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高志凯，1962 年生于江苏太仓，耶鲁大学法学博士。1983 年进入外交部翻译室工作，1984 年开始成为邓小平的翻译，1988 年前往联合国工作。之后长期从事金融行业，曾任某大型央企副总裁等职。现为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理事、中国企业投资协会常务理事。

对高志凯的采访进行到72分钟时，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发现自己的羽绒服被座椅边上的钢管夹住了，记者想把衣角拉出来，结果发出一声细小的金属撞击声。坐在长桌另一侧的高志凯马上停下谈话，问道：“你的衣扣是不是掉了？”

这种惊人的听觉或许与他早年的经历有关。在上世纪80年代，高志凯曾为邓小平、胡耀邦等国家领导人担任翻译。“我一共陪邓小平见了20多次外宾。”高志凯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之后，他赴联合国、拿耶鲁博士、做华尔街律师、进国际投行、任央企副总裁……对高志凯来说，人生的每一个时刻几乎都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步。1992年1月开始，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了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南巡讲话。22年后的1月，高志凯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谈起邓小平和中国改革时，仍深有感触：“他（邓小平）的政策，他的思想，他的性格，对我个人和整个中国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5岁的英语状元

高志凯父母都是山东人，1949年南下。1962年，高志凯出生在苏州太仓，那里是郑和七下西洋的起锚地，离上海很近。“我们在家里都说山东文登话，与外界交流说太仓话和上海话，广播电台里放的是普通话。我9岁时，全家从太仓搬到了苏州市区，又开始说苏州话。12岁上初一，开始学英语时，我已经会说4种方言和普通话了。”这让他从小就对发音比较敏感。

小时候的物质匮乏让高志凯印象深刻。他住的县委大院里有个当海军军官的小阿哥，在军舰上午饭可以吃一个苹果，“这让我特别羡慕。我家4个孩子，一个苹果要切好几瓣，米饭拌酱油已经很可口了。”还有来自政治上的高压。“我家附近一面墙上写着毛主席万岁，有个小男孩放学时无意在上面画了一道，第二天就被抓了起来。当时听美国之音也是犯罪。”

但也正是在那个非常时期，高志凯抓住了一个改变人生的机会。“教育部本来计划1978年恢复高考，邓小平说时间等不及了，现在就招。”当时高志凯正上高一，听说没有年龄限制，决定跟两个哥哥一起参加高考。

“我数理化成绩很好，但老师说，你今年肯定考不上，不如报考英语专业，虽然也考不上，就当预习了。”没想到，高家三兄弟一起考上了大学，高志凯还是当年苏州市区外语单科状元。1978年2月，他走进苏州大学外语系时刚满16岁，是全班最小的学生。“我从一开始就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高志凯说。

本科快毕业时，正赶上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受联合国秘书处的委托，办了一个联合国译员训练班，是研究生学位。“第一届是1979年至1980年，里面就有现任驻美大使崔天凯。第二、三届是同时录取的，1981年入学，第二届读一年，我是第三届，读两年。”每个同学由联合国支付6000美元的培训费，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高志凯被编入同声传译组，不仅学翻译，也学很多外交和国际政治课程。

1983年，高志凯正式进入外交部翻译室。“机遇是给做好准备的人的，但不管个人多努力，如果生不逢时，大环境没有提供机会，也很难发挥出来。从这一点说，我很幸运。”

在打字间里住了5年

外交部翻译室，用高志凯的话说：“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英文翻译基本都来自这里，出了很多出类拔萃的人物。”

一开始，高志凯以为自己在翻译室是个过渡，很快会被派到联合国去。“无论纽约还是日内瓦，无论总部还是分支机构，对我都太有吸引力了，整天就盼着赶紧到联合国去。”但当时翻译室的领导过家鼎给了他当头一棒：“只要我在这一天，就不让你离开，你就死了去联合国这条心吧。”

过家鼎的理由是“国家需要你”，但高志凯还是想走，反反复复好几次。过家鼎就抓各种机会给他做工作。有一次参加活动，高志凯陪同领导人接见外宾的照片在《北京日报》上刊登出来，过家鼎拿着当天的报纸，往高志凯的办公桌上一撂：“小高，你看！你小小年纪，照片都上报纸了！”

