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冯的成功，对于王钟儿意味着什么呢？她的墓志说：“太和中固求出家，即居紫禁。”这里的“太和中”，应该是高照容死后的太和二十年（496）或二十一年（497），王钟儿已五十七八岁。当大冯接管元恪的抚养权，要扮演母亲角色时，元恪的生母高照容固然必须消失，长期服侍高照容、帮助她养育孩子的王钟儿也不能再留在元恪的世界里。墓志说王钟儿“固求出家”，实际上，很可能是被安排出家。不过，她虽然出家，却没有离开洛阳宫，墓志说“即居紫禁”，就是仍然生活在宫内。墓志后面说她老年生病时迁往“外寺”，那么在皇宫内的尼寺大概可称“内寺”。作为比丘尼，她获得了新的身份，法名慈庆。我们今后就用慈庆来称呼她。

当慈庆开启陌生的比丘尼生涯时，诸事顺遂的皇后大冯正在享受她的高光时刻。不过大冯一定想不到，她的高光时刻不会如她所愿的那样延续很久，事实上前后合起来还不到一年。

不赞成孝文帝迁都和改制的人一定很多，只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除了消极抵抗别无他法，少数胆敢走极端者如穆泰、陆叡等也几乎注定会失败。大冯废储夺宫一路走下来，得罪的人虽远不如孝文帝多，然而她显然是比孝文帝更容易针对的目标，而且很可能，她引发、招徕并凝聚的敌意更具体、更鲜明、更迫切。可以设想，个人性的愤懑与敌意会在适当的时候转化为社会网络，甚至进一步转化为目标明确的有计划行动。当然，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巨大的宫廷阴谋都不大可能留有文件，圈内人讳莫如深，圈外人茫然不晓，写史者无可得而措笔，读史者无可得而窥秘。正如元恂失去孝文帝信任及随后被废被杀的真实过程已无从复原，毫不奇怪的是，围绕大冯人生最后两年所发生的一切也相当怪诞离奇。

对孝文帝来说，大冯被立为后，一年多来高度紧张的洛阳宫终于安定，他可以专心对萧齐用兵了。一个半月后，即太和二十一年八月庚辰（497年10月7日），“车驾南讨”。送别的时候，大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是一次致命的分别，正享受巅峰感的她完全意识不到，与皇帝的长时间隔离会给暗中的敌对者最大的机会。一年半后她才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皇帝，而那时她的悲惨结局已经无可挽回了。

孝文帝在位的最后五年，差不多一半时间用在对萧齐用兵，要么身在南征军中，要么忙着筹划南征。他的目标非常清楚，就是要把北魏的南部边境大幅前推，压迫萧齐的北方边境向南退缩，以便为首都洛阳制造更安全的战略空间。从孝文帝的军事安排看，他有三个主要目标。第一个，也是最紧迫的，在洛阳的正南方，面对萧齐的雍州（襄阳）重镇，必须夺取萧齐在汉水（沔水）以北的南阳盆地，做到与萧齐隔汉水分境。第二个，是把魏境南推至淮河上游的桐柏山、大别山北麓，夺取萧齐在这个区域的主要军镇义阳（今河南信阳）。第三个，是在东南方向攻占萧齐的淮南地区，把南朝防线挤压到长江南岸，实现与南朝隔江对峙。这三个目标，要用三个战役分别达成。三大战役可分别称为沔北战役、义阳战役和淮南战役。从历史发展看，孝文帝用半年多实现了第一个目标，紧接着启动义阳战役，想尽快实现第二个目标。然而后院失火，洛阳宫的动荡迫使他紧急班师。这样他就永远失去了实现第二个和第三个目标的机会。

