铁棍就是炮身支架。炉盖板就是炮底座。在炉子里发现了3颗用纸包着的炮弹。又在厨房里的杂物里找到另外3颗炮弹。还在一间卧室里席梦思底下找到一支左轮手枪和一支加拿大撸子及子弹。站在迫击炮前，面向天安门眺望，连城楼上的红灯和旗子都看得一清二楚。此地离天安门直线距离约一点五公里，恰好是迫击炮的有效射程。

这个李安东，原名汤尼，意大利侨民，在中国的表面身份是天津老世昌公司的北京代理人。1919年就已经来到中国了，曾经在军阀混战时期在天津创办军火公司，把大批军火出售给北洋军阀。抗日战争时期，他又负责在华北地区为日军收集情报数据，这罪行妥妥的罄竹难书。1948年3月，他被美国驻华大使上校武官包瑞德秘密收买，创办“美国新闻处”，成为间谍，他的真实身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华机关分支机构的负责人，受原美国驻华使馆上校武官，真实身份为中情局特工的包瑞德直接指挥，是新中国成立前留在北京的潜伏特务，在新中国成立前，中情局即从国民党救济物资中拨出一门迫击炮交给李安东。李安东把迫击炮、炮弹及其他武器，一部分藏匿在自己家，一部分藏在另一个特务意大利人马迪儒家中。

1949年，李安东在观看“开国大典”后，脑中即形成炮击天安门的计划，并找到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务山口隆一共同策划。山口隆一，日本侨民，1938年来到中国，曾经担任“华北行业协会”北京办事处处长，专门负责为日本搜集华北沿海船舶的来往情况和华北地区八路军的活动情况，为日本海军省提供了大量情报工作。1948年，他和李安东认识之后，迅速成为了这个新闻处的得力干将，凭借着自己在东交民巷图书馆编辑的身份，圆满完成了包瑞德下达的数项情报搜集工作。

山口隆一

抓获李安东后，任增喜等人马上打电话给所里，所里报告分局，大家都大大松了一口气。清理完现场，临时留了几个人坐守院落，凡有撞网者，立即逮捕。处理完这一切，已是早上8时。天安门广场已经戒严。公安人员凭着军管会的特别通行证才回到派出所。

9时左右，各界观礼代表陆续登上观礼台。这一案件的另一个主犯山口隆一，胸前佩戴着伪造的观礼代表证，来到了金水桥边观礼台入口处。他刚要出示假证件，要迈上台阶时，即被我监视已久的市局二处便衣人员当场抓获。山口见势不妙，企图咬衣领自杀，被公安人员一挥手捂住了嘴巴。

10时，毛主席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盛大的庆典开始了。

而山口隆一被扭到后台的小屋内，从他身上搜出一支手枪和两颗日造香瓜式手雷。他是得知李安东图书馆已出事(事后公安机关分析：白俄老头可能在大铁门上做了报警暗号，或者是山口看见了我们停在图书馆大门口的吉普车，才觉察图书馆出事了)，炮击不成而准备从观礼台上对城楼实施手雷攻击。哪想他的一举一动，早在公安人员监视之中。

但是呢，即使是物证在手，这两位间谍也是拒不认罪，只承认自己私藏武器弹药，不承认自己在私下从事间谍行动，更不承认自己有炮击天安门的企图。

然后精彩的地方就来了。

反抗无效

面对死鸭子嘴硬的两位间谍，曹纯之直接从兜里掏出了山口隆一测绘的射击天安门图稿复印件，和李安东的上级包瑞德对李安东的指示，还有和各种间谍来往信件38封。

然后就开始杀人诛心了不，曹纯之开始按时间顺序，慢慢汇报李安东的行动轨迹。

1949年，你以天津老世昌公司北京代理人身份潜伏在北京，然后，那个老世昌公司的门房是我们的人。

几个月后呢，美国中央情报局费尽心机把迫击炮，藏在美方提供的所谓救济物资中偷偷交给你，你又把武器分别藏在自己和马迪儒的家里。想不到吧，马迪儒隔壁一家都是我们的人。

1950年1月，你去了北京东交民巷的法文图书馆，找到了以目录编辑员身份潜伏在北京的山口隆一。而拉你去东交民巷的汽车司机，是我们的人。

1950年5月，山口隆一开始多次前往天安门广场，对广场周围地形等数据进行测量并绘制地图，但是从他第二次前往天安门广场的时候，身边就起码有两组我们的人在贴身监视。

1950年9月，你邀请山口隆一一帮人举行舞会，趁机完善炮轰的具体细节，服侍你们舞会的杂役，还是我们的人。

听完曹纯之的描述，两位间谍傻眼了，原以为自己很隐秘的潜伏了一年多，弄了半天就跟楚门一样，天天被人盯着。甚至就连他们以为藏的很好的各种文件，也早都被自己身边的公安看了个精光。

之后呢，心理防线彻底崩溃的李安东和山口隆一两个人破大防了，开始一五一十交代自己的同伙，公安机关呢，也根据他们的口供顺藤摸瓜，先后将间谍，意大利人哲立，德国宝世公司北京代理人甘斯纳，法文图书馆经理魏智等人抓捕，中国人马新清也一并落网。

公安干警在李安东和山口隆一住所搜出：

“82式”迫击炮1门；迫击炮弹弹头和底火、兵器零件等273件；山口隆一绘制的炮击天安门草图1幅；“600901”手枪1支；炮弹和各种子弹494发；手榴弹8枚；烈性毒药2个；情报底稿、情报材料等1642件；包瑞德的指示及与2人有关间谍活动的来往信件38件；1948年李安东给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的《华北建立空军计划》1份，日本特务机关发给李安东进行特务活动的“记者证”等3件，台湾“国防部”第二厅国际问题研究所发给山口隆一委任状1件。

后，公安部长兼北京市人民检察署检察长罗瑞卿亲自对李安东、山口隆一等罪犯提起了公诉。

7名被告均低头认罪。判决如下：

主犯意大利人李安东和日本人山口隆一，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枪决！

意大利人马迪儒被判无期徒刑(1954年被驱逐出境)；

法国人魏智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意大利人哲立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

德国人甘纳斯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

中国人马新清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剥夺政治权利15年。

1951年8月17日下午，北京王府井大街、前门大街一带人头攒动，押送意大利人李安东和日本人山口隆一的囚车从此经过，人们高呼着“打倒帝国主义！”，“中国人民万岁”。

下午5时，李安东和山口隆一这2个美国中情局间谍在天桥刑场执行枪决！这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第一次在自己的国土上处决外国人！

后来，根据这一事件拍摄了电影《国庆十点钟》。

注：关于此案，各人回忆中时间有差异，本文根据抓捕李安东的干警李宝树之回忆。

来源：这才是战争，作者：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