高志凯的想法慢慢地转过来了。“翻译室的机会是非常难得的。最低级别是给外交部副部级干部提供翻译，然后一级级上去，最高是邓小平。即便是部队请来的外国领导人，跟小平见面也是翻译室派人，因为其中有很多政治上的敏感地带，对领导人的言行习惯要了解，这不是纯粹的语言问题。”

工作的特殊性对翻译人员的素质是个严峻考验。高志凯对记者回忆说，当时外交部的宿舍分得比较远，他觉得跑来跑去太浪费时间，正好翻译室配有一个打字间，里面有一张木板床，高志凯就在那里睡了5年。“吃完晚饭就开始干活，先把白天的工作整理一遍，然后做第二天的口译、笔译，第二天的工作能在前一天晚上全部做完。其实翻译到了一定程度，就是知识面的问题。陪同领导人见外宾，需要掌握很多背景资料，来访国家和代表团的情况，两国关系，来访者的背景，等等。”高志凯说。

1987年，澳大利亚总理霍克来访。除了北京的会谈之外，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还在外地与霍克会谈了3个晚上，共9个小时。中方在场的只有胡耀邦、时任外交部副部长朱启祯和高志凯；澳方则是霍克、澳驻华大使及澳方翻译。本来做记录并不是翻译的本职工作，也不会有人来要，但高志凯的习惯是每次会谈都要做详细记录。会见完之后不久，胡耀邦对外交部说，自己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理念都在那9个小时里面说了，让外交部把那次记录整理出来，上报给他。所有人都以为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问到高志凯时，发现只要把他本子里的记录稍做整理就行了。

在邓小平身边的日子

高志凯正式给邓小平做翻译是1984年。那年他22岁，被称为“建国以来为中央领导工作的最年轻的翻译”。在此之前，他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模拟实战”训练。

“当时就像师傅带徒弟一样，老翻译手把手地教我。最早是周文重（现任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每次他给邓小平做翻译时，我就拿个小板凳，坐在一旁记录。会谈结束后，他会让我根据记录再翻一遍，指出问题。翻译就像跳高，永远有提高的空间，很难尽善尽美，总有些地方有遗憾。在这方面，老一辈的外交家和翻译家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高志凯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

很多年后，他和外交部前辈们聊天时，得知了自己被选为邓小平翻译的原因。“他们跟我说，志凯，我们当时选你有几个考虑：一是人很勤奋，中英文水平都在不断地提高；二是发音比较好，会用嗓子；三是你个子不是很高；四是在大场合比较沉着冷静。”

对此，高志凯有自己的看法：“当时领导人普遍都不太高，晚年的邓小平只到我鼻子这个地方。他们说，你站在领导人身边不会遮挡，既能把工作做好，你的存在又好像微不足道。”此外，言行必须得体，不能抢领导人风头，声音的大小也很关键。

“邓小平比我大58岁。当时他的身体状况还是很好，但右耳在慢慢失聪，基本上都用左耳。此外，他有浓重的四川口音，事先如果不训练一下，会听不明白。再有就是发音习惯，80年代他在公众场合发言不多，但一言九鼎，所以他每次发言都很简练。”高志凯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

四川话里“四”和“十”发音差不多，每次遇到这种情况，高志凯都会马上用手势再向邓小平确认一遍，伸出四个手指代表四，左右手食指交叉代表十。大多数时候，邓小平都会果断地伸出四个指头回应。

如果是普通会谈，翻译如果没听明白，可以停下来再问一次，但做邓小平的翻译不行。“上世纪80年代，他会见的大多是比较重要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尤其是美国来的。邓小平认为中美关系非常重要，当时苏联还在，遏制苏联是全局性问题，中美关系是重中之重。除了美国国务卿、国防部长等人，美国来的内阁成员、部长级别的人他都愿意见。考虑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和敏感度，我不仅不能翻错，而且不能重问。那样不严肃，不严谨，也不得体。”

