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申明一点：私人修养与政治立场并不完全相关。某人政治立场反动，不代表其修养一无是处。

比方说，希特勒私德甚好，却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犯下种种罪行，迫害和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

而丘吉尔私德不佳，却两度出任英国首相，领导英国人民取得二战胜利，并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甚至被新闻媒体评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英国人。

本文试图通过蒋介石一生中经历的几件事，分别对应普通人入职、崭露头角、如日中天、败退、老年五个阶段，探讨一个人的修养问题，绝不涉及政治。

1.入职之初。

入职之初，大多数人不乏热情与勇气，却容易陷入偏激——要么想一日建成罗马，要么在发现现实不如理想时，做出愤激举动。

比如，闻一多先生目睹某些洋人欺负中国人后，非常愤怒，从美国留学归国的第一时间，就将西装扔进江水，发誓再也不穿。

实事求是地说，这个举动除了象征意义，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大概微乎其微。

我们看蒋介石入职之初是怎么做的。

辛亥革命爆发这一年，24岁的蒋介石正在日本当兵。听说起义的消息后，他立刻离开驻地军营，赶到东京。

在东京，他把制服邮寄给部队，然后搭轮船回到上海。

同样地穿着“帝国主义”做的衣服，蒋介石在匆忙回国参加革命的时刻，选择把制服寄回部队，显示其心思细密，做事稳重，不留隐患。

如果说愤激是一种无奈的发泄，那么处事周到、适度就是一种高明的策略。

回国之后，蒋介石奉命回到浙江老家，率敢死队攻打浙江省会杭州。

战斗前夕，这位青年军人给母亲写了一封信，声称献身革命，请恕不能尽孝。

在攻打杭州城的战斗中，蒋介石等革命党人的勇敢，民众有目共睹。

浙江革命成功，蒋介石婉谢出任浙江都督，回到上海。

在这件事中，蒋介石献身革命的热情、在战斗中表现出来的勇敢，在那个时代的青年人中并不罕见。

可革命胜利后，蒋介石却婉辞出任浙江都督。如果考虑到许多地方大员争相出任都督的情况，他的举动就让人很难理解。

蒋介石为什么会这样做？

一定因为他有更高远的追求。他的理想是中国革命胜利，而不局限于一隅。

不为一时的名利地位迷住双眼，而执着于自己长远的理想，可能是我们普通人入职之初最难修养的。

2.崭露头角。

一个人在职场崭露头角后，最怕的就是自我膨胀。一旦自我膨胀，就很容易忘记自己几斤几两，举止轻浮，言行张狂，犯下低级错误。

此时，保持头脑清醒最为重要。

1921年，34岁的蒋介石是国民党内的一颗“新星”。因颇受孙中山赏识，他的地位日趋重要。

这年6月4日，蒋母王太夫人逝世。

尽管国民党内部斗争激烈，华南军事局势吃紧，蒋介石却还是遵奉古礼，到溪口守丧长达数月。

期间，他就在山上一间小屋里静思。

他正心诚意，修行新儒家的理想，开始摒弃世俗享乐。

通过修行，他在行为上有了更大的稳定性，个性也更能与社会环境融洽相处。

最重要的是，蒋介石在修行中，对本身、对使命充满了无限信心——他开始坚信，自己就是掌握“中国未来命运”的人！

普通人入职10年左右时，一般处在事业的快速上升期。这也是我们一生事业的关键期。

在这个阶段，如果能像蒋介石一样，经常静思，做到头脑清醒、处事冷静，事业就可能进一步发展。

3.如日中天。

一个人事业如日中天时，最难处理的是什么？是“公”与“私”的问题。

在事业的黄金期，你必然会掌握相当的权力。可是，如同蒋经国先生所说，“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因为自私是人的天性。只有加强修养，才有可能克服人性中“自私”的一面——即使做不到“大公无私”，至少也要 “先公后私”，不能“因私废公”。

