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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明史很流行，出版了很多优秀的历史读物。明太祖朱元璋时期的“空印案”，很多人都有所了解。其中情节，我这里简要说一下。重点是后面的评论。

当时，各地每年要派员到南京户部核算账目，关于地方上缴中央的钱粮等等。地方政府报上一本账，户部要核对，如果数字不符，要打回重填。

数字不符的原因很多，不见得是因为贪腐。比如，某地上缴中央一批粮食。出发时，地方政府记个数目。粮食送到中央，一路上不免有损耗。户部到底收到多少粮食，这个很难说。到核对时，如果损耗在合理范围之内，地方政府把数字改一下，地方中央两本账能对上，就行了。

问题在于，如果账目有修改，改完以后，得重新盖上地方政府的大印。这可就麻烦了。拿回地方去盖印吧，千里迢迢，耗时费力。把大印带到南京去盖吧，更是不允许。地方上随时要用那大印，哪能随便带走。再说，哪有带着大印到处跑的，这要万一丢了，还了得。

时间一长，大家就“演化”出一个变通办法。从地方出发时，准备好空白的账目文书，事先盖好大印。到了南京，如果需要修改账目，就在已经盖好大印的空白文书上填写。

严格说这当然是违规，但从元朝起大家就这么干了，已成惯例。朝廷上下都知道，谁也没当回事。

朱元璋偶然间知道了这个“空印”操作，勃然大怒，认为这是官员们互相勾结，营私舞弊，下令抓人杀人。到底杀了多少人，历史学家有争议，有说只杀了几百人，有说杀了好几万。总之，“空印案”成了明初的著名大案之一。

在这个大案中，有一个情节值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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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下令抓人杀人以后，官员们都吓坏了。虽然大家都觉得“空印”操作事出有因情有可原，但谁也不敢劝说朱元璋。朱元璋的坏脾气，众所周知。谁敢劝他，弄不好要掉脑袋啊。

有一个官员，名叫郑士利，是个敢说话的人。看见很多人因为“空印案”被抓被杀，实在看不下去，拼了命给朱元璋上书，解释此事。

郑士利的上书，把道理说得很清楚：

第一，空印之所以违规，无非是因为有人可能利用盖好印的文书去做其他事，但在“空印案”中，盖的都是骑缝章，并不会被其他人拿去利用。

第二，返回各地去盖章，确实有困难，路途遥远，仅仅为了盖个章，实在不合算。所以，“空印”操作由来已久，并不是秘密，只不过皇帝您不知道而已。

第三，朝廷此前从未禁止此事。现在突然“不教而罚”，这不合理。

第四，这些官员都是国家多年培养而成，都是宝贵的人才。因为这事杀了，太可惜。对国家也很不利啊。

虽然理由充足，论证有力，但朱元璋看了以后，不但不罢手，反而更加大怒，把郑士利也抓起来了，好在没杀，而是发去劳改了。至于空印案，继续办。

这个情节，值得思考之处在于，为什么朱元璋那么固执不听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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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郑士利的上书中，把“空印案”的前因后果解释得很清楚。而且，朱元璋并不是深宫中长大不知世事的废柴，相反，朱元璋是从社会走底层一步步走上皇帝宝座的，对社会现实非常了解。郑士利对“空印案”的种种解释，他肯定能看懂，也能准确判断是否符合事实。

既然如此，朱元璋为何仍然对此案揪住不放呢？

一般历史书对此的解释是：朱元璋皇帝权力欲大发作，认为这是官员们在隐瞒他，他对此绝不容忍，所以揪住不放。总之，就是朱元璋心理太阴暗。

对此，我有不同看法。

我认为，正是因为朱元璋出身底层，才对此类案件格外敏感。要知道，朱元璋出身之低，在中国几百个皇帝中，应该算是倒数第一吧。因为这种“被侮辱被损害”的出身和经历，朱元璋对贪官污吏、权贵勾结、侵吞国家利益格外敏感。这才是他揪住“空印案”不放，大开杀戒的原因所在。

因为自己早年饱受贪官污吏权贵的侵害，甚至被害得家破人亡，朱元璋当上皇帝以后，最担心也最警惕的就是国家再次出现这些坏人坏事。一旦发现这种苗头，即使情节不严重，也会引起朱元璋的激烈反应。