从太和二十一年九月到二十二年（498）三月，北魏大军以绝对的优势兵力[《南齐书·魏虏传》∶“（元）宏时大举南寇，伪咸阳王元憘、彭城王元勰、常侍王元嵩、宝掌王元丽、广陵侯元燮、都督大将军刘昶、王肃、杨大眼、奚康生、长孙稚等三十六军，前后相继，众号百万。其诸王军朱色鼓，公侯绿色鼓，伯子男黑色鼓，并有鼙角，吹唇沸地。”《资治通鉴》把这段话简化为“众号百万，吹唇沸地”，其中“吹唇沸地”一词后来常见用于诗词。清末黄遵宪写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诗，有“压城云黑饿鸱鸣，齐作吹唇沸地声”之句。见《人境庐诗草》卷十《七月二十一日外国联军入犯京师》，《黄遵宪集》，中华书局，2019年，第263页。]，把南阳盆地的几个萧齐郡县戍城分割隔断，筑围攻击，先后攻克新野、赭阳、舞阴、南乡、南阳（宛城）和邓城，萧齐的沔北五郡尽数入魏，齐军据守的军城中，只剩下汉水边的樊城兀然独存。樊城依托汉水，南与襄阳相连，对于魏军来说，既难攻击，又难守御。孝文帝见好就收，满足于距离洛阳最近的萧齐势力已基本清除，于三月庚寅（498年4月15日）来到樊城城下，“观兵襄沔，耀武而还”。之后孝文帝马不停蹄地奔赴淮源，去实现他的第二个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当孝文帝亲临新野城下，指挥大军“筑长围以守之”，可谓戎马倥偬之际，他却抽出时间处理了一宗可能只有大冯才会关心的事务。太和二十一年十月乙亥（497年12月1日），“追废贞皇后林氏为庶人”。贞皇后林氏即元恂生母，被冯太后杀害已十四年，四年前因元恂被立为太子而追尊为皇后。元恂被废被杀时，似无人想起这位空有名号的皇后。现在孝文帝忽然有此决定，表面上是因“有司”上报，事实上只能是在洛阳的大冯想起此事，或被提醒，不能容忍有人分享皇后名号，才有这么一份报告出现在孝文帝面前。孝文帝批准追废林氏，固然有礼法依据，但也可看出他对大冯情义如故。不过半年后情况就发生了大变。

沔北战役还没有完全结束时，孝文帝命征南将军王肃开始围攻义阳城，这标志着第二个战役的开始。孝文帝在樊城城下耀兵沔上、南望襄阳之后，立即挥师东进，加入王肃刚刚启动的义阳战役。这次行军异常迅疾，半个月后，即太和二十二年三月辛亥（498年5月6日），孝文帝抵达义阳战役中魏军的大本营悬瓠城。这个悬瓠城，就是王钟儿（慈庆）被俘入平城宫之前长期生活过的那个汝河上游的军事重镇。

因萧齐援军渐至，速胜的机会已经丧失，孝文帝在进入悬瓠二十天之后，于四月庚午（5月25日）下诏“发州郡兵二十万人，限八月中旬集悬瓠”。这大概是因为，魏军不得不把相当兵力留在沔北，只好另外动员兵力投入义阳战役。这次动员的各地人力物力，包括北镇的高车部落。据此安排，来自各州郡的增援军队到八月中旬才能抵达悬瓠，因而对义阳的总攻只有到八月底以后才能展开，那么九月前的四个月，除战役筹备之外别无大事，孝文帝本人并无必要留在悬瓠。然而，孝文帝从三月底进驻悬瓠，到诸军齐聚的九月底突然宣布停止义阳战役，他竟然在悬瓠城住了整整五个月。这是极不正常的。

一个解释是孝文帝突然病重。《北史·后妃传》说大冯与宦官高菩萨私乱，“及帝在汝南不豫，后便公然丑恣”。据此，孝文帝病重在前，得知大冯失德在后。《魏书·术艺·徐謇传》：“（太和）二十二年，高祖幸悬瓠，其疾大渐，乃驰驲招謇，令水路赴行所，一日一夜行数百里。至，诊省下治，果有大验。”孝文帝的确在悬瓠重病了一场，病因很可能是长期吃五石散或各种丹药（甚至可以说，北魏皇帝多壮年病死者，主要是因为食散服丹），因此急招擅长合金丹的御医（侍御师）徐謇到悬瓠。这一番忙乱，身为皇后的大冯自然知道了皇帝生病之事，所以《北史·后妃传》的叙事时序似乎有道理。不过，《徐謇传》载孝文帝九月间在汝滨为感谢徐謇举行的宴会上所下的诏书，明确说到自己生病的时间：“仲秋动痾，心容顿竭，气体羸瘠，玉几在虑。”可见孝文帝生病在八月，去三月底初至悬瓠已经四个多月了。因此，孝文帝久驻悬瓠，是别有原因的。