邓小平留给高志凯最深的印象是务实。“我陪他见外宾，从没听他引用过一句唐诗。他没有花里胡哨的地方，不爱虚荣，也不展示浮夸的东西。他说一不二，丁是丁卯是卯，但用的都是大白话。”

高志凯唯一一次听到邓小平讲英语，是会见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那天宾主相谈甚欢，气氛非常好，时间也超了，一向严肃的邓小平有了爽朗的笑声。会谈结束，他亲自把温伯格送到福建厅的门口，握手告别时，早年在法、德、苏都工作过的邓小平用英文说了一句“goodbye”，而高志凯条件反射地把这个单词翻成中文“再见”，又返给了邓小平。邓小平回过头，瞪大眼睛看了高志凯一下，然后哈哈大笑。

1986年，邓小平会见时任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高志凯（左三）任翻译。

“紧迫感与危机感让他选择改革开放”

邓小平1977年再次被历史推上了政治舞台，“他有紧迫感和危机感，这是我亲身感受到的。当时还在冷战时期，国际局面复杂，中国要从孤立的国际环境中杀出一条血路来，那就是改革开放。”高志凯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离开外交部多年后，高志凯曾去邓小平“文革”时期下放的江西南昌某工厂，在当年邓小平站着用锉刀锉螺丝钉的案板前站了很久。“1969年到1973年，他在那里干了3年多，做着最卑微的工作，没有人相信他能复出。而我给他当翻译的时候，却是他最鼎盛的时期。”这种反差让高志凯感慨万千。“他吃过苦，有过磨难，经历过大起大落，才更加珍惜回来的机会，觉得自己时间不多了。他知道中国必须走上一条正确的路，但这条路在哪里，又有多少风险？”

高志凯也去过邓小平复出前，叶剑英与邓小平谈话的地图室。“东、西、北三面墙挂着三幅顶天立地的军事地图。从上面看，当时的中国真的是被包围了，美军、苏军，中苏、中蒙边界全是苏联军队。而中国一贫如洗，还在以阶级斗争为纲。”

时至今日，改革开放对中国的意义已经无需多言。面对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基辛格有一次对高志凯说，自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如果当时出来的不是邓小平，而是别的领导人，中国是不是也能走到今天这样的局面？”高志凯回答道，邓小平是独一无二的。

站在历史十字路口的邓小平，在80年代会见外宾的次数已经很少，他更愿意考虑一些宏观的、影响更深远的事情，比如干部培养，当时同样是个紧迫的问题。“他一再强调干部年轻化、打破终身制，每次见外宾都说这个。当时很多‘文革’时期受冲击的老同志都想出来干，但这样年轻人就起不来。邓小平刻意培养年轻人，才有了第一、第二、第三梯队，后来才形成了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一直影响到今天。”在高志凯看来，邓小平当时想要什么职务都可以，但什么都没要。邓小平曾对外宾说，我想当（一把手）肯定能当，但多累啊，谁来都得请他们吃饭。

近距离的观察，让高志凯更深入地体会到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决策。“我觉得，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邓小平拿锉刀一下一下锉出来的。”

国企顽疾：一把手大权独揽

1988年3月8日，高志凯告别翻译室工作，去了他曾经无比向往的联合国。但短短一年后，他就有了新方向。在基辛格的推荐下，他获得了去耶鲁大学读书的机会，4年后获得政治学硕士和法学博士两个学位。1993年，高志凯进入华尔街一家老牌律所做律师，上班第二天就被派到香港，由此迈进资本市场，先为企业提供法律帮助，后来干脆加入了摩根士丹利，彻底转向金融领域，帮企业发行债券、股票，做并购业务。后来，他的工作重心渐渐转向国内，一度担任大型央企的高级副总裁。

在此期间，他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也让他有了与国内央企、国企打交道的经历。在他看来，计划经济时代的遗存与痼疾，改革转型带来的漏洞与问题，新旧矛盾交织，令人震惊。很多问题，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解决。