在官员们看来，“空印案”就是个技术问题，解释清楚说开了就行了。就算皇帝反对这种做法，以后大家改正不这么干了，就行了。怎么会居然因此要杀很多人呢。但在朱元璋看来，这就是“这帮人又来了！”老子这四十米的大刀，就是要砍死你们这些狗东西的。

如果朱元璋不是苦大仇深的底层出身，如果他是前朝权贵，通过政变等手段黄袍加身当上皇帝的，肯定不会有“空印案”这种事。久在官场中厮混的人，对这种权宜之计不会大惊小怪，更谈不上深恶痛绝除恶务尽。朱元璋的反应，在郑士利等众多官员看来，简直就是莫名其妙不可理喻疯疯癫癫。可是没办法，他是皇帝，他说了算。

这就是阶级和阶级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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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权贵们看来，新朝代建立了，天下就太平了，大家的好日子又回来了。但在朱元璋看来，虽然新朝代建立了，但“万恶的旧社会”随时会反扑回来。必须一有苗头就斩尽杀绝，否则，这些坏人坏事就会势不可挡地生长起来，重新残害百姓祸乱国家。

我认为，这才是洪武年间屡兴大案、反复折腾的原因所在。朱元璋实际上有深深的不安全感——不仅是对皇权感到不安全，更重要的是对“旧社会”会不会卷土重来噩梦重现而感到不安全。在这方面，强化皇权和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用经济学的说法就是“激励一致”——其实是同一码事。历史学家只看到强化皇权，没看到激励一致，是片面了。

所以，具体到“空印案”，其中被杀被抓的那些官员，堪称冤枉——确实很冤。但朱元璋的用意，并不在这个案件本身的层面上，所以郑士利说得再有理再清楚，也没用。朱元璋要打击的，是官员们又在开始勾结，又有了独立于国家以外的集团利益。他在元朝末年熟悉且痛恨——可能还很恐惧——的“那个味儿”又来了。对此，他必须毫不留情地冒头就打斩草除根，否则，官僚机器一旦成功勾结，上下联结，他这个皇帝也是无可奈何的。

那么，朱元璋这么做，对不对呢？这就见仁见智了。不过，历史事实是，那些前朝权贵政变上台的朝代，往往都很短命。

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充斥着这种短命王朝。因为是前朝权贵，因为大家都是老朋友乃至老亲戚，新皇帝对种种官场惯例、权贵利益、集团结构很熟悉很理解也很照顾，不会像朱元璋这样莫名其妙不可理喻疯疯癫癫。不过，这样一来，新皇帝的皇权和国家利益就不那么“激励一致”了。结果呢，结果就是王朝短命而亡。

那么，这个空印案和庐山会议有什么关系呢？

实际上，我正是在了解了庐山会议以后，才对空印案有了不同看法。或者说，我是通过庐山会议才理解了朱元璋。

下期咱们就说说庐山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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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诚大将，在1959年那次著名的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分子，他就是其中那个“黄”。最近看了《黄克诚自述》，对其中内情有了更多的了解。

我印象里，黄克诚大将应该是个赳赳武夫、魁梧大汉，其实是个文弱书生式的人，还是高度近视。1926年的黄克诚是这样的：

图片来源：互联网

黄克诚是湖南人，参加革命以来，长期在军队里工作，建国以后曾经担任湖南省委书记。湘西剿匪就是他领导完成的。后来中央又把他调回军队。1959年庐山会议召开时，黄克诚是总参谋长，彭德怀是国防部长。黄算是彭的下级和搭档。

庐山会议本来没有安排黄克诚参加，只是通知彭德怀参加。7月初会议开始。当时的大背景有些紧张——“大跃进”暴露出了严重的问题，开会就是要总结经验教训。之前已经开了很多会议，比如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

郑州会议以来的一系列会议，已经在不断纠正大跃进的错误。这次庐山会议，大家也以为是一次普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而已。会议开了十几天，虽然意见有分歧，但讨论气氛并不紧张，被称为“神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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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表面的平静之下，有的人却在暗气暗憋，那就是彭德怀。彭德怀对大跃进的问题很不满。这次参加庐山会议，虽然会上有讨论，但在彭看来，对大跃进错误的批评不够严厉，不到位。

十几天后，会议讨论差不多结束了。按照程序，《会议纪要》正在起草，再把《会议记录》通过一下，庐山会议就要结束了。彭德怀终于忍不住了。7月14日，他给毛主席写了一份措辞严厉的“意见书”。