1931年，44岁的蒋介石已经是世界公认的中国领袖。

这年12月初，蒋夫人的二姐、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宋庆龄专程到南京拜会蒋介石，商讨交换国民党逮捕的一个叫牛兰的共产党人。

波兰人牛兰被捕之前，在上海主持中国共产党的地区支部工作。他也被认为负责印度、菲律宾、马来西亚、朝鲜、越南和日本等地的共产党活动。

宋庆龄是替莫斯科出面，提议国民党释放牛兰夫妇，换取蒋经国（当时在苏联留学）回到中国。

根据历史学家考证，蒋经国是蒋介石唯一的亲生儿子。蒋经国于1925年到苏联留学，此时已达6年多，因斯大林不允许，他无法回国。

其时，蒋介石非常思念滞留异国的儿子。

那年1月25日，蒋介石在日记里提到儿子，写下：

“我年轻时，没有努力学好约束自己，因此上不知孝敬父母，下不知疼爱子女。今既思之，实在遗憾。”

11月28日，也就是宋庆龄来南京的前几天，蒋介石在日记里说：“我非常想念经国，我没有好好照顾他，实在不对。我对此殊觉抱歉。”

在宋庆龄来访的两个月前，宋美龄也跟丈夫提过经国的地位问题，讨论是否可能让他回国。

现在，宋美龄力促丈夫接受这个换人的提议。

可蒋介石不肯。当然，他的内心斗争极为激烈。

在1931年12月15日、16日两天的日记里，蒋介石分别记下：

“自从他前往俄国，我就不再能见到我儿；而（中华）民国目前犹在襁褓。”

“天啊，我既未能忠于党国，又未能孝敬母亲、照顾子女，真是惭愧……

孙夫人要求我释放牛兰，换取经国回国，可是我宁愿经国远谪苏联，甚至命丧异域，也不能放走一个罪人换他回来。

人是否有后，国家是否受侵凌，都是天命注定，我岂能逆天？我不能违反法令、背叛国家、伤害父母令誉或虚掷生命。

为了我儿，牺牲国家利益，并不值得。”

这年12月15日，蒋介石再次下野，回到溪口。

他在雪窦寺住了几天。从寺里往山中进去一两公里，蒋介石在一处悬崖上建了一座朴素的僻静小屋，题名“妙高台”。

他躲在妙高台和雪窦寺思索、反省。在12月27日的日记中，蒋介石试图说服自己：

“一个人得到后世记住，是因为他具有道德情操和功业成就，不是因为他有子嗣。

中国历史上多少英雄、烈士、大官……都没有子嗣，可是他们的精神和成就永垂人世。

我为自己担心经国遇害而断了子嗣，大为惭愧。如果经国未被俄国敌人杀害，即使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他，我深信他在我告别人世之后还是会回来。

如果我死，他才能回国，我真心希望早早谢世，以告慰双亲之灵。”

其实，蒋介石最耿耿于怀的，是不能上慰祖先。因为几乎人人熟知，孟子讲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然而，蒋介石认为他不能因私人目的而做出小小让步。

尽管在日记中一再劝慰自己，但四天之后，蒋介石依然痛苦不堪，在日记中说：“我情绪极乱……忠孝不能两全，可谓生不如死。”

直到1937年开年，蒋介石依然不能确定是否能再见到蒋经国这个亲生骨肉。

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深盼儿子能回来……但是若要我牺牲国家利益，我宁可无后。”

抗战爆发前夕，中苏关系缓和。在蒋介石的亲自干预下，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出面协调，终于使斯大林同意让蒋经国回国。