皇帝离开这么久，洛阳的确出了一些乱子，表面上看，最严重的是高级官员间发生了内斗。孝文帝留在洛阳处理政务（称为“留台”）的三个主要官员是尚书仆射李冲、任城王元澄和御史中尉李彪，冲突发生在李冲与李彪之间。论资历地位，李彪远逊于李冲。而且李冲还是李彪最主要的提携者。《魏书·李冲传》：“李彪之入京也，孤微寡援，而自立不群，以冲好士，倾心宗附。冲亦重其器学，礼而纳焉，每言之于高祖，公私共相援益。”虽然李彪是顿丘李氏，李冲为陇西李氏，本无宗亲关系，但李彪对李冲“倾心宗附”，便是以同为李姓而结宗致敬的意思。后来李彪得孝文帝重用，大概对李冲的“宗敬”颇不及初：“及彪为中尉、兼尚书，为高祖知待，便谓非复藉冲，而更相轻背，惟公坐敛袂而已，无复宗敬之意也。”《魏书·李彪传》：“彪素性刚豪，与冲等意议乖异，遂形于声色，殊无降下之心。自谓身为法官，莫能纠劾己者，遂多专恣。”按照《魏书》这种叙述，李冲对李彪的打击是出于个人原因，与国事关系不大。不过《魏书》又记李冲的态度是不寻常的愤怒：“冲时震怒，数数责彪前后愆悖，瞋目大呼，投折几案。尽收御史，皆泥首面缚，詈辱肆口。”李冲一贯持重、温和，怎么会突然间性情大变呢？看起来无论如何是一场蓄积已久的大爆发。

我认为，李冲这场大爆发是洛阳一连串针对大冯行动的一个环节，当然可能还是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李彪是洛阳最高司法官员，掌握着洛阳城内外的治安警戒大权，宫内外各种秘密活动很难逃过他的眼线。正是因此，当针对大冯的大规模行动即将展开时，李彪是应该首先被除掉的。如此显要、深得皇帝信任的一个人物，怎么才除得掉呢？唯一的途径是让留台三驾马车自相残杀。只有这时，李冲与李彪的隐性矛盾才可能被利用、被放大、被引爆。

而且不要忘记，李彪正是导致废太子元恂最终被杀的举报人，是他“承间密表，吿恂复与左右谋逆”。无论李彪的举报是不是受到孝文帝指使，他的行为决定了他很大程度上被视为大冯一党。也不要忘记了，元恂立为太子后，李冲一直担任太子少傅，所以太子被废，李冲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孝文帝谢罪。李冲对元恂被陷害一定有所察觉，只是无可奈何而已，而他提携起来的李彪直接助力了元恂之死，这当然会使他愤懑难抑。在皇帝缺席的洛阳，那些想除掉李彪的人，对这些情况必定了如指掌。我们当然不知道他们都是谁，但他们的确是存在的，而且历史地看，他们无处不在、十分强大。他们要做的，只是一点点撑大李冲和李彪之间的裂隙，在李冲那里火上浇油，促使他爆发。

李冲联合元澄对付李彪，“积其前后罪过，乃于尚书省禁止彪”，上书孝文帝，激烈地攻击李彪，甚至赌上了自己一生积攒的政治资本。李冲虽在上表中隐隐提及“往年以河阳事”（即诬告元恂事），毕竟不敢冒犯皇上，但最后说：“如臣列得实，宜殛彪于有北，以除奸矫之乱政；如臣无证，宜投臣于四裔，以息青蝇之白黑。”分明是不共戴天的决绝。孝文帝读表大惊：“何意留京如此也！”尽管为了李冲的面子不得不处理李彪，但还是留有余地。“有司处彪大辟，高祖恕之，除名而已。”而且，孝文帝还很不高兴地说：“道固可谓溢也，仆射亦为满矣。”道固是李彪的字，仆射指李冲，意思是两人都不知谦谨，致有此乱。从孝文帝这一各打五十大板的评论来看，他似乎完全没有读出这一事件的重大政治含义。