首先是企业结构的问题，层级太多。“几乎所有的央企和国企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总公司、一级公司、二级公司……基本按照国内的行政规划走。”高志凯服务过的大型国企中，有的下面有300多家公司，分成4层甚至7层。

其次是权力的集中化，在高志凯看来，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权力大多集中在各级一把手的手中，没有制衡。每个层级的公司都是一个决策单位，每年的国家预算来了，如何分配往往由一把手自己决定。统一采购、招投标规定都形同虚设，每个环节都有利益交换。负责人可以从弟弟的厂里买椅子，再把原材料卖给外甥。”

这种情况下，好东西可以当废料卖，次品可以按高价卖。“一些油田打井的钢管，以很便宜的价格卖给关系户，关系户修理一下，再卖回油田，质量无法保障。有央企的海上平台支架，直径两米半的钢管居然能像洋葱一样折断；海底电缆本来应该是全铜的，结果两头是铜，里面不是，放到海里，一不小心就断了，导致整个平台断电，损失巨大。”高志凯认为，这是现在国内安全事故不断的原因之一。

与此相对的是监管的缺失。“公司法律部、纪检部往往受控于同一层级的总经理。当我的预算、工资、升迁都掌握在你手里时，我是不可能对你形成制约的。在这种体制下，圣人都会腐败。企业里的法律顾问、纪检主任、监察机构，团伙犯罪的多得是，你不下水也要把你拉下水，大家以和为贵，有钱一起赚。”

更有一些管理者，用国家资财牟取私利。“一个地区的总经理想成为集团副总经理。他对我说，如果我能把这个事给他解决了，要黄金有黄金，要外汇有外汇，要房子有房子，他还可以给我安排20个人进来。”对此，高志凯用“惊心动魄”来形容自己的感受。但另一方面，这些高管们也有“苦衷”：“别人都在跑动，他们不跑动也不行，因为领导不是圣人，不往前凑，再有本事也没人垂青。说到底，还是这个系统的问题。”

政府原因：拼爹形成“权贵资本”

企业的病还没治好，政府作用过大，又让旧病添新愁。高志凯认为，改革开放一方面让国家财富和社会财富迅速积累，另一方面，改革滞后带来的政策门槛让大量资金找不到投资出口。在这种情况下，风险投资基金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很快被引入中国，并迅速生长。但是，其中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些风投和私募还没有发展壮大，就已经形成了“中国特色”——资本权贵化。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政府扮演的角色有问题。

首要问题就是干预太多。“现在有很多政府引导基金。如果是市场化操作没问题，但往往是政府出一部分钱，然后管理者由政府控制，资金投向由政府决定，最后上不上市还得由政府说了算，这就很容易牵扯裙带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基金赚不赚钱是一回事，负责人自己赚不赚钱是另一回事。“负责人可以高价买一个亲戚朋友的资产进来，基金亏了，但亲戚朋友赚了；他也可以声称某个投资项目不好，折扣价卖掉。这种例子比比皆是。”

政府干预太多，缺乏市场运作，导致融资和投资的双重不公。“国内有几家基金牛气冲天，好的投资机会它都能抢到。不是因为它业绩好，而是因为管理者有背景。你融资争不过它，抢项目抢不过它，等上市的时候，它还能跑到证监会去要通道。”高志凯认为这种“中国特色”严重妨碍了基金的正常运作。

“现在连美国的投资银行在国内找代理人都走权贵路线，最后变成不是找优秀的管理人和投资项目，而是看谁的爹级别高，这样才能拿到项目。我能说出好多高官子弟在美资银行里，还有一些要害部委官员的子女。当然，这些子女的外语能力、海外经历也都不错，但如果因为是有家庭背景就能控制某些资金，在市场上抢项目所向披靡，拼来拼去最后全是拼背景，就太可悲了。更可怕的是，如果整个行业链全打政府关系牌，很容易形成巨大的风险和问题。”高志凯说。

分权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针对这些问题，高志凯认为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和分析，避免极端化的解决方案。