可以想象，对这个13年未见的儿子，50岁的蒋介石心中充满了爱。

他开始频频给儿子写信，指示27岁的蒋经国如何学习。照蒋经国的说法，父亲担心他“对中国的道德哲学和民族精神，没有深刻了解”。

蒋介石坚持要儿子专心读曾国藩的作品，尤其是《曾文正公家书》，还要读《论语》、《孟子》和王阳明的文章。

甚至在抗战爆发之初，蒋介石忙得焦头烂额之际，他仍在1937年7月24日给儿子写信说：

“你应该专心学习中文、练习书法……不必为日本侵略分心，我有办法对付他们。”

1943年8月，蒋介石继续在百忙中写信给经国。他教诲儿子说，读书学习“欲速则不达”。

他建议儿子，学习算学和英文“每周均不宜超过6小时”。除了要儿子研读中国古籍、总理遗训，他还鼓励儿子多读《圣经》和其他基督教书籍。

不容置疑，对任何一个中年人来说，爱孩子是自身修养的一部分。毕竟，教育孩子是父母义不容辞的责任。

可是，这种爱的限度在哪里呢？

是把他放在家里养着、呵护着？还是让他出去接受考验、经受风浪？

蒋介石的选择，是让儿子出去一一不惜冒着生命危险。

举个例子，1942年4月底，蒋介石命令蒋经国到西北考察。目的是让蒋经国第一手观察新疆局势，并提供政策建议。

可是，此行非常危险，蒋经国往返途中，必须经过中日军队战斗的前线附近。

蒋介石做了一个安排：启程之前，他给了蒋经国一颗毒药，以备在遭日本人俘虏时服用。

这个安排，似乎比我们普通人极端。

因为，即使当了俘虏，也有许多选择。但蒋介石不允许唯一的儿子有其他选择。他给的选择只有两个：要么成功穿越日占区，完成任务，要么就是死。

这种选择，换成我们普通人，很难做出来——假如让我选择，我宁可选择开始就不让儿子去。

可蒋介石并非不讲亲情。

在台湾的一天，台湾电力公司总经理孙运璇陪同蒋介石参观一所新发电厂。

途中，蒋介石悄悄把孙运璇拉到一边，低声拜托他帮长孙孝文找份工作，指导他做个能贡献社会的人。

不是直接下令，而是“拜托”；不是去政府做官，而是到企业做事。

蒋介石这种作为，和我们普通老百姓帮孩子找工作差不多，有“私”，但不逾度。如果有需要，我们谁不会托亲朋好友帮忙，为自己的孩子找份工作呢？

4.败退。

人的一生中，总有衰退的时候。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

怎么理解这句话？我的理解是，运气只能在某些时间段属于你，而在另一些时间段，运气则不会属于你——大致上，到了五十岁后，好运就很难再光顾你。

我所说的运气，不是指做事没有困难、挫败，而是指在具备相应能力的前提下，通过努力后，能帮助你最终战胜挫败，做成一件事的因素。

运气不等于成功，但绝对是成功的重要助力。

从很大程度上，成事=能力+努力+运气。

尤其在某个阶段，你的能力、付出的努力使你有机会成功，也有可能失败，但你最终取得了成功，就是拥有运气。

相反，如果你具备成事的能力，并且付出了大量的努力，事情却半途而废，或功败垂成，就意味着，你不拥有运气。

举个例说，曾国藩一生的运气，大致在入仕之后到平定太平天国起义的那段时间。

此后，运气就不再属于他，而改属于李鸿章。

比如，在剿捻战争中，曾国藩采用的围堵策略是正确的。但他收获的是失败，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量非议。