这份措辞严厉的意见书，对毛主席刺激很大。随后的会议上，主席自己说，看了意见书，严重失眠，吃了三次安眠药还睡不着。这一来，眼看要结束的会议也甭结束了，接着开吧，不但接着开，还得扩大范围。黄克诚就是因此被召集也来开会的。

安排黄克诚来参加庐山会议，是支持大跃进的一方想要搬救兵，想让黄支持他们，但其实黄在此前对大跃进也很不赞同，在会议讨论发言中，黄明确表示支持彭德怀的意见。

接下来的会议发生了两次大转折。一次是7月23日，毛主席召开大会讲话。讲话的内容是支持左派（也就是赞同大跃进的那一派），劝告了中间派，同时，警告了“右派”（也就是支持彭德怀的这一方）。

这篇讲话的分量在于，主席已经把会议上的分歧，当作党内路线斗争来看待了。问题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

到了7月26日，会议又一次发生转折。传达了主席指示：要对事，也要对人。这一来，批评的火力猛增。而且，既然要对人，就要追查组织，追查目的，还要追查历史。黄克诚被迫作了检讨。

随后的批斗会上，揭露出周小舟在和黄的私下聚谈中，曾经说过毛主席有没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云云。这当然引起轩然大波。接着，又传来消息，彭德怀张闻天都说过类似的话。到这时，主席认定了，确实有这么一个反党集团。彭黄张周这几个人，就此被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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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庐山会议的介绍和研究材料很多，想要了解庐山会议详细过程的的读者可以去阅读。我这里的介绍极简略，要点就在于会议内容发生的重大转折。

这以前，我也知道庐山会议，印象里是：在会议上，两方关于大跃进发生了严重分歧。彭德怀仗义执言，提出了反对大跃进的意见，因此遭到批判。看了黄克诚的回忆才知道，庐山会议的真正激烈点，并不在于讨论大跃进，而是在揭露和批判反党集团。

大跃进发生了重大失误，这谁也不能否认。所以，虽然批判了彭德怀，但后来并没有继续大跃进。实际上，大跃进的失误，对毛主席的触动很大。后来一直到文革期间，主席在经济问题上都很慎重，没有再“跃进”。

而且，从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开始，就一直在纠“大跃进”的偏。由于全党当时还很一致，中央的权威没有动摇，所以主席对纠偏很乐观，觉得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改正错误，恢复正常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突然措辞严厉地提出那个“意见书”，导致主席对情况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判断，把庐山会议转向并延长，直至把彭黄张周等人打成反党集团。

主席为什么会有这种激烈的反应？这是庐山会议最值得深入研究的关键点。在这个问题上，彭德怀个人的一些缺点其实影响很大。

现在，彭德怀的形象是刚正不阿、敢于犯上直言。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也因此，人们往往为贤者讳为尊者讳，避而不谈彭的缺点。没有证据也不能胡说，但有几个事情可以从侧面看出一些历史的真实。

在庐山会议上，政治局常委会批判彭时，黄克诚作为彭的下级、搭档和多年好友——还是同被批判者，虽然支持彭的意见，也不认同对彭的批判，但在发言中也指出，彭有个人英雄主义的问题。这里面具体是什么情况，黄克诚没细说。

在同一个会议上，毛主席对彭则直言道：我66岁，你61岁，我会死在你前头。许多同志都对你有顾虑，怕难于团结你。

事实上，毛主席对彭早有顾忌。有一次，主席对彭半开玩笑地说：老总，咱们定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

彭德怀到底做过什么，让毛主席有如此大的顾忌，没看到史料，我也不知道。但彭应该是有一些严重的缺点，并且，人缘不太好。按黄克诚的说法：“性格刚烈，遇事不能容忍，不大能适应人类社会的复杂性”。

当然，你可以认为彭就是这么一个耿介正直之人，不过，情况也有可能更复杂。因为这种复杂的情况，加之彭提出的“意见书”措辞尖锐，不同一般，于是就让主席把问题想得更深一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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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克诚自述中，有一个重要的情节。

1949年，黄克诚在天津负责刚解放的接管和建政工作。5月份，毛主席把黄克诚从天津召到北京（当时还叫北平）。黄克诚汇报了天津的工作以后，主席请他一起吃晚饭，边吃边聊。毛问道：你认为今后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什么？黄克诚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当然是发展生产。毛主席却很严肃地摇摇头说：不对！主要任务还是阶级斗争，要解决资产阶级的问题。黄闻听大感意外，才知道自己和主席的想法有很大差距。