李冲和李彪的这场冲突何时发生，史无明文，《资治通鉴》系于太和二十二年三月底四月初之间，把二人冲突的始末及因此李冲发病而死总而叙之，似是认为冲突发生在三月底之前。这样处理很可能是对的。无论如何，尽管这个事件相当严重，而且随后李冲死去，都没有影响孝文帝完成义阳战役的决心。只是随着李彪被除名，洛阳宫内外针对大冯的行动开始加速。大概是五月至七月间的某一天，一个不速之客的到来，彻底改变了孝文帝的计划，逆转了五年来宫廷政治的发展方向。

不知道具体的日期[《资治通鉴》系此事于太和二十三年二月，只是为孝文帝终审大冯补叙前因，不可以当作编排年月的依据。陈留公主到悬瓠向孝文帝密告皇后，只会发生在前一年的夏天，很可能在五六月间。]，一定是在夏季，一个下雨的日子。孝文帝的六妹，过去的彭城公主，现已改号陈留公主，没有官员陪同，没有士兵护卫，没有车队随行，只带着她自己的侍婢家僮，总共十几个人，“乘轻车，冒霖雨”，狼狈不堪的样子，突然出现在悬瓠城下。可能是在公主的要求下，和孝文帝谈话时，并无他人在侧（据《魏书·皇后传》，彭城王元勰因侍疾得以闻知）。公主向皇兄报告的内容，史书只说是皇后秽乱后宫，诸如“后遂与中官高菩萨私乱”，“后便公然丑恣，中常侍双蒙等为其心腹”等。当然内容未必限于这些，不过已足够让孝文帝震惊了。《北史·后妃传》：“帝闻，因骇愕，未之信，而秘匿之。”以孝文帝的聪明敏感与经验丰富，自然知道事关重大。如果皇后大冯真是一直在他背后另有一套，那么过去几年他自己在许多事情上的判断与处置，很可能都是错误的。其中包括自己的长子元恂，而这是任何为人父者都难以面对的。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也许是好几个月，孝文帝身在悬瓠，心在洛阳，秘密调查由此展开。之所以留在悬瓠不动，就是因为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不能轻举妄动。

为什么陈留公主会加入针对大冯的行动中呢？

大冯的生母姓常，常氏为冯熙生了两个孩子，即大冯和她的弟弟冯夙。大冯为冯夙谋划婚事，立意要让他“尚主”，就是娶一个公主。这时孝文帝诸妹中，陈留公主恰好新寡。《北史·后妃传》：“是时彭城公主，宋王刘昶子妇也，年少嫠居。北平公冯夙，后之同母弟也，后求婚于孝文，孝文许之。”大冯替弟弟向孝文帝求婚，孝文帝许婚，说明孝文帝对大冯仍然是信任和宠爱的。不过这一婚事的当事人之一陈留公主（即彭城公主）却是万般的不乐意，“公主志不愿”，就是看不上冯夙其人。只是既然孝文帝已许婚，身为后宫之主的冯皇后是可以强制执行的，公主的抵抗空间极为有限。正是被逼入绝境，且刻不容缓的形势，把陈留公主推向了皇后大冯的对立面，加入一个正快速发展的计谋网络中。

古代史料存在如何解读的问题，标点句读是难点之一。中华书局点校本《魏书》和《北史》上引文的标点，“婚”字都从下句，作“婚有日矣”，似乎是已成婚一段时间了。如果是这样，陈留公主的反抗还有什么意义呢？其实只是皇后大冯逼公主与冯夙完婚，即所谓“欲强之婚”，拖不下去了，公主不得不铤而走险，密赴悬瓠。后来关于陈留公主婚姻史的叙述，都只说她先嫁刘昶之子刘承绪，后嫁王肃，不提她嫁过冯夙。如果公主与冯夙成婚有日，那么即使后来离婚，也要算她嫁过冯家。[关于陈留公主，请参看我的一篇旧作《陈留公主》，《读书》2005年第2期;后收入散文集《杀人石猜想》，中华书局，2010年。]

从陈留公主到悬瓠那天开始，孝文帝需要“日理”的“万机”中，优先项不再是义阳战役的筹备，而是洛阳宫隐秘诸事的调查。当然，非常可能的情况是，他的这一番调查，不过是发现了别人希望他发现的一切。