高志凯并不赞同“废除国有企业，让国有资本退出经济运行”的观点。他认为，在某些特定行业里，国企仍然应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中国企业要在国际上与非常强大的跨国公司竞争，而国外的跨国公司早年也是由发达国家的政府在背后大力支持，甚至用炮舰外交支持出来的。”

高志凯认为，国企的问题主要是制度性的，要把这些问题改掉，关键是要让国企真正代表老百姓的利益。“挪威石油公司、新加坡航空公司都是国有企业，制度性保障使其不能腐败，廉洁透明。挪威的石油、天然气属于国家，老百姓都有份，每年企业公布很多细节，老百姓能算出人均占多少，知道这是国家代自己持有的。”中国企业则很模糊。“老百姓觉得，企业被利益相关方控制了，究竟是谁的搞不清楚，老百姓平摊不到，你值多少钱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要解决问题，首先要打破一把手大权独揽的局面，尤其是采购权和人事权。“国外很多跨国企业，像通用电气，规模很大，遍布世界100多个国家，但它只有一个采购部。通用电气中国区总裁的权力很大，但在公司里，他要买一支笔都不能做主。他只能统计一年里公司需要多少台电脑，多少张写字台，多少支笔，然后报给采购部，经过审核、批准，由采购部统一集中购买。人事权也由人事部垂直管理，你可以说你需要什么人，报上来，由总公司直接招聘，这样就减少了腐败的可能性。”高志凯说。

其次是监管权的相对独立。“法律顾问要有相对独立性，比如可以直接向上汇报，形成一个垂直体制。法律顾问的奖励应该是发现了总经理多少问题，而不是同流合污。否则，人的任免，财的支付，物的处置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那么多人都在求他，他能不腐败吗？”

此外，还应把审查监督从后置变成前置。“蒋洁敏出事时，我提出过一个观点：这种人不出事的时候，大家以为他是天使；出了事，大家觉得他是魔鬼。其实，真实情况比这复杂得多。‘老虎’、‘苍蝇’是要打，但更重要的，是有一个防范出现‘老虎’、‘苍蝇’的机制，事前就要严格监督，因为事后再审已经晚了，损失已经造成了。”

在这方面，国内的认识还有待提高。高志凯介绍，国际优秀企业都极其重视法律专业人士在公司里所扮演的角色。他曾为李嘉诚的企业和记黄埔提供过服务，在香港和记大厦，他看到董事总经理所在的楼层有一半都是法律顾问办公室，而另一半是财务部。“他们就紧紧抓住两块，一是法律，二是财务。反观国内，权力过于集中，缺乏相互监督是造成现在国有企业内部很多问题的根本所在。”

对于政府在经济中应该扮演的角色，高志凯认为，首先是政企分离。“让企业运行更加市场化，降低受政府控制的程度，这是避免形成权贵资本的关键。”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不作为，“政府应该发挥重要作用，但必须是正能量，让企业凭真功夫做事。”其次，国内企业界应该形成健康成熟的行业协会，既能摆脱地方限制，也能协调企业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同时促进自身行业的发展。

“摸着石头过河”没有过时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摸着石头过河”。30多年后，高志凯仍然坚信这句话的现实意义。

“有人说，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理性改革的时代。我觉得这容易让人误以为‘摸着石头过河’是缺乏理性的。如果把当前的改革说成理性的，把30多年前的决策说成非理性或缺乏理性，是不可取，也不符合事实的。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机遇和挑战，摸着石头过河本身就包含着巨大的理性和利弊权衡。”高志凯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

面对种种问题，高志凯仍然认为中国是幸运的。“1978年，在找不着北的时候出了个邓小平，把中国从死胡同里拉出来，走上了改革开放的路。最近这10年，中国确实积压了很多问题，但我觉得中国现在仍然是走运的。如果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重大决定能够迅速得以推进，通过立法、各级政府全力配合等手段加以落实，国内的问题会得到妥善解决。整天感恩戴德固然不好，但极端否定一切，什么都看不惯，又什么都做不好，则更为可悲。假如你无法提出和实现一个更好的方案，那么不如积极地把现有问题加以解决。”

来源：达之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