其结果，是曾国藩被朝廷撤任，换李鸿章上。

李鸿章上任后，继续采用曾国藩的军事策略，很快赢得了剿捻战争的胜利。他随之成为清廷最重要的实力人物。

不久之后，在处理天津“教案”中，曾国藩采用的策略也是完全正确的。

但曾国藩落了个声败名裂的下场，收到全国人民的声讨——以至于在他六十大寿时，竟无人前来祝寿。

湖南人甚至公开宣称，要开除曾国藩的湘籍。饶是修养多年，他仍不免心情极度灰暗。

又是受朝廷之命，曾国藩很不甘心地把工作移交给了李鸿章。

而继任的李鸿章完全采用曾国藩的策略，竟轻松办好“教案”，从此获得了“外交家”的美誉，成为清朝第一能员。

而李鸿章能做到这些，不过是靠着运气——恰逢法国人在普法战争中失败，自顾不暇，所以在谈判中不再威逼清廷官员。

所以说，“五十而知天命”，不过就是接受运气不再属于我的现实，找到面对逆境的理性应对之道。

再回到蒋介石身上。众所周知，1949年的蒋介石，显然失去天命——国民党从大陆败退到台湾，他本人被美国抛弃，刚刚到达台湾的国民党政权问题成堆。

蒋介石是如何应对这种局面的？

他从基督教的灵修书籍《荒漠甘泉》中寻求慰藉——那本书曾帮助无数人在困境中获得精神力量。

他还从《孙子兵法》，尤其是“欺敌篇”中寻找灵感。

最后一次回溪口期间，蒋介石大部分时间住在雪窦山上的那栋小屋。有时候，他身穿黑袍，花很长时间散步。

当问起蒋介石当时在做什么，他的老部属夏功权说：“他都在沉思。”

他还坚持每天写日记。

在舟山逗留期间，蒋介石到一座观音寺以及当地著名的两座寺庙参拜，花很多时间沉思。

刚到台湾后不久，蒋介石就带着儿子来到台湾中部山区名胜日月潭。刚到达，电报呈上来，国民党军队在大陆最后一个基地失陷！

蒋介石静坐约一小时后，起身跟儿子说：“我们到山上走走吧！”挥手示意卫士不用跟上来，他们走到树林边，蒋介石又坐下来，沉思良久。

一名渔夫摇船送他们到湖中，老先生撒下网，等他收网时，发现逮到一条大鱼。

可能是夸张，渔夫大声说他二十年来从来没抓过这么大一条鱼。蒋说：“这是好兆头！”

总结一下，当天命不再属于他的时候，蒋介石的修养方式主要有：阅读、写日记、静坐、沉思、散步。

这些使他在灾难临头时，能够镇静自持，不慌不忙，从容沉思。

事实上，面临国民党军队的溃败，蒋介石益发坚韧。他一如前些年频遭日军击溃的逆境一样，坚信如能撤退、苦撑，终有转为有利的一天。

正因为他能临危不乱，所以不少文武百官仍在必败之局中坚守岗位。诚如夏功权所说，他们“对他盲目地信服。”

5.老年。

步入老年，我们该怎么修养？简单说，就是恬淡自持，对世界怀有善意。

1955年，蒋介石已经68岁。他每天黎明即起，静思、运动，与夫人做完早祷之后，吃稀饭，配酱菜，还喝一杯冷水，然后批阅公文。

他每天的其他例行活动还有：独自沉思，散步三次，读中国古书、新儒家文章和《荒漠甘泉》，认真写日记。

1975年，蒋经国在向“立法院”报告时，透露了一件事，台湾研究核武器的时间可以推溯到1958年，政府1974年就有能力制造核武器。

可是，蒋经国说，当他本人建议着手制造核武器时，蒋介石却否决了——他坚持绝不用核武器“伤害自己的同胞”。

据美国人陶涵在《蒋经国传》中的记述，1975年4月5日夜里，蒋介石心跳停止。

医生熊丸赶到他的卧室，先注射了一剂强心针，蒋介石恢复心跳。

蒋夫人闻讯赶来，在老先生心跳再度停止时已陪侍在侧。医生打了第二剂强心针，预备第三剂时，她叹了口气说：“不用打了。”

时间距午夜还差几分钟。这时候，由台北到高雄，全岛突然雷电交加，大雨倾盆而下。

这位美国作者说，“即使得到哈佛大学学位的官员也认为，此一现象恐怕不是巧合。”

来源：讲述传统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