黄克诚在晚年回想此事时，意识到，毛主席在解放以后的思路是一贯的。他之所以一个接一个地搞运动，就是认为阶级斗争还远远没到结束的时候。

虽然意识到这一点，但黄克诚毕生也没能理解这一点。在他晚年写的文章中，虽然力排众议，为毛主席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大声疾呼（当时引起很大舆论反响），但黄也认为，毛主席在建国以后，没有及时把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是个重大错误。

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一下子想起了明朝的“空印案”。

在空印案中，朱元璋对一个官员们看来只是个技术问题的惯例大兴刑狱，不惜抓了杀了很多人。原因就在于，朱元璋和官员们是在不同层面上考虑问题的。从官员的层面上看来，这是正常社会运转中的修补纠错而已，但朱元璋看到的，是官员集团的勾结和利益固化问题。

同样，在庐山会议上，毛主席和其他参会干部，是在不同的层面上考虑问题。

在包括彭德怀在内的很多干部看来，大跃进犯了严重错误，那就要深入揭批并立刻纠正。这当然很对，也很有必要，但主席思考的层面，与此不同。

新中国建立以后，大多数人都和黄克诚想的一样，斗争终于结束了，接下来该发展生产繁荣生活了。但毛主席想的却是，建设新中国，这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消灭旧政权的政权军队容易，建立一个新国家，可没那么容易。旧中国的人、事、利益结构都在，他们不会那么轻易就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必然要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反扑和翻盘。一言以蔽之，这时候，国家其实并不具备安心发展生产的条件。

这个问题，在毛主席的术语中被称为“资产阶级的问题”。用现代的话语，近似于利益集团问题——但也不全是。在具体形态上，包括资产阶级本身的反扑，以及资产阶级对党员干部的拉拢腐化，还有党员干部自身利益的成形固化，以及对种种社会不平等的习以为常甚至欣然笑纳。

因此，建国以后，毛主席实际上对官僚集团的动向非常敏感，这其中包括对党的分裂、对高官大员的尾大不掉、对官僚主义快速生长的高度警惕和严密戒备。庐山会议本来是个和和气气的“神仙会”，内容只限于继续纠正大跃进的错误。

但彭德怀突如其来异乎寻常措辞严厉的意见书，和他一贯以来的某些缺点，加之会议上暴露出来的“小集团”倾向，这些情况，在毛主席关注的层面上，是远比大跃进纠偏严重得多、根本得多的问题。所以，庐山会议后半程，实际上根本就没怎么讨论大跃进的问题，主要讨论、揭露和批判的，是反党集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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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局限在实际事务的层面上，就像给朱元璋上书的那个郑士利那样，会完全不理解主席为何在庐山会议上大动干戈严厉批判彭德怀等人。只有站在更高的层面上，站在“解决资产阶级的问题”的层面上，才能真正理解庐山会议，也才能理解新中国建立以后“一次接一次的政治运动”。

在这方面，毛主席的思路确实是一以贯之的，这就是“继续革命”。在四清运动中，毛主席有过一个批示，大意是：干部要是变成了官僚主义者阶级，就要被工人打到。这就是一场阶级斗争。

一些西方左翼人士赞同毛泽东思想，理由也正于此。有一位西方左翼人士的基本论点就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不能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发展经济上。而要继续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要力争人人平等，尽量消灭各种差别。他还认为，全世界的共产党夺权以后，都没有搞社会主义，都在搞经济建设，只有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在坚持搞社会主义。

类似这些话，以前我是看不懂也不同意的，是最近几十年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风云变幻，才让我理解了这个更宏大更深刻也复杂的历史课题。

建设一个新国家，彻底清理旧政权中的种种利益结构，并防止类似的结构在新国家中再次生长，这是真正的历史大课题大难题。敏锐而深刻地认识到这个极端困难的问题，并勇于和善于采取坚决的行动对抗社会中的大多数，这正是毛主席真正的伟大之处。

正是这种超越于时代之上的洞察力和行动力，让毛泽东和袁世凯、蒋介石等人物相比，有着维度上的领先。如果没有毛泽东及其“继续革命”，新中国很有可能成为又一个中华民国。

隔着几百年，朱元璋和毛泽东这两个伟大的历史人物，都表现出了远远超越了当时时代和官僚阶层的深刻洞察力和决断力。观察到这种历史内在的联系，简直让人怦然心动、心驰神往。

来源